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读书界，冯亦代这个名字并不陌生。自上世纪30年代起，他在出版界、文化界就非常活跃。曾与戴望舒、郁风等人在香港办文化刊物。1941年去重庆，创办出版社，1943年组建中国业余剧社，茅盾任社长，冯亦代任副社长。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编译出版《美国文学丛书》，翻译了海明威、斯坦贝克等的文学作品。建国后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多年。同许多文化人遭遇相同，1957年被打入另册，尘封二十余年，直到“四人帮”倒台才翻过身来。冯亦代在年过半百以后，才又重新焕发了青春。
我同冯先生结识纯粹是一个偶然机会，在解冻的日子里，看进口影片是饥渴群众的狂热。电影院虽然还不能公开放映外国影片，但许多文艺机构和团体都纷纷组织专场，内部放映。1979年的某一天，我得到这样一张入场券，到民族宫礼堂去看两部进口片——《音乐之乡》和《巴黎圣母院》。我去得较晚，第一部早已开场，我在剧场前边胡乱找个座位坐下。休息期间，发现身旁坐着一位半百老人，精神矍铄，目光睿智，朴素的衣着掩盖不住一身书卷气。四目相对，相互微笑一下算是打过招呼。交谈之后，我才知道这位邻座就是我早已闻名的冯亦代先生。冯先生当时还住在航空署街东里，同我的居所只隔着一条新街口大街，我们可算得上近邻。自此以后，我就成了听风楼（冯亦代对自己书斋的谑称）楼主的座上客。冯先生这时正在筹划出版《现代外国文学译丛》。
《现代外国文学译丛》1、2两集（1980年）以《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和《在流放地》为书名以32开本出版。自1981年第3集起才换成16开本，正式冠名《译丛》。
我去冯先生家里又认识了帮助他编辑出书的范、林两位助手和一群青年译者。我在这个小圈子里也凑了个数，提供一些选题。因为当时我还在某一院校担任翻译教学，我的好几个同事和学生都被我拉到冯亦代先生主持的刊物里。
《译丛》聚拢起的一批译者，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而且还都是从未在翻译界露过头角的生手。在通过实践后，这一批人都逐渐成熟，不少人后来都可以独立担当译书的工作了。冯亦代自己动手不多，但他对于译稿审定极严。我几次去听风楼，都看见六七个年轻人围坐在冯的四周，讨论修改稿件。为了改动一个用语，修改一句话，常常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冯先生已故的夫人安娜，英语造诣很深，有时也参加讨论。许多相持不下的问题，常由安娜拍板定案。在《译丛》的编辑工作中，可敬的冯老夫人也灌注了一份心血。
《译丛》自1980年2月创刊，至1982年初，共出版了6期。其后，广东人民出版社羽翼已丰，便把刊物收回自办，北京原来的编译任务从此就结束了。
粗略统计一下，在冯亦代先生主持出版的6期中，介绍了西方现当代名作家数十个。有些名字，像卡夫卡、萨特、里尔克、乔伊斯、艾略特、杜伦马特……可能就是通过这份刊物，才首先在国内流传开；有些西方流派，像荒诞派、黑色幽默……过去人们可能只听说过，也是通过这份期刊，读者才读到实际作品。有一次，我去冯先生家，正碰见王蒙先生同冯先生讨论意识流创作手法。《译丛》刚刚发表的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名篇《克尤植物园》和《墙上的斑点》正是伍尔夫用意识流写法描写人物内心流动的代表作。我猜想，王蒙先生是否是因为读了这两篇文章才对意识流感兴趣呢？
严寒虽然过去，但冻土并未融化。在解冻的日子里，有时还吹来一股凛冽寒气。《译丛》大力介绍西方现当代文学，自然也听到一些反对的声音。用冯先生的话说：“早又有人甩过来不少闲言冷语，甚至少数恶言恶语。”但冯先生并未因此有所动摇，他坚持办好这本杂志，坚持引进更多的西方现代思想。冯先生是正确的。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门就要开得更大一些。古老的中国需要灌注一些新鲜血液。20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
附记：此文原系我写的《在解冻的日子里》中一个片段，概述了解放后我国介绍西方现代文学走过的崎岖道路——初被禁止，直到70年代末才破土而出。我的文稿准备在某一报刊上发表时编辑可能认为禁忌太多，大加删节，不少稍带棱角的话，也被抹去，连文章副标题《一份民办官出的刊物》亦未获刊登。文章发表时（2004年5月25日）我正在伊朗漫游，在Persepolis古波斯王大流士兴建的宫殿废墟上发思古之幽情。
“盛衰如转蓬，兴亡似棋局”，世事变迁如此，令人慨叹！
（2007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