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刊龄已过半百，由于时势所迫和经济因素，它形成了三个不同阶段，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收获》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刊物，这也体现在它的制作人员变动较小，使得刊物前呼后应，贯彻同一的主张，形成同一的风格，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攀高、超越。四十多年来，前后介入、参与《收获》工作的主编、副主编、主持人、执行主编有巴金、靳以、孔罗荪、叶以群、魏金枝、吴强、萧岱、李小林、肖元敏、程永新。这些主持人基本上形成三代：巴金和靳以为第一代负责人，是《收获》蓝图的描绘者和确立者；萧岱参与刊物最初的创刊，是第一二两个阶段的编辑部主任，进入第三个阶段，他担当起引导和培养新人的重任，恰是承前启后的第二代；李小林适逢新的历史时期，参与新时期的开拓工作，成为第三代当家人，为《收获》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三代人共同的地方是，都对刊物十分痴情、倾心，高度负责，只讲奉献，不计酬劳；都有比较明确的文化使命感，注重刊物的分量、内涵，凸现知识分子的战斗、抗争精神，不畏权贵，不忌讳触及敏感话题，勇于承担风险和面对危机；都有较为鲜明的人格魅力和人性光彩，追求真善美的和谐与统一，体现了刊物外观有美感、内文求真向善的基本倾向；都能团结作者，激发作者，感染读者，吸引读者，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优质桥梁；都对政治取不介入、少介入的姿态，基本上是党外人士或者比较淡化政治意识形态性，希望保持对局势的旁观、清醒认识，希望保持较多的个人的探索并取自由、独立的处世原则，保持较多的民主思想、开放思想、包容思想；既崇尚高雅优质，又具有平民姿态，主张走向民间，回到读者中间，探求知识分子与平民、大众的沟通、相互了解，把刊物办得充满美感而且朴素大方，格调清新，有韵味，有历史感、时代感。当然，不同时代、不同主持人也有各自的个性风采、编辑特色，这又使刊物赋予了不同的人性魅力和多维立体的层面，增添了刊物的丰富美质。比如巴金在建国后，作家的身份感比编辑家的身份感更为强烈，他对《收获》更多的是一位作家和他刊发作品的刊物的关系，对它的兴衰充满了关切、爱护真情，他在它困难时帮它出主意，渡难关，处处维护它的利益，在它上面发表文章给予支持、赞助，凝聚一大批作家为它效力，使它恢复生机，健康成长，他始终是《收获》的监护人、保姆、家长。靳以则是《收获》的设计者和操作者，他身体力行，无微不至，从最早的设计蓝图，到起步后每一期的组稿、编排、审阅，以及下一期的联络作者，始终关注着刊物的持续发展动向，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刊物的运转之中，直到最后一刻。靳以和巴金都是著名的编辑家，都有比较成熟的编辑理念和丰富规范的编辑经验，因而有实力、有能力办成出色的刊物。萧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地下工作者，老革命，老党员，政治生活没有制约他成为一名会写诗的文学工作者，建国前也曾办过刊物，能团结文艺人，他的思想有过一个从保守拘谨到逐步开放的过程。李小林是在巴金等老一辈文化人的熏陶影响下走上编辑岗位的，她的文学领悟及编辑经验既有家学贯注，也包含着在革故鼎新时期的机遇赐予，同时也要加上她个人不懈的努力和全身心的奉献，她深切体会办刊的苦乐，具有吐故纳新的气魄和胸怀，她爱憎分明，单纯，内敛，爽快，洁净。正是几代人的相互延续又不断发展的编辑思想和个性魅力丰富和扩展了《收获》的精神内涵，使得《收获》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期刊，确立并稳固了它在文学期刊中的重要地位、深远影响。
一、巴金：旗帜与舵手
陈思和在《试论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一文中考察了现代知识分子与出版工作的关系，他指出“现代出版事业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以思想文化为阵地，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的确，新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都先后在出版编辑工作上做出很大贡献。其中，巴金在编辑出版上的成绩更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除了写作之外，出版与编辑是巴金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参与文化建设和教育民众的安身立命的主要途径与方式，他恐怕是二十世纪新文学史上介入编辑、出版工作中时间最长的作家。且不计他在三十年代协作靳以等人办刊，也不计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兼任上海市文协、作协主办的《文艺新地》、《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等刊物的主编，在平明出版社兼任了六年的总编辑，只需看看他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干了十四年、后又在《收获》主编的位置上有近五十年之久的时光，这样长的时间参与编辑出版工作，在新文学史上，即使是专职的编辑出版人员，可与他相比的人恐怕也不多。
一九五七年巴金与靳以共同主编的《收获》出版了，这是他们二人继三十年代合编《文季月刊》等刊物之后的再度合作，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巴金在编辑工作上的主要成就。然而这回巴金作为《收获》的主编，当初并非是自觉的主动的承担，而是在内心充满焦虑和恐惧下勉强答应的，是在疲倦与沉重中应承下来的。这是在刊物诞生前三四个月的一天晚上，“靳以忽然严肃地说：‘还是你跟我合编吧，像以前那样。’就只有这么一句，我回答了一个字：‘好’。”在同一篇文章中，巴金回忆了当有人建议靳以创办一份纯创作的刊物时自己的心情，他写道：“我没有发表意见，说真话，各种各样的大会小会几乎把我的精力消耗光了，我只盼望多放几天假，让我好好休息。因此我没有参加《收获》的筹备工作。靳以对我谈起一些有关的事情，我也只是点点头。”在靳以去世后，巴金更是感到，“那些年我就像是在冰上走动，一直提心吊胆，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巴金《〈收获〉创刊三十年》，《收获》1987年第六期。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方面巴金在新形势下感到逼仄的环境对自己的压迫，只想抽身出来而又无地自由的无奈；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拂了好友的好意相邀，他是个把友情看得很重的人，他宁可自己做出牺牲也要帮靳以一把，所以他同意了担任《收获》编委和与靳以联合主编的要职。
如果我们观察《收获》办刊前后的形势和作家自身的条件，清楚巴金这个主编的困境，就会发现各种束缚使他难以施展和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一，各种政治运动及社会活动缠身，深陷其中，使巴金难以自拔。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巴金作为一名民主作家被结合进新的文艺体制之中，成了中国作协及作协上海分会领导集团中的一员，这一身份在给他带来了殊荣的同时，也给他自身套上了无形的精神枷锁。他被迫参加各类社会政治活动，以具体的行动来表示自己对新政权的支持、个人的紧跟形势和真诚情感的投入。如他先后两次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写了一组歌颂英雄人物的作品；他到新安江访问，感受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及时以笔墨加以描绘；他出访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友人交流，增进友谊。此外，他还被卷入历次的批斗运动和理论学习中，免不了要表态、发言，做批判文章，这都使这位先前的自由作家应接不暇。“文革”结束后，巴金出访法国、瑞士，到瑞典参加国际笔会会议，前往日本参加文学活动，到新加坡访问，他照样得应付各种活动以及各种不时而来的干扰。这些活动都占去他不少时间。
其二，政治批判对作家的压制和刊物内部的派系之争，限制了巴金对《收获》的影响力。一九五八年以来，巴金遭受了从未有过的名为讨论实则讨伐的政治批判，使他自身难保，无暇他顾，不敢分心。一九五八年十月以后，《中国青年报》、《文学知识》及《读书》等报刊几乎不约而同地展开对巴金作品长达半年之久的讨论批判运动。姚文元率先指责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简单、粗暴地给予否定。许多受“左”倾思潮影响的年轻人也被裹挟到这股批判热潮中，他们严厉批评巴金作品反封建的不彻底，谴责巴金写惯黑暗的作品的思想与当时歌颂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这场批判运动对巴金的精神挫伤是不言而喻的，使他的个性受到严重扭曲，独立意志也几乎荡然无存巴金《究竟属于谁？》，《随想录》合订本第301—30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8月版。，参与办刊的个性化劳动也必然深受影响。此后，对巴金的政治冲击接连而来，使他有如履薄冰之感，作为知识分子抗争现实的力度有所减弱。我们说，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巴金的大半时间被社会活动所瓜分，他在活动与创作之余，实在无暇兼顾《收获》的日常事务。好在有既认真负责又富有经验的靳以操办着，巴金尽可以放心。一九五九年病魔夺走靳以的生命后，巴金和靳以共同的朋友罗荪一度负责《收获》的工作，使得《收获》依然正常地运转。但是到第二个《收获》时期，甚嚣尘上的政治运动强烈波及编辑部的实际工作之中，《收获》只能处于十分艰难的挣扎之中。当时不仅主管宣传工作的上海市委领导张春桥等人想控制《收获》，而且上海作协的派系之争也利用这一园地进行内部互相的对抗活动。当时刊物的具体负责人叶以群、魏金枝遭遇困难重重。而身为主编的巴金，也已经无力应对《收获》的日常事务，有时甚至无权过问刊物的编辑运作。第二个《收获》在苦苦支撑下办了两年多，终于来不及向读者告别就再度停刊了。
其三，精力不济和身心疲惫都限制了巴金对《收获》的直接介入，他要在有生之年里完成更多的创作。我们在前面引文中得知，巴金对于频繁的运动已经不堪忍受，他的精力被消耗殆尽，只想好好休息。作为一个视创作为作家最大天职的人来说，巴金随着年岁的增长，他要利用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创作。新时期以来，他的创作计划还有很多，要翻译，要写下自己的文章，要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上开辟专栏，有一度他还想创作计划中的两部描写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因为时间不济，干扰不少及自身身体状况等方面的原因，这两部长篇终于没能完成），这些都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劫后余生的老人只希望有一个平静的心境、安静的环境，以便完成人生中最后计划要做的事。
其四，清醒独立的自我意识，使巴金对办刊采取无为而为的策略。新中国诞生以后，巴金有过兴奋和喜悦，但是，他在频繁的政治运动、学习和改造中内心总有朦朦胧胧的清醒认识，那就是，他对新的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活动有所不适，这其中有着和其他从旧社会过来的广大的知识分子相同的手足失措的举止，他曾有违自己的个性一度借助积极表现和历次运动配合和表态来体现个人与执政党的合作精神，但习惯于旁观、独立，并且自小就有着叛逆个性，喜欢退居现实之外，生活于自我内心世界的巴金有所疑虑，有一丝理性的认识，那就是文化环境不单纯、文化事业不好开展，在外界表面的热闹、兴奋中包含着抵消个性、侵蚀自我、占领和清除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左”的色彩就在文坛的内外包围着。然而，个性鲜明如他强有力的自我意识又总是不可遏制，总要在适合的时机、不同的场合里有所流露或体现。巴金实在是一位个性相当顽强的人，尽管他给人的印象似乎很低调，不喜欢公众场合的表演，也不太善于言说，但他骨子里、内心里实际上一直深藏着比较清醒独立的意识，一直执著、持久地保留着自我，这种个人化极为强烈的思想虽然也曾在建国初期有过迷失、困扰，但很快就穿透环境，顽强而不顾一切地显露出来了，这就是他在“双百”方针鼓舞下的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竟大胆直言：文艺应该交给人民，不能由少数领导同志根据自己的好恶干涉上演或出版《解放日报》1957年5月17日。，他主张文艺要回到人民中间。此后，在中共中央调整“左倾”失误、政治气候有所宽松的一九六二年，他又不失时机地在上海作协第二次文代会上慷慨陈词，呼吁“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巴金《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上海文学》1962年第五期。，提出作家的责任感，这都是他的本性使然，抑制不住地要涌现出来，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清醒的认识和对文艺界的关切。他还坚决地谢绝冯雪峰一度受人委托要他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一职。他更愿意选择作为一个无党派人士，自由地游走于政治气息浓厚的现实社会，但很快他就不得已地被推入各种政治运动当中。清醒的独立的意识不仅使得巴金斗胆仗义执言，而且也使他认识到政治强权社会里办刊物缺乏自主权和决定权，无法充分展现自己的编辑意图和刊物个性的弊端，所以，他不再主动地要在编辑、出版上有所作为。而当老友靳以要他加盟《收获》主编时，他又不好拒绝，挂个名当然是可以的，但他又声明不参加具体工作，像过去合办《文季月刊》那样，他不做编辑部日常事务，而只是名义上的。在精神层面做《收获》的守护者。
就是在《〈收获〉创刊三十年》一文中，巴金还说：“想着《收获》，我不能不想到靳以，他是《收获》的创办人，又是《收获》的主编，我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助手。”我的理解是，这里表达了巴金对老友靳以深厚的怀念之情，某种程度上也是自谦的话。而上面的分析也使我们认识到，很大程度上，是严峻的现实制约了巴金曾经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事实上，巴金对《收获》的影响和作用是深远的，是不容低估的。
“文革”结束后，巴金在度过地狱般的十年浩劫后写下悔痛交加的五卷本《随想录》，之后又克服身心疲惫，断续写下一些文字，被编成“火凤凰文库”丛书之一——《再思录》，该书第一篇《致青年作家》中有一段话颇值得我们玩味，曰：“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就是我们的榜样，先生敢想，敢说，敢写，他从来不用别人的脑子替自己思考问题，他更不曾看行情，看别人脸色写文章；他探索、追求，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为了社会的进步，他用笔作武器战斗了一生。他用作家真诚的、热烈的心指引读者走生活的道路。他从不向读者装腔作势，讲空话、假话。在他的每篇作品中我都看到作家的艺术的良心，他的作品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巴金《致青年作家》，《再思录》第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版。我觉得这段话包含的丰富内涵，其中大部分题旨都已在《随想录》中有过零述或发挥，只是这回再次强调，集中概括，带有总结性意味，既是鼓励青年一代，警示青年作家，也是自我一生的自白，是结合自己人生的沉痛概括。巴金一生最景仰两个作家，一个是俄罗斯文学大师托尔斯泰，一个是中国新文学前驱鲁迅先生。他从托氏身上学习心灵的博爱，从鲁迅那里则学习为人的独立、为文的真诚。巴金以鲁迅先生为参照，用很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肯定了鲁迅的不为时局及人事所左右，顶天立地、不屈不挠，真诚写作，奋斗终生。这里既表达了对鲁迅先生的景仰和钦佩之情，也暗含自己的心迹，对自己曾经偏离鲁迅先生的方向的自责及终于又找到自我的庆幸，表示自己以新文学前辈大师为榜样，面对社会而不是回避人生，探索现实，解剖自我，果敢、真诚地面对心灵、面对读者，唤醒一个作家的艺术良知，以独立、无拘的姿态立足于创作世界和生活天地，以富有活力和发自肺腑的作品来感化读者、净化生活。《随想录》是作者几十年人生、经历的回顾与思索，特别是对个人中、晚年以后的生活的翻来覆去的清理，推己及人，由小我而大我、而民族、国家、人类，广披社会、人生，而《再思录》是这些思考的余续，是作者终于因老病交加而不得不搁笔之前的最后文字。这些话毫无疑问可视为理解“文革”后巴老心态、人格、思想与写作的一把钥匙，贯通了他醒悟、忏悔的整个生命流程，是他的人性光辉再放异彩的标志。作者十年噩梦醒来之后，“找回自己的脑子”，因此写出这些自称为“讲真话的书”巴金《〈巴金全集〉第十九卷代跋（一）》，《再思录》第92页。。老人已经卸下精神包袱，不再畏惧什么了，他不会再“低头屈膝”、“任人宰割”巴金《〈随想录〉合订本新记》，《再思录》第126页。了。再没有什么比这些话更真切地阐发了晚年的作者写出以上两书及其他文字的苦衷，所以，他要克服各种干扰和伤病，坚持每天写下两三百字，甚至只有几十个字，记下他自己的思考和思想的结晶。巴金一再表示，一个作家是以作品来赢得读者的，他以很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反省自己，对自己曾经过多的参加社会活动而荒疏了创作、无谓地浪费了时间而自责，因此对于集中创作他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是一位为自由而战斗了一生的精神界战士，他是二十世纪下半期最充分、最完整地继承和坚持鲁迅精神的文化角斗士。他对政治权威的警觉，对个性的丧失，与对物欲横流的抗拒是同样十分感人的。在我看来，这段话也可以用来比照巴金与《收获》杂志的既简单而又复杂的关系，尤其是新时期阶段的《收获》。
巴金是《收获》创刊以来长达近五十年之久的主编，历经《收获》的几起几落，《收获》始终得到巴金的护卫和培育。而长大了的《收获》到九十年代后期赫然在封面上刊出巴金头像，以显要的位置凸显“巴金主编”的字样，巴金已然成为一面坚持新文学发展方向的旗帜，他像一株参天大树遮挡着风雨，以便《收获》刊物连同一茬茬文学幼苗健康成长。
自从答应靳以合作主编《收获》以后，巴金从来都不是《收获》的局外人。我们知道，巴金从未宣布放弃《收获》主编的称呼。他甚至卸去上海文联主席、上海作协主席、《上海文学》主编等职位，在晚年只保留了中国作协主席和《收获》主编这两个职位。正如老编辑彭新琪所说的，他（巴金）从来没有说，我不管《收获》了，你们自己看着办。《收获》的工作从来没有被巴金忽略过、搪塞过。亲见当年《收获》办刊情况的靳以家人及《收获》的许多编辑都说，《收获》发的稿子，《收获》的许多事情，巴金都知道，心中有数。他在《收获》日常运作以及陷入困境时，在每个紧要关头之际，总是以自己的具体言行来帮助《收获》渡过难关。五十年代靳以负责主编的具体事务时期，靳以执笔写下的许多《编者的话》，还有《发刊词》、《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等等文章都是与巴金商量后确定下来，并且联合署名发表。五六十年代，巴金的许多文章都刊登在《收获》杂志上，他先后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一九五八年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一九五九年第二期、第五期、第六期，一九六〇年第三期，一九六四年第二期、第四期、第五期，一九六五年第一期和一九六六年第二期上刊发了散文、报告文学、创作谈等各类文章达十六篇之多，算得上是前两个《收获》中名字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位。他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意义不同于一般的作者。作为刊物的主编、名作家，他的赐稿是对《收获》的扶助与支持，是一份答应靳以参与《收获》主编的责任感的维系。他带头在《收获》上刊发作品，可以带动更多的老作者奉献好稿子，可以吸引团结更年轻的一代代作者，共同加入其中，以各自的创作融入《收获》的前进历程，扩大《收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特别是六十年代，当时文坛已经十分萧条，大部分作家都已经罢笔停止创作，《收获》的稿源紧缺。巴金在自身难保，压力沉重的情境下，依然执笔写作接济、援助《收获》，这对《收获》无疑是雪中送炭，对以群、魏金枝等人的支持是非常有力的。据说为了刊物发表巴金的稿件，张春桥曾经大为恼火，而内心有信仰的巴金再次表现了在困境重重的艰难面前的牺牲和奉献精神，这是任何空洞的口号都无法替代的。他对《收获》高度负责，不愿眼看着《收获》一步步陷入泥淖、走近深渊，他要以具体的创作实绩来支持、支撑《收获》的正常发刊，证明《收获》不论多么艰难都要坚持运转。
新时期复刊不久，“文革”遗风犹存，编辑、读者与理论界的思想还未得到解放，巴金就开始以自己的思考和探索精神贯彻于《收获》的编辑之中，使《收获》率先刊发了许多清算“左”的思潮、抨击陈旧观念的优秀作品，如《大墙下的红玉兰》、《啊！》、《人到中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这些作品在当时发表当然赢得很大的声誉，但同时编辑部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当《收获》遭受政治困扰和读者误解时，又是巴金以自己的清醒认识和崇高威望，肯定了触及时弊的作品，排除各方面的压力。他关心、鼓励承受压力的作家从维熙、张一弓、张贤亮、张洁、张辛欣等人，他还特别带着病痛亲自撰文及时加以肯定和赞赏谌容的《人到中年》等作品，实在令人感动不已。《人到中年》发表后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夹杂其中，“有一个省的文艺刊物要批判它”。谌容对陆文婷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肯定竟招来非议，“有人说作者不应该把陆大夫的遭遇写得那样凄惨，也不应该在‘外流’的姜亚芬医生的身上倾注太多的同情；还有人责备作者 ‘给生活蒙一层阴影’。有人质问：‘难道我们新社会就这样对待知识分子？’‘难道外流的人会有爱国心？’”巴金力排众议，瓦解了那些对谌容作品加以指责的不实之词，他写道：“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多讲真话的时候了。我们的生活里究竟有没有阴影，大家都知道，吹牛解决不了问题。我喜欢这部小说。我有这么一个习惯，读了好的作品，我会感到心灵充实，我会充满对生活的热爱；我有一种愿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人到中年》写了我们社会的缺点，但作者塑造的人物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空洞的、虚假的，而是深沉的，用行动表示出来的。……这个伟大的、严肃的工作绝不是少数人可以垄断的，文学的事业也是这样，一部作品的最好的裁判员是大多数的读者，而不是一两位长官。”巴金《〈人到中年〉》，《随想录》合订本第273—276页，三联书店1987年8月版。可以想见，《收获》面对类似的压力肯定不是一次、两次，而巴金也肯定不是偶尔一次、两次支持青年作者的创作，他对《收获》的支撑是坚定而有力的，他的声援不仅对青年作家是极大的鼓舞，发挥了新文学史上老作家扶助文学新人的精神传统，也表明了他对《收获》的公开支持，某种程度上也对“左”的思潮形成牵制和反干扰，显示从“五四”过来的老作家对政治意识形态压制的解围和突破，有助于新时期文学的健康顺利发展。作为与二十世纪同龄的老一辈作家，以他的胆识和智慧扶助新生力量，巴金是走在前面的，他的确成了一面捍卫民主、自由，追求真理、正义的旗帜。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收获》从上海文艺出版社接管过来，自己负责刊物的出版、发行，不久却遭受了纯文学滑坡的逆境，遭逢全国性的纸张提价、刊物普遍涨价的风潮，《收获》和其他纯文学刊物一样，读者数大幅度下降。巴金又出面了，他以自己的地位捍卫《收获》的生存，他多方进行呼吁积极筹措资金，并在一九九三年九月间发出设立《收获》发展基金的倡议，把自己刚刚获得的一笔海外寄来的稿费捐献出来，此举赢得社会的广泛响应，帮助《收获》渡过一劫。九十年代以来，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向以文字、纸张为主要物质材料的纸面文学发起挑战，许多纯文学刊物为了适应市场转型，纷纷转型、改版，做了某些相应的调整或与市场妥协联合的行动，有的利用媒介进行有偿的广告业务的炒作来赢得读者，有的刊物甚至降低水准满足某些读者的庸俗趣味，以非文学的手段来迎合读者、吸引读者，巴金都清醒地坚持走纯文学发展的道路，绝不放弃《收获》的人文追求，绝不降低刊物的文化品位。巴老明确表示《收获》不刊登任何广告，包括刊登与文学业务有关的出版信息，并充满信心地鼓励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说《收获》靠读者养活，大有希望。《收获》决绝的态度，使得一部分人不能理解，而实际上，巴金正是以这一特立独行的行为体现了抵抗世俗的鲜明态度，反映出一个世纪老人不为时局所动，坚持文学的纯粹性，坚持反抗庸俗、反抗沉沦的精神风范。巴老的这些行为实际上正是继续发扬“五四”的传统，继承现代知识分子的坚持信念的实践体现。他是“五四”精神的受益者，是吃鲁迅的奶汁长大的民主人士，他带着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进入新中国，又把“五四”精神传递给更年轻的一代代主持人手中。二十世纪末期商品化席卷大地，中国社会彻底改变传统经济结构，向市场经济滑进过程中，坚持不刊登广告，坚持文学的纯正，维护文学的高洁，尤其来之不易，精神可嘉。
巴金以自己的精神和智慧支持着《收获》的健康发展，新时期以来，他重新找到了“独立思考”的武器，决心从自身的毒疽开刀做起。他要批判自己，也要批判制造冤魂、错案的社会。他已不再忌讳权威、权势，不再害怕任何压制与专政。他虽然无力兼顾《收获》的具体工作，但是萧岱、李小林有不少事情都是请示、请教了他才做出决定的。八十年代前期，巴老还能自己阅读《收获》的作品，他不是每篇必读，但是主要的、有争议、有影响的作品，他都是要读的，即使是在身体已衰弱到不能自己阅读的情形下，他还要请人读给他听。他不时地关心着《收获》的进步和发展，从来没有放弃自己作为主编的职责，总是给予它尽可能多一点的关爱。正是巴金等老作家的存在和发挥关键作用，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吸引和团结着各个时代的作家，使他们围绕在《收获》的周围，不断地写出对人民、对人类有益的作品。在我们这样政治功利浓厚，政治观念往往居于文学艺术之上的国度，文学伸展的空间往往十分有限，巴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抵抗意识形态压制的精神力量，他的历史贡献、文化尊严成为卫护《收获》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索的重要的保护伞。在我们这个政治功利历来十分发达的国度，巴金是我们现有体制下可以与政治权势、与长官意志、与封建专制抗争的一股潜在的重要力量，他愈老愈强愈有威力，这是延续了鲁迅的民主、自由的旗帜的象征。
巴金不仅要维护纯文学不被现实所侵吞，更要表达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化的声音，坚持纯文学的独立品格，不介入政治，不放弃作为人文学者的精神探索。他晚年的主要贡献除了倡议并多方面关心帮助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用五卷本的《随想录》做出属于自己个人的思想追求外，《收获》可以说是他创造的另一种范本的《随想录》。正是在巴金对《收获》编辑方针的长期而有力的支持下，《收获》维护了精神的探求与高扬，成了思想文化界的一面探索旗帜。许多作者围拢在巴金的周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人文力量，特别是在拜金主义盛行的情况下，继续走知识分子自己的道路，以艺术良知、精神信念来抗击社会与世俗的挤压和冲击，来抗击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与压制，使得文学创作空间得到空前的拓展。巴金虽然没有直接亲自参与《收获》编辑部的日常事务，但是他的威望、他的精神已经自然而然地渗入《收获》的每一期、每一页、每一行、每一字当中，形成了一道诱人的精神风景线，成为一股强大的精神引力，时刻在召唤精神界的战士加入其中，壮大精神探索队伍，共同发起文化探索的行动。巴金以自己《随想录》的探索，以坚持《收获》的编排风格体现了他另一种形态的精神探求，这种探求使得《收获》在他的护卫下顺利地开展下去，不断地向精神彼岸靠拢，执著对真理的推崇求索，这就使得《收获》有着深厚的根基和无限的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使得《收获》高出其他文学期刊相当大的标杆，达到其他文学期刊所无法相媲美的精神求索深度和力度。
巴金对《收获》的作用与影响，除了精神上的援助，基本方向的把握外，还体现在刊物留下他的编辑理念和思想印记。巴金有过编辑出版的实践体验，所以他十分强调读者对刊物的重要性。他一直强调把心掏出来给读者，把读者当成朋友，当成作品最好的评判者，他真切地指出：“刊物是为读者服务的”。巴金尊重读者，而且尊重作者，强调“作品是刊物的生命”，只有尊重作者的精神劳动，赢得他们的信任，才能使刊物得到作者的高质量作品。他明确表示“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巴金《致〈十月〉》，《随想录》合订本第386—387页。，重要的是在两者之间起沟通作用。他的讲真话的思想，他的虽历经劫难而精神中仍不失“高贵与骄傲”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第23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都渗透在《收获》的字里行间，成了《收获》的精神底色，这是巴金对《收获》的精神滋养，是一种更为深刻、内在的渗透与影响。巴金告诉人们要说真话，要以自己的思考来判断事物的正误，使得《收获》保持独立的姿态，不跟潮，不摇摆，不看风向，不屈从权贵，而是保持文学的探索，坚持刊物的品格风貌，在在昭示着巴金的影响。
巴金在“文革”结束后，依然以他的编辑和创作都双双出色的成绩，衔接了他在现代时期融入新文学潮流之中这两方面的巨大创获，为当代知识分子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做出了榜样。我们完全可以把他晚年的编辑和创作看成是合二而一的事情，是履行知识分子的人生使命和维护知识分子的精神道统，某种意义上，他的编辑工作正是他的文学创作的补充，二者是互补相通的胜业，几近完美地自我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在言论难以充分自由表达、文学力量或许已然有限的多维人生的人格形象。
巴金这位跨越二十世纪而后又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文化老人，经过浩劫的磨难而精神不泯，他的视野与胸怀格外高远，终生肩负道义，践行理想主义，如同悲悯的圣徒印度巴巴，成就了不凡的气质，也影响了《收获》的精神容量，如程永新所说，《收获》要像天空，像海洋那样开阔，要有容纳百川的气魄。
二、靳以：创办人与奠基者
新中国成立后，靳以的社会活动相当频繁。一九五一年，他先是服从组织上的调动，从复旦大学前往教会学校——沪江大学当教务长及工会主席，实际上则是负责整个学校的工作。当年秋天，他还来不及安排自己家眷的搬迁事宜，就作为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华东组的秘书长到了朝鲜战场，在那里生活了四十个日夜。回国后又不及回家，就随团巡回祖国南方作汇报报告，一去半年。“此后，他的足迹开始遍布祖国江山万里，为了履行新中国作家的职责，用笔描绘新中国的新事物新风貌。”南南《靳以纪传》第24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九五四年春，靳以到佛子岭水库工地体验生活，在那里整整生活了三个月。同年秋天，他溯江而上，重访故地重庆。一九五六年春夏之交，他又远走东北，在中国第一座汽车厂体验了几个月。与其说他是为了体验生活，不如说他是为响应党的号召，自觉服从党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主动接受改造，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不如说他是为了寻找创作素材，以便讴歌新时代、新生活、新政权，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像一部始终运转着的机器那样不停工作的同时，他也及时发表歌颂新生活的作品，先后出版了《祖国——我的母亲：朝鲜战场四十天》（散文特写集）、《佛子岭的曙光》（散文报告集）、《工作、学习与斗争》（杂文随笔集）、《江山万里》（散文特写集）、《心的歌》（散文特写集）、《幸福的日子》（散文随笔集，待查）、《热情的赞歌》（散文随笔集）等作品集。从这些带有五十年代时代色彩的书名也可以看出作为作家的靳以已经基本上失去了自由写作的空间和心灵领地，而陷入急就章地歌功颂德的时代主潮中。
作为一个在新文学史上做出一定贡献、积极要求进步的作家，一九五三年靳以被调入中国作协华东文联，先后担任华东文联创作研究部主任，后又兼代秘书长，华东作家协会副主席，后改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任副主席。这些给他提供了体制中所给予的便利，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他又可以在自己兴趣的文学岗位上工作了。最让靳以兴奋的是，一九五六年春他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理事扩大会议时，邵荃麟、刘白羽等向他传达了中宣部、中国作协的意见，希望他在建国前创办、出版过不下十余个报刊、文丛的基础上，为新中国创办一份大型文学刊物。对再次主编文学刊物，靳以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之情，我们可以从当年冬天他赶在出国访苏之前兴致勃勃地到冰心等老友家中约稿中看出冰心《悼靳以》，《冰心文集》第六卷第12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靳以是新中国大型文学期刊最早的奠基者，《收获》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没有靳以，就没有《收获》杂志。他在《收获》所做的工作对今天文学期刊的发展仍具有深远的影响。
正是一九五六年，国家希望文艺界能够调整情绪、恢复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文艺运动被伤害了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正是由文学创作界最高权力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出面张罗、发动，且得到终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宣传部的批准；正是靳以领衔担任主编，这位在三四十年代曾主办了不下十余份报刊的资深编辑家经手，具有反抗黑暗势力的民主思想，在建国前与国民党当局有过多次摩擦与冲突；他性格温厚，能够团结人，作协的领导人大多曾在他办过的报刊上发表过文章，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最佳人选。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国作协理事扩大会议一结束，靳以就开始筹划，并给新的刊物取名叫《收获》。由于靳以不愿到北京，所以刊物虽隶属中国作协，但编辑部却设在上海。在靳以的邀请下，巴金答应了好友参与刊物的创办，这对建国前在编辑工作上的黄金搭档再次走到一起，于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全国性文学期刊《收获》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正式创刊，主编为巴金与靳以，还组成了包括正、副主编在内的十三人编委（大多是聚集在京沪两地的全国著名作家、诗人、剧作家）的强大阵容，至此《收获》编辑部正式成立并正常运转，除了困难时期的停刊和“文革”爆发不得已中断，《收获》至今已走过五十余个春秋。
《收获》的创办凝聚了编辑家靳以的心血。虽然是双主编，但巴金一般不参加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因而编辑部的组建、人员的调动、文稿的催请、邀约，都在靳以的实际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我们所看到的《收获》创刊号，可以领略到这是相当讲究艺术性、文学性的成熟刊物。它的封面典雅、大方，颇为别致，三四十年代曾经与巴金、靳以多次合作过的装帧设计者钱君匋介绍道，该刊的封面“采用了‘收获’两个极大极大的宋体字作为素材，占去了杂志封面的绝大部分地位，书面的底色，从杂志顶端以极浓的暗红色开始，愈到下端愈淡，淡到不能再淡而告终”（我们所看到的创刊号封面，底色从上到下均衡、一致，钱君匋的设想似乎没有完全落实，但这样的效果看起来已经很舒服了）。权且不说封面是否完全如同设计者所说的那样，这个大巧若拙的大胆设计得到巴金和靳以的拍手称好，一直沿用了很久钱君匋《美文的衣装》，1994年11月6日《新民晚报》的《十日谈·我与〈收获〉》专栏。。除了封面的设计，封三的编者（委）名单、出版时间、发行单位的标明，甚至于目录中栏目的设置，老作家、知名作家或大作家成为主打力量的“预设”，都为后来几十年的《收获》奠定了总体的格局和基调，而厚重、雅致的创刊号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也都堪称新中国（大型）文学期刊的典范之作，这是有着数十年丰富办刊经验的靳以所精心策划和参与设计的，就是今天看来也毫不逊色，不会降低其艺术个性和鲜明美感。
很可惜，《收获》的出世有些不合时宜。当时时势实在不利于作为个体的、弱势的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发展，知识分子的个性展现、艺术探索尤其显得举步维艰。那是个“话语禁忌”、好人蒙难、遭殃的时代、是中国社会民主进程大倒退、知识层大劫难的年头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第513、341、51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是只有顺从而没有抗拒的权利，“因讲了真话而获罪”的时期，是想表现而结果往往“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的微妙时节同上书，第184、231、427页。。靳以纵有万般办刊的经验与才情，总还是让人感到力气无处使和处处受制约、受局限的拘谨和无法洒脱、奔放。巴金在《〈收获〉创刊三十年》一文中说：“其实他遇到的阻力不用讲，我也想得到。他是在‘双百方针’发表时筹办刊物的，可是刊物尚未印出，‘反右’斗争已经开始。《收获》本来没有发刊词，第一期已经编好，纸型由上海寄到北京，我当时在北京开会，忽然收到靳以寄来他写的《发刊词》，他征求编委的意见。我一看便知道是为了‘六大标准’。‘六大标准’的发表无疑是一件好事。可是我却感到一点紧张，我似乎看到了一顶悬在空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我想他不会比我轻松。”《收获》1987年第六期。众所周知，一九五六年“双百”方针的颁布，曾经一度为文坛带来振奋人心的信息，但却不料一张针对鸣放时有过激言论的天真知识分子的弥天大网已然张开了。《收获》虽酝酿于一九五六年，然而它的出世要等到一年多以后的一九五七年七月。这正是特殊、敏感的时候。文学期刊，这一特殊的文本载体，在接受规范和限制的过程中，相当微妙地与政治生活相呼应，又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传递出思想者的个人声音，这就使靳以陷入左右为难之中，一方面他需要刊物获得当权者的认可，赢得合法的地位和身份；另一方面他又不自觉地要传达出知识者、思想者不合时宜的声音，表达个体求索的曲折和艰难。靳以一贯追求进步，几乎从新中国成立不久就着手开始申请入党，追求进步，争取了十年，直到他去世不久前的那一年六月，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不像有的老知识分子那样对新中国抱有观望、犹疑不定，对前途不测而流露出黯淡的心情。他也不是那种抱有绝不合作的孤立态度，他似乎很明确地表示出对新政权的合作和拥护，于是在新生的执政党掌权不久、立足未稳的时候，他就以要求加入这一组织的实际行动给予善良的、热烈的支持。所以，反右运动开始后的靳以不得不表现出积极迎合的态度。
我们来看看靳以执笔写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的创刊号的《发刊词》：
“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
“收获”是一朵花，希望它成为一朵香花——有利于社会主义祖国，是人民的有益的精神食粮。
我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真实而正确地反映祖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人民，鼓舞人民向社会主义大道高歌猛进。
我们的刊物和所刊载的作品，应该符合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六大标准：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在这个明确的政治标准之下，作家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体裁，不同的形式，甚至不同的流派。
作家不仅应该是有灵魂的人，而且应该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以作品来建立和提高人民的灵魂。
接下来是，“‘收获’应该团结更多的作家，尤其是老作家”，解释了一番老作家的丰富经历将成为有益的财富。然后是，“但是在‘收获’中间，我们也盼望有生气勃勃、新鲜活泼的新人的作品”，指出新人的特点与长处。编辑部还表明，“愿意以‘收获’作为作家和读者的桥梁”，“希望‘收获’能贡献给我们亲爱的祖国以更多的香花和有益的食粮”。
细读原文，靳以的《发刊词》还是极力地想突出文学创作的探索性和多样性的，胆子不可谓不大（可能是出于慎重起见，是为了弥补第一期创刊号上的大胆放词，靳以在紧接着的第二期又补发了一篇和巴金联合署名的文章。对此，巴金写道：“他接着在第二期又发表了《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文章我看过，我了解他保护刊物的苦心，我自己也想多找机会表态，不加考虑便在原稿上署了名。今天翻看三十年前的表态文章，我仿佛接触到两颗战栗的心和两只颤抖的手。我们就是这样熬过来的。”《收获》1987年第六期。）。但他又不能置政治局势于不顾。所以，他用了一个技术性的手段，先置毛泽东所提倡的“百花齐放”于开头，接下来大段引用了毛泽东的“六大标准”，言辞恳切地表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将政治标准置于艺术追求之前，以掩人耳目。当然，当时已经辐射开来的“反右”运动，预示着作家的探索、编辑部的发稿将在自由度上大打折扣。尽管也提到几个“不同”，似乎也注意到多样化的目标，然而，艺术探索是不能放达的，不能洒脱地去向往和无拘追求的。这些束缚和限制似乎也正是建国后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和经历过的，现在看起来，后来文学的发展总是有所限制，而实际上对文学艺术的干预早就开始了，并非始于“文革”，并非无的放矢。这也为靳以办刊戴上有形或者无形的绳套，使得他不能不在某些程度上进行平衡，既刊登有个性的、有艺术质量的好作品，又必须兼顾政治上的大而无当的表态文章，或做些妥协、让步的自我检讨或发表一些违心的、气势凌人的批评、批判文章，特别是在多事之秋的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连着发表读者对《打狗》、《来访者》等文的批评意见和代表编辑部表态的批判文章，还得不时地刊登一些来自上级领导（包括中国作协党组、上海市委宣传部等）的政策性文章。在靳以去世以后的一九六〇年，在第二个《收获》时期的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表态文章、充满政治火药味的大批判文章更是比比皆是、连篇累牍，编辑部已基本上丧失了艺术探索的自由追求和个性化、多样化的进取精神。艺术探索的充分解放和创作自由口号的提出要等到一九七九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时，但是此后对文学艺术的限制和反限制的争执始终或明或暗地进行着，这种斗争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和探索的进行。
靳以在种种限制下勉为其难地经办着当时全国唯一的大型文学期刊，好在靳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办过《文学季刊》、《文季月刊》，在报纸上开辟过“文群”园地坚持了多年，总共刊登了五百余期，创下了现代报纸文艺副刊在三四十年代之交最长的历史，出版过“文丛”，摸索和形成了丰富的办刊经验，有着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的必要热情、敏感眼光，更主要的是有一批长期合作的作家朋友，形成了老幼不同辈分的一代代作家，所以在靳以担当主编时，编辑部基本上不愁稿源，必要的时候还有另一主编巴金也可以向四面八方的友人索稿，名家支撑起早期的《收获》，许多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和电影、话剧作品（创办初衷就是要发表待出版的长篇作品，让读者先睹为快，便于作者修改出版）都先后诞生在《收获》杂志上，如《大波》、《创业史》、《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茶馆》、《不夜城》等，《收获》的三百多页大篇幅使得它有刊发长篇大部头作品的先决条件，名篇的不断涌现也把刊物推向一个个新的高度，使得刊物获得良性循环，正如巴老所说的，尽管靳以在《收获》干得不长就去世了，但这是他一生办刊中最顺利、也是发行量最可观的一份杂志。
靳以在办刊中几乎事必躬亲、身体力行，这不仅保证了刊物的严谨和优良的品质，也赢得了作家们的信赖和尊重。据曾经在靳以手下工作过的编辑彭新琪、寒星等人的回忆，靳以办刊非常投入，待人十分热情，常常亲自写信向作家们约稿。曾经负责西北片的作家创作的另一时期的编辑郭卓在回忆中也提到，陕西作家特别怀念靳以，一听说靳以亲自致函约稿，他们很受鼓舞。靳以的热情奉献，赢得了作者的回报，许多作家愿意把最好的作品交给《收获》发表，因为编者赢得了他们的心。不仅如此，靳以还对作家的稿子十分负责，他不仅自己亲自写信约稿，而且亲自写信说明退稿原因，或者说明需要修改的意见，他还严格要求编辑们不可随意删改作家的原稿，任何修改都必须征求作家本人的意见。这一行为也得到作家们的赞许。一旦稿子采用排出清样，随即就给作家发去稿费，而不是等到刊物出来以后，这在当时给予作家的鼓舞实在不可低估，而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如天方夜谭。刊物的工作，作协的工作，身心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刊物文章惹祸受批接连不断，“反右”运动的精神重压和冲击，事先没有征求任何意见就被指定到工厂参加劳动，半天工厂半天编辑部上班），加之一九五九年国庆前不长的时间连续写了十几篇歌颂欢庆的文章，靳以终于累垮、病倒在到火车站为来访的国际友人、社会主义邻邦——朝鲜客人送行的途中，这是他在这一年里的第三次住院治疗，前两次脱险，而最后这一次，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家人、朋友也都没有料到，他终于劳累过度，英年早逝，去世前不久，他在医院里还在看校样，为《收获》尽最后的力量。
靳以在办刊中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除了上文提到的注意刊物的精美设计、内文的优质、尊重作家之外，他在编辑工作上也有自己的设想。他与巴金共同商定，刊物主要发表其他作者的文章，编辑部人员的文章排在目录的末尾，突出其他作者的地位。靳以曾经在新中国成立前实际上由自己一人独力承办两个刊物《文学季刊》和《水星》，并且有过坚持多年持久办刊的经历，他在逃亡中、旅途中，甚至自己被“贬谪”到偏远的山村中仍然认真负责一期期报刊的按时出版发行，长期的办刊经验使他形成了一个人少好办事的观念。他把经验带入《收获》，实行精兵简政的编辑策略。整个编辑部，只有五六个人，个个身兼多职，既看稿、编稿、校稿，又跑印刷厂、跑机场接送清样，还联系作者，写约稿信件，给读者回信，等等。编辑部为提高效率，不多开会。靳以手下的编辑部工作人员大多是熟人，或朋友、或学生，如编辑部主任是同事及友人萧岱，彭新琪、姚奔、江敦熙都是他自己的学生，樊康是萧岱的旧识，寒星是友人推荐来的，这样一个有着亲密关系的集体，都服从靳以和巴金的调度与领导，完全遵从靳以的办刊精神，便于编辑策略的连贯延续和编辑部工作的开展。尽管有着种种艰难，但是由于策略得当，经办有方，所以《收获》仍然发表不少佳作，为当代文学期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达到了同时期期刊的最高水平。虽不是篇篇精彩，但每期都有可读的好文章，奠定了《收获》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经久不衰的篇章。靳以的许多经验和做法也成了《收获》几十年坚持的成功法宝。靳以以后的《收获》多少保存了靳以时代的不少做法，借鉴了不少有益的经验，获得推广、发扬。
综上所述，靳以的主要贡献大致表现在：首先，他创办的《收获》起点高，出手不凡，打下深厚的基础，为以后的发展奠定稳固的根基，这是富有办刊经验的靳以的贡献之一；其次，他在五十年代中期，积极探索在新的计划体制下的办刊方式，审时度势，举措有方，为处于弱势群体的知识分子圈定了一块较为自由地创作、较有活力的言论争鸣的思想阵地，为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寻求最初的发展途径做出重要贡献，为五十年代文学史阶段最为精彩的篇章创造了一定的生长条件；再次，他以自身丰富的办刊经验，精心规划，为当时的文学期刊设计了合理的版面、多样的栏目和丰富的内容，奉献给读者，在今天看来也毫不逊色；第四，他把新文学传统通过自己的双手、通过自己的办刊方向与策略，通过刊物的内容，通过一系列的编辑途径较为完好、齐全地带入新中国，为中国当代文学在期刊方面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学更好的衔接与延续做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贡献。作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编辑家，靳以既带来了经验，也导入了文学的精魂，这是他在现代报刊史上的新发展与新贡献；第五，靳以以自己的劳苦、奉献，忍让、委曲，以一己的牺牲精神换来刊物的生存和艰难发展，注意不同方面的兼顾，甚至也委曲自我地刊发表态文章、自我批判的文章，甚至一些“左派”的官样文章，但是他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精心组织、发掘、刊登高质量的好作品和优秀文章，这是当时全国文学期刊中最有质量、水准最均匀、最有分量的作品群集中荟萃的园地；最后，靳以保持了一个较有力量的编辑集体，充分调动编辑的能动性，以精干的少数人干成了不起的大成绩，维持了编辑部的稳定格局和富有生机的精神风貌，他与巴金的完美组合，精诚合作，既发扬了三四十年代的办刊传统，又开辟了新的天地，为《收获》持久地站立文坛、处于当代文学期刊史的前列写下了两个著名作家、著名编辑家的大名。
《收获》因它的主办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而矗立于当代文学期刊史的前列。
三、萧岱：被囚禁的思想的打破
当主流意识形态强大到覆盖一切、占有一切的时候，一己的思想特性，刊物的鲜明风格都难免受到猜忌，或被连根拔除，或被清扫出局，而生存下来则是必须付出代价的，阉割自己、否定自己、忘记自己或许还可勉强偷生，企图保留自己、表现自己是必须有极为坚韧的意志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不然悲剧就很快开演，建国后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各类文人、知识人的喑哑、自戕、扭曲、变形，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全线崩溃就是例子，靳以、萧岱又何尝不是在这股强力裹挟下的生存，何尝不流露出捉襟见肘、心手不一的窘境，在隐忍中求生，在融入主流社会中曲折地表现自我，在不适的情境下寻求自我的变通，萧岱在此时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扭曲了自我。
在熟知萧岱五六十年代编辑生活的同事眼里，萧岱谨小慎微，丝毫不敢表达自我，完全丧失了主动，丧失了对工作的积极性，有受挫感。他几乎总是关闭了自己的思想门户，被动地处世，同事们都觉得萧岱没有魄力，没有勇气，没有什么作为，特别是六十年代的时候显得更加没有生气与活力，该他做出的决断他都没能揽下来。这位老革命工作者、老党员，竟然在新中国成立的文化工作上感到不适，找不到主动性、积极性。他在《收获》成立时被靳以选中为筹备小组的重要成员，并委以编辑部主任的要职，原因可能有很多，如萧岱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办过刊物，熟悉编辑业务，创作并发表过包括诗歌、小说在内的文学作品，理解文人的创作甘苦，他当时是上海作协的秘书长，与靳以是工作上的同事，他是党员，加入《收获》编辑部可以更加有利开展工作，不至于让人对《收获》的主持人、编辑人员大多是非党群众而生出政治上不可靠的嫌隙，不至于被指斥没有党的领导（这种考虑不是没有根据的，《收获》在办刊不久就被人说是“同人刊物”，即不要党的领导，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己的刊物），因而对它的生存、发展不利，原因可能还有很多，或许也因为靳以对萧岱放心，对他的为人做事等等方面的信任。应该说萧岱也的确称职，他负责编辑部工作，管理内务，组织编辑部的工作还是得力的，靳以能够集中心力组稿、发稿、排稿、校稿，在当时领导五六个人办了一个大型刊物一点儿不觉得有什么劳烦，这里有萧岱的一份功劳。但是靳以去世之后，萧岱并没有什么更大的作为。靳以生前，萧岱负责编辑部工作，协助靳以的工作；靳以去世后，罗荪来主持《收获》工作，萧岱依然是编辑部主任，协助罗荪工作。或许萧岱的文学地位、资历还不足于服人，还不具备驾驭全局，难以堪当主持人重任。到第二个《收获》时，以群、魏金枝负责刊物的实际工作，萧岱还是编辑部主任，继续协助主编的工作。从他的同事那里得知，萧岱这个时期很害怕，不敢出面，挑不起大担子，不敢决定什么，思想包袱大，精神压力大。这还是心灵受束缚、受限制的结果。一个有文学思维头脑的革命者，在心中有个性与党性的冲突、感悟与理智的较量，最终只有前者受制于后者，个人让出自己的思想空间来填上政治原则、党的教诲，萧岱要被主流社会接受、容纳，要被自己的组织接受、肯定，就只能这样，这对于一个有着诗情、抒情个性、包含着诗心的革命者来说是痛苦的、艰难的。
萧岱还是幸运的，他能够生存下来，在思想解放的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回到他喜欢的文学岗位，回到文学队伍中，亲自筹备、负责《收获》这个与自己的生命的主要时光联系在一起的文学刊物，他应该不只是幸运，还是快乐的、喜悦的。熟悉老《收获》的人对萧岱并不陌生，因为他是一九五七年《收获》创刊时的编辑部主任，还负责第二个《收获》编辑部的日常工作，除了停刊期间，他几乎到去世前也从未离开过《收获》，是《收获》中少数延续了三个不同时代的编辑人员，并且一直在第一线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萧岱是最早回到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之一，他参与了新《收获》的重建、复刊工作。作为一个老干部、老资格的编辑部领导，他与非正式编制的负责人吴强一起，在一九七九年以后的《收获》中起到了承前启后、薪尽火传的作用。我们知道，萧岱在过去的编辑工作中，由于自身职业修养的局限以及创作影响力的有限，没能发挥到更大的影响。在前期，《收获》有靳以负责统筹、审稿；在中期，《收获》有魏金枝的实际负责；只有到了新时期，《收获》的担子才历史地落到萧岱的肩上。而萧岱也一改过去的唯唯诺诺、胆小怕事，为新《收获》走出一条日渐开阔的坦途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勤恳、负责，为了刊物的艺术质量，敢于顶掉上海市委领导的稿子，敢于推却当时是《收获》负责人之一的吴强的稿子，敢于拍板在春寒乍暖时节就推出一批走在时代前列、率先肯定对“文革”进行反思的作品，体现出果敢的勇气和解放自我的魄力。他谦虚地向年轻人学习，支持他们刊发带有实验性质的探索性作品，反映出思想艺术个性的转化、更新要求，体现了一个全国一流刊物的领导人不断汲取新知、敏锐艺术感觉的进取需求，体现了海派文化善于吸收新鲜事物，具有自由包容思想的资质，这是一个刊物不会落伍、退步而始终处于创新、更新的亢奋状态的重要因素。旧生活的结束，掀开了萧岱人生的新篇章。他感受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的气息，他憋屈了许久的自由意志、自主精神得以复苏，在海派文化圈的濡染，在改革开放时代风气的影响下，萧岱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在《收获》复刊后，他与吴强、李小林等协作，在老主编巴金、靳以的编辑思想的引导下，把《收获》办得有声有色，使刊物很快就赢得很高的声誉，不仅在全国文学期刊的发行量中处于前端，更为重要的是，这时的《收获》发表了许多堪称新时期文学代表作的优秀作品，这其中不能不记下萧岱的一份功劳。
纵观五十多年的历史，《收获》有两个重要时期：一个是一九五七年创刊时期，靳以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开辟了一条生路，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一个是“文革”结束后一九七九年复刊初期的《收获》，领时代之新风气，开时代之最先声，筑起一个较高的文学起点，很好地衔接了靳以时代的精神命脉，也奠定了较为厚实的文学基础，为以后建构坚固的文学大厦确定了先在的条件。这个时期的文学发展与萧岱的贡献分不开。要知道，《收获》复刊后，它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不少的阻力，政治上不平静，往往一年中得来上几次风波，当时的读者、文学界，禁锢还有许多，读者的陈旧观念、阅读审美习惯还与“文革”遗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刊物经常受到意想不到的指责和批评，风险依然很大。萧岱在主持工作时期，不计个人得失，无所顾忌，支持并领导编辑部刊发了大量领先时代风气、摇撼“文革”痼疾、冲破“左”的压制与捆缚的优秀作品，的确难能可贵。还有，《收获》所在地的上海，一直是二十世纪以来和北京、广州一样的政治气息很浓的城市，而上海受意识形态左右的习惯有时似乎比它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结合得更为密切，文学艺术受政治的牵制更为明显，萧岱在这样的环境下接办《收获》，不顾前进中的阻力，毅然决然地发扬新文学大师们精神传统，反叛旧意识形态，弘扬人文精神，突出文学介入现实和坚持艺术个性的思想，把刊物推向新的台阶。
萧岱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举荐新人、培养新人、引导新人，为《收获》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他有意识地培育人才，鼓励年轻编辑放手去干，鼓励新人走向重要的领导岗位。如他推举李小林接他的班子，他考察并接受程永新来《收获》编辑部工作。他以自己的勤勉、认真而带了好头，给李小林等人直接的重要的影响。他还十分宽容，能够容忍自己没有完全领会、理解的作品在他主持的刊物上刊登，他容许年轻人的新潮，能够放手让李小林、程永新等年轻编辑引入一些新的编辑思想；他在工作中敢于承认自己的落伍，年岁大了之后的保守，谦虚地向年轻编辑学习，听取他们的意见，能够接受超过自己年龄限制之外的新思想，保证了刊物在他主持期间有活力、有生机。萧岱主持工作是在一九七九年《收获》复刊后，这是《收获》最具锋芒、最有魄力的时期之一，常常颇具胆识地刊发一些冲破现实压力和世俗观念的作品，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但也恰恰是这个阶段，是《收获》遭受种种指责最多、最频繁、最严重的时期，那时刊物时常遭到来自各方的追查、审问和莫须有的训斥、批评、误解、怀疑，特别是在复刊后至八十年代前期，政治风波隔三差五地会席卷到《收获》编辑部，有反自由化、有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有的作品受到全国性的围攻，有的作品在万人大会上被市委书记公开点名批评，萧岱与吴强等人协作，顶住压力，敢于冲破禁区、敢于出格，敢于冲破陈旧因袭，奠定了《收获》在新时期发展的雄厚基础。萧岱堪当重任，一人承担了各种罪名、骂名，把责任承受下来，他的行为不仅保护了刊物的继续生存发展，鼓舞了年轻编辑尽心尽力做得更好，也是一个曾经被禁锢的老革命的自我超越和获得新生和解放，正是这种精神的复苏恢复了靳以时代乃至于“五四”时代新文学的精神传统，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直视人生的傲骨和气节，是二十世纪人文精神最值得阐发和褒扬的传统，是奋斗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不具备强大思想背景和精神传统的历程中值得记录的事迹。
四、李小林：开辟新途的接棒人
李小林一九六八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一九七九年来到复刊的《收获》编辑部。此前，她在杭州《浙江文艺》编辑部当编辑，“文革”结束后回到上海，先在《上海文艺》，不久《收获》筹备复刊，她调入《收获》。在《收获》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上，她名列副主编，列于另一个副主编萧岱之后，此后萧岱退休，她成为《收获》的决策人。
李小林把她生命中的主要时日献身给编辑事业，由一名普通编辑做起，凭借自己对读者、对作者的负责精神，凭着对文学事业的一腔热情及高度责任感，凭着知识人对道德意识的清醒认识、对文学前辈精神风范的心仪与感应，凭着自身较为深厚的文学积累和对文学的准确理解和深刻领悟，她与她所领导的编辑集体殚精竭虑地推动了《收获》向更高更深的地带阔步前进。客观地看，李小林不仅因为巴金的关系，也因为萧岱等老一辈编辑的提携，还因为肖元敏、程永新等众多比她更为年轻的编辑们的有力协助，如同她反复说明的，是依靠编辑部集体的力量，《收获》才能办得比较成功，而她才脱颖而出，继巴金、靳以的《收获》第一代主编、第一代核心，以群、魏金枝、萧岱等第二代负责人之后，成为新一代的《收获》当家人。
正是萧岱重返《收获》进行组建的时候，李小林来到了编辑部。李小林曾表示过，要不是发生“文化大革命”，她是不会从事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的，也不会来到《收获》。这位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女生原先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喜欢看《收获》，钦佩那些发稿的编辑能够发现文学新秀，刊登名篇佳作供读者欣赏，但也仅仅是钦佩而已，她从来没有把自己与刊物联系到一起。后来“文革”爆发，作为黑帮的子女到了浙江，在《浙江文艺》当了一个阶段的编辑。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才调回上海，《上海文艺》是她编辑工作的过渡期，落户到《收获》是她的机缘，这看似有些偶然，又好像是一种必然。
到《收获》编辑部工作的李小林已经有了相当的编辑经验，很快就体现出爽快伶俐的编辑作风。李小林和孔柔合作看稿，一同感受着新时期最早的文学春汛，为那些突破寒潮突破冰冻坚壳的地表提前降临的一大批作品催产，成为新时期文学最初的繁荣期为奇花异葩的绽放创造了条件的护花使者。如谌容早期的作品《永远是春天》涉及当时的“文革”禁忌和爱情禁区，在北京受阻，李小林等大胆采用她的稿子，并推动她写出了包括《人到中年》在内的一批高质量的作品，这是新时期最早赞美“臭老九”的小说之一谌容《编辑和我》，《早年苦短——谌容随笔》第213—214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如发现并刊发张辛欣的那些与当时时代格格不入的另类作品，把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作家推向文坛；如连续发表了冯骥才的否定“文革”的小说《啊！》、《铺花的歧路》等。
李小林以她良好艺术感受力和领悟力，使不少文稿因为她的建议而益发熠熠生辉，发表后赢得很大的成功。不仅在小说领域，在展现《收获》丰厚文化底蕴特色的散文、随笔栏目中，许多年逾花甲的文化老人纷纷冲着巴金的美名奉献了他们的精品，这些稿子差不多都由李小林编发出来。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了她在编辑部威望的建立，特别是连连刊发了许多给《收获》带来很高声誉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因而声名就日渐远播了。在一九七九年以后的《收获》办刊中，萧岱、吴强经常要征求李小林的看法，他们三人自然而然地成了决定文稿刊发的决策人，虽然当时并没有明确谁是负责的，虽然吴强是对外宣称的《收获》负责人，虽然萧岱一直是负责《收获》的编辑部工作，但是几乎直到第三个《收获》标出主编、副主编名字之前，他们三人差不多都是没有直接明确的职衔。随着吴强、萧岱的先后去世，编辑孔柔、郭卓因老告退，到八十年代中期左右，李小林就名副其实地、自然而然地成为《收获》的新一代负责人。如果说靳以（包括巴金、罗荪）是《收获》的第一代主编，萧岱（还应包括以群、魏金枝、吴强）是《收获》的第二代主编，那么李小林则是《收获》的第三代主编的代表。
李小林生逢执政党拨乱反正、祖国改革开放、文化振兴腾跃的历史时期，虽然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还不时地有一阵阵寒潮激起惊悸的颤栗，但比起她的前辈——几任前主编、副主编，她毕竟不必担心头上时刻高悬着的达摩克利斯剑，不必忧心从天而降的莫须有罪名，在阶级斗争的严峻冷酷的局面被挣脱之后，李小林没有忘记光大前辈的新文学精神，她明确地继承着巴金、靳以身上带来的“五四”文化传统，树立起知识分子抗击世俗的人文风采，坚持艺术个性的探寻，鼓励个人化的精神探索，在政治强权、物欲膨胀的世俗社会等种种力量的裹胁、夹击中突围出来，使《收获》这块独特的文本空间显得日益豁亮、开放、鲜明、宏大，成了团结知识分子、联系“五四”精神传统的重要纽带。
李小林在九十年代以后，除了巩固了《收获》的物质基础外，不断地推出那些蕴含着艺术新质的新人新作，在继续保持文化底蕴的原则下，敏锐地把握新的艺术契机，融入新的艺术因子，使得《收获》在社会转型、文化嬗变、文学更替迭变过程中，始终保持《收获》探索的思想勇气和艺术蜕旧化新的力度，保证了《收获》持久不衰的鲜活、明亮，使得《收获》走在文学期刊发展的前列。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学影响力的逐渐式微，文学创作与批评走向边缘化。《收获》临危不惧、处乱不惊，沉稳地坚守已经抵达的艺术发展高地，继续推崇人文探求，秉承前辈纯粹的文学传统。李小林把《收获》推引向注重艺术创新，同时又不断探索新的课题、唤起读者新的兴味的新路。
纵观李小林与《收获》二十多年来的关系，我们可以概括出她的一些编辑特性：首先，坚持艺术至上的原则。《收获》不看作者的名气，也不问作者的政治背景及来历，一切围绕作品说话。正是《收获》对艺术质量的看重才保证了刊物不断推出优秀的、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的作品。虽然《收获》也被人看作重名人、重老人，但总体上来看，《收获》的确还是以艺术质量把关为主的。《收获》刊登的文坛处女作不是很多，但是，有不少作家的最好作品却是刊登在这个杂志上的。回顾新时期以来许多产生过轰动的作品，数一数曾经获得全国各种奖项的作品，《收获》都占有很大的份额，绝对处于全国众多文学杂志的前列。
其次，传统与现代相得益彰。《收获》一方面注意延续鲁迅等二十世纪文学大师的文化传统，努力弘扬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保持“五四”的关注时代、批判现实、探索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信念，同时还在不同时期、不同年代注重推出带有崭新艺术质地的作品，这两种精神并列存在于《收获》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时光的推移并没有退化兑变。这是《收获》既能获得人文知识分子的喜爱，同时也赢得一代代读者喜爱的原因。《收获》的老读者继续追踪它的发展，同时新读者也被新开辟的栏目、内容所吸引。可以说，正是新旧杂糅，文化底蕴与创新精神并重，使得《收获》保持了长时间的固定读者，是读者成就了《收获》，也是《收获》没有辜负读者的期望，源源不断地奉献给他们满意的作品促成的。如新时期复刊时，李小林等人大胆发掘同时代人的现实主义力作，勇敢干预现实，针砭时弊。到九十年代，文风普遍衰颓，对现实审视和批判的力量减弱，但是《收获》却执意于发表包括阎连科等人在内的讽喻现实穿透历史的力作，使得《收获》的人文精神持续地连贯延伸。不仅如此，《收获》在不同阶段往往还刊登某些具有超前发展倾向的作品，如八十年代中期及九十年代与新世纪之初都有一些带有新异色彩的作品。
第三，挖掘新人新作、不断推出新栏目。《收获》在李小林经手之后，从来没有放松对新人的发现与培养，特别在每一年的第一期上往往果敢地刊登新人新作，置于显赫的头条地位，这既鼓舞了作家的探索激情、激励文坛新人的涌现，同时也获得了读者的喜爱，给予他们开阔的期待视野。《收获》在栏目上除了传统的几大板块之外，特别注重在散文、随笔栏目中开辟新途，打造新的品牌专栏，使得《收获》的文化品位长时间保持在较高的水准上，这与李小林对年轻编辑的成功驾驭和宽松领导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四，坚持办刊的原则，不随意转向，不轻易妥协。《收获》在“文革”前曾经有过任人宰割、不能自我做主的时期，曾经不得已而发表上级领导的政论，曾经违背心愿地做自我检讨，发表了自我批判的文章，这都是在政治气氛不正常时期出现过的，就是靳以、巴金也无力挽回局面。到李小林主持工作时，曾经也有过外界的干扰以及来自权势的行政高压，但是萧岱、李小林都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只要作品在艺术水准上是出众的，即使受到上级的指责，即使有些读者不能理解，他们也甘愿冒险刊发此类作品，而事实证明他们往往是正确的，只要他们认为没有错的，他们绝不轻易否定自己，更不会做违背事实、违背艺术良心的检讨，李小林有勇气抵制压力，也因为她生存的时代要有利得多。
第五，李小林继承了靳以、萧岱的办刊经验和传统，对刊物的各方面都坚持把好关，不仅重视来稿的质量，而且积极参与来稿的修改，经常以为文学史负责、为作者负责的态度，提出诚恳、切中要害的看法，尽可能在作家最好的状态下发出他们最好的作品，而且，李小林对刊发的作品从一校到最后定稿往往花费了许多的心血来检查、纠正错别字，提高刊物的合格率，这一点相比于其他刊物也是非常突出的。《收获》从外观的装帧设计到封面、封底的图画选择，到栏目的多样化，以及作品行文的排列都十分精心推敲，尽量满足了读者多方位的欣赏需求。在每一期刊物面世之前都凝聚着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汗水，这其中就有当家人李小林超乎寻常的劳作和耕耘。
第六，不炫奇、不猎美，取独善姿态，在平实的、收敛的低调中进行探索，看似少了几分慷慨豪情，实则拥有一份难得的平常心。在新时期文学思潮运行之中，《收获》从不主动唱中心、充主角，甚至从不发起什么运动，即使是在创刊三十、四十乃至五十周年之际等特殊日子里，也从不浪费感情，不铺张，不为自己做宣传，默默无闻地进行着艺术创造，看似回避喧闹的市井生活，实则体现出一种坚韧与执著。《收获》保持稳定、平静的态势，这在日益浮躁的现实社会中，在诱惑渗透当今各个角落时，能够依然故我、不为所动，实际上是非常难得的。在寂寞、平淡的编辑工作中实现着知识分子参与文化建设、净化人类心灵的崇高理想。
第七，调动编辑们的智慧，强调集体的力量。《收获》毕竟是个老牌刊物，有名编巴金、靳以等人所奠定的高度，能否在自己的手中得到发扬光大实在不易，李小林深知自己肩上的重担。所以，在她接手《收获》工作时，自己加倍地投入时间与精力，身心以赴，同时充分调动其他编辑的聪明智慧，发挥集体的创造性与积极性，使《收获》不断地拓宽思路，获得新的发展的可能性，继续处于全国文学期刊的前列，赢得文坛内外的关注和重视。
李小林对《收获》的贡献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九八七年前后，她得到萧岱的支持，坚决主张由编辑部自己负责刊物的出版和发行，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的。《收获》在一九七九年复刊以后，发行量最高曾经达到一百二十万份，但那时还是由上海文艺出版负责出版和发行工作的。至八十年代中期，李小林终于把刊物的发行权收归《收获》自己所有，由编辑部自身负责刊物的盈亏，不需要政府津贴，不要国家拨经费，自己决定刊物的发行命运。当时编辑部有分歧，一部分人还不放心，担心以后政策有变，害怕编辑部的人丢掉饭碗，但是李小林自信编辑部自己有能力经营，在她的领导下，编辑部度过社会转型期纯文学影响力大跌的难关，以高质量的、高水准的刊物，保持刊物发行量在十万册上下，终于保住了刊物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收获》杂志的发展，李小林倾注了自身的大量心血。她说不能把老一辈的产业毁在自己手中，她多方努力，终于使《收获》稳固地矗立于当代文学期刊的重要位置上，成为国内外了解我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窗口，有人甚至称《收获》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当然“缩写本”。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收获》全体编辑的劳动分不开，但更应该记住它的第三代负责人李小林的功劳，因为《收获》取得最大成绩、获得空前发展的阶段正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时期，这是《收获》有了大飞跃的重要时期，这其中有巴金这面人格大旗的感召，有《收获》元老萧岱的忍辱负重、勇敢抗争的作用，更应该看到伴随新时期一块成长，由编辑而成为新一代《收获》当家人的李小林步步向前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