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这是个令各国头疼不已的问题，引发它的有战争，饥荒，政治，宗教等各种因素。面对各种各样原因的偷渡者，人们往往不知所措，无法面对。
上世纪80年代末的红海沿岸，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我正在甲板上值班。
那天早晨，我们船航行到了位于红海东岸的这个小港。我那时是二副，值完凌晨航行班又接上了靠码头作业。船靠完码头，疲惫不堪的我回房间本想睡个觉，但甲板上装卸货的噪音太大，我迷迷糊糊和没睡差不多。
下午，轮到我值卸货班时我正带着一个水手在甲板巡视。偶尔瞥了一眼码头，只看到两个当地警察带着两个人走过，我没发现什么异常，当时也就也没在意。
可不久，一些穿制服的本地人上了船，我迎上去一问才知道：有人偷渡了，是从我船下去的，就是刚才警察带走的那俩货。
我四点钟下了班后，听说船长又被移民局和CoastGuard9（海岸警卫队）带走了，那两个阿拉伯偷渡犯是从意大利的热那亚港上的我船，上船他们后一直藏在我船左舷的全封闭救生艇里，救生艇里有食品、淡水等东西，里面地方也不小，一个星期的时间，两人把里面折腾的像猪窝一样。而我们竟然没一个人发现此事。
晚饭时，一个CoastGuard官员和船长又回到船上，他检查了一些偷渡者藏身处的细节，向船长询问很多情况。我们船长的英语讲得实在让人听着难受，竟逼得这个海岸警备队军官指着船长说起了中国话：“你，不会讲英国话？”
见此情景我实在是奇怪，船长也一脸尴尬。原来，此地多年的殖民主义历史使独立后的当地政府对原宗主国也存有戒心，不敢把军官都派到欧洲国家去受训，有一部分军官和警官就被派到了当时与这个国家有外交关系的台湾，这位军官就是在台湾受训归国的，他中国话虽然说得很慢，但发音绝对标准，起码比一半以上的炎黄子孙发音都强，不过他还是也说不了太多的中国话，否则就没有下面的事了。
军官在船上例行调查完毕还是把船长带走了。
第二天上午，夜班值班水手告诉我说：昨天晚上船长在海岸警备队接受询问没回来，大概是语言交流不通，船长让人叫我去当翻译，因为我在船前部舱里看卸货没找到我，就把睡得迷迷糊糊的驾助叫去了。折腾到今天早晨还没完事。
驾助后来说：他到了海岸警备队，白天那位军官张嘴就是一句"DoyouspeakEnglish？
驾助大咧咧的把手一挥：“Betterthanyou。"（比你强）
原来，整整一个晚上，这位军官从船长那得到的回答几乎总是：“Idon"tknow。”（我不知道）
这是船长后来自己说的，也不知到是真不知道还是听不懂，怕是后者居多。
经过驾助翻译，事情总算是说清楚了。发生偷渡事件对双方都是意外，船方抵港前并不知情。对方不再追究船上的责任，但对方要求船长签署保证书，将偷渡者带离该国水域。这要求并不过分，问题是保证书是对方用当地语言书写的，船长被折腾了将近一夜，又惊又吓，疲惫不堪，被逼无奈只好签字。
事后我对船长说；“他们会写自己国家的文字，你就不会写中文？随便草草地写几个字，他们能认识？不记得有个船长因为不懂英文，在欧洲一个港口的拖轮使用收费单上用中文签过‘此签字无效’吗？”
船上用卫星电话将此事报告了公司。公司的回答很明确：此事应就地解决，绝不允许将偷渡者带回国内。
将近中午，两个偷渡者被海岸警备队押送送回船上。海岸警备队要求船方：将偷渡者带离该国并对其提供人道待遇、良好的饮食，officerclasscabin（官员级住宿）”。
我们开航时间是下午5点，我船为此事耽误了整整一天。到此时这件事和我还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船上出了这种事，对外，最着急的自然是船长，对内真着急的是政委，且轮不到我呢。
问题是这条船上船长与政委关系不好，大副是新手，自己份内的事还搞不清楚呢，更不会管这等闲事。领导们对此事如何处理拿不出个办法，政委找到不论按职务还是责任都没关系的我商量，原因只因为我和政委是老乡，我们有幸曾在一个城市领粮票，平时也还说得来。
这老哥此时一脸苦相：“哥们！帮个忙吧。”
说起我们这位政委大人，其经历可是有点意思，想当初这位仁兄也是根红苗正，一块好料。他老爷子当年在河南打土豪分田地曾是把好手，“文革”前，老爷子正经肩膀上扛着两颗将星呢。“文革”时老头落难，这位将门虎子却进部队躲了起来。几年后，老头复出，团长才知道身边的小警卫员颇有来头，于是乎他的进步一切顺理成章，一条平坦的军官大道在脚下走了十几年，眼看就要从营教导员升到团里去，不承想，改革的号角吹进了军营。精简整编，百万大裁军。任你是拱卫京畿的王牌师也是一个字：裁。
不过裁的条件还是很优惠的：转业工作要本人满意，在满意之前可以一直留在原来的部队营房，不过那已不能叫部队。因为部队已经没有了，命令一下，军官们领章帽徽不戴了，武器上交了，诺大的营区，没有了几十年从未间断巡逻站岗的哨兵，这些还没找到理想接收单位的前军官们着实睡不踏实。不知哪位找来了一枝汽枪，好歹是件家伙，夜里看不清，壮壮胆，总比没有强吧。
后来，这老兄就到了远洋，上了船按部队的转业级别当上了船舶领导，管着一船大小几十号人的事，说起来他干的也还算老本行。
如今碰到这等我们船史无前例的事，正经难住了我们这位只会做中国人思想工作的政委，看着他一副愁态，话说得如此恳切，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建议政委先弄清这两人的情况吧。
这两人自己说是从热那亚上船的，但船员们总不信。甚至怀疑是他们是劫船的恐怖分子，因为我们船上有一部分敏感货物。谁能保证他们不是冲这来的？不搞清楚这俩的出处，不安的情绪就会在船员们迅速蔓延开来。
稳定是大局。
我和政委来到关着那两人的舱室，看着他两的水手说这两人还挺乖，没啥不正常的举动。政委没学过“英国历史”（English），于是，我开始询问这两个人：“Salaam，salaammalegong.”我先按照穆斯林的习惯用阿拉伯语打招呼。
“Malegongsalaam.”对方回答着，情绪缓和了一些。
“Couldyoutellmeyournameandwhereyouarefrom？”我得讲英文了。
“我叫阿里，黎巴嫩人。他叫哈桑，摩洛哥人。”年轻的一个回答到，这家伙白净面皮，中等个，较瘦。他指着另一个年级较大的黑胖子补充道：“他不会讲英语。”
“从哪上的这条船？”我接着问
“热那亚”
为了核实对方的话，我问道：“在热那亚港的黑市上，万宝路多少钱一条？用意大利语告诉我。”
“五千里拉”，这家伙不假思索就答上来了，我看了一眼周围的人，没错，可以确定这俩家伙真是从热那亚上船的。
“为什么要上这条船？”我又问。
这一下阿里的委屈可大了，一付愁苦的样子：“1981年以色列占领了黎巴嫩南部，战火摧毁了我的家园，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我就出来闯世界了。”
他一边说着，一般用左手轻轻抚摸着自己受伤的右手。不过这伤可不是以色列人造成的，是他刚才在移民局时想逃跑，跳窗户时被玻璃划的。
我们接着对话，
“那么，你都去过哪里？”
“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丹麦。”
“都怎么去的？”我有些疑惑地问。
“就这样去的。”
“偷渡？”
“Yes。”
“几次了”
阿里歪着头，板着手指认真地回忆着“one，two，three，four，five。Yes，fivetimes。”
MyGod！这家伙对这套早就驾轻就熟了，都快成专业户了。
“偷渡这么多次，你就没遇到过什么麻烦？”
“没有，从来没有。”察觉到我一脸的不解，阿里解释道：“我只要跟船长说明我是黎巴嫩难民就行了。船长都非常同情我，让我在船上干点活，还给我一份工资哪。”
怪不得他偷渡了一次又一次，原来有这等好处。
“但是，我肯定你以前没有上过中国船。”
“是的。”
我心想：不是才怪呢。
“他是怎么回事？”我指着哈桑问阿里。
“他要去澳大利亚，找他的表兄。”
“我们船不去澳大利亚”
“我们可以在新加坡下船”
“你们不会是把这里当成新加坡了吧？”
“不会。时间长了，救生艇里很不舒服，我们想先下来休整一下，可能的话先找份工作，然后再走。”哈！这家伙到底是老手了。
我和政委商量了一下，说：“那好吧，我们去收拾一下房间，你们先等一等。”
政委把不值班的人都招呼到了餐厅，把情况向大家做了介绍。然后说：“弟兄们，十年修得同船渡，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就是前生有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只能靠各位齐心协力，同舟共济了。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吧。”经过一阵议论，大家一致决定，开航后先把两个偷渡者控制起来，到了公海上再请他们自己下去。
我们开航时间是下午5点，我船为此事耽误了整整一天。船离开码头后，不值班的人员被分成两组，每组七八个人。一组在餐厅，二组在两个偷渡者的房门外等候。我和政委先进去，调走一个到餐厅由一组人解决，房门外面二组的人进去控制住剩下的那个。
进到房间后，我对阿里说：“船长要见你，和你谈谈。跟我来吧。”
阿里听话的站起来就跟着我走，哈桑也要跟着。我赶紧对阿里说：“哈桑不懂英语，船长不想见他。”
阿利和哈桑解释了一下，就随我们出了门。
阿里在前，我和政委在后，一进餐厅，一组的几个人坐在那里，他们看上去很不自然，但阿里并未察觉，继续往前走。我们约好由我看准时机下手，我原来打算，如果阿里见不到船长会停下脚步，这时我在他的身后弯下腰用双手抓住他的脚腕，身体向前一用力，阿里就会直挺挺地趴在地上。没想到阿里看不到船长，虽然到处张望脚下却不停，转眼他已过了餐厅的中部。事不宜迟，我猛地弯下腰，双手用力抱住阿里的双腿，一个后拉将其摔倒在地。其余的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就要捆人。
此时，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绝望的嗥叫。那声音凄厉而又刺耳，完全是绝望时的本能发声！这种嗥叫是在电影里和剧场里很难听到的，如果有的话，我担保那个演员不会长寿。那是发自内心的绝望，是濒死的体验，是全身心的所有能量的爆发。
耳中充满了这刺耳的绝叫，我们这几个人没有捆过人，面对着困兽犹斗的阿里，就是捆不上。阿里趴在地上，水手长抓住他的左手，就是板不过来。一是阿里拼命，另一个原因是天热出汗打滑。我只得用漆盖压住阿里的肘关节，才扳过了他的手。最后总算捆上了。
我赶紧对阿里说：别害怕。仔细听我说，我们不想杀你，明白吗？等我重复了三遍以后，阿里终于回过神来，点了点头。随后，我让阿里站了起来，另一组人把哈桑也带了过来，那里进行得很顺利，哈桑毕竟年长一点，一看进来人的架势就都明白了，未作任何反抗。我按照政委的意思告诉阿里和哈桑，由于他们非法的偷渡行为，船东、船长以及我们每一个船员都受到了损失。船舶耽误了一天的船期，还受到了港口当局的罚款。船长受到了船东的责备，我们每个人都要扣发奖金。你们在船上打乱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引起了船员们的不安。我们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你们采取一些限制措施。希望你们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体面地自行离开这条船。阿里和哈桑如蒙大赦一般的立即同意了。
于是，我和政委从船头把一个近100公斤重的一个气涨筏抬到了船尾。其他人准备了两大桶淡水和很多面包，加上救生筏里的备品，够两人对付十天半月的了。
黄昏时分，开航后一直在驾驶台的船长通知我船已到公海水域，附近是一条繁忙的国际航道，船舶开始减速。气涨筏充好了气，阿里和哈桑坐了进去。几个水手把气涨筏徐徐放至海面，海水电池开始发电，红色的小灯亮了起来。暮色中，气涨筏带着阿里和哈桑和快就消失了。不久，他们就会被其他船舶发现，那时他们的身份就大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