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就聪明得多。既掼足了名士的派头，又保全了自己。据《晋书》记载，司马昭时代，阮籍官也做到省部级。后来发现步兵营的食堂的厨师善酿，仓库里存有许多好酒，便申请到军队基层工作，弄个步兵校尉的干干，整天以美酒为伴。所以，后世的学界，称阮籍为阮步兵。
这个阮步兵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当时的礼法，是男女授受不亲。阮籍不睬这一套。他的嫂嫂回娘家探亲，阮籍亲自出来送行，温情婉转，把手言别。别人讽疾阮籍，阮籍说，礼法哪里是为我设的呢。
阮籍家的隔壁，有一家酒馆，老板娘是个少妇，风光旖旎，风情万种，阮籍在酒馆里每喝必醉，醉了就卧在老板娘身旁。酒馆老板知道了，无所谓，也不计较。他知道，自己家的这个邻居，虽然有身份，有地位，就是这么一个菜人。
阮籍部队里有个兵士的女儿，有才色，未嫁而亡。阮籍并不认识少女的家里人，大老远地跑到死鬼家里吊唁，痛哭一场，“尽哀而还”。
一次在朝会上，司法部门报告，发生一个儿子杀母亲的恶性案件。阮籍说，儿子杀父亲，还说得过去，怎么能杀母亲呢？司马昭反问道，杀父是天下之极恶，怎么还过得去？阮籍说，禽兽知其母不知其父，杀父，形同禽兽；杀母，就是禽兽不如了。司马昭无话可说（司马昭杀死奋起反抗的魏帝曹髦，刚刚犯了弑君杀父的滔天大罪，阮籍的讥讽之功，辛辣老到）。
钟会这个人，不仅打嵇康的小报告，而且经常到阮籍处挖一点小情报，阮籍借酒装疯，从来没有让钟会抓住把柄。
而嵇康即使没有让钟会抓住什么把柄，至少激起了钟会的不快、恨意。情感上的恨，有时比政治上的把柄更能至人于死地。
后世之人认为，钟会这个小人公报私仇，除嵇康而后快。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至少是值得探讨的。其实，钟会可能是司马昭派去卧底和招安的，这是钟会的政治任务，不得不完成。嵇康的杀与不杀，取决于司马昭，钟会居心叵测的进言，最多起催化剂的作用。
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在公元261年，信中提到“女十三岁，男（嵇绍，嵇康只有一个儿子）八岁”。《晋书·嵇绍传》说嵇绍“十岁而孤”，那么，嵇康应该死于公元263年。
公元263年的钟会，正忙于组织大军奔赴陇右、益州前线，八月离开首都洛阳。是否有时间、有兴趣理会嵇康，很难说。此时的钟大将军，正做着占领蜀国、称王称帝的美梦。所以，嵇康的死，与钟会有关，是肯定的；是不是钟会害死嵇康，不好定案。
历史上，有人将钟会归入狗屎堆一类。但在杀嵇康一案中，不能轻易地乱扣帽子。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做法。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司马昭。
然而，嵇康本人，是否应该为自己的死，承担一点责任？
神经症
关于这一点，嵇康本人已给了我们答案。
嵇康在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到，他很清楚自己的个性缺陷。他也很羡慕阮籍的佯狂、豁达，也想学他的醉眼蒙胧、装神弄鬼，可是怎么也学不到。嵇康还在信中说，儿女未成年，体弱多病，他也很想好好地活下去，将他们抚养成人。可是，自己总是刚肠疾恶，遇事便发。
嵇康坦承，这是最大的悲哀，看见了前面是万丈深渊，自知继续往前走，会粉身碎骨，但还是收不住自己向死神迈近的脚步。
嵇康对周围的环境，对现实的世界，对自身的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却始终无法与环境相适应，与现实相协调。
按照现代心理学、精神病学的理论，这是一种神经症。神经症属于精神异常的范畴。精神异常包括精神病和神经症两大类。精神分裂症是典型的精神病，这类病人对外部环境的认识存在扭曲，也就无法适应环境，行为反常。
神经症病人对外在环境的认知是正常的，但自身的行为经常地或间歇地紊乱，不能自主。强迫症和躁狂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神经症。
躁狂抑郁症简称躁郁症。这类病人躁狂与抑郁交替出现，有的有相当长的间歇期。间歇期里，患者行为正常；发作期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仔细读读《晋书·嵇康传》，发现嵇康的很多行为，是躁狂抑郁症的表现。
嵇康虽一表人才，却邋里邋遢，满身长满虱子，随意抓挠而不顾场合。有时进山采药，“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时有樵苏者（砍柴之人）遇之，咸谓为神”。这里的“咸谓为神”，其实就是不成人样，“咸谓为鬼”才对。
就连嵇康自己也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一旦迫之，必发狂疾。”他告诉山涛，你老兄千万不要叫我去做官，强迫我去的话，我肯定会发疯。这里的“狂疾”，就是现在说的精神错乱。
对于嵇康的行为，历朝历代的学者仅仅做社会学、政治学的解读，只有古大夫我，还做心理学、精神病学的解读。
古今中外，那些真正称得上天才的作家、画家、音乐家，往往都存在人格障碍、情绪障碍，不少是神经症患者。才有三种：人才、天才、鬼才。所谓天才，是指这些人太厉害，有才得不着边际。不着边际，当然也就不着人际了。
按照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标准，大多数人的心理和行为是正常的，那么，这个“大多数人”之外的人，就是不正常的了。不正常到一定的程度，超过一定的界限，就是神经症或精神病患者了。
人，首先是自然界的生物，其次是介于自然、社会之间的动物，再次才是社会的人。生物性、动物性、社会性，是一个依次升级，而又相互关联的链级。人的社会性，一定程度上基于人的动物性，甚至基于人的生物性。
我们考察历史，应该以人和人性为出发点和回归点。对于历史和历史事件，光做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的解读，是不够的。必要的时候，还要对当事人做心理学、精神学、医学的解读。
据说，历史上不少学者或乐人，极力想找回或复制、模拟嵇康的《广陵散》。我劝那些人，没有必要。哪怕有人复制出这一千古绝唱，哪怕今世有比嵇康更天才的演奏者，今天的《广陵散》也奏不出当年的韵味。
为什么？依我看，令后人如痴如狂、浮想联翩的美妙乐章《广陵散》，其实就是嵇康为自己谱写的送葬曲。这就是他不肯教给袁孝尼，使之流传后世的原因，因为这是他一个人的葬歌。
想一想，一个音乐天才，为自己谱写的葬歌，由自己在临死前演奏，是何等的动人心弦。一旦成为绝响，又是如何的令人遐思。至于说什么嵇康的《广陵散》，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郊外的一块巨石之旁，受之于神秘之人，一看就知是无稽之谈。
本集说的是祢衡、嵇康之死，说到这里，本集的内容，应该完结。可是，总有些如鲠在喉的感觉。非得说说嵇康的粉丝兼冤家钟会，心里的郁结才会顺畅些。因为，钟会也是当时著名的文人，还被认为是杀死嵇康的刽子手。
⒊刽子手的下场
历史上，钟会被定为因谋反而死，似盖棺定论，无案可翻。可是，也有一些历史学者，很动感情地甚至很生气地为钟会翻案，比如吕思勉先生。
吕先生把钟会视作曹魏帝国后期的大忠臣，封建正统道德的承传者，划归毌丘俭、文钦、诸葛诞一类。柏杨先生在他的《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里，叙述到毌丘俭、文钦、诸葛诞时，情真意切地加了一个小标题：“曹魏最后三忠臣”。
什么叫忠臣？什么叫谋反？我们还是先把概念弄清楚。
忠臣的“忠”当然是指忠于当时的朝廷和现任皇帝。所谓谋反，是指图谋推翻当时的朝廷，或/和谋害现任皇帝。反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而不是皇帝，叫犯上或反叛，不叫谋反，谋反是政治性很强的一个词。
我们先来看看，毌丘俭、文钦、诸葛诞真的是曹魏帝国的大忠臣吗？
公元255年，即司马师掌权后四年，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声称奉郭太后（魏明帝曹睿的皇后）密诏，在寿春（曹魏帝国的扬州刺史部治所，今安徽寿县）起兵讨伐大将军司马师，兵败，毌丘俭被夷灭三族，文钦父子逃入吴国。
公元257年，曹魏帝国征东大将军诸葛诞，杀扬州刺史乐，遣子向吴国称臣，起兵讨伐大将军司马昭，兵败被杀。
毫无疑问，在司马氏集团的眼里和官方文件中，这三位将军的两次起兵，都是谋反。但在起事的三位将军眼中和讨敌檄文中，这是清君侧，是忠于曹魏帝国的行为。
事实上，站在双方当事人以外的立场看，毌丘俭、文钦、诸葛诞的军事行动，既不是谋反，也不是清君侧。他们的起兵，谈不上对朝廷和皇帝忠不忠的问题，他们只是反对司马师兄弟而图存。因为司马师兄弟是他们的上级，从法律上来说，他们是犯上作乱。尤其是诸葛诞，起兵之前向吴国称臣，已经背叛了魏国，怎么能称作曹魏的忠臣呢？
这几个将军，都是曹氏旧将，手握重兵，与司马氏夙敌曹爽、夏侯玄、李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既不愿老老实实地屈居于司马氏之下，又是司马氏集团权力扩张道路上必须铲除的对象。他们起兵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很可能被司马氏集团铲除，时时怀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恐惧。
如此，他们便声称奉了郭太后的密诏，起兵清除司马师兄弟。一句话，他们的起兵，称之为谋反也好，清君侧也好，实质上，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
这几个跋扈将军，出于忠于皇帝和朝廷而讨伐司马氏，只是说给世人听听而已，不必太较真。后世之人，包括一些饱读史书、号称大师的历史学者，硬说他们是曹魏帝国的大忠臣，至少我不愿苟同。
似乎，反对司马氏，就是大大地忠于曹魏，好像忠于与反对之间，是一个利益的真空地带，一个权力的断层空间。这个逻辑未免太过简单、直观，用如此直线型的思维看待历史，说得好听点，是天真；说得不好听点，是幼稚。
我们分析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首先不能离开当事人生存本能、利益权力这两个主题。真正为了崇高理想而献出生命的，并不是太多。很多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被后人描绘成冠冕堂皇、崇高伟大。其实，背后的真正动机，只不过是生存、贪欲、虚荣。
毌丘俭、文钦讨伐司马师的时候，曾经派使者与诸葛诞联络，相约一同起兵。诸葛诞喝斩来使，布告天下，揭露毌丘俭、文钦的阴谋，随即跟随司马师镇压“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