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早的公元215年，孙、刘平分荆州江南四郡的时候，孙权派诸葛瑾与刘备谈判，和平解决荆州领土问题。此时的孙权，有无撕毁与刘备的和平约定（有无条约不得而知，故只好说约定），不得而知，至少是脚踏两只船。作为一个政权的首脑，对这样的政治形势判断不明，有什么好说呢？
刘备君臣对孙权完全丧失警惕，不作任何防备，实在是难以理解。此时的孙权，即使不是自己的敌人，至少也不是自己的朋友。对不是朋友的人，又在战争年代，多少总要有所防备吧？可能，刘备真的是老了，老得脑子一桶糨糊，连一丁点政治敏锐性都没有；要么，刚刚当上汉中王，叫花子捡了元宝，高兴得昏了头；要么，刘备从来就不搞什么情报工作，连曹、孙结盟的爆炸性旧闻也一无所知。
这实在是个低级错误。当然，行家里手犯的一般都是低级错误，要犯高级错误也难。
话又说回来，也有可能，刘备对上述问题已有考虑和部署，只是关羽的盲目乐观、一意孤行，造成此战的最后结局。如果关羽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如果关羽对敌我力量对比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如果关羽不是那么刚愎自用、目空一切，最后的结局也不至于如此的不堪。
单有刘备的错或关羽的错，事情都不至于糟到这个程度。刘备的错，是前半；关羽的错，是后半；两兄弟的错，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铸成一个完整的错。
什么叫难兄难弟？这可能是最好的又是最坏的注释。
公元201年，刘备最困难的时候，降曹后的关羽回到了身边，为刘备以后的得荆州和益州，为刘备的建立政权奠定了基础。公元219年，刘大哥最得意的时候，关二弟永远离他而去，还弄丢了“荆州”。
可以说，决定刘备此生失败的，是关羽的襄樊之战，尽管，襄樊之败，不是关羽一个人的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呜呼！
关于刘备的责任问题，吕思勉先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我摘录他的《三国史话》中的一段：“这件事情，如其就事论事，关羽的刚愎而贪功，似应负其全责。如其通观前后，则刘备的急于并吞刘璋，实在是失败的原因。倘使刘备老实一些，竟替刘璋出一把力，北攻张鲁，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张鲁既下，而马超、韩遂等还未全败，彼此联合，以扰关中，曹操倒难以对付了。刘备心计太工，不肯北攻张鲁，而要反噬刘璋，以致替曹操腾出了平定关中和凉州的时间，而且仍给予削平张鲁的机会。后来虽因曹操方面实力不充足，仍能进取汉中，然本可联合凉州诸将共扰关中的，却变作独当大敌。于是不得不令关羽出兵以为牵制，而荆州丧失的祸根，就潜伏于此了。”
吕先生的意思是，关羽出兵襄、樊，仅仅是为减轻汉中压力，而在荆州牵制曹操的兵力。在我看来，关羽攻襄、樊，的确有牵制曹操兵力减轻汉中压力的战役意图。但关羽出兵的目的，又不仅仅于此。
吕先生的另一层意思是，如果当初刘备入川后，老老实实地替刘璋北攻张鲁，就不至于有今日的荆州之失。公元211年，刘备入川后，如果攻汉中，的确易如反掌，因为张鲁根本就没有正规的军队。
但我们要替刘备想想，刘备进了汉中，关羽、张飞、诸葛亮在荆州，中间隔着巴蜀，这个弱小的、刚刚有了立足之地的集团，兵分两处，恐怕很快就会被别人包了饺子。奸诈的、反复无常的刘枭雄，不可能像历史系教授那么忠厚。如果刘备是忠厚老实之人，他就会安安稳稳地在曹操手下做他的左将军，也就没有三国鼎立，也没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这次襄樊之战。
按照吕先生的观点，刘备君臣应该感到悔不当初才对。
襄樊之战为何而战
对一个外科医生来说，什么疾病需要手术治疗，是有讲究、有规定的，这叫作手术指征。
所谓手术指征，是指某种疾病进行手术治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与手术指征相对应的概念，叫手术禁忌症。所谓手术禁忌症，就是手术的反指征，即哪些情况下不能手术、不应手术。
世间做事，方法各异，道理相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我老是想，打仗这玩意，道理应该跟我做颅脑手术差不多，都是玩命的干活。只不过，做手术玩的是别人的命，打仗玩的是自己的命。别人的命和自己的命，一样重要。这就是“方法各异，道理相同”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借用手术指征和手术禁忌症的概念，来说明襄樊之战该不该打。
首先，襄樊之战有战役指征吗？也就是说，襄樊之战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吗？我们来逐条分析。
第一，刘备刚占领汉中，立足未稳，民心未附，曹操亲自到了长安，随时有反攻的可能。必须开辟另一个战场，以转移曹操的注意力，分散曹操的兵力，阻止曹操在汉中的潜在反攻。毫无疑问，襄阳、樊城，最适合作为第二战场，无论是从牵制曹操兵力而言，还是就地缘战略、地缘政治而言。
第二，关羽一直局促在荆州的江陵（南郡的一小部分）和江南三郡，南郡的大部分，尤其是襄、樊两座军事重镇一直被曹操占领。不占领襄、樊，《隆中对》两路北伐的战略规划不可能实现。如果占领了南郡全部，则汉中、南中、巴蜀、荆州连成一片，三国这个“品”字，就向右下角倾斜，让右下角的“口”（东吴）去承受整个品字的压力。与其说，让关羽发动襄樊之战达到牵制曹操荆州兵力、减轻汉中压力的目的，不如说，刘备自己牵制曹操关中兵力，以达到让关羽占领襄、樊的目的。
第三，本年度，刘备已五十九岁，此生要完全实现《隆中对》的目标，是不可能了。垂垂老矣，来日无多，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抓紧点滴时间，至少在有生之年，完成《隆中对》的第一阶段任务，即完全据有益州和荆州，为北伐奠定基础。
除了形势以外，刘备的年龄因素对襄樊之战的发动是至关重要的。人到了老年，要么意志消沉下去，关起门来过安生的日子，像一个成语说的：含饴弄孙；要么，抓紧时间，拼上老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像曹操说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刘备属于后者。刘备一直拼杀到四十八岁，才有自己的立锥之地。这种人，意志的坚忍，追求的执著，非同于一般人。在三国名人中，刘备是真正的大器晚成者。这种人，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
第四，刘备占领汉中，蜀军士气大振。关羽已在荆州养兵讲武多年，巴蜀形势稳定，上庸一带又有刘封、孟达配合、策应。这样说来，这仗还是有得一打。
襄樊之战，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套用外科医生的行话，有战役指征。
有没有战役禁忌症呢？有，但不是绝对禁忌症，而是相对禁忌症。
外科手术的绝对禁忌症，是指存在绝对不能手术的情形。例如，一般患者得了肝癌，应该手术治疗，如果某位患者的肝癌是弥漫型的（除非切除整个肝脏，才能切除肿瘤本身），这就是肿瘤切除术的绝对禁忌症（但可作为肝移植的手术指征）。如患者诊断为肝癌，癌瘤包膜完整，适合手术切除，但患者年龄较大，这是相对禁忌症，通过支持治疗等措施，还是可以手术的。
如果把襄樊之战比成肝癌手术，这次手术是应该做、可以做的，但风险比较大，应格外小心，作好各种应急准备。
具体而言，在战役目标上，能占领襄、樊两座军事重镇最好，如果不能迅速达成战役目标，应退保江陵和公安。同时，对于骑墙摇摆的孙权，保持高度警惕，留有足够的防备力量。宁可不占有襄、樊，也不能失去江陵和公安，此次战役目标的底线，即在于此。
总而言之，根据当时的形势，此战必打，而且可打，但要冒相当的风险。不幸的是，由于战役发动者、战役指挥者的水平、能力、个性、情绪等问题，导致这次战役彻底失败，还赔光老本——丢失了江陵和公安。
结果的失败，不能反证动机的不应该。目的没有达到，不能说出发点错误。
现在，回到本集的主题。
真正的北伐
本集的上述内容，已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一总结。
襄樊之战的战役目标是占有襄阳、樊城，其战略意义，是为《隆中对》第二阶段任务——北伐中原、统一全国，奠定基础。在《隆中对》中，刘备的战略规划，是占有、治理好荆州和益州全境，等待时机，两路北伐中原。
从赤壁之战至今，整整十一年，南郡的大部分，仍然在曹操手中。如今，在占领汉中的大好形势下，第一阶段的目标，已然触手可及。只有趁热打铁，拿下襄、樊，才算基本达到第一阶段的目标。从战略意义的高度看，关羽的此次向北进军，是真正意义上的北伐。
刘备发动襄樊之战，除了为《隆中对》的战略规划奠定基础外，也是拼了老命，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从掌权者的个人动机来看，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北伐。
两年后，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了自己的帝国。由于襄樊之战的失败以及“荆州”的丧失，刘备的帝国局促在益州一隅，伸展不开手脚，就像螺蛳壳里做的一个道场。
道场里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其乐融融，但是，自始至终，就是螺蛳壳里方寸之地的热闹。什么布雨露于黎庶，扬国威于四海，都是螺蛳壳里的梦。
蜀汉帝国从诞生之日起，注定重复无数个蜀地割据政权的老路——坐等灭亡。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发动一次次飞蛾扑火式的“北伐”，其中缘由之一，可能是对这种宿命的心理反应和临床表现。由于襄樊之战的失败，诸葛亮的所谓北伐，其实都是徒然的挣扎，都是形式上的，或形而上的。
只有关羽的襄樊之战，才能算真正的北伐。可惜……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为诸葛亮写的这两句诗，献给关羽，可能会恰当一些。
诸葛亮的形式上或形而上的北伐屡伐屡败。其实，诸葛亮北伐之前，关羽早就进行过一次北伐——襄樊之战。关羽的北伐才是真正的北伐，但相比之下，关羽北伐的结局却更让人黯然神伤。关羽为什么要发动襄樊之战？是刘备指示还是关羽擅自开战？不可一世的关羽，为什么败走麦城，身首异处？关羽的失败，对刘备集团的命运会产生什么致命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