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审官犯册内，该抚（按指蒋炳）以及九卿科道，共存党庇婪赃侵蚀之原任布政使杨灏，竟拟缓决，其情实为可恶。……此而可宽，则谁不蔑法营私？小民将身受其害。……夫限内完赃，姑从末减，在微员犹或可言，岂有方岳大员，婪赃累累，而尚藉口完赃，俾得偷生视息，有是理乎？朕临御二十二年，试问在朝诸臣，敢窃弄威福能生死人者为谁？今蒋炳办理此案，岂不知事之不当如是？……是其有意蒙混，欺罔徇私，居心实不可问！九卿科道每于秋审栅内哓哓致辨……而于此要案则无一人见及，雷同附和，公为矫诬，此而不加惩儆，纪纲安在？……
很显然，皇帝认为蒋炳与中央九卿等官员都在庇护贪官，而且有窃弄皇帝权柄之事，极为可恶，下令吏部与刑部深入调查。到同年十一月初，吏、刑两部向皇帝报告查案结果，并作出结案的建议：将中央有关官员包括尚书、侍郎、给事中等在内的近七十个官员分别处以革职、降级等等的处分，蒋炳则判以“斩监候”。皇帝同意他们的处决方法，只是对蒋炳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因为他没有贪污问题，罪不至死。
乾隆三十年底，江苏又发生了一件总督与巡抚党庇下属官员的贪案。原任江苏巡抚庄有恭在被皇帝视为“纯臣”特旨调入京师任官时，曾在一件奏章中参劾苏州同知段成功婪索苛派，扰累人民；不过庄有恭为庇护段成功，说段“抱病被蒙”，希图为他减罪。新任的两江总督高晋也上书皇帝，说段成功“因患疟昏迷，不能检点案牍，家人龚玉等婪赃各款，该员竟未知觉”。皇帝看了报告之后，觉得患疟疾的人不可能整天累月的昏迷，怎么会“不能检点案牍”？显然高晋有意为他开脱，因而下令查办会审，务求得到实情。
第二年正月，江苏巡抚明德首先上奏，指称段成功家人书役在外滋扰人民，段成功不但“俱属知情”，而且“尚有染指之处”，只是承审的苏州知府孔传珂与主稿审传的按察使朱奎扬等“瞻徇未究”而已。皇帝了解实情之后，下令刑部给这批徇纵的官员严惩，结果庄有恭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孔传珂与朱奎扬发往军台效力；段成功则因牵连另外贪案，继续侦查。这是乾隆三十一年春天的事情。
原来段成功来苏州任同知之前还出任过山西阳曲县的县令，他在阳曲任上竟也发生过亏空贪案，因此皇帝派了专人与山西巡抚彰宝一同彻查，结果发现段成功当时曾亏空公帑银一万多两，而且“上司知情弥补，俱属事实”。皇帝又从派出的钦差四达的密报中了解帮助段成功弥补亏空的“上司”是前任山西巡抚和其衷。据库簿所载，帮段成功弥补亏空的州县官员竟有三十二人之多，而巡抚和其衷也慷慨地解过囊，难怪乾隆皇帝也说：“此事可谓大奇！”并认为“段成功仅一县令，何至亏空如许之多……通省上司何以互相容隐，竟无一人举发其事？……是段成功平日必有交往逢迎之处，不可不彻底根究。”经过详细调查，果不出皇帝所料，“段成功平日与通省州县，俱有交结”，大家都从段成功处得到过好处，以和其衷来说，他“去热河行宫陛见，系段成功代雇骡脚，又令段为其购买皮张，用银九百八十两”。皇帝痛斥和其衷等“徇私庇党，交结馈赠”。段成功后来被处死了，和其衷也被“斩监候”，山西省还有不少官员被充军革职。总计段成功的贪案，在江苏与山西两地，有两位巡抚处以“斩监候”，两位按察使发往军台赎罪，九十多名大小官员受到不同惩罚，就连首先告发此案的两江总督高晋，也因“办事错谬”被革职留任。乾隆皇帝的肃贪不能说不严了。
事实上，乾隆皇帝对高官徇庇属员贪污是极为痛恨的。早在乾隆八年，湖南巡抚许容因包庇衡阳知县李澎、善化知县樊德贻浮收漕米等事被判杖一百、徒三年。乾隆十五年，两广总督硕色、广东巡抚岳浚因庇护婪赃两万七千两的粮驿道明福而被革职。同年云南巡抚图尔炳阿也因庇护挪用库银的布政使宫尔劝被革职。在在说明，皇帝是要严办封疆大吏党庇属员婪贪的。在乾隆皇帝心中，认为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些大员，是“阖省属员表率”，这些官员如果结党营私，官官相护，“朝廷之府库且所不顾，更何民瘼之可矜？何民膏之足惜？”“惟有严加惩创，以饬纪纲”，内外大小臣工，才能“守法奉公，痛身湔洗”。
然而，贪风就此能绝灭吗？当然不能。
五、内隐趋使的贪案
官官相护无异是保护了下属官员的婪贪，乾隆皇帝痛斥高官党庇属下是正确的。但是他没能坚持原则，有始有终地如此从事惩贪，实在可惜。同时在他统治的四十年代以后，出现有更高权位的中枢要员为贪官们关说甚至徇庇了，以致贪案累累，肃贪的成效更为不彰，吏治更为腐败。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云南粮储道海宁，因升官为按察使进京，他在京城里“私相议论”云贵总督李侍尧的婪贪事，皇帝经大臣密报之后，曾经两次召见海宁面讯，但海宁不肯说出实情，皇帝无奈只好命军机大臣严讯海宁，这才了解李侍尧在云贵一带的诸端劣迹。皇帝据报后，立即派户部侍郎和珅与刑部侍郎喀宁阿前往贵州查案，并下令湖南各地官员严密盘查沿途驿站，防止消息走漏。一个多月之后，湖南巡抚李湖给皇帝送来一份密奏，称说他的属下官员在湖南境内捉到了李侍尧的家丁张曜等人，从这些家人口中知道他们是去年底从云南回京的，为李侍尧送回家中白银五千二百两与玉器十件；而李侍尧的心腹家人张永受也托他们带白银七千两回家。皇帝闻讯后立即下令户部尚书英廉审讯李侍尧在京管家，证实确有其事。另外张永受也被查出在京竟有自购房产六处，地亩一处，借出白银四千两，而张永受之母在易州另有住房三十多间，田地四五顷。皇帝很早就听说李侍尧家人“多拥厚赀”，至此证实传言不虚。
同年三月中，京中派往云贵的钦差也有专摺上报查案情形了，他们得到李侍尧的口供，证实李侍尧在任上受各官的贿赂金钱很多，包括庄肇奎、素尔方阿、汪圻、德起等人为升官的活动费一万六千两；素尔方阿与德起又以助李侍尧在京城修房为名各赠银五千两；还有李侍尧强迫属下买珍珠又得银五千两。总计前后赃银为三万一千两之数。
皇帝看了密奏之后，降谕痛斥李侍尧以及他属下的有关各官，并下令将行贿人士全部革职处分，甚至连在云南作巡抚的孙士毅也认定他“巧为诿饰”，隐匿不报，处以革职后发配新疆伊犁赎罪；李侍尧与家丁张永受的家产先予查封人官，李侍尧等人的刑责再议。
同年五月初，和王申等审查案件终结，向皇帝建议判李侍尧“斩监候”，其实李侍尧所犯之罪，“斩立决”也不以为过，和珅显然作了对李侍尧有利的安排。皇帝照例再让大学士与九卿高官们核议，没有想到大学士们都认为李侍尧罪情重大，应该改处斩立决。皇帝便颁谕各省督抚，教他们各抒己见，以作最后定夺。不过皇帝在谕旨中说了“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数十年来，受朕倚任深恩”、“今李侍尧既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使朕深信乎？”因此督抚们在回奏时多数是主张“斩立决”，主要原因是大家在避嫌，因为他们自己也身为督抚，如果说像李侍尧这样的贪官还可以监而不斩的话，简直是为自己的贪婪预留余地了。为证实自己不是贪官，当然主张立斩。然而皇帝在谕旨中又说“和珅照例原拟之斩候”，事实上他已表示了“照例”，也就是有例在先，可以援例办理的。再说一般情形当大臣间在处理罪犯有不同意见时，皇帝通常都以大学士等的决定为准，这次竟让各省督抚再公议，可以了解皇帝是有心赦免李侍尧的。现在督抚们又多赞成斩立决，弄得皇帝很失望。正在此时，安徽巡抚闵鹗元独排众议，呈上了一份奏章，他认为李侍尧如此贪婪，理应处死，不过他是“勤干有为”、“中外推服”的疆吏，请皇帝引援“八议”条文中“议勤议能”之项，“稍宽一线，不予立决，出自圣恩”。闵鹗元的报告正是皇帝所需要的，因为借此可以有借口了。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三日，皇帝正式下达李侍尧结案的谕令，他说：
……李侍尧则身任总督二十余年，如办理暹罗，颇合机宜；缉拿盗案等事，亦尚认真出力。且其先世李永芳，于定鼎之初，归诚宣力，载在旗常，尤非他人所可援比。……闵鹗元以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为中外所推服，请援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具奏，是李侍尧一生之功罪，原属众所共知，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则罪疑惟轻，朕亦不肯为甚之事，李侍尧着即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李侍尧虽判为斩监候，免除了立死，但是他的正一品大学士、从一品总督、从祖先处承袭的伯爵等军国重臣地位以及家产都被削革籍没了，乾隆皇帝在这方面可以说尽到了肃贪的责任。然而李侍尧“监而不斩”，而且在不久还被皇帝重新起用为陕甘总督，并且后来更以平定台湾林爽文之乱有功，绘画于紫光阁，这实在是乾隆朝惩贪史上的一大败笔，也说明当时惩贪工作的不够彻底。
李侍尧这次能够活命，显然与和珅的大力保全有关。和珅不但最初提出“照例斩候”，帮了大忙，而且当年奉命去云南查李侍尧案返京之后，“面陈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和珅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不次升擢，宠幸无比”，就在李侍尧案终结的这一年，他官为户部尚书兼御前大臣、理藩院尚书、四库全书馆总裁等职，他的儿子丰绅殷德更因父亲得宠而成了驸马爷，娶了乾隆帝第十皇女和孝公主为妻。和珅的弟弟和琳、亲家苏凌阿也都沾光升迁高官，可谓满门富贵。李侍尧也得到这位“贵人”相助，逃过了死难。
和珅庇护贪官还不止这一次，更明显的是乾隆四十七年四月爆发的山东巡抚国泰等的贪案。
国泰的“性情乖张”、“不宜久任山东”的传闻早已被皇帝听到了，因此案发的前一年，即乾隆四十六年初，皇帝特别把山东布政使于易简传唤到京城里来，当面询问巡抚国泰的居官有无“不法款迹”，于易简回答是：“国泰并无别项劣迹，惟驭下过严，遇有办理案件未协及询问不能答者，每加训饬，是以属员畏惧，致有传言。”皇帝以为传闻不实，也感到欣慰。可是到第二年四月，御史钱沣突然上奏：国泰、于易简贪纵营私，遇有提升补调，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皇帝看了钱沣的报告之后，随即派出户部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三人为钦差，到山东查案，同时又降谕命令以前在山东国泰属下任过官的叶佩荪与吕尔昌将国泰与于易简的贪迹见闻“逐一据实迅奏”，“毋许丝毫欺隐”。
据私家笔记所载，和珅为了庇护国泰，在他们钦差团离京之前，先派了家人飞驰山东向国泰通风报信，让国泰有所准备。国泰对钱沣甚为恼恨，当钦差一行抵达山东查案时，国泰对官阶不高的钱沣说出极不礼貌的话：“汝何物，敢劾我耶？”据说钱沣的长官刘墉（现在影剧中称“刘罗锅”的）为此大怒，斥责国泰说：“御史奉诏治汝，汝敢詈天使耶？”“立命隶人披其颊，国泰惧而伏，坤遂不敢曲庇。”野史的记叙也许夸张了一些；不过在这次查案过程中，刘墉是确实站在属员钱沣的一边，应无问题。
和珅等一行先到钱沣所称的历城一地盘查仓库，由于国泰事先作了安排，他向商人暂借了银两，存放仓库，因此当钦差到库验查时，银两并无短少。和珅又有意曲庇国泰，只将历城库房“令抽现银数十封，即起还行馆”。他象征性地点算一下，便认为库银没有亏空了。可是这件事对钱沣关系重大，若是库存银两无缺，他就犯了诬告之罪，后果不堪设想的，因此在和珅等人离开现场之后，他可能得到刘墉的允许，还留在库房中仔细观察，结果发现了问题。原来库银都是五十两为一锭的，而历城库中存银竟是两数不等，多少不齐，让他意识到这批存银来路必有问题，于是他立刻封存了这批库银，以备复查。当他回馆之后，得到有关人士的帮助，终于得知国泰等人临时向商人借银贮库，以应付盘查。钱沣了解真相之后，随即派人向各商人宣布：借银商人若不及早出面报明，请求发还，将来他们的借银就会被没收，作为政府的公帑。商人当然不甘损失，所以在第二天都赶到银库，纷纷办理呈报借银之事，并将所借的银两如数领回，因而造成“库空”现象，历城一地的亏空顿时得到证实，钱沣的处境乃由不利转变为有利了。
和珅在同来的钦差面前见到国泰借银暂存的实况，知道无法再为山东的贪官掩饰了，只好随着刘墉等人据实向皇帝报告，说明历城库银“有挪移掩饰之弊”，国泰确实有“婪贪各属员盈千累万”的劣迹。于易简则“扶同弊混”，“一任县库空亏”。和珅等在奏报中还说：曾经命于易简等人“当面质证国泰，据伊供认前情不讳”。
皇帝接到和珅等人的报告后，立即下令将国泰、于易简以及其他贪官革职拿问，查封他们的家产，其中国泰与于易简二人在和珅返京时，一起押解回京，听候皇帝亲自审讯。至于刘墉等人仍命令留在山东继续查案，不过皇帝也指示他们：“今朕格外施恩，不欲复兴大狱；然不可不彻底详查，予以期限，令其上紧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