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当时的孙权坐在江东，还战战兢兢，哪里有一统中原的理想和野心。孙权听完鲁肃的宏伟规划之后，内心狂喜，嘴上却淡淡地对鲁肃说，我只能尽一方之力，辅翼汉室而已，您所说的帝王伟业，恐怕是我力不能及的。
现在不同了，不可一世的曹操竟然被俺老孙打回老家去了。即使没有什么雄心、野心，心中树立一个目标、怀里揣上一个理想，总是可以的吧？即使不好公然放眼全世界，悄悄地胸怀全中国，总是可以的吧？
曹操退回北方后，南郡的江陵还是被当世名将曹仁、徐晃占着。既然曹操不让孙权占据江夏，孙权当然也不会让曹操占据南郡，双方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同时占据南郡和江夏，才算完整意义上占据了荆州，占据了长江中上游；才算扼住了中国地缘政治的咽喉；才能进可攻，退可守。
周瑜又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刘备的帮助下，打得很艰苦，打得很惨烈，死了很多人，公元209年占领江陵，把曹操的势力逼出长江流域。名将之花周瑜，就在江陵之战中胸部受了重伤，于次年去世。
鲁肃接替周瑜以后，在刘备的坚决要求下，建议孙权把江陵给刘备驻军。这就是历史上刘备的“借荆州”。江陵就是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当时是南郡的治所，在战国时期叫做郢，曾经作为楚国的首都。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就知道，湖北省的襄阳市（三国时的襄阳）、荆州、鄂州（三国时的武昌）两两之间直线相连，成一个直角三角形。这样一来，曹、孙、刘就在这个三角形上各占一个角。
几何上、结构上，三角形是最稳定的。战争中的地缘战略上，三角形也是最稳定、最持久的，其中的任何一家要改变这种稳态，另两家都不会答应。这个地缘政治和战争中的几何原理，不妨称之为古氏定理。此后在关羽的襄樊之战、刘备的夷陵之战中，各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较量以及战役发动者的悲惨结局，都是这个古氏定理的生动案例。
其实，鲁肃之所以把“荆州”借给刘备，并不是《三国演义》里渲染的那样，是出于鲁肃的窝囊、老实、短视。在三国时代，鲁肃是搬一遍手指头就能数着的政治家，他的“出借”，当然有他的道理。
世间没有免费的午餐。鲁肃把“荆州”给刘备，一是为了巩固孙刘联盟，这是政治账；二是与刘备分摊来自北方曹操的军事压力，这是军事账；三是迫不得已，刘备不得到江陵，会跟孙权玩命，这是外交账。这个时候的刘备今非昔比了，已然成了一支独立而重要的力量。鲁肃做出这样的计算，岂是窝囊、短视的举措？
公元215年，曹操将主要力量投入西方的汉中战场，孙、刘两家在荆州的压力减轻，孙权立马向刘备索还“荆州”。孙、刘之间为了南郡领土，差点大打出手。此时曹操已占领关中、汉中，刘备北边受到巨大的压力，只好妥协，与孙权平分荆州了事，也算是初步划分了国界。
可见，鲁肃“借”“荆州”给刘备，真的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动机，更不是因为鲁肃的愚蠢短视。刘备敢要“荆州”也自有他的道理。一切都基于现实利益和当前形势。
公元217年，孙刘联盟的缔造者和维护者鲁肃辞世。
刘备的坐大，让孙权食不甘味，坐不安席。三年前刘备占领益州以后，强大到足以单独或与曹操联手威胁孙氏集团的时候，孙权就背离孙刘联盟，向曹操靠拢，于本年度归顺中央政府，但仍然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
孙权这个人，政治上是没什么宗旨，没什么定力的，他奉行的是有奶便是娘——当然，不能光批评孙权，刘备、曹操他们也是如此，曹操还把无奶的献帝也当成娘。
小孙的卧榻之旁，岂容老刘酣睡？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公元219年，刘备打败曹操，占领汉中，王袍加身。关羽北伐襄阳、樊城，试图占据荆州三角的两个角。孙权骤然翻脸，悄然出手，头顶砸砖，背后捅刀。吕蒙巧施妙计，白衣渡江，端了刘备在荆州的老巢。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试图夺回荆州三角的一个角。次年大举伐吴，陆逊火烧连营，打得刘备狼奔豕突。孙权把刘备的势力彻底逐出荆州，将益州的东方门户封得死死的。
公元224年，即刘备死后一年，诸葛亮意识到，蜀汉帝国快要窒息而死，便主动地与东吴再次结盟。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两家在地图上兴高采烈、客客气气地瓜分了曹魏帝国的领土（想象一下，今天你拿着世界地图，在美国版图上的某处大笔一挥，做几个记号，便宣布美国的若干个州归我所有，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不疯掉才怪）。
孙、刘之间在荆州的时战时和，时和时战，大致如此。
从赤壁之战到孙权称帝的二十余年间，同样持续不断的，是孙权与中央政府（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前）、曹魏帝国在江、淮之间的拉锯战。
打个比方来说，曹操像一个巨人，横躺在北中国，刘备啃曹操的屁股，孙权则卡曹操的脖子，弄得老曹两头痒痒，好不难受。当孙、刘两家弄得曹操不能动弹的时候，相互又在荆州狗咬兔子，或者兔子咬狗。
因为荆州是东、西、北三股势力较劲的策应中枢，孙、刘、曹三家，其中的任何两家，都绝不会让第三家独占荆州。
东面，公元211年，孙权将大本营搬至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筑濡须坞（在濡须水筑军港码头，今安徽省含山县境内）。公元212年，曹操进攻濡须坞，打个照面便撤退。
公元214年，孙权攻皖城（扬州的庐江郡治所，今安徽省潜山县），俘获曹操的庐江郡（今安徽省西南部）太守朱光及人口数万。
公元215年，孙权亲征合肥，不克而还，在逍遥津差点被张辽干掉。
公元216年，曹操再攻濡须坞，虚晃一枪，班师回朝。
公元217年，孙权投降曹操，准备与关羽在荆州决战。为了对付刘备，东方的和平维系到公元222年。
公元223年春，在夷陵之战中战胜刘备的孙权反志又露，曹魏帝国派曹真侵江陵，曹仁侵濡须，均被孙权击退。
公元224年，魏文帝曹丕亲征广陵郡（属徐州，今江苏省扬州地区），感叹一番“彼有人焉，未可图也”，撤军。
公元226年，曹丕死，孙权征江夏，不克而还。此时，荆州三个战略要地襄阳、江陵、江夏全被曹魏占领。经过十四年的拉扯，才达成当年曹操南征荆州的设想。蜀汉帝国和东吴王国的命门都被关死。
既然命门已被关死，孙权就可以关起门来做皇帝了。
公元229年，孙权终于称帝建国。
对于孙权的称帝，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上“终于”一词呢？
三国当中，最早称帝的是曹丕，公元220年正月曹操去世，曹丕在当年的十一月便篡汉自立。刘备也急不可耐地于次年称帝。孙权一直到公元229年，在刘备称帝八年后才黄袍加身。在称帝这件事情上，孙权有足够的耐心，的确不像他的父兄那么“果躁”。
有耐心，也可以理解为没信心。孙权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自有他的苦衷。
孙权的称王，不是称王，是封王——公元221年被曹魏帝国封为吴王。这时候的孙权，面对刘备的举国讨伐，只好向曹魏称臣，只能在曹魏帝国的羽翼下做一个屈辱的藩王。
即使夷陵之战大败蜀汉以后，孙权仍然找不到称帝建国的法理上的依据。孙权既不能像曹丕一样借壳上市，又不能像刘备一样借尸还魂，只能等待时机，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强行突破。
“国际”形势终于有了变化。公元223年，刘备去世，吴蜀重新结盟。蜀汉帝国也不再坚持“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这一套，孙权再也不会两面受敌。公元226年，曹丕去世，孙权卸去了称帝最后的心理负担。
孙权延迟称帝的另一个原因，是让他头痛的山越。所谓山越，就是居住在江南山区（如今天的赣东北、皖南、浙西北等地）的土著，这些土著开化程度很低，难以接受“文明”统治，拒绝繁重的捐税、徭役，经常作乱，导致孙权后方不稳。
既然后方不稳，前方就不能公然树敌，尤其不能树两个敌人。所以，从公元217年到223年，孙权的政治路线一直摇摆不定。一会儿与刘备讲和，与曹操开战；另一会儿与曹操讲和，与刘备开战；两边忽悠，自说自话，自强自大。
有学者说过，曹操把皇袍当衬衣穿，刘备把衬衣当皇袍穿。孙权呢？自己做一件皇袍，先反着穿；条件成熟了，再反过来穿，反反得正。这种说法，有趣、有味、有理。
这就是孙权的建国道路，或者说，孙权的武装或军事建国道路。这个武装建国道路，是孙氏父子从东汉的臣子，演变成地方军阀，再成为曹魏藩王，最后称帝建国之路。
这是相对于“国际”方面而言的。“国内”方面，则有一个政治势力、组织架构、权力分配的培育、磨合、整合过程。有学者把这个过程叫做孙氏政权的江东化。孙氏政权的江东化，也可称之为孙权的政治建国道路。
跟随孙坚、孙策南征北战打天下的老班底，大多来源于江淮之地，如周瑜、程普等，有学者把这一帮人称为淮泗将领。在孙策渡江前后，有一批北方的文化人避乱于江东，如张昭、诸葛瑾等，有学者称他们为流亡北士。这些流亡北士，寄寓于当地政府官僚或当地有钱、有权、有势的土著——江东士族，如虞、魏、顾、陆四大家族。
拿易中天先生的话来说，淮泗将领是枪杆子，流亡北士是笔杆子，江东士族是钱袋子。与任何一个政权一样，孙吴政权的建立、生存、发展，对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哪一样都离不开。
对于江东士族来说，孙策及其带领的淮泗将领，无疑是入侵者，因为这些将领们要再一次瓜分他们的利益。孙策能很快平定江东，最大的原因，恐怕不在于作战的勇猛，而在于军纪的严明。孙策军队纪律的严明，给了江东士族一个希望：这帮入侵者不会对他们做毁灭性的掠夺。所以，江东士族的抵抗，不会太坚决、太顽强。孙策就能横扫江东如卷席了。
孙策依靠枪杆子征服了江东。而孙权要在江东长期立足，就要治理好江东。如此，则不仅要抓住枪杆子，还要依靠笔杆子，捏住钱袋子。
早期，武力征服是主要的，主要依靠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来做。慢慢地，由流亡北士将淮泗将领和江东士族调和、穿插、融合起来，最后过渡到江东士族身上。
东吴政权前期的统帅依次是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些人事安排，并不是单纯的所谓人事安排。除了军事上的需要，还有政治上的考虑。政治需要就是利益需要。利益从何而来？当然是从土地上获取而来。
既然孙策兄弟占有了江东，并定下“坐断东南观成败”的“国策”，就必须依靠、利用江东这片土地，也就是必须最终依靠、利用、团结这片土地的主人——江东士族，这些江东士族，同时又是江东的大地主。除非，孙权全部消灭这些江东土地的主人，或把他们的土地全部掠夺过来——孙权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也是做不到的。
如此，孙氏政权必须江东化。
所谓孙氏政权的江东化，就是孙氏家族拥有所有权，但把江东这片土地的治权交给江东士族，并由江东士族主宰政治利益（如舆论控制权和仕途垄断权）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权。
周瑜死于公元210年（36岁），鲁肃死于公元217年（46岁），吕蒙死于公元219年（42岁），吕蒙之后便是陆逊。周瑜是淮泗将领的代表，鲁肃和吕蒙属于流亡北士，接替吕蒙的陆逊所属的陆氏是江东最大的士族。
说到这里，又会产生一个历史的“如果”：如果周瑜不早死，假如再活二十年，活到公元230年（56岁），孙权的政权怎么江东化？周瑜该怎么办？孙权又该怎么办？看来，一个人的早死，对家庭、家族来说，无疑是不幸的。但，对于他所在的团队，即使他是领袖人物，早死不一定是坏事。
当公元229年孙权称帝时，陆逊为东吴统帅已十年，江东士族子弟在吴帝国政府为官者，数以千计。
这个时候，“国际”和“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孙权便把反穿多年的皇袍再反过来，扭扭捏捏又潇潇洒洒地、躲躲闪闪又风风光光地做起皇帝来。
孙权称帝时，48岁，距19岁接过父兄基业，已整整30年。三十年的光阴，使一个英俊少年，变成了一代雄杰；一个英俊少年，将父兄的割据基业变成了堂堂帝国。小孙确实不赖。从个人资质、资历来看，老孙要做若干年皇帝，也没什么不可以。
孙权在父兄基业的基础上，用了大半生的时间，浴血奋战，建立、巩固了自己的帝国。
48岁以前，孙权走过的道路，是一条艰辛的建国之路。48岁至60岁，孙权使用一切手段，巩固自己的帝国。60岁以后，孙权所走的路，则是一条血腥的毁国之路。
⒌后院放火
一般认为，孙权的毁国之路，始于两件事：压抑张昭，逼死陆逊。这两件事，受到国际国内、古人今人的诟病。
张昭是孙策旧臣，又是托孤大臣。想当年，孙策死后，江东尚未稳定，多股反对势力蠢蠢欲动，甚至连孙权的堂兄庐陵太守孙辅也要投降曹操。孙氏集团危如累卵，朝不保夕。如果不是张昭和周瑜挺身而出，救孙氏于危难之中，孙氏一党可能作鸟兽散。
孙权称帝后，朝野上下莫不以为，丞相一职，非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张昭莫属。
出人意料的是，孙邵却坐了丞相的宝座。刚读《三国志》时，我也莫名其妙，这个孙邵，不知是哪路神仙，也不知是何等货色，在《三国志》里，连传记都没有。生在三国时代，在《三国志》里没立传的人，肯定跟我差不离，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庸人一个。
孙权怎么会把当朝首辅的宝座给他坐呢？反过来说，怎么不让众望所归的张昭当丞相呢？
孙权的解释是，现在是多事之秋，让张昭担当重任，可不是优待老同志啊。
孙权的解释当然很有“说服力”。张昭比曹操出生还早一年，孙权称帝时，张昭已76岁高龄。不管张昭的身体再好，76岁当什么丞相，体力上恐怕的确有些力不从心。
孙邵去世后，朝野上下又举荐张昭，孙权被逼大臣们逼得很恼火，气鼓鼓地对大家说，难道我就不爱张公吗？但此公性情刚烈，只要他所说的话一句不从，就会牢骚满腹，恐怕君臣之间就会冲突起来。让他当丞相，对他恐怕是有害无益。
孙权的这次解释，更进一步，更具体一些，涉及张昭的性格。陈寿在《三国志·张昭传》的评注里认为，张昭之所以做不了宰相，又不登师保（太师、太保）之位，跟他威严过甚、曲高和寡有关；同时说明，孙权的确不如孙策。
后世学者，对孙权的压抑张昭也有众多分析观点。比如说，孙权忘恩负义；比如说，孙权要的丞相是高级花瓶，而张昭的资历、威望、性格又决定了张昭不可能是花瓶，等等。
孙权的薄情寡义，似乎是有的。比如，有学者指出，周瑜、鲁肃、吕蒙的后代中，就没有一个出将入相的。以此证明孙权的薄情寡义。问题是，他们的子孙中，有出将入相的材料吗？查遍《三国志》，好像没有。
周瑜生有二子一女。女儿嫁给太子孙登。长子周循，官拜骑都尉，早卒。次子周殷，“初拜兴业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黄龙元年，封都乡侯，后以罪徙庐陵郡。”
鲁肃身后，只有一个遗腹子，成年后为昭武将军，武昌侯。吕蒙的儿子倒是没什么高官厚禄，但获赐大量的部曲、田产，生活很是滋润。
看来，周瑜、鲁肃、吕蒙的子孙中，没有做高官，却享厚禄。不能做高官不能怪孙权，享厚禄说明孙权有情有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