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美国历史还不到230年。
透视美国政治，除独立战争之外，贯穿全部的是扩张。完成本土扩张用了100多年，海外扩张又进行了100多年。
美国刚刚独立时，其版图只有230万平方公里。通过第二次抗英战争，对印第安人的长期掠夺战争，以及杰斐逊政府用6000万法郎（折合1500万美元）购买整个路易斯安那，使美国的版图整整扩大了一倍多。接着，门罗任内再一次用武力和购买相结合的办法，获得了佛罗里达地区的大片土地，使其领土再次扩大一倍多。第11任总统詹姆斯·波尔克的扩张政绩大大超过杰斐逊和门罗，先是以1500万美元取得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后来又通过谈判同英国划定了西部美国与加拿大的国界，取得了俄勒冈大片领土。至此，美国领土已达到930多万平方公里。
19世纪末叶，垄断资本主义在美国已经确立，海外扩张便成为其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看来，这些原本从欧洲经过蔚蓝海洋来到北美大陆的美国人，经过100多年在大陆上的经营和扩展，准备开始向另一个蔚蓝海洋进行扩张了。
1897年3月，共和党扩张主义者威廉·麦金莱入主白宫，把吞并夏威夷作为施政的一项首要任务。当他一边摸着《圣经》、一边读那份冗长的就职演说时，人们自然不会忘记，他在“门廊”演说和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承诺：立即摘取夏威夷这个已熟的梨。
美国人之所以把夏威夷称之为“早已成熟的梨”，是因为美国要吞并夏威夷由来已久。早在1875年美国和夏威夷就签订了新的《互惠条约》。这个“互惠”条约规定：夏威夷的任何领土不得租借给夏威夷与美国之外的第三国或由任何第三国来处理，该条约所规定给美国的所有特权不得让与其他国家，夏威夷的糖可免税进入美国市场。条约并不仅仅是商业上的，实际上，夏威夷群岛“在一切物质和政治的利害上，都是美国的殖民地”了。到19世纪末，夏威夷进口产品的3/4来自美国，99%的出口物资输往美国，其食糖市场更是严重依赖美国。
美国对夏威夷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引起了夏威夷人民的不满，促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1891年，女王莉留奥卡拉尼想借助民众情绪，废除1875年的“互惠”条约、1885年的条约和1887年夏威夷宪法，收回主权。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这样做，由居住在夏威夷的美国商人、传教士、甘蔗种植园等组成的“兼并俱乐部”，却于1893年1月17日先发采取行动，在美国驻夏公使约翰·史蒂文斯的支持下，用武力占领夏威夷政府办公大楼，宣布推翻夏威夷女王，建立临时政府。史蒂文斯当即宣布承认夏威夷临时政府，并且命令在夏威夷政府办公大楼上升起了美国国旗。
这时，即将届满的哈里森政府认为“夏威夷之梨”确已成熟，匆匆忙忙地在1893年2月14日与夏威夷临时政府派往华盛顿的代表签订美国吞并夏威夷条约。翌日将条约送往参议院，并声称吞并是“充分保证美国利益的唯一之路”，希望国会参众两院采取“迅速行动”。然而两院尚未批准，哈里森便下台了。新当选总统克利夫兰任期一拖又是4年。应该指出，克利夫兰并不是一个反对吞并夏威夷的人，他只是要“照顾”国内甘蔗种植园主在夏威夷的利益。同时克利夫兰当时正致力于在南美洲确立霸权，暂时放松了在太平洋的扩张。
1896年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弥漫着强烈的扩张主义气氛。这无疑加速了夏威夷之梨的成熟。这一纲领赤裸裸地声称“夏威夷群岛应该由美国来控制”，如果共和党执政，美国吞并夏威夷便指日可待了。
麦金莱就任不久，便于1897年6月16日同夏威夷临时政府签订了“合并条约”。《夏威夷星报》说，夏威夷现在成了“一个嫁期未定的新娘”，只等美国这位“新郎”准备好了，便可履行结婚仪式。7月7日，参众两院作出联合决议，批准美国吞并夏威夷条约。1898年8月12日，夏威夷正式成为美国的领地。61年后，即1959年，夏威夷变成美国国旗上的第50颗星。
美国吞并夏威夷是美国海外扩张的外交尝试，还不是武力行为，根源仍在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强烈海外市场需求。19世纪末，美国外贸迅速增长，工业制造品和农产品愈来愈依靠国外市场。1870年，美国出口总值为45100万美元。美国产品大多输往欧洲和加拿大，但销往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产品与日俱增，而且工业品的出口比重不断增长。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向国外的输出不断增加。美国钢铁有15%、铜有50%、农业工具有16%出口。托马斯·爱迪生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公司为英格兰安装了电话网，乔治·威斯汀豪斯公司的空气制动器在欧洲广泛销售，艾萨克·辛格公司的缝纫机有40%出口，赛勒斯·麦考米克公司的收割机远销俄国，留声机大王乔治·伊斯门的生意遍及全球。美国的直接海外投资已达到30多亿美元，成为当时世界上四大投资国之一。
内战后美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并没有带来社会的稳定，也没有避免经济危机。从1873年到1897年间，美国先后发生了3次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必然导致社会危机，工人农民的社会运动前仆后继。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同时也为了解决国内社会矛盾，竭力推行海外扩张政策。
善于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的美国舆论界，一时间掀起一股新的扩张思潮。同19世纪中叶不同，这次扩张思潮着眼于海外扩张，其内容也更加庞杂，包括种族优越论、边疆学说、海上实力论等等。其中有4个代表人物名望最高，影响最深。
一个是乔赛亚·斯特朗，一个牧师。他在1885年出版的《我们的国家》中，宣扬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是“优秀种族”，具有先进文明，肩负使世界“基督教化”的使命。斯特朗认为，19世纪末期对美国的重要性仅次于基督的诞生。美国应该抓住这一“时机”向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扩张，向海上群岛扩张，向非洲和非洲以外的地区扩张。斯特朗傲慢地说：“难道还有人怀疑种族之间竞争的结果、会不记得‘适者生存’吗？”他认为世界基督教化后，“商业将随着传教士”而来，从而美国可获得巨大的海外市场，一举解决美国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这本书问世后10年内就售出了175000册，从而使斯特朗名噪一时。
另一个是年轻的史学家特纳，他于1893年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边疆学说”由此问世。特纳指出，“只要自由土地存在”，美国就有应付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的“安全阀”，这样，“经济力量能保护政治力量”。他认为，国内边疆既然已不复存在，从而宣告“美国历史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美国历史的新的一页应该是向海外扩张，寻求海外边疆，这是美国西进运动的必然结果。
再一个就是出身名门的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他1893年出版的《文明与衰退的规律》一书中，从世界史角度进行论证，认为伟大的文明都是用征服的方法建立的，并随着经济财富和边疆提供的机会由东向西。他断言：到19世纪末，世界文明的中心非美国莫属。因此，美国必须抓住机会向海外扩张，特别是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以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
更直接、更具冲击力、为美国海外扩张政策服务的还是艾尔弗雷德·马汉，一个扩张主义军事理论家。1890年他写的《海权论》一书，正式提出“海上实力论”。马汉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大依赖于其海上实力。因为国家强大的两个主要标准是巨大的海外贸易和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这两者均仰仗于一支有效的强大海军。要发展海军，就得有海上加油站和海军基地，因此，美国还需获得殖民地，殖民地的获得反过来又可进一步扩大美国的海外贸易。在马汉眼里，殖民地是“国内产品的销售地和商业与海运的苗圃”。所以，马汉认为，不论美国人“愿意与否”，美国“现在必须‘向外看’，这个国家的日益增长的产品要求它这样做”。马汉的著作成为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重要阅读物，马汉也由此赢得了“世界上第一流海军历史学家”的美誉，而且直接推动了美国海军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纵观19世纪的美国，除了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外，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像马汉这本书一样对国家的进程和方向发生如此之大的直接影响。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生于1840年。其父丹尼斯·马汉是西点军校一位学富五车、桃李满天下的系主任、教授。马汉的童年是在嘹亮的军号和有节奏的队伍操练声中度过的，同时，父亲那丰富的藏书更成为他获取各种知识的海洋。1856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学到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学习期间，他立下了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志向：“产生海上英雄豪杰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如果没有客观现实的条件和一定的环境，想单凭勇敢而成为流芳百世的英雄是极困难的。因此，我已经下决心通过理论研究这一途径，在海军史上赢得声誉。”
在随后25年的海军生涯中，马汉的上述信念始终没有改变。身为海军军官，他却非常讨厌海上勤务，只要有可能就设法做岸勤工作，并一头扎进图书馆，孜孜不倦地阅读军事历史方面的著作。1883年，他写了一本研究内战时期海军的小册子，书名叫《海湾和内陆江湖》。这本成功的处女作得到了海军军事学院院长卢斯的高度赞赏，并邀请他到学院任教。正在“沃诸塞特”号上困守愁城、思念家庭、饱受忧郁之苦的马汉对此真是喜出望外，欣然允诺。当他结束了在“沃诸塞特”号军舰上的执勤期限后，立即兴冲冲地奔赴海军学院海军史讲师这一新的工作岗位。
几度风雨，几番甘苦。到了1890年，马汉呕心沥血之作《海权论》一书终于出版问世了。
在这部书中，马汉提出了著名的“海权论”思想。他认为：国家的强大、繁荣和商业贸易与帝国主义和大海军主义是息息相关的。正因为英国控制了海洋，它才可能成为殖民帝国，从海洋贸易中获得利润，并把那些想动摇它的海洋霸权的大陆强国一一打败。对于美国来说，教训和结论是很清楚的，国家的生存，有赖于对海洋的控制。
马汉反复强调：美国必须摒弃其“大陆主义”的政策，鼓励在世界贸易方面采取更富于进取心的竞争。这就要求拥有一支庞大的商船队，占有海外殖民地并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为了保护美国贸易和解决可能发生的争端，马汉极力主张吞并夏威夷，作为向太平洋扩张的桥梁和作为美国本土免受攻击的第一道防线，并在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凿一条运河，使美国濒临大西洋的海域和濒临太平洋的海域获得一条海上联系的捷径，以便迫使欧洲列强承认“门罗主义”。
那么，如何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呢？马汉毫不隐讳地指出，美国政府必须慷慨解囊，大力支持海军的发展，国家的当权者必须为海军复兴加强立法工作。对于海军本身来说，当务之急是转变以往那种靠一支小型的海岸防御舰队袭扰零星商船、进行贸易掠夺的传统落后观念。海军的目标是通过一场决战打垮敌人的舰队，夺取“制海权”。只有战列舰才能进行这种决战，巡洋舰和驱逐舰都不行。他形象地说：一支集中使用的战列舰队就是一只具有“进攻力量的长臂，一个国家只要有了它，就可以扩大其对外影响”。
马汉的学说恰恰符合了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甚嚣尘上的帝国主义思潮，并为之提供了恰如其分的理论注脚。因此，他的名望很快传遍了全球。一向心高气傲的英国皇家海军界对这样一部名著竟出自于一位美国海军军官之手，始则惊讶，继之难堪，不久便佩服得五体投地。1893年，当马汉随舰队航行途经英国时，维多利亚女王专门接见了他，海军大臣和许多高级将领也设宴款待，敬为上宾。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授予他荣誉学位。日本对马汉的著作也很重视，新书一出版就译成日文，并用它作为日本军官学校和海军学校的教科书。野心勃勃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此书更是如获至宝，1894年5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现在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噬马汉的书，在努力把它牢记心中。这是第一流的著作，所有的观点都是经典性的。我们所有的舰船上都要有这本书，我们的舰长和军官们要经常引用它。”
当然，对马汉其人其书反响最大、震动最强、感受最深的还是他的美国同胞。西奥多·罗斯福（1904年始任美国总统）盛赞这部著作是“我所知道的这类著作中讲得最透彻、最有教益的大作”。卢斯撰文指出，这部书是“一部非凡的著作，结构安排巧妙，写作技巧娴熟”。《纽约论坛报》认为，“这部著作是一部经典，它明白无误地给美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它是作者的荣誉。”《辛辛那提公报》明确指出：“虽然美国目前不是海洋的主人，但是国家的这种命运应当优先予以考虑……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一支现代海军必须在世界的许多地区设有加煤站和供应站。”在美国海军内部，马汉的著作更是不胫而走，深入人心，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了他关于立即重建海上力量的观点。一时间，“只有建立一支真正能打仗的海军，才能使国家免于战争”，这句话成为人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在马汉及其追随者的推波助澜下，加上这一时期一系列涉外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对海军建设投入更多的关注以及巨额资金。1893年，克利夫兰重新当选总统，他和海军部长赫伯特一反过去民主党的传统主张，不遗余力地扩大和发展海军力量。麦金莱总统上任后，他的海军部长，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对扩军备战特别是对发展海军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到1898年，海军已拥有4艘一级战列舰，另有5艘正在建造中，2艘二级战列舰，2艘重装甲巡洋舰，以及10多艘装甲巡洋舰，一下子跃居世界海军排行榜上的第5位。与此同时，伴随着新装备、新技术的不断更新，新战术、新知识的不断普及，再加上马汉著作的赫赫声望，美国海军开始以一个世界性海上力量的面貌崭露头角。
西奥多·罗斯福还经常到海军学院和海军军事学院视察，发表演讲，他还为海军学院规定校训、设计校徽。海军学院的年鉴《幸运袋》于1894年首次出版，由帕克·本杰明设计的学院校徽于1899年正式使用。校徽的上方是一只手紧握三叉戟，中间是刻有盾牌的古代战舰，下面是一本翻开的书，用拉丁文写着“海上强国源于知识”。
短短几年取得如此成就，的确令人刮目相看。正当海军上下为迅速增强的实力沾沾自喜之际，美西战争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