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过中外学者对清朝官书、档案以及其他文献资料的开掘和研究，已经可以确证下述几个问题：
容妃和卓氏虽与叛清的回部（清朝史籍中称居住在天山南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为“回人”，称其地为“回部”或“回疆”）领袖大和卓布拉呢敦、小和卓霍集占同宗，为派罕帕尔（即派噶木巴尔，回人尊默罕穆德为“天使”，派罕帕尔即回语“天使”之意）后裔，但她那一支家族却不仅没有卷入大小和卓发动的叛乱，而且当清军胜利地追剿向境外逃窜的大小和卓木时，容妃和卓氏的叔叔额色尹、胞兄图尔都还领兵到将军兆惠大营协助官军作战。就辈分而论，额尔克和卓额色尹是大小和卓木的堂叔。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闰六月，当额色尹来到兆惠大营，告诉他“六月内遇布拉呢敦所属百余人，剿杀甚众”，兆惠对来归的额色尹等加以抚慰，并令其遣人到境外布鲁特部落“往取家属”。
将军兆惠表面上对来归的额色尹等予以抚慰，骨子里却猜忌甚深，他随后即密奏乾隆皇帝：“因思伊等系霍集占同族，又与布鲁特相契，恐回人等又以伊等为和卓，妄行敬信，应于到京后请旨，将伊等或留京城，或安插安西、哈密等处。”乾隆谕令兆惠先将额色尹等送京。当年九月额色尹等抵京，经军机大臣面询，得悉额色尹等身世、经历，乾隆皇帝指示：“额色尹系霍集占一族，且久居伊犁，不便遣回叶尔羌等处，应即留京师居住。”此时，图尔都和卓正在送京途中，皇帝同时谕示，将额色尹、图尔都等“家口送京”。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初二日，以额色尹与其侄玛木特“俱系派噶木巴尔后裔”，分别授公爵和扎萨克头等台吉。到除夕宴清朝正外藩时，“回子公额色尹、一等台吉玛木特、图尔都和卓”敬陪末席，可见容妃之兄图尔都的进京当在二十四年年底。图尔都亦很快被授以品级，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六日皇帝谕军机大臣：“在京安插回人内，额色尹系公品级，玛木特、图尔都和卓系扎萨克，应归理落院管辖。又乐工、匠艺人等，共编一佐领，其佐领着自和卓补授，归内务府管辖。嗣后续到回人，均入此佐领下。”
作为额色尹的侄女、图尔都的胞妹和卓氏大约在乾隆二十五年初被护送至京。据清官档案所记，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新封和贵人，并赏赐珊瑚朝珠、金银首饰，及缎纱皮绵等袍褂衣物。和贵人即维吾尔族姑娘和卓氏，时年二十七岁。
据此，和卓氏的入宫，并非如孟森先生所推测的那样，在两和卓未叛之前，为“乞恩于中朝而进其女”；高阳先生推测“利用容妃了解回部的情况”，“回部叛乱，以及两和卓木兵败，为其同族所杀，在当时都是瞒住容妃的”，更属不着边际的臆断。
如此一说，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十三年春修建的宝月楼也不可能是皇帝为容妃营筑的香巢。史籍记载，宝月楼于二十三年春动工兴建，当年秋天落成。这段时间，清军正在库东一带与回人苦战，乾隆皇帝岂能预料一年多后有个回女和卓氏来归？更不可能为一个莫须有的回女在西苑预修金屋以备藏娇。
何以修建宝月楼？乾隆在《宝月楼记》中已交待得再明白不过了：
宝月楼者，介于瀛台南岸适中，北对迎熏亭。亭与台皆胜国遗址，岁时修葺增减，无大营造。顾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长以二百丈计，阔以四丈计，地既狭，前朝未置宫室。每临台南望，嫌其直长鲜屏蔽，则命奉宸，既景既相，约之椓椓。鸠工戊寅（乾隆二十三年）之春，落成是岁之秋。
南海中的瀛台，三面临水，花木扶疏，是皇帝夏日临幸之处。令皇帝稍嫌不满的是，“每临台南望”，由于瀛台与皇城城墙之间缺少屏障，西长安街上熙来攘往的百姓可以把皇帝的活动看得一清二楚。于是在瀛台正南方向拆除一段皇城城墙墙基与那一条“长二百丈、阔四丈”的狭长地段并在一起作地基，正好修一座东西二百丈、南北宽四五丈的重檐楼宇。又以“池（液池，即南海）与月适当其前，抑亦有肖乎广寒之庭”，遂命名为“宝月楼”。要之，宝月楼之建，原与容妃无涉，容妃居于大内后宫，亦从未下榻宝月楼。
至于与宝月楼隔街相望的“回回营”的修建，则确与容妃的家族有一定关系。乾隆二十四年冬，和卓氏的叔叔额色尹、堂兄玛木特，以及胞兄图尔都等平叛有功的“回人”头面人物先后进京，同时奉旨办送来京师居住的还有和田等六城伯克、后封王爵的霍集斯等，皇帝遂决定在西长安门外、西长安街路南一带营建房屋，让随他们陆续来京的族属居住。“回回营”建成后，从新疆叶尔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移居来的回人乐师、工匠等编成一佐领，就定居在那里。乾隆二十八九年，又在“回回营”修建了一座融维吾尔族和汉族建筑风格于一炉的礼拜堂。寺成，乾隆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叙述了“回回营”及礼拜寺营建始末：
定回部各城，其伯克霍集斯、霍什克等并锡爵王公，赐居邸舍，而余众之不令回其故地者，成居之长安门之西，俾服官执役，受廛旅处，都人因号称““回回营””……爰命将作支内帑羡金，就所居适中之地，为建斯寺，穹门垲殿，翊庑周阿，具中程度。经始以乾隆癸未（二十八年）清和吉月，浃岁落成。回众以时会聚其下，而轮年入觐之众伯克等无不欢欣瞻拜，诧西域所未曾睹，问有叨近日之荣而兼擅土风之美如是举者乎？
“回回营”之建并非为了慰藉容妃的思乡之情，这是不言自明的。如今，矗立在西长安街北侧的宝月楼已成为众目瞩望的中南海正门新华门，车行此处，京城故老还能指点上下，娓娓道出“香妃”轶事；旧日的“回回营”却早已更名东安福胡同。近年有的学者去那里走访土著，还找到了一位回族常大爷。他的祖父在前清时曾在昇平署当差，演奏回部音乐。但“回回营”已面貌全非，只留下当年回人礼拜寺的一段围墙、汉白玉石砌的城台，以及一弯汉白玉石拱券，似乎还能引发人们怀古的幽思。这以后，又经历了“革文化命”的一场劫难，这一点点历史遗迹怕也荡然无存了吧！
《香妃事略》还提到大内武英殿西的浴德堂“相传亦为香妃沐浴之所”。孟森先生在考定香妃之讹时，已否定浴德堂为香妃赐浴之处。此后单士元先生又进一步申说，浴德堂在明、清两代并非浴室，当然更谈不到是“香妃沐浴之所”，其建筑可能是元代遗物。他们的意见是对的。所谓“香妃”不可能在文武百官注目之下，从外朝宫殿群中招摇而过，去离宝月楼数里之遥的浴德堂洗澡。
宝月楼、“回回营”、浴德堂已如上述，就连《香妃事略》所说的西洋人郎世宁所画的“香妃戎装像”究竟是不是容妃本人，也大成问题。现已初步查明，1915年新成立的古物陈列所从热河避暑山庄运来一批文物，其中有一幅油画美人像，画的是一个妩媚英俊的戎装女子，原画上有一黄签，题为“美人画像”数字，并无系容妃的说明。原古物陈列所为取得轰动效应，遂定名为“香妃戎装像”，悬挂于浴德堂，并附会某些野史及有关香妃的传闻，杜撰成《香妃事略》一文。香妃事迹至今仍众说纷纭，其源盖出于此。
曾为曾国藩入幕之宾的晚清诗人王闽运在《湘绮楼文集·今列女传》中，已塑造了“香妃”的雏型——“回妃”，其事迹如下：
准回之平也，有女籍于宫中，生有美色，专得上宠，号曰“回妃”。然准女怀其家国，恨于亡破，阴怀逆志，因侍寝而惊宫御者数矣。诘问，具对以必死，报父母之仇。上（乾隆）益悲壮其志，思以恩眷之。太后知焉，每召回女，上辄左右之。会郊祭斋宿，子夜驾出，太后乘平辇直至上宫，入便闭门。宦侍奔告，上速命驾还，叩门不得入，以额触扉，臣御号泣，闻于内外。太后当门坐，促召回女，绞而杀之，待其气绝，抚之已冷，乃启门。上入号泣，俄而大寤，顿首太后前，太后亦持上流涕，左右莫不感动泣下。海内闻者皆叹息，相谓天子有圣母也。
乾隆纳容妃，这是事实，但到了咸同间，传闻已失实若王闽运所记之“回妃”。民国初年史家张采田先生已指出“此所记回妃事亦不详所本”，而《香妃事略》的撰写者却仍以王记“回妃”为本，又添枝加叶，益以“体有异香”而为“香妃”。杜撰香妃者的高明在于能附会宝月楼、“回回营”、浴德堂等人所共见共知的史迹，与香妃人情人理地联系在一起，且指郎世宁绘“美人画像”为香妃戎装写真，香妃故事遂家喻户晓，而去信史则更远矣。然而，香妃杜撰者的拙劣也恰恰在做手脚时不免留下种种破绽，孟森先生力辟其诬妄，还香妃之本来面目。可惜的是，孟森先生胸中已有高宗宝月楼金屋藏娇的成见，乃从御制诗文中爬罗剔抉，辗转求证，虽力求人安而后心安，惟档案等史料之不易见，在容妃入宫的时间上走入误区，《香妃考实》终未尽得其实。影响所及，至于今日仍有笃信宝月楼乾隆与容妃恩爱故事者。
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澄清香妃迷雾的时候了。
容妃和卓氏是年过五旬的乾隆皇帝众多妃嫔中的一个。如果说她有什么新奇的话，则在于她是维吾尔族上层贵族女子。乾隆纳回女为妃，虽亦为破例之举，但不会像纳汉妃一样引起宫中外朝正统满洲人的强烈反对。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俱纳蒙古后妃，他们的用意在以婚姻为纽带加固“满蒙联盟”。和卓氏出身派噶木巴尔，其家族能与发动叛乱的同宗大小和卓划清界限且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平叛战争，乾隆皇帝略仿满蒙联姻祖制，在平定回疆后，纳和卓氏入宫；和卓氏封“和贵人”后两个月，乾隆又将宫中女子巴朗指配给和卓氏之兄图尔都为妻，这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婚姻的妙用。和卓氏容貌端正，性情和顺，但乾隆绝不单单为了美色或追求新的刺激才把她纳入宫中的。
正是从对维族上层贵族羁縻怀柔的政策出发，所以乾隆皇帝对容妃和卓氏的生活习俗非常尊重。容妃在宫中，饮食由一位名叫努倪马特的回族师傅侍候，巡幸在外时，也受到特殊关照。乾隆三十年春四次南巡时，赏赐给容嫔的膳食有羊肚片、羊他他士、清炖羊肉、奶酥油野鸭子等。乾隆三十六年春东巡谒孔，容妃受到格外赏赐的膳食有回回饽饽、羊西尔占等。四十三年秋东巡谒祖，至围场猎得野猪、狍子，皇帝命赏随行众嫔妃野猪肉，惟独赏容妃一盘狍子肉。可以确信，信奉伊斯兰教的容妃和卓氏入宫以后，坤宁宫虽然还用大锅煮猪祭神，但容妃绝不会受胙。元旦祀神及春秋两大祭时，皇帝肯定会有权宜之计不让容妃尴尬的。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十九日容妃薨逝，时年五十五岁，皇帝辍朝三日，丧仪照康熙九年（1670年）慧妃薨逝的旧例办理，并未提高规格。容妃遗物首饰衣服等分送给叔叔额色尹、哥哥图尔都的妻子，以及容妃的姐妹们。
可以这样说，自从结发贤妻富察氏病逝后，乾隆在他那漫长的人生途路上，就再没有一个后妃能像孝贤皇后那样去平抚皇帝那孤寂的、焦躁不安的灵魂了。他有皇后和妃嫔，有年轻貌美的贵人、常在、答应，他和她们有性欲之爱，但他已永远地失去了情爱与性爱和谐地融在一起的温馨的婚姻生活。乾隆六十年（1795年），皇帝谒东陵时曾亲往孝贤皇后陵前酹酒三爵，年已八十五岁的老皇帝当时赋诗一首，结句是：“齐年率归室，乔寿有何欢？”第二年，嘉庆元年春，刚刚归政的太上皇乾隆携子皇帝颐琰（嘉庆）再次前往孝贤皇后陵前酹酒，望着陵前高大葱郁的松林，他不禁又回忆起四十八年前那令人心碎的日子，太上皇留下了这样伤感的诗句：“吉地临旋跸，种松茂入云。暮春中浣忆，四十八年分。”在“四十八年分”句下，太上皇自注云：“孝贤皇后于戊辰（乾隆十三年）大故，偕老愿虚，不堪追忆！”自从四十八年前皇帝与元配妻子富察氏白头偕老的愿望随着运河中的春水一去而不复返地流逝以后，皇帝所企盼的只是在另一个世界与孝贤皇后重逢。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春天，他在孝贤皇后陵前表白了这一心愿：
三秋别忽尔，一晌奠酸然。
追忆居中阃，深宜称孝贤。
平生难尽述，百岁妄希延。
夏日冬之夜，远期二十年。这一年，皇帝整整八十岁，他对已成冢中白骨的爱妻诉说，自己不想活到一百岁，与你相会之期再远也不会超过二十年！
如果孝贤皇后真的能与乾隆皇帝白头偕老的话，那就不仅仅会改变乾隆的人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会改写乾隆时代历史的某些篇章。
三、和孝公主
记不得有谁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从哲学人本的角度出发，人是漂荡的，有时是无依无靠的。但人要抓住一些东西，要抓住自己的事业，要抓住自己的国家，要抓住自己的故土，要抓住自己爱恋的人，要抓住自己迷信的偶像。抓住了，才能使自己安定下来，才能稳得住。”自从孝贤皇后离开乾隆皇帝以后，皇帝的心也是空空荡荡的，无依无靠的，他能够稳得住，成为他精神支柱的，首先是肩负着父、祖两代的重托，必欲把大清帝国治理好的强烈的事业心，除此之外，大概就只有生母崇庆皇太后，可以像朋友那样作推心置腹交谈的大臣傅恒与和珅，以及六十五岁上得的爱女和孝公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