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宋明理学中“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创立的理学体系，是对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改造与发展，对之后六七百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朱熹编撰的《朱子家礼》一书，作为日常百姓居家礼仪的规范，更是广为流传，倍受尊崇。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思想家。
朱熹自幼天质聪敏，勤学好问，他学会说话不久，父亲指着苍天告诉他，那是天，他便问：“天之上是什么呢？”他小时读书时，也学大人的样子在书上作眉批。14岁时奉父遗命，师事胡原仲、刘致中、刘彦仲诸人，后来还娶刘致中的女儿为妻。19岁时中进士，22岁任泉州同安主簿，任内颇有政声。这时朱熹除钻研儒家经典外，亦对佛学发生了兴趣。24岁时拜见他父亲的好友李延平先生，经其指点，学术思想发生了变化，后来拜其为师。
后来，朱熹担任南康军地方官。到任不久，当地发生旱灾饥荒，他全力救灾，减轻了灾害的损失，救活了不少人。朱熹倡导教育，重建白鹿洞书院。后来，浙东发生饥荒，孝宗调他到浙东救荒，他又上书，议论灾旱的原因及吏治不良、贿赂公行的现象。朱熹的一身正气，使一般贪官污吏都因惧怕而自动离开。不久，朱熹见政局不良，就辞职居家，一心讲学。后来，皇上应召他入朝，他再度上书，劝孝宗正心以立大本，教养太子，选贤任能，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孝宗接到朱熹的奏章时已是深夜，却马上起床，点燃蜡烛，读完后再就寝。次日，便要朱熹任官，但朱熹却推辞了。
家庭礼仪是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朱熹非常注重家庭礼仪规范的研究和立制，他对司马光的《书仪》非常赞赏，但又一些不满。我国古代的礼仪大都通行于贵族之间，即“礼不下庶人”。《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等礼典也都是皇族、有品级的官员之礼，普通百姓不能够使用。司马光的《书仪》虽然经过了删削，但仪节仍然比较复杂，寻常百姓也依然无人问津。朱熹看到这种情况后，在司马光《书仪》的基础上制订了一套家庭礼制和礼仪规范，即《家礼》。
根据朱熹弟子们的说法是，乾道五年（1169），朱熹的母亲去世，他在居丧期间参酌古今，写成丧、葬、祭礼，后又推广到冠礼和婚礼。由于这本书曾被偷窃，而且与朱熹晚年的观点不很吻合，所以没有向他人传授。
《家礼》共五卷，第一卷是“通礼”，即百姓日用的常礼，书中有的直接采用了司马光《书仪》中的内容。第二卷是“冠礼”，第三卷是“昏礼”，第四卷是“丧礼”，第五卷是“祭礼”，此外有一卷“附录”。
《家礼》主要适用于家庭和宗族范围内。朱熹认为过去一些关于家礼的观念已经过时，所以主张“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其最终目的是“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重新实现古人的“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进而对国家的“崇化导民”有所裨益。
《家礼》由于一改古代礼书的烦琐而呈现出简便易行的面貌，在内容上也与平民之家的生活和劳作的规律基本一致，并且各种规矩、礼仪都十分详备，所以备受欢迎，不断被翻刻印刷出版，逐渐成为平民之家的家教之法。
延伸阅读
朱熹的重要礼学著作《仪礼经传通解》
朱熹很早就有了编修礼书的想法，他说：“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此诸弊恨……”直到晚年，他才着手编撰《仪礼经传通解》。
《仪礼经传通解》是一部重要的礼学著作。这部书三十七卷，其中第一卷至第二十三卷是朱熹亲自编订的，即《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其余十四卷《王朝礼》是朱熹草订之作。朱熹去世后未完稿部分由他的弟子编撰完成。这部书受到南宋朝廷的高度重视，将它列入“学官”。
《仪礼经传通解》开创了《仪礼》研究的新范式，它是将散乱的西周礼制材料汇集起来，综合考察的。《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对后世礼学著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