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
p.178.这两种存在严重出入的回答使杜鲁门倍感迷惑，因此在内阁会议后，他要求福、罗二人和副国务卿洛维特一道留下来，继续就“西方在柏林的合法地位问题”进行讨论。根据罗亚尔一再强调的“即使战争不可避免，也不应该因为柏林存在两种不同的货币而爆发”的观点，会议建议克莱不要就柏林问题发表可能引发战争的言论。对于克莱提议的两个措施——计划外围的报复措施以及向莫斯科发出抗议照会，与会者都认为两项举措均不会有明显的效果。前一种做法，比如对苏联人关闭美国控制下的各大港口以及巴拿马运河，并不会给自给自足的苏联经济带来什么损失，相反会导致“经济战”，会迫使苏联停止向美国提供锰金属原料；后一种做法，美国单独发出照会只会导致一场“打字机战争”，如果没有英法的充分支持必将是徒劳的。在一番讨论后，会议只是作出了“目前应该采取的行动是继续留在柏林”的决定。FRUS，
1948， Vol.2， pp.928-929.
6月27日下午，国务院和国防部的负责人国务卿马歇尔因身体原因无法出席，其职位由副国务卿洛维特代替。在五角大楼罗亚尔的办公室开会，对柏林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会议持续了四个多小时，与会者认为增加空运物资的数量，柏林在30天内不会发生严重的食品短缺，如果能够向城市供应干粮，那么当地德国人的食品供给就可能达到6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会议还研究了是否派遣两个B—29轰炸机中队前往英国，以此为基地对苏实施核威慑。\[美\]福雷斯特·C.
波格著：《马歇尔传（1945—1959）》，第310—311页。会议最后达成以下共识：国务院和陆军部民政事务司准备一份关于货币问题的对策方案交给克莱，后者在此基础上恢复与苏军总司令索科洛夫斯基的谈判；向驻英使馆传达国务院的对苏交涉草案并听取伦敦方面的意见，同时要求驻英大使道格拉斯弄清楚在英国建立B—29轰炸机基地的可能性。Walter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New York：Viking Press， 1951， pp.453-454.
27日的五角大楼会议也几乎没有在如何应对危机的问题上作出实质性决定，一些关键问题尚须总统拍板决定。当次日副国务卿洛维特和陆军部长罗亚尔在白宫汇报工作重提“是否留在柏林”的问题时，杜鲁门当即打断了他的讲话并强调，“在这一点上无须讨论，我们将留在柏林”Walter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454.，并强调“美国是根据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的四国相关协议驻留柏林的，苏联人没有权力使用直接或间接的压力将我们赶出柏林”Walter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455.。总统这番话意味着接下来的问题是以怎样的方式坚守柏林。随后，罗亚尔等人还提出了向英国派遣B—29轰炸机中队的问题，杜鲁门对此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美\]奥马尔·N.
布莱德雷著，郭莹译：《布莱德雷将军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总统的态度是强硬的，他认为苏联的扩张是对和平、自由和民主的威胁，并强调“世界正处于大变动当中，自由的方针再次受到挑战——这次是来自一个新的强大的地区，即苏维埃俄国”。杜鲁门认为：“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实力出发重新武装自己和盟国，同时以这样一种态度同莫斯科打交道：决不让他们认为我们是软弱的。”此外，他还表示：“国内的许多所谓和平团体为苏联人的侵略行为辩解，说那只是莫斯科对华盛顿强硬政策的反应，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想法正在使我们曾经为之艰苦战斗的国家安全和自由陷入危险！”\[美\]哈里·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200—201页。正是在上述思维的驱使下，杜鲁门强调柏林封锁事件是苏联“试探我们进行抵抗的能力和决心的一种行动，该行动和他们过去想夺取希腊和土耳其的企图一样，都是其刺探西方盟国阵营弱点计划的一部分”。\[美\]哈里·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151页。
杜鲁门的上述看法有其特定的思想渊源，与他本人对斯大林的偏见密切相关。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担任参议员期间，杜鲁门就把斯大林看作是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类的人。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深深地影响了杜鲁门对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政权的认识。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不希望给别人留下自己喜欢斯大林和其他曾接触过的苏联领导人的印象，他过去不喜欢现在自然也不喜欢，并强调自己的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二战前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行为。\[美\]戴维·麦卡洛著，王秋海译：《杜鲁门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635页。
其次，国内舆论和民意也是影响杜鲁门对危机反应的因素。那么民意究竟如何呢？在此可以通过一个具体事例加以说明。《苏联文学报》在1947年9月曾刊登了鲍里斯·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讽刺文章，将杜鲁门形容为“一个穿短裤的小丑”。驻苏大使史密斯对于这种对美国总统进行的“无耻诽谤”提出抗议，但莫洛托夫的回答是苏联政府对此不负有任何责任，他甚至表示苏联报刊对于外国的情况讲真话是在增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对此，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如果（戈尔巴乔夫）这小子再写上两篇文章，总统用不着竞选便一定能够连任”。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这个事例不但体现了当时美苏关系的不断恶化，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杜鲁门主义出台后，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和舆论民意中的“反共反苏”因素已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再者，通过1948年总统选举所表现出的党派政治关系，也是影响杜鲁门作出上述反应的重要原因。早在冷战爆发之初，曾经担任罗斯福政府商务部长的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就公开批评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他反对采取遏制苏联的政策并希望杜鲁门能够回归美国在罗斯福时期所执行的政策路线。早在1947年6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沙利文（Gael
Sullivan）就曾指出：华莱士毫无疑问已经在国内民众中树立了较大的影响力，白宫的现行对外政策正在使自己陷入困境。而在1947年12月华莱士最终决定以“第三方”进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次年的总统大选后，他对现政府外交政策的攻击更是引起了民主党领导人更大的焦虑。当然，来自华莱士的攻击和威胁只是影响杜鲁门政策思维的竞选因素之一，而另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共和党人托马斯·杜威（Thomas
Edmund
Dewey）的攻击则更值得白宫重视。杜威在参与竞选的同时放弃了外交上的孤立主义政策主张，但出于制胜民主党的角度考虑，在面对“是否如党内元老阿瑟·范登堡参议员所建议的那样接受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还是批评杜鲁门现行对外政策没能有效地抑制苏联集权主义扩张”的问题时，他还是选择了后者。在1948年2月的竞选演讲中，杜威攻击杜鲁门政府背叛了波兰和中国，放弃了对上述两国抵抗共产主义努力的支持，同时他的外交政策顾问杜勒斯也声称：自由世界应该对共产主义进行道义上的反击。James
B. Reston， “John Foster Dulles and His Foreign Policy，” Life， October 4，
1948.这些思维理念和国内政治趋向都深刻地影响了杜鲁门在应对柏林危机上的初步立场和反应，促使他只有继续自己长期以来坚定的对苏遏制和不妥协政策，才能有效地回击杜威。
在6月28日会见杜鲁门后，陆军部长罗亚尔综合了三天来华盛顿对危机事态的分析致电克莱：“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完全同意你质疑‘货币问题的解决是否真的意味着整个柏林问题的解决？’的观点，政府决策层感到‘柏林问题的根本似乎并不是货币问题而是四国对德联合管制的问题’，但为了弄清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的真实意图，政府同意你尽早与索科洛夫斯基进行会谈。”罗亚尔要求克莱首先通知索科洛夫斯基，驻德苏军目前对铁路和高速公路货运采取的封锁如果继续下去，会引发四国政府层面的争端；其次，声明如果货币问题是造成目前柏林紧张形势和交通封锁的潜在因素，美国愿意与苏联讨论该问题并找到解决办法；再者，澄清除非在解决货币问题的同时解除封锁，否则无法就该问题达成协议。罗亚尔进一步授权克莱在谈判中尽力就以下两点与苏方达成共识：一则贸易安排，柏林与西德、西德与苏占区的贸易应该建立在各自不同的协议基础上，贸易应该尽可能公平地进行；二则货币问题，一旦苏联保证西方有权自由进出柏林，就同意在该地区使用东马克，但必须遵循四国共管原则并确保为西柏林提供充足的货币供给及银行信贷。对于前一点，华盛顿认为不要因为可以从柏林与西德贸易中获得大量东马克而感到有利可图，因为扩大贸易是比获取货币财富更加重要的目标；对于后一点，华盛顿认为应该将此看作是与建立令人满意的外汇交易规则和控制机构一样重要的保证，美国将保留对通过销售方式完全控制从由西方国家出口到柏林的所有商品的销售并从中赚取东马克的权力。FRUS，
1948， Vol.2， pp.929-930.
至此，华盛顿高层针对柏林危机给出了初步的应对方案，大致要点如下：（1）坚守西柏林；（2）授权克莱和英国军政官罗伯逊进行沟通（如果可能法国也会加入）商议会晤苏军总司令的事宜，以弄清楚货币问题是否真的是关乎全局的要点；（3）最大限度地利用西方目前在对德宣传上所处的优势地位；（4）像供给被围困的兵营那样通过空运的方式为西柏林提供物资；（5）进一步加强美国驻欧空军的力量；（7）假如苏联没有对目前的交通封锁作出修正，美国将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和英法联合照会苏联政府，声明西方在柏林的权利；（8）如果苏联还是固执己见，不排除最终将柏林问题提交联合国。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但也强调照会应该突出苏联非人道行为给德国人民所带来的伤害及其对和平的威胁。FRUS，
1948， Vol.2，
pp.930-931.美国的初步应对计划有以下特点：首先，明确了必须驻留柏林的原则底线；其次，希望进一步通过会谈接触确定苏联的真实意图；再者，利用苏联封锁行为的非法性和非人道性，通过宣传方式对其施加压力；最后，初步提出了使用和平对话方式解决问题、配合以使用空运等准军事手段打破封锁的危机应对模式。从此后美国处理这场危机的客观进程看，军政府和华盛顿高层基本上遵循了以上原则。
其实，华盛顿提出上述“先礼后兵”的行动策略，还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之前各方面情报信息的影响。1948年5月3日，国务院向杜鲁门报告说，英国外交部的一致意见是，跟苏联人打仗并不是迫在眉睫的事，苏联人也知道通过在西方发动战争并不能得到多少好处。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第122页。6月14日，杜鲁门听取了一次汇报，其中讲到根据巴黎一个接近共产国际（情报局）的情报来源称，共产国际显然在准备实行一种高度灵活的“绥靖”方针，以避免共产主义阵营的进一步分裂。同一情报来源还认为莫斯科可能打算发动一次“和平攻势”，其做法是接受西方六国伦敦会议有关德国问题的建议，以便在对鲁尔区的管制上拥有发言权并推进德国统一的构想。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第122页。而在5月间，美国政府甚至在驻苏大使史密斯和莫洛托夫的两次秘密会谈指史密斯和莫洛托夫在5月4日和9日的会谈。后，还考虑是否要邀请斯大林来美会谈。这些情况都说明了美方对苏联“非战”意图信号的认知，也为在危机全面爆发之初华盛顿决策层在坚持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没有立即采取过激行为提供了注脚。
四、美国对英国立场的疑虑及其消除
美国尽管在危机爆发后迅速作出了反应，但由于对苏联封锁柏林的真实意图尚存疑虑，因而在行动步骤上更多地采取了试探性的举措，更为重要的是，华盛顿的应对方案能否成行关键，还有赖于同样身受苏联封锁的西方盟国尤其是英国的支持和配合。在华盛顿看来，英国是西欧政治安全保障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政府决策层内普遍认为，如果没有英国的支持，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美国学者贝科威茨曾指出，“美国在德国的两个盟国只起了很有限的作用”\[美\]贝科威茨著，张禾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2页。，但笔者认为对于英法在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作用以及对美国危机决策的影响，应该区别对待。法国由于受到战后初期国力较弱、国内政局动荡等因素的影响，对危机应对贡献甚少，但英国的角色却要重要得多，这不单单是因为它是危机外交和空运行动的直接参与者，更重要的是每当美国政府决策的关键时刻，英国总能适时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华盛顿也常常会将伦敦的态度作为影响自身决策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