汉赋发生之源流，一直是汉赋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才开始注重在文化学背景下的探讨。这样的探讨，往往能避免狭义的文学角度在《诗》、《骚》体格结构之沉淀上推导出它们之间平面的源流关系，因为实际上那只能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却很难说就是一种发生的渊源，毕竟一种文学样式是在活的文化语境中创生、传播并起作用的。本文即试图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制度之沿革与汉赋的关系来追溯辞赋的成因，期望得到专家的批评指正。
一
大凡论者于赋之源起，皆举班固《两都赋序》之所言：“或曰：
赋者，古诗之流也。”于是，大多从《诗》之六义的赋主敷陈为起点，承《毛诗序》之所释，将赋理解为一种发展了“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创作手法，“古诗之流”便被解成是由《诗经》的“赋法”
演变而成赋这一体裁。其实，班固的看法恐怕并非如此简单直捷。其所论如下：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
故言语侍从之臣… … 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 … 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
之所以如此不嫌冗赘，大段摘引班固序文，是考虑这样能够比较完整地看到，所谓“古诗之流”，在经学昌盛时代的汉朝人眼中，实际上是附着于对先秦儒家所阐述的一整套礼乐文化制度理想的全面政治实践之上的。
大汉初定之日，随着统一帝国和专制君主统治秩序的逐步完成，统治思想的选择也发生了演变。自贾谊第一个提出改制并拟出草案后，反映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要求、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主干的儒学新体系逐渐形成。汉武帝藉前几代所积累的政治、经济基础，开始全面实践先秦儒家所鼓吹的上古社会以礼乐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制度，包括确立一套读书出身和经由举荐、考核构成的文官制度，这就是班固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全部内涵。被视作是这一礼乐文化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之事，若汉赋、乐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蔚成大国”的。
在班固看来，“大汉之文章”之所以“炳焉与三代同风”，是在于其“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政治功能，恰如《诗》三百篇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斯之谓礼教德治，这同时也是孔子说《诗》要求“思无邪”的准则。那么，“稽之上古”，像汉之言语侍从之臣和公卿大臣那样“日月献纳”、“时时间作”，承负起那种政治功能，并给汉赋艺术以周期性的场所的具体机制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班固的“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似乎有点语焉未详。
我们知道，中国的史官文化认为，中国的文明是脱胎于夏、商而化成于两周，尤其自周公奠立的典章制度及“成康之治”，都被奉作不可企及的典范。在这些被记载下来的典章制度中，就有一个“公卿献诗”、“瞍赋矇诵”的赋诗制度。《国语· 周语》
上载：
邵公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此外，在《国语·晋语》六、《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平公等于西周赋诗制度也都有详备的记载。这里，“赋”与“诵”对举，“赋”当是一种接近于“诵”的语言行为。“瞍赋”之下韦注：“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则知先秦史官认为，周天子靠听取专职艺人（他们往往是特异的瞽者）唱诵公卿至列士所献之诗这样的制度来治政。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振铎采诗的制度，天子将它作为一条“观风俗、知得失”、“以行其教”的途径，与赋诗制度一起承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政治功能。这采诗制度后来就成了汉立乐府的依据。显然，所谓“赋者，古诗之流”，是指汉赋对上古赋诗制度的沿袭，这种赋诗制度的政治功能决定了汉赋的根本性质。至于“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则当是指西周中衰后“礼义废，政教失”，赋诗制度亦随之而丧。
班固在《汉书·礼乐志》中有同样的解释：“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是时，周室大坏，诸侯恣行…… 自此礼乐丧矣。”正因如此，才会有大汉“兴废继绝，润色鸿业”之说。
平心而论，像献诗、赋诗这样在上古社会自然形成的政治活动内容，是颇染上春秋战国时代史官文化的理想化色彩的，这与他们处身于一个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危世而仍怀抱以一种感化的道德精神来维系人伦秩序的政治理想有关，他们必须著述一套有说服力的学说去获得政治实践权。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子曾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来概述他的政教纲领，这种以诗立教、以礼乐立教之方法，被标榜成是先王美政之传统。可惜他有点生不逢时。历史的大任降落到了五六百年以后孔子的信徒身上，两汉的经学家在孔子这种“礼乐”学说的指导下，完成了建构传统的赋诗制度的政治实践：献赋与乐府，就被认为是献诗赋诗制和采诗制的新的形态。不仅如此，由于帝王贵族的喜好，献赋还成为通向仕途的捷径，至张衡的《论贡举疏》更有了试赋取士的记载：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能有焉…… 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古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偈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俸禄，于义已加，不可复使理人及任州郡。这样，原本供封建帝王贵族玩赏的汉赋艺术，反带着古诗之遗意、讽谕之美名，在政治文化制度这庄严的帷幕下大大发展起来。在上古社会丰富具体的政治行为被越来越抽象成一种讽谏模式的同时，又极尽铺张夸饰之能事，从而实质上成为君主专制政治清明的饰物，甚至外化成士人入仕的工具，直接导致了“作者鼎沸”这样的局面。尽管在当时严肃的学者看来这或许意味着赋的堕落，因而有“辞人之赋”与“诗人之赋”之区分，然而，它毕竟具有一种促进艺术发展的自律性社会机能，“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可谓骤然而盛。自武帝至东汉和帝间，共约２５０ 年，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汉志》就著录了７００多篇赋，６０余名作者。
二
先秦至汉初，正值中国的文化表现形式由口头向书面演进（或曰由语言型转向文字型）的重要历史关口，因而使得修辞的自觉成为可能。上古文化至这一时期逐渐进入书面记载、整理阶段，早期人类的思维内容和方式及其语言行为因其典章制度上的沿续，不仅受到摹仿和尊崇，而且被逐渐改造、定型，作为可传授的各种项目，形成种种较固定的样式并被形诸文字，其中有一些最后积淀成更加复杂和固定的文字形式———通常就成为文学上所说的体裁。几乎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无论雅俗的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可溯源至这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
赋所出现的正是这样一个语言与文字走向分离，并由语言型向文字型演进的时代，上古社会“赋诗”这样一种陈诗讽诵的语言行为因而有可能转化为以文字同样有效地再现这种语言行为的书面体裁，关键在于：是什么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机制和环节？
说来奇怪，赋体的正式成立似乎反倒是在其母体赋诗制度崩坏之后。其实，在春秋时期，西周的所谓献诗赋诗采诗等制度，包括诗歌作品本身，均被史官用文字存续下来，并被奉作经典，作为贵族的法定教育专项，知识的传授成为制度沿续的一个重要环节。《周礼·春官》有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之说，一方面诗被当作历史经验与精神典范的载体，像《国语·楚语》记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士亹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韦昭解云：“导，开也。显德，谓若成、汤、文、武、周邵僖公之属，诸诗所美者也。”另一方面，诗则被当作一种语言修辞的修养和技巧，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这两个方面，对春秋时期的“行人之学”都有直接的影响。
春秋之际，诸侯纷争，无论征伐、会盟、和战，往往决于片言：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因此，一个具有优秀政治才能和外交辞令素养的“学《诗》之士”
会受到极端的重视。他们代表着公室或私门各自的利益和政见，习诗所注重培养的是如何“专对”、“达政”，正如孔子所言：
“诵《诗》三百…… 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 子路》）有学者对《国语》所记载的三十二次赋诗作了调查，发现其中大多是用于政治外交生活的（详参蔡尚思《孔子的思想体系》）。
这样，我们看到，由教育所承传的所谓赋诗制度的基质，在春秋时期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赋诗讽诵这具体的语言行为，内化为如何体现运用既定词语及形式来表现不定的情境内容之机智的一种修辞能力，人们叫做“以意逆志”、“断章取义”。无论赋诗言志者还是听诗观志者，都要经历“歌《诗》必类”（见《左传· 襄公十六年》）的心理状态来传递现实的政治活动信息，完成“微言相感”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刘勰将郑庄之赋《大隧》、士蔿之赋《狐裘》这类“结言短韵”的赋诗看作是赋体之滥觞是很有见地的。徐师曾《文体明辨· 赋》论述赋诗与赋之渊源关系曰：
如《春秋传》所载晋公子重耳之秦，秦穆公享之，赋《六月》；晋文公如晋，晋襄公飨公，赋《青青者莪》；郑穆公与鲁文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鲁穆叔如晋，见中行献子，赋《圻父》之类，皆以吟咏性情，各从义类。故情形于辞，则丽而可观，辞合于理，则则而可法。使读之者有兴起之妙趣，有咏歌之遗音，扬雄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者是已。———此赋之本义也。
同样揭示了春秋间诸侯卿大夫赋诗言志，在本质上对上古社会赋诗讽诵的继承和对汉赋艺术品质的开启作用。
以赋诗作辞，意味着“诗”向“辞”的转化，也便意味着作为语言艺术的修辞自觉之开始。这场语言行为上的重大变革，伴随着战国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而愈演愈烈。诸子百家都在为实现各自的政治主张而游说争鸣，更有那出自“行人之学”的纵横家摇唇鼓舌，以张其说，原本贵族所受那种赋诗教育的“微言相感”，根本不能适应现实政治生活的需要，故《汉志》所谓“春秋之后，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是自然而然之事。现实政治生活所要求的，是将赋诗制度所内化的那种诗语游戏般的修辞能力，大大发展成无所依傍、滔滔不绝的雄辩术，以便充分展现其政治、哲学思想，并以一种特殊的语言魅力吸引并征服君主。叔向在他那个时代已经认识到“辞”的重要性，故而说：“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
（《左传·襄公三十年》）到了孟子则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即拿屈原来讲，也是一个出入以对、娴于辞令的出色辩士。
于是，这种辩辞在结构上的曲折层澜、徐徐入胜，辞藻上的肆意纵横、华美动听，理致上的机巧缜密、令人信服，一切可能出现的修辞手段在那个激荡的时代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语言艺术产生了质的飞跃。后来汉大赋的劝讽模式、主客问对、韵散结合、纵横铺叙等体制形式上的特色，都可以在战国的辩辞艺术中找到原型。关于这一点，我们颇可以将《战国策》或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所录辩士之言论与汉赋有关作品作一造型上的对照。
章太炎说：“纵横家的话，本来几分像赋，到天下一统的时候，纵横家用不着，就变作词赋家。”此说甚确。汉初的赋家本来就是习长短纵横之术的“游士”，如《汉志》所载三大赋派之一的陆贾赋，大概就是专以骋辞为特色的。汉人因此往往将“辞”、“赋”
共举。虽说赋是在“歌咏不行”的背景下“与诗画境”而脱胎于“辞”，但是，赋诗制度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作为一种诗学理论的一部分，依然对汉赋的产生和发展发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除了前一节所说的决定了汉赋的根本性质，还体现在“命赋之厥初”这一现象上。
真正以赋名篇的，现在学术界一般都承认起于大儒荀子的《赋篇》，而此名恰恰是与“天下不治，请陈佹诗”这一对赋诗制度传统之继承有密切的关系。作为先秦两汉儒学的承先启后者，也算是“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荀子建立了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原则，强调“百王之道”乃“诗书礼乐之归”（见《荀子· 儒效》），故所作《赋篇》、《成相篇》等，《汉志》以为和屈原之作一样，“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值得注意的是，荀子之“赋诗”，不同于春秋时诸侯卿大夫的断章讽诵，杜预、孔颖达释作“自作诗”，仿佛古制之献诗陈志，正是在这一点上，在赋的发生史上有特殊意义。朱自清说：“战国以来，个人自作而称为诗的，最早就是《荀子· 赋篇》的《佹诗》。”既然“赋诗”是一种实际创作的具体语言行为之指称，那么，一旦当这种具体语言行为的内容或结果转化成书面形式时，这种行为动作之指称很自然变成某种特定的称名，荀子《赋篇》之“赋”，恰恰显示出动词性向名词性转化的痕迹。至于楚辞作者，亦往往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其所作与“诗”互称，如“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
综上所论，史官文化记载的赋诗制度对汉赋的发生与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与儒学在先秦两汉的发展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赋诗制度的传统成为一种制度上的中介，使上古社会具有政治生活内容的赋诗讽诵之语言行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演化成种种不同但较为固定的语言形式和文字形式，其中意味着修辞自觉的“辞”，对赋的形制之产生具有直接作用。然而，正因为如此，赋诗制度本身所属的政治性质与语言修辞独立发展后所产生的艺术性质，从根本上规定了汉赋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孕育着“讽”与“劝”的矛盾，这似乎成了中国文学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
（原载《殷都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