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朝对外政策的基础
古代帝国强大与否，同周边民族、国家的关系至关重要。对于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帝国而言，与周边的关系归根结底体现为能否确立国家间关系秩序，以此建构以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唐朝自太宗时代起，积极整合东亚国家关系，致力于重建东亚世界。然而，从“五胡之乱”以来，东亚失去原有的国际权威中心已经大约有两个世纪，国际形势变化甚大，各国的利益错综复杂，故重整东亚世界的进程困难重重。本章拟考察唐朝建立以后至讨平高句丽为止东亚国家关系的演变和唐朝对朝鲜政策的形成及其嬗变。
唐朝建立翌年，高句丽即派遣使者入唐朝贡 《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其王高建武，即前王高元异母弟也。武德二年，遣使来朝。”。有趣的是，高句丽新一代荣留王的即位恰与唐朝的建立同年。也就是说，原先相互对立的两国君主都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战争的创伤远未平愈，但是由于政局和人事的改变，使得两国关系可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展开。对于两国领导人来说，如何扬弃前代的外交政策，建立新的关系准则，就是首要的课题。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国家领导人的变更不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决定国家关系的演变，归根结底是国家利益，而不是领导人的性格好恶。隋朝灭亡，并没有改变中国与高句丽矛盾的结构，只是推迟了解决的时间。唐朝和高句丽的新领导人上台，依然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只要双方结构性利益冲突不能得到根本性调整，冲突就难以避免。当然，解决矛盾的手法、时机、规模等会受到领导人个性、意志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被内政所左右，这是研究国际问题时始终不可轻视的重要方面。
唐太宗征伐高句丽是对隋朝高句丽政策的继承。毫无疑问，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乱，新建立的统一王朝势必要重新构筑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在此意义上，隋唐两代的高句丽政策，具有其继承性。但是，两个王朝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尽相同，唐代又有许多新的因素出现，因此，有关高句丽的政策必然有所变化与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不分析从武德年间与高句丽的友好关系到贞观年间征伐高句丽之间所发生的政策变化，进而探讨这一变化的内外原因，以及对高句丽政策的实质。
从东亚世界的大局着眼，唐朝和高句丽的关系就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和整个东亚的国家间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是高句丽的国家实力及其地理位置，使其与唐朝的关系对整个东亚影响颇大，成为唐朝在东亚建立国际关系秩序的关键所在。例如，长期同高句丽对立的百济，在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失败之后，逐渐倒向高句丽；新罗则在高句丽的长期重压之下，不得不积极寻求外援，甚至袭取盟友百济在汉江流域的出海口地区，其目的恐怕是要打通前往中国的道路。然而，同百济反目，使得新罗遭到高句丽和百济的夹攻，形势更加恶化，遂采取彻底倒向唐朝的政策，不但是在国际政治上称臣，而且积极导入唐朝政治法律乃至文化制度，进行国内重大改革，以同高句丽和百济抗衡。由此均可看出高句丽对东亚的重要性。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隋唐两代始终把高句丽作为中心问题来解决。所以，在相当程度上说，唐朝与高句丽的关系是东亚国家间关系演变的主轴。
唐太宗征伐高句丽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故研究者多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战争。这种见解，容易使人孤立地看待唐太宗攻打高句丽事件，从而忽视了这一军事行动的意义。特别是贞观十九年以后唐太宗实行持久困敝高句丽的方针，更未见引起重视和阐述，而这一方针恰是唐高宗大获成功的重要基础。因此，我认为若就唐太宗攻打高句丽而言，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说是导致了明智的政策转变。正因为有了太宗征高句丽的经验和教训，才有了高宗对太宗高句丽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朝鲜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通过隋文帝始征高句丽到唐高宗灭百济、高句丽的大半个世纪充分反映出来。此过程给予唐朝许多启示，国际关系体系不可能没有中心国家实力的支撑，但却不能光靠军事力量维持，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强大的经济和繁荣的社会，令人向往的文化，才能对周边国家产生吸引力。而且，中心国家必须能够制定国家关系的秩序和最低限度的国际准则，让加入其国际体系的国家获得利益，保障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和平。这些显然都是唐朝统治者充分认识到的，所以，可以看出唐朝和汉朝在构建国际体系时的重要区别。汉武帝更加重视军事占领和拓展领土，唐朝则强调让当地民族自主统治，只是要求他们在国际政治上服从于唐朝，加入唐朝的国际体系，唐朝称此做法为“羁縻”。羁縻是唐朝处理同周邻国家关系最常见的方法。正是由于这种认识，所以，在后面章节里我将论述唐高宗和武则天在平百济和高句丽之后，实际上允许新罗统一朝鲜，其间虽然有不愉快的经历，但是并没有军事占领和领土纠葛，反而让双方容易在国际政治关系上调整利益，最终形成稳定友好的关系。
由此可知，唐朝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已经在总结汉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制度文化的传播和对周邻国家的开放，通过人员、物质、文化的广泛流动，充分吸收各国之长，维持自身的先进性和活力，形成对周邻的优势和吸引力，确保自身的中心地位。这一点在唐朝历史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唐朝对外关系鼎盛的时期，恰好是唐朝最繁荣的时代，两者完全重合。“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国力开始衰退，最重要的是动乱改变了唐人的许多观念，从积极开放到逐渐消极，乃至对“胡人”产生排斥心理，唐朝的国际影响力也随之降低。从唐至宋，汉族主义逐渐高涨，宋人甚至视唐人一身“狐（胡）臭”，唐朝鼎盛时代那种盛大的国际关系局面不复存在。所以，唐朝留给历史的经验，就是建设先进的制度和多元文化，用兼收并蓄的开放性社会去赢得周邻国家的尊重，成为国际中心。在东亚，唐朝的遗产就是完成了以汉字、儒学、教育制度、律令制度、佛教和技术等为共同文化基础的东亚世界。其成功的经验就在于先进制度、多元文化和开放性社会这三方面，而不是军事征服。其国际政治的理论基础源于中国的文化传统，那就是孔子所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第二节 唐高祖时代的朝鲜政策
唐代隋立，对于高句丽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新即位的高句丽荣留王立即抓住机会，几乎是年年向唐朝遣使朝贡。兹根据中国和朝鲜的史籍，将武德年间两国的外交往来整理如下：
(1) 武德二年，遣使来朝。（《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参见《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八》，记载具体时间为“春三月”。）
(2) 四年，秋七月，乙丑，高句丽王建武遣使入贡。（《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参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八》）
(3) 五年，遣使入唐朝贡。唐高祖感隋末战士多陷于此，赐王诏书……（《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八》。参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
(4) 六年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贡。（《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八》）
(5) 七年，王遣使入唐请颁历。遣刑部尚书沈叔安，策王为上柱国、辽东郡公、高句丽国王。命道士以天尊像及道法，往为之讲《老子》，王及国人听之。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贡。（《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八》。参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
(6) 八年，王遣人入唐，求学佛老教法，帝许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八》）
(7) 九年，新罗、百济遣使讼建武，云闭其道路，不得入朝。又相与有隙，屡相侵掠。诏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往和解之。建武奉表谢罪，请与新罗对使会盟。（《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
以上记载表明，高句丽对唐外交十分积极主动，使节来往频繁，恰和其与隋朝的交往成为鲜明的对照。双方交往的内容，如武德五年（622）遣还因隋炀帝征伐高句丽而陷没其地之人所示，首先是通过对上一代战争的善后处理来缓和紧张关系，结束战争状态，修筑新的关系基础；其次，如武德七年（624）请唐颁历、接受册封以及输入佛教、道教所示，表明愿意臣服于唐朝，接受唐朝文化；第三，如武德九年（626）新罗、百济控诉高句丽“闭其道路，不得入朝。又相与有隙，屡相侵掠”所示，表明高句丽要保持其在东亚的强国地位，在实质性的既得利益上没有作出让步。概言之，高句丽对唐朝外交的方针，一是在表面上臣服于唐朝；二是要确保其在东亚的既得利益和地位。那么，导致隋朝向高句丽开战的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
唐高祖在处理高句丽问题时所面临的局面要严峻得多。首先是中国远未统一，内战尚在激烈地进行。其次是北方还承受着突厥的严重威胁。在此局势下，高祖无力勾画国际关系蓝图，只能尽量缓和矛盾，避免树敌，争取友邻。因此，武德五年，唐高祖在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两国俘虏问题时，致书高句丽王：王既统摄辽左，世居藩服，思禀正朔，远循职贡。故遣使者，跋涉山川，申布诚恳，朕甚嘉焉。方今六合宁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无壅。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场，岂非盛美。申明与高句丽关系的原则是在藩属基础上“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场”。
如前所述，此时唐朝尚未确立自己的世界战略，所以高祖的上述申明只是面对现实的对策。这一点，从武德七年高祖与侍臣的下述对话可以得到确认： 高祖尝谓侍臣曰：“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有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即为诏述朕此怀也。”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队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高祖乃止。这段对话表明唐朝尚未确立对高句丽的政策方针。究其原因，除了受国内形势的制约外，还有惩于隋炀帝征伐高句丽而导致社稷倾覆的惨痛教训，因而在棘手的高句丽问题上举棋不定。
长远的外交方针未能确定，那么，在具体的外交行为上也就只能以临时举措敷衍。上引武德九年新罗和百济控诉高句丽阻其入朝以及三国间相互侵掠时，高祖只是遣使谕和之。《旧唐书》仅记载高句丽遣使谢罪，似乎高祖谴责了高句丽侵犯邻国的行为。实际上，根据《三国史记》记载，高祖派遣的使者是到三国谕和一圈；而《资治通鉴》更明确记道：“三国皆上表谢罪”，也就是高祖不问是非曲直，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扮演了和事佬的角色。兹将武德年间朝鲜三国与中国的交往整理成下表：表7朝鲜三国使节入唐统计表（一）“朝鲜三国使节入唐统计表”（一）（二）的史料出处分别为：“旧”为《旧唐书·东夷传》；“资”为《资治通鉴》之该年条；“三”为《三国史记》之各国本纪；“东”为《东国通鉴》。
次数及典据国名年份高句丽百济新罗重要事件6191（旧、三）6206211（旧、三）1（旧、三）1（旧、三）唐遣使新罗6221（旧、三）唐与高句丽各遣还战俘6231（三）1（三）百济攻打新罗6241（旧、三）2（旧、三）唐遣使册封并谕和三韩
百济讼高句丽塞朝贡之路
百济攻打新罗6251（三）1（三）1（三）新罗讼高句丽塞朝贡之路6261（旧、三）2（三）1（三）唐遣使谕和三韩
百济攻打新罗合计764
然而，高祖的这番“谕和”并无成效，三国间依然不受约束地相互征战，甚至日趋激烈。这一方面是因为唐朝对三韩鞭长莫及，难以发挥有约束力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唐朝尚未确立其东亚外交政策。
在古代，中国是否确立长期性的东亚政策并保持强有力的影响，对东亚局势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中国能树立起有效的影响力，那么在君臣藩属关系下，藩国间的行为将受到约束规范，从而形成国际关系秩序，保持区域的稳定与和平。反之，如果这一权力中心丧失或者不起作用，那么，各国间的关系势必建立在实力基础上，无制约的交相征伐势所难免，在新的权力中心或势力均衡形成之前，战争的车轮是无法停止的。由于地缘政治等原因，强大统一的中国的出现，自然会成为东亚国际关系的中心，这种国际关系秩序固然是从中国的立场出发，有利于中国，但同时也是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杠杆。隋朝统一中国之后，曾试图恢复中国在东亚的中心作用，但随着隋炀帝征伐高句丽的失败，这种努力亦告破灭。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之间的相互征讨，就是在统一的中国王朝崩溃之后，不受制约地进行，并愈演愈烈。
武德年间，唐朝尚未能在东亚发挥有力的影响。此时，朝鲜三国争相与唐朝结交。高句丽因为与隋朝有过激烈的战争，所以，其与唐朝的交往包含着结束战争状态，重建睦邻关系的意义。至于百济和新罗，如表中所见，两国间战事频仍，同时积极开展对唐外交，明显是希望能够利己性地争取唐朝介入争端，结为强援，以压倒对方。另一方面，两国又都向唐朝控诉高句丽，可见三国间仍处于互相敌视的状态。也就是三国间的角逐仍是自发性的，尚看不到力量集中的联合趋势。而竞相争取唐朝支持，则反映出各国寻求重新组合力量的诉求。但这种组合是利己性的，所以，当唐高祖态度暧昧地“谕和”三国时，自然是碰壁而回。唐朝介入朝鲜，既有唐朝自身的愿望，也有来自朝鲜内部的要求。这一要求是要唐朝态度明确，有倾向性地介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与朝鲜国家建立具有实质意义的藩属关系。而且，这种带有倾向性的介入，也势必引起东亚国际关系大的变动与组合，这一切都有待于唐朝首先确立对东亚国家关系的基本方针。
据此，可以把武德年间作为唐朝和朝鲜三国关系、同时也是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第一个时期。在此时期，唐朝由于受国内战乱和社会经济凋敝等因素的制约，注意力集中于国内事务，尚无余力构建以唐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对于同朝鲜三国的关系，则采取缓和矛盾、恢复关系、承认现状、回避冲突、尽量不介入朝鲜三国争斗的方针。武德七年，唐朝同时册封高句丽、新罗和百济王，与此三国建立了君臣关系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七年二月”条，第5976页。，基本实现了这一时期以恢复关系为主的外交目标。然而这一时期的册封，并非建立在真正的臣属关系之上，表面意义要超过实质意义。
第二节 贞观十九年以前东亚局势的演变和唐太宗的朝鲜政策
唐太宗时代，随着国内统一，政权安定，在对外关系方面出现了积极进取的趋向。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致书百济武王，明确指出：“新罗王金真平，朕之藩臣，王之邻国，每闻遣师，征讨不息，阻兵安忍，殊乖所望。朕已对王侄信福及高丽、新罗使人，具敕通和，咸许辑睦。王必须忘彼前怨，识朕本怀，共笃邻情，即停兵革。”《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百济传》，第5329页。表明了唐朝将积极调停藩国间的相互征伐，支持新罗不受侵犯，重整东亚国际关系秩序，确立并加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唐太宗的坚定态度，确实对百济发生了作用。根据《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五》记载，百济得知新罗向唐朝告急后，停止了大规模讨伐新罗的行动。
唐朝积极介入朝鲜事务的态度，使得高句丽深感忧惧。贞观二年（628），“奚、霫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二年四月”条。，东胡各族纷纷归附，大大加强了唐朝在东亚的地位和作用。于是，高句丽借庆贺唐朝击破突厥颉利可汗之机，遣使上封域图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高丽传》；《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八》。，表面上是表示真心臣服，实际上是试探唐朝的态度。这一点，从以后局势的发展可以看得很清楚。唐太宗对此心中有数。贞观五年（631），“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这一行动向高句丽强烈暗示，两国间尚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试问其何去何从，亦可谓是对高句丽“上封域图”行动的回答。高句丽随即作出反应，“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高丽传》，第5321页。。这条长城，经过李健才、冯永谦等先生的实地考察研究，已可判明东北起自扶余城（今吉林省农安县城），向西南经今怀德县、昌图、开原、铁岭、沈阳、辽中、辽阳、鞍山等市，直至营口市李健才《唐代高句丽长城和扶余城》；冯永谦《东北古代长城考辨》，收于《东北亚历史与文化》，辽沈书社，1991年。，基本包括了辽东流域。亦即高句丽用实际行动向唐朝清楚地表明其不惜以武力保卫既得利益的决心。前面分析的高句丽对唐朝的立场，在这里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了。贞观初年双方针锋相对的行动，是相互间的试探与考验。至此，双方的立场都已明确，武德年间双方表面上的密切关系亦告终结。此后，高句丽问题日益成为唐朝处理同朝鲜国家关系的主轴。
兹将贞观元年至十九年，即唐与东亚关系第二个时期，朝鲜三国与唐的交往整理如表8所示：
从表中清楚看到，高句丽在上封域图后不久，即从贞观四年（630）起，就中止了与唐朝的外交。高句丽是东亚强国，其桀骜不驯便成为唐朝重整东亚国际关系体制的最大障碍。如果不能使高句丽真正臣服，朝鲜三国之间不受唐朝约束的战争就无法停止，唐朝就不能在东亚重建国际关系秩序。而且，唐朝不能切实保护藩国新罗不受侵犯，必然国际信誉扫地，东亚便会形成以高句丽居主导地位的势力圈，对唐朝的内政外交构成严重的挑战，这些都是唐朝所无法容忍的。此后局势的发展也确实反映了这一点。所以，臣服高句丽是唐朝在东亚发挥领导作用的关键。
在朝鲜半岛南部，各方的角逐呈现出另外一种态势。兹根据《三国史记》之各国本纪及《日本书纪》未注明出处者皆出自《三国史记》各国本纪。，将640年以前该地区的国家间关系逐年列示于下：
627年，百济攻取新罗二城，并拟大举征伐新罗。新罗向唐告急，百济罢兵。
628年，百济围新罗椴岑城。
629年，新罗攻取高句丽娘臂城。
630年，高句丽、百济遣使赴日本。（《日本书纪》舒明天皇纪）
631年，百济义慈王子丰章入质日本 《日本书纪》的该条记载可能系年有误，或“义慈王”记载有误。因为根据《三国史记》，义慈王即位于641年。如后所述，丰章确实入质日本。此外还可见到其他入质的事例，如《日本书纪》“皇极元年(642)八月条”记载：“以小德授百济质达率长福”；翌年(643)七月条记载：“（百济）大使达率自斯，……自斯，质达率武子之子也”，皆可为证。。（同上）
632年，百济伐新罗，不利。
633年，百济进攻新罗西边。
635年，百济使节赴日本。（《日本书纪》）
636年，百济袭击新罗独山城，不克。
638年，高句丽攻击新罗七重城，不克。
百济、新罗使节赴日本。（《日本书纪》）
640年，百济、新罗使节赴日本。（同上）
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在朝鲜南部，主要是百济与新罗的对抗。自从553年新罗乘百济与高句丽大战之机夺取百济东北的汉江流域以后，百济为了夺回失地，频频向新罗进攻。但两国实力大体相当，哪一方都无法取得优势，所以都积极寻求外援。历史上，百济与日本关系比较紧密，所以频繁遣使日本，甚至遣送质子，目的应是寻求结盟。
新罗占领汉江流域和朝鲜南部的任那，与百济、高句丽和日本的关系紧张。在《日本书纪》里，可以见到7世纪前叶，日本因任那问题而攻打新罗的记载，且不论这些记载是否完全可靠，日本与新罗关系紧张应是事实。新罗攻占汉江流域时，也占领了高句丽的领土，所以高句丽的兵锋直指新罗。换言之，新罗同时承受着来自高句丽、百济和日本的压力。在这三者之中，新罗采取缓和与日本关系的政策，遣使交往，以解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则积极争取唐朝的支持，求得力量平衡。
唐朝的主要敌国是高句丽，对于其他东亚国家，则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争取其归附。贞观五年，日本遣使入唐，翌年，唐朝派遣新州刺史高表仁赴日高表仁赴日经过，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倭国传》、《新唐书》卷二百二十《日本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贞观五年十一月”条、《日本书纪》卷廿三《舒明天皇纪》等。参阅池田温《裴世清与高表仁》，《日本历史》1971年第9期。。根据《旧唐书》记载：“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未达成出使目的的原因是“与王子争礼”，实际上应该不那么简单。联系隋炀帝时日本的“无礼”国书以及永徽年间唐高宗敕令日本出兵援助新罗《新唐书》卷二百二十《日本传》。，可知日本谋求与中国分庭抗礼，而中国欲以日本为藩国，两者立场相去甚远，具体反映在展现双方身份地位的“礼”上，发生严重的争执，导致高表仁“不宣朝命而还”。此事件反映出东亚尚未形成国际关系的中心和唐朝影响力的限度。
对于百济和新罗，在各国史籍记载中，看不出唐朝有明显的偏袒。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中日交往的航线，却可发现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变化。隋朝派遣裴世清赴日本时，《隋书·倭国传》明记其“度百济”达日本。而高表仁赴日本时，《日本书纪·舒明天皇纪》记载：“新罗送使等从之”。639年，日本学问僧惠隐、惠云回国时，“从新罗送使入京”；640年，日本留学生高向、玄理等人回国时，也是“传新罗而至之”。亦即唐太宗时，中日间的交往均改道新罗，这应该反映此时期唐与新罗的关系较为密切。前引唐太宗致百济王书，也可看出唐朝对新罗的支持。所以，唐朝的态度并非不偏不倚的。只是唐朝对新罗的支持，并不意味着与百济为敌，毋宁说，此时期唐朝仍在争取百济，与之友好。
7世纪30年代，是唐朝同朝鲜三国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的重要时期，唐太宗着手建立东亚国际关系秩序，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也逐渐清晰，确定了在朝鲜半岛北部臣服高句丽的方针；在南部，则逐步把重心转向新罗，保护其不受侵略和瓜分，同时争取将百济和日本纳入唐朝的国际关系体系中。
然而，到了40年代，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贞观十五年（641）百济武王扶余璋去世，义慈王即位后，大举亲征新罗，攻克四十余城，局势十分紧迫；更为严重的是，百济久攻新罗不下，遂与高句丽结盟。《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六》“（义慈王）三年（643）”条记载：“冬十一月，王与高句丽和亲，谋欲取新罗党项城，以塞入朝之路。”百济和高句丽结盟，极大地动摇了唐朝在东亚的地位，若再听凭两国联合击破新罗，则唐朝在东亚的影响力便荡然无存。形势的发展，促使唐朝不能不采取行动。
其次，高句丽长期与唐朝对峙，其国内形势发生了激烈变化。要同力量悬殊的强国对抗，就必须高度集中国内权力与资源，加速集权化的过程。高度集权引起权力争夺，引发了以王族为代表的中央势力和地方豪族势力的激烈斗争，左右国家发展的方向。642年，荣留王君臣企图铲除负责修筑长城的西部大人泉盖苏文，完成中央集权，却引发了泉盖苏文的军事政变，荣留王君臣百余人被杀害，泉盖苏文另立傀儡宝藏王，自立为莫离支。据《旧唐书·东夷传》记载，莫离支“犹中国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职也”，即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样，高句丽的集权化道路由豪族军事集团所完成，建立起军国体制。
然而，这一事件在国内外的代价颇大。在国内，造成了深刻的裂痕，如辽东重镇安市城，“其城主材勇，莫离支之乱，城守不服，莫离支击之，不能下，因而与之” 《三国史记》卷十《高句丽本纪第九》“宝藏王四年”条。，即可为证；在国际上，这种弑君行为违反中国的君臣伦理，为唐朝所不容，成为讨伐高句丽的理由。而且，国内政治军事化，使得对外政策趋于强硬，更加激化了国际矛盾。其表现为：
第一，激化了与唐朝的矛盾。泉盖苏文以防御唐朝军事首领的身份上台，需要显现强硬立场来加强其权力的合法性，故643年唐太宗派遣司农丞相里玄奖携玺书至高句丽作最后的外交努力时，遭到泉盖苏文的断然拒绝，甚至违反外交礼仪规则，囚刑唐使，将双方关系推向战争。
第二，泉盖苏文政变之后，积极进行结盟活动。642年是东亚局势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百济大举讨伐新罗，攻取四十余城，还夺取了南部的大耶城，即旧加罗地区。更为严重的是，八月，高句丽和百济结成联盟，“欲取党项城，以绝归唐之路” 《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本纪第五》“善德王十一年”条。，彻底打败新罗。同时，高句丽突然频繁遣使赴日本，根据《日本书纪》皇极、孝德天皇纪的记载，整个40年代，朝鲜三国同日本的交往情况如下：
642年，高句丽、百济、新罗遣使赴日本。
643年，高句丽、百济使节赴日本。
645年，高句丽、百济、新罗使节赴日本。
646年，高句丽、百济、新罗使节赴日本。日本派遣高向玄理到新罗“使贡质”。
647年，高句丽、新罗使节赴日本。新罗金春秋入质日本。
648年，新罗使赴日本。
649年，日本遣使赴新罗。新罗人质等37人赴日本。
650年，新罗（高句丽、百济——据原注）使节赴日本。
《日本书纪》“皇极二年（643）六月”条特地记载：“高丽自己亥年不朝而今年朝也。”己亥年为639年。《日本书纪》的纪年不准，但反映出高句丽使节久未赴日。从30年代的资料看，高句丽仅在630年遣使赴日一次，此后中断，到642年后，又突然连年遣使赴日。显然，泉盖苏文政变后，加剧了同唐朝的对立。为了强化自身地位，高句丽利用百济同新罗的矛盾，联合百济大举进攻新罗，企图击破新罗，解除后顾之忧，这就是《三国史记》所见642年至644年高句丽和百济连年合攻新罗的情况。另一方面，高句丽积极拉拢日本，恢复派遣使者，欲图结为后援。
至于日本方面的态度，因为史籍记载不详，难作结论。日本史学家大多认为，7世纪40年代以后，日本对新罗的外交转向强硬。日本和新罗因为任那地区的争端，关系不好。645年，朝鲜三国使节到日本，日本给高句丽和百济回书，唯独没有回书新罗，颇显冷淡。此后，日本到新罗的使节都是为了要新罗贡调纳质，双方存在利益冲突。日本关心的是在朝鲜南部的利益，百济关心的则是击败新罗，收复失地。在对付新罗方面，高句丽、百济和日本有一致性。但是，这种一致性并不构成反唐联盟的基础山尾幸久《大化前后的东亚形势与日本的政局》（《日本历史》229号）认为，645年后，以日本为盟主，联合三韩组成反唐联盟。这种见解无法成立，首先，因为各国间存在着不同的利害关系，与唐朝对抗的只有高句丽。其次，日本不具备充当盟主的实力和威望。。
新罗面对紧张的国际局势，于642年派遣金春秋赴高句丽，争取高句丽的支持。但是，高句丽已决心同百济联盟，所以反而扣押金春秋。金春秋虽然逃回，但两国关系已告破裂 《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本纪第五》“善德王十一年”条。。这样，新罗只能寻求唐朝的支援。翌年，新罗向唐朝告急，唐太宗明确支持新罗，故其后新罗采取了对唐一边倒的政策，在国内引进唐朝制度文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中央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647年，金春秋、金庾信主导的中央粉碎了以毗昙为代表的庆州门阀势力的叛乱毗昙和金春秋等在采行唐制上并无矛盾，所不同的是由中央还是由地方门阀势力来领导改革运动，其结果必然迥然不同。，走上了与高句丽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由中央领导的集权化体制改革。648年，金春秋入唐，“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又请改其章服，以从中华制”。回国后，649年，新罗“始服中朝衣冠”；650年，“始行中国永徽年号”；651年，“贺正之礼始于此”；654年，金春秋即位后，即“命理方府令良首等，详酌律令，修定理方府格六十余条”均见《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本纪第五》。，迅速完成了国家体制的改革。这一改革奠定了新罗与唐朝联盟最坚实的基础，并使新罗完全纳入唐朝国际关系体制之中，虽然两国关系后来有暂时的起伏，但长期友好的方针却坚定不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罗的内政改革所决定的。
642年高句丽的政变和高句丽—百济联盟的形成，打破了东亚的势力均衡，对唐朝重建东亚国际关系秩序构成严重挑战。对此，唐朝的反应是将新罗纳为藩属盟国，公开予以支持。这是东亚各国关系在7世纪40年代发生的新的重要变化，各国力量重新组合，形成国家集团对峙的局面，外交对抗也随之上升为军事对抗。
朝鲜半岛风云突变，反映到唐朝内部，则是以李为代表的军人强硬派的意见占了上风。
唐朝对于如何臣服高句丽，一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在此之前，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高句丽问题的一派居主导地位，唐太宗虽然也有过使用军事手段的想法，例如，《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八月，太宗曾说道：“高丽本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别遣舟师出东莱，自海道趋平壤，水陆合势，取之不难。但山东州县凋瘵未复，吾不欲劳之耳！”这番话与后来唐军征伐高句丽的部署完全吻合，可知太宗早就作过深思熟虑。但是，唐太宗还是尽量克制，之所以不使用武力，一是如太宗所说的“山东州县凋瘵未复”，亦即唐朝尚未从隋末大乱中完全恢复过来，国内条件不够成熟；二是如唐朝君臣在讨论高句丽问题时太宗所说的：“夫出师吊伐，须有其名”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高丽传》，第5322页。。所谓师出有名，就是要争取国际政治的道义支持，造成天子伐罪的道德优势，故仍应从国际政治着手；三则如长孙无忌所说：“盖苏文自知罪大，畏大国之讨，必严设守备，陛下少为之隐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骄惰，愈肆其恶，然后讨之，未晚也。”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七年闰六月”条，第6202页。高句丽有备，军事解决不易，故须从其他方面着力，促使其内部生变；四是房玄龄、魏征、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主要朝臣在讨论高句丽问题时，均持政治解决的立场，他们的意见占主导地位。房玄龄直到最后关头仍说：“陛下士勇而力有余，戢不用，所谓‘止戈为武’者”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强烈反对动用武力。总之，在7世纪30年代，唐朝的基本方针是通过加强同百济、新罗的关系，扩大对此二国的影响，以孤立高句丽，逼使其就范。
所以，这一时期军事手段只是作为对政治、外交手段的补充和支持，稍做准备。贞观十五年（541）：上遣职方郎中陈大德使高丽；八月，己亥，自高丽还。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风俗，所至城邑，以绫绮遗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守者喜，导之游历，无所不至，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没，大德绐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大德言于上曰：“其国闻高昌亡，大惧，馆候之勤，加于常数。”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贞观十五年七月”条，第6169页。根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职方，掌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之数，辨其邦国之远近及四夷之归化，凡五方之区域，都邑之废置，疆场之争讼，举而正之。”唐太宗派遣专家出使到高句丽，兼侦察其山川形势、风俗民情，为将来的军事部署提供情报。
在使用军事手段上，唐太宗思考过多种用兵方案，其中不乏有限的军事打击，乃至动用他国军力的方案。唐太宗曾经问臣下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扰之，如何？”此方案既可加深东胡族与高句丽的矛盾对立，又可以“不欲劳百姓”《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七年闰六月”条，第6202页。，降低行使武力的成本。然而，这些方案表明唐太宗仍然把行使武力作为施压的筹码，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唐太宗很清楚，要使有限的军事手段奏效，关键仍在政治方面。如果高句丽的抵抗意志不受动摇，那么，如唐太宗对新罗使臣所言，这种办法只能救一时之急，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五》。。所以，当贞观十七年太常丞邓素出使高丽回国后，“请于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丽”时《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七年六月”条，第6198页。，太宗否定了他渐次施加军事压力的建议。
贞观十七年（643），高句丽和百济联盟的形势已经明朗，政治解决高句丽问题的希望越发渺茫，军事将领要求动武的压力日强，唐太宗虽然内心也倾向于采取军事行动，但仍然做了最后的外交努力，派遣“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赐高丽曰：‘新罗委质国家，朝贡不绝，尔与百济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发兵击尔国矣！’”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七年九月”条，第6204页。翌年，相里玄奖抵达高句丽后，对其莫离支盖苏文多方劝诫调解；紧接着，太宗“又遣蒋俨谕旨盖苏文”，但均遭到断然拒绝。不仅如此，盖苏文甚至“以兵胁使者，不屈，遂囚之窟室中” 《东国通鉴》卷六。。泉盖苏文不但拒绝了唐朝，而且伤害了唐太宗的面子，再无回转的余地。
相里玄奖回国报告此行经过，反对动武的大臣褚遂良已经提不出有力的反战理由，只能劝唐太宗慎重，万一出师不利，有损一世英名。如此苍白无力的说辞，只能被视为消极畏战，故军事将领李当场严词驳斥，指责道：“间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发兵穷讨，魏征谏而止，使至今为患。向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唐太宗也完全站到动武的一方，说道：“然。此诚征之失；朕寻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谋故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八年二月”条，第6207页。就这样，唐朝从使用政治、外交手段转变为采取军事手段，彻底解决高句丽问题。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并非单方面的主观决定，而是在各方面的因素交相影响下不断调整形成的。唐与高句丽关系的发展，以致最终演变为大规模军事冲突，就是各方面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就唐朝对高句丽政策而言，并没有什么突然性的转折与断层，所不同的只是达到目标所运用的手段。据此，可以贞观十九年为界，划分出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第二个时期。此时期唐朝积极介入朝鲜事务，扩大影响力，通过政治、外交手段，欲达到迫使高句丽臣服的目标。然而，这个目标没有实现，东亚形成了百济与高句丽、唐朝与新罗军事联盟的重大变化，促使唐朝转而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高句丽问题。
第四节 唐朝征伐高句丽的各种因素
促使唐朝讨伐高句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节的分析，还有不少值得深入探讨之处。兹引录唐太宗君臣有关言论于下。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说道：“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八年二月”条，第6207页。
翌年，唐太宗说道：“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九年三月”条，第6217—6218页。
唐太宗还说道：“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
房玄龄称讨伐高句丽是“内为旧王雪耻，外为新罗报仇”《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
综合起来，可以整理出以下几个因素：
(1)盖苏文弑君；(2)高句丽违诏；(3)拯救新罗；(4)收复辽东领土；(5)雪隋代之耻；(6)恐为后世乱源；(7)大定天下。
这些在表面上各不相同的因素，其实是一个问题的几个不同侧面。即(4)、(5)、(6)主要是中国内政方面的因素，而(1)、(2)、(3)、(7)则主要是唐朝国际政治方面的因素，两个方面紧密联系，互为表里。
隋朝因为征伐高句丽而崩溃。对于中国而言，堂堂大国被蕞尔小国打败，不能不是奇耻大辱，无论在面子上，还是对于国内民众，都难以交代。因此，这一耻辱迟早总是要洗刷的，否则，作为后继统治者也将寝食不甘。唐太宗曾说：“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条，第6216页。实际情况表明此言并非虚饰，“有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动以千计，皆曰：‘不求县官勋赏，唯愿效死辽东。’上不许”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九年三月”条，第6218页。。民众踊跃从军，反映出民间要为数十万战死辽东的子弟复仇的心理。所以，唐伐高句丽之战在某种意义上已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
唐太宗年事已高，太子李治个性懦弱，又没经历过大风大浪，故太宗忧虑李治应付不了严峻的国际局势，更担心他将来被主战的将军所包围，开启战端却控制不了局势，遂步隋炀帝后尘。唐太宗出征至洛阳时，曾对左右透露心声道：“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第6190页。这无疑是促使太宗下决心在有生之年解决高句丽问题的关键。
而且，辽东本属汉代四郡地，作为汉朝以来新一代强大王朝，唐自有恢复汉代版图的使命感。况且，辽东对于控制东亚、羁縻东胡、夹击突厥、屏蔽华北，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辽东路遥地险，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蔚州刺史李君球曾上言：“高丽小丑，何至倾中国事之？有如高丽既灭，必发兵以守，少发则威不振，多发人不安，是天下疲于转戍。臣谓征之未如勿征，灭之未如勿灭”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指出了要确保辽东之艰难。显然，收复辽东的关键是臣服高句丽，否则终将得而难保，又失之不甘。而且，也只有臣服高句丽，才能彻底解决朝鲜三国间愈演愈烈的纷争。
至于高句丽不服从唐朝，甚至囚禁唐朝使者，藐视唐朝权威；与百济结盟，动摇唐朝在东亚的地位；频频攻击唐朝藩国新罗，种种不守臣节的行为，构成了对唐朝国际战略的严重挑战。
由此看来，高句丽问题并非简单的两国间领土争执，它已经上升到攸关国家安定和国际战略关系的高度，隋唐两代领导人对此都看得十分清楚。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唐太宗在基本收复辽东之后仍要继续征伐高句丽，为什么隋朝在征伐高句丽诏书里不提领土问题，唐朝也继承这一做法。相里玄奖在谕诫高句丽勿伐新罗时说：“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八年正月”条，第6206—6207页。中国为何不言呢？因为仅仅从领土争执的层次问罪高句丽，就变成两国之间具体的利益冲突。可是，上升到全局的高度，唐朝就可以获得天子伐罪的权威性，为高句丽诛逆臣，为东亚平乱源，始终居于道德制高点上。唐太宗在分析征伐高句丽必胜的原因时说：“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何忧不克！”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八年十一月”条，第6214页。后面两条未免强词夺理，但此言确实反映了其处理高句丽问题的战略思想。
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朝大体收复辽东后仍不断讨伐高句丽，房玄龄因此上谏太宗适可而止，说道：“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贞观二十二年七月”条。参见两《唐书·房玄龄传》。其所言均未中的，违失臣节者，既如上述；他日为中国患者，则房玄龄只看到高句丽无力大规模入侵唐朝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他日唐朝因征伐高句丽不当而酿成大患的一面；侵扰百姓者，则如《资治通鉴》“贞观二十年（646）”条所记载：“上自高丽还，盖苏文益骄恣，虽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诡诞；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窥伺边隙。屡敕令勿攻新罗，而侵陵不止。”
贞观十九年征讨高句丽，收复辽东后，东亚的紧张局势未见缓和，反而日渐加剧，足以说明臣服高句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太宗亲征高句丽前，对李靖说：“公南平吴，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惟高丽未服，亦有意乎？” 《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传》，第3815页。此言透露出唐朝在平定南北西三方之后要在东方最终确立国际关系秩序的意图。所以，唐太宗是以天子匡正天下秩序的旗号征伐高句丽，“以大击小，以顺讨逆”，以大定天下。
第五节 贞观末年至高宗时代的东亚形势与朝鲜政策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在局部上收复了辽东，但在全局上未能达到臣服高句丽的战略目标。而且，朝鲜半岛的局势丝毫未见缓和。然而，此役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促成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首先，在东亚国际方面，唐朝征服高句丽未果，使得百济误以为唐朝将和隋朝一样无法战胜高句丽，所以进一步密切与高句丽的同盟，以其为北部屏障，放手攻打新罗。645年，“（百济）王闻太宗亲征高句丽，征兵新罗，乘其间袭取新罗七城” 《三国史记》卷二十八《百济本纪第六》。。此后，647年，“百济兵围茂山、甘勿、桐岑三城”；648年，“百济将军义直侵西边，陷腰车等一十城”；649年，“百济将军殷相率众来，攻陷石吐等七城”《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本纪第五》。。十分明显，百济利用其与高句丽的联盟，正在加紧进攻新罗，力图取得优势。其借唐朝进攻高句丽之机攻打唐朝盟国新罗，无疑是对唐朝的严重挑战。这一点，百济自然十分明白，所以从646年起，即中断向唐朝的朝贡《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百济传》。，实际上已经站到唐朝的对立面上。在与日本关系方面，《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六》于653年突然出现“王与倭国通好”的记载。从前引史料可知，百济一直与日本有来往，但《百济本纪》均未作记载，653年突然出现的这条记载，应该不仅是一般性的外交往来，而有更深的含义，是否意味着百济与日本达成某种协议或默契？从国际形势上看，651年，唐高宗警告百济停止进攻新罗；到655年，百济联合高句丽、靺鞨猛攻新罗，破三十余城，导致唐朝重开与高句丽的战事。前后联系起来，百济和高句丽显然都在拉拢日本更多介入朝鲜南部的争端，最大限度地孤立新罗。
日本在645年爆发所谓的“大化革新”，中大兄皇子在中臣镰足及留唐学生等人的帮助下，铲除了大豪族苏我入鹿的势力。“大化革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国际形势的刺激而发生的，《日本书纪·皇极天皇纪》就明确记载：“谓因韩政而诛”。日本在7世纪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同样遇到中央与豪族势力的尖锐斗争，“大化革新”使中央取得优势，但国内的矛盾依然尖锐复杂。革新势力在国内进行中央集权改革的同时，也希望通过积极介入朝鲜事务，谋取外部利益，以增进国内权威。从“大化革新”以来，日本与朝鲜三国的外交活动非常频繁，这期间有几件事值得重视。
651年，新罗采行唐制以后，遣使日本，“着唐国服泊于筑紫。朝廷恶恣移俗，诃啧追还。于时巨势大臣奏请之曰：‘方今不伐新罗，于后必当有悔。其伐之状不须举力，自难波津至于筑紫海里，相接浮盈舻舳，召新罗问其罪者，可易得焉。’” 《日本书纪》卷廿五《孝德天皇纪》“白雉二年”条。日本对新罗使者穿唐朝服装的反感，绝非“恶恣移俗”那么简单，而是深恐唐罗联盟不利于日本在朝鲜南部的利益，乃至讨论讨伐新罗，企图武力介入朝鲜争端。
657年，日本遣使新罗，要新罗护送其使者赴唐朝，遭到新罗的拒绝 《日本书纪》卷廿六《齐明天皇纪》是年条。，反映出新罗与日本关系冷淡。实际上，从这年起到667年唐罗联合发动灭高句丽战役时止，新罗已经停止派遣使者到日本，两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形成如此局面，除了日本正在积极介入朝鲜南部事务的原因外，还与日本同高句丽的关系有关，亦即656年，日本派遣大型使团前往高句丽《日本书纪》卷廿六《齐明天皇纪》是年条。。此时，新罗正遭受高句丽和百济的围攻，而唐朝则进攻高句丽以援助新罗。日本遣使到高句丽，既是对高句丽一再派遣使者的回访，也是对高句丽的支持。
日本支持高句丽与百济的态度，从其他方面也可以得到证实。从630年首批遣唐使起，日本分别于653、654、659、665、667和669年遣使入唐。如此频繁的遣唐使，绝非只是出于吸收唐文化的需要，其中绝大部分应该是与东亚局势有关的外交活动。《新唐书·日本传》记载：“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献虎魄大如斗，码硇若五升器。时新罗为高丽、百济所暴，高宗赐玺书，令出兵援新罗。”《日本书纪·孝德天皇纪》记载，654年的遣唐使到唐后，“奉觐天子”，故唐高宗的玺书是由该年的遣唐使带回的。唐朝要求日本站到自己一边的努力显然没有成功，所以659年下一批遣唐使来时，唐朝“敕旨：‘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遂逗西京，幽置别处，闭户防禁，不许东西，困苦经年” 《日本书纪》卷廿六《齐明天皇纪》“齐明五年”条。，亦即唐朝十分清楚日本的种种支持高句丽和百济的活动，遂于征伐百济之前，采取防范措施，幽闭日本使节，两国关系事实上处于敌对状态。唐平百济后，百济与新罗的盟文里指责百济“结托高句丽，交通倭国” 《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五年”条。，亦反映出唐朝已将日本列为敌国。
唐朝与百济关系破裂，是这一时期东亚国际关系的另一重要发展。《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七》记载，唐与新罗关系在平定百济和高句丽之后破裂，新罗王致书薛仁贵说：“先王贞观二十二年入朝，面奉太宗文皇帝恩敕：朕今伐高丽……平定两国，平壤已南，百济土地，并乞你新罗，永为安逸。”似乎唐太宗时代已确定征伐百济的方针。然而，如下一章所论，这是新罗声称合法拥有朝鲜领土的片面之词，不可相信。诚然，唐太宗有过袭击百济的设想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五》记载，善德王十二年（643），唐太宗曾经对新罗求援使者说：“百济国恃海之险，不修机械，男女纷杂，互相燕聚，我以数十百船，载以甲卒，衔枚泛海，直袭其地。”，但是，在644年准备征高句丽时，唐朝“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条，第6215页。，显然把百济作为友邦。终太宗之世，唐朝未与百济为敌。可以说，唐太宗的打击对象始终限于高句丽。直到高宗时代，百济完全倒向高句丽，有恃无恐地猛攻新罗，而唐朝从北方屡攻高句丽不下，才决定采取战略大迂回，征服百济，开辟南线战场。这一重要变化，产生于50年代。
综上所述，7世纪50年代东亚国际关系基本上是前一时期的发展，其间最重要的事件，一是唐朝与百济关系的破裂，遂演变为660年的大规模战争；二是日本积极介入朝鲜，支持高句丽和百济的联盟。故日本与唐朝爆发的白江之战有一个清楚的发展过程，绝非偶然性突发事件。
其次，在唐朝国内方面，辽东一役，使得唐太宗了解到高句丽未易征服，实为不容小觑的劲敌，改变“以大击小”可以无往不胜的轻敌思想。《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一年（647）二月”条记载：上复将伐高丽，朝议以为：“高丽依山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驾亲征，国人不得耕种，所克之城，悉收其谷，继以旱灾，民太半乏食。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场，使之疲于奔命，释耒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上从之。 这次朝议，确立了长期骚扰以困敝高句丽的长期战略。
一般认为，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是失败的。这种见解并不公平。就局部成果而言，唐朝“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九年十月”条，第6230页。，既给予高句丽沉重的军事打击，又稳固地控制了辽东地带，为以后继续攻打高句丽建立了前进基地，大大缩短了战线，其战略意义在此后对高句丽作战中，日益显现出来。譬如，以往对高句丽作战，最佳的作战时间在夏季。然而，因为战线过长，后勤补给困难，以及东北秋霖早冻等气候原因，只能维持几个月的攻势。到了唐高宗时代，由于战线缩短，军队能够整年作战，使得高句丽不堪重压。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征伐，使唐朝转变了对高句丽的战略。
从一举臣服高句丽到实行拚国力、打持久战，是贞观末年最重要的战略转变。实现这一转变，是唐太宗吸取隋炀帝亡国教训而做出的明智的选择，使得唐朝立于不败之地，为唐高宗最后征服高句丽奠定了基础。没有贞观十九年征服高句丽未果的经验，就难以有此战略的转变。由此可见，唐太宗君臣颇能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把握时局，善于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地处理国际事务。
从贞观十九年到总章元年（668）灭高句丽，是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确立持久作战的方针，不断向高句丽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并通过征服百济以实现战略大包围，最终征服之。这一时期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即以太宗晚年为第一阶段，高宗年间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太宗虽然确立了长期作战的方针，但其目标仍是在有生之年灭亡高句丽，故年年出兵，规模较大，不免操之过急。
贞观二十一年（647）三月，唐朝以“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李海岸副之，自莱州度海；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右屯卫大将军郑仁泰副之，率营州都督兵，繇新城道以进。次南苏、木底，虏兵战不胜，焚其郛。七月，进达等取石城，进攻积利城，斩级数千，乃皆还”。战事从三月进行到七月，既打击了高句丽，又破坏其春播夏收，逼使其王“藏遣子莫离支高任武来朝，因谢罪”。
翌年（648），唐朝又以“ 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副之，自海道入。部将古神感与虏战曷山，虏溃；虏乘暝袭我舟，伏兵破之。万彻度鸭渌，次泊灼城，拒四十里而舍。虏惧，皆弃邑居去。大酋所夫孙拒战，万彻击斩之，遂围城，破其援兵三万，乃还”。从唐将更换的情况看，显然是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而且，唐朝还“储粮械于三山浦、乌胡岛”，建立起南线作战的前进基地，加强了南北夹击的力量。两次作战的成果，使太宗确信：“高丽困吾师之入，户亡耗，田岁不收，盖苏文筑城增陴，下饥卧死沟壑，不胜敝矣”，遂决定于明年以三十万众，一举灭亡高句丽。太宗急于求成的做法，既有因为自己时日不多、渴望成就一代功业的心理，更有担忧成为后代遗患的焦虑。但频频大规模出兵，却造成了国内的骚动不安，如“巴、蜀大骚，邛、眉、雅三州獠皆反”等 以上引文均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暴露出征讨高句丽对国计民生的破坏。就在此时，太宗逝世。高宗即位后，即“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条，第6268页。，缓和国内矛盾，采取更有耐心的持久作战方针。
第二阶段，唐高宗“罢辽东之役”并不意味着改变了对高句丽的政策，所不同者，第一是修改了太宗急于求成的做法，真正实行持久战的战略；第二是鉴于百济与唐朝对立的立场，正式将其列为打击对象，以粉碎百济与高句丽的联盟，加强南线作战的力量。
实际上，攻击百济的方案，唐太宗时已见端倪。贞观十七年，太宗曾经对新罗使者说道：“百济恃海，不修戎械，我以舟师数万袭之。”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然而，其时百济与唐交往尚密，虽然不听从唐的劝谕，却未公开与唐对立。所以，唐太宗并没有真正考虑对其发起攻击，反而积极争取其归附。到了太宗征讨高句丽以后，百济乘隙加紧攻打新罗，并中断入唐朝贡，与唐对立的立场已经十分明显。太宗去世后，永徽二年（651），百济“始又遣使朝贡”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百济传》，第5330页。，显然是来打探唐高宗继立后的动向。高宗识破百济的意图，致书其王说：王所兼新罗之城，并宜还其本国；新罗所获百济俘虏，亦遣还王。然后解患释纷，韬戈偃革……王若不从进止，朕已依法敏所请，任其与王决战；亦令约束高丽，不许远相救恤。高丽若不承命，即令契丹诸蕃渡辽泽入抄掠。王可深思朕言，自求多福，审图良策，无贻后悔。《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百济传》，第5330—5331页。另据《资治通鉴》记载，高宗还严厉警告百济使者：“勿与新罗、高丽相攻，不然，吾将发兵讨汝矣。”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二年是岁”条，第6277页。亦即高宗为了打开朝鲜半岛的僵局，加大了对百济的压力，并确定如其不服，则将其列为敌国的方针。面对唐朝的压力，百济于翌年再度遣使入朝后，断绝了同唐朝的交往，同时加强与高句丽的联盟，在永徽六年（655），不顾唐朝的再三警告，“与高丽、靺鞨率兵侵其（新罗）北界，攻陷三十余城”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新罗传》，第5336页。。这样，唐与百济的关系已由政治、外交的对立演变为军事对立，战争成为彻底解决问题的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唐伐百济不是单独的事件，而是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一环。唐将刘仁轨在灭百济后说道：“今天子欲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新唐书》卷一百零八《刘仁轨传》，第4082页。，说明征伐百济乃是为了灭亡高句丽而展开的迂回行动。百济灭亡后，高句丽的南线全部暴露在唐罗联军的兵锋之下，覆灭之势已定。显然，唐朝的目标始终是高句丽。然而，百济未能明察此点，不顾一切只想着向新罗复仇，夺回汉江流域的失地6世纪前叶，百济与新罗联盟，共御高句丽。553年，新罗借百济与高句丽激战之机，攻占百济东北地区，取得汉江流域的出海口，并击杀前来收复失地的百济圣王，两国反目成仇，交战不休。，甚至与高句丽联盟，极大地危害到唐朝与新罗的关系。而且，百济还根据以往中国屡攻高句丽不下的历史经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高句丽作屏障，就可以放手进攻新罗，不把唐朝的警告当回事，也没有认真防备。如前所述，唐太宗早就看到了百济的这一弱点。客观地说，从百济长期与高句丽对立的历史上看，其与高句丽的联盟，是为了对付新罗，而非唐朝；而中国与百济有着悠久的友好关系，亦无意征服之。由于百济不能冷静地审时度势，一再采取令唐朝无法容忍的行动，加剧了两国间的对立，遂把自己和高句丽绑在一起，使其与新罗的局部矛盾上升为全局性的矛盾，遭遇灭顶之灾，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
在唐与高句丽的正面战场，高宗继承太宗的既定方针，频频出击，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
《新唐书·高丽传》记载：永徽五年（654），高句丽“以靺鞨兵攻契丹，战新城，大风，矢皆还激，为契丹所乘，大败。契丹火野复战，人死相藉，积尸而冢之。遣使者告捷，高宗为露布于朝”。新城在今抚顺一带，乾封二年（667）李征高句丽时曾指出：“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高丽传》，第5327页。辽东城被唐收复后，新城便成为高句丽西北防御的第一线。贞观二十二年，契丹帅窟哥率所部内属，唐“以契丹部为松漠府，以窟哥为都督”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贞观二十二年十一月”条，第6263页。，地邻高句丽，直接威胁其西北防线。永徽五年的战斗，战场就在新城，很可能是高句丽为防备契丹入侵而先发制人发动的攻击，由此可知唐朝用契丹对高句丽施加军事压力。
翌年，高句丽为了减轻南线的压力，联合百济、靺鞨，进攻新罗。唐朝随即派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师讨之。至新城，败高丽兵，火外郛及墟落，引还”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唐朝南北战线相互呼应，使高句丽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
显庆三年（658），唐朝复遣“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丽之赤烽镇，拔之，斩首四百余级，捕虏百余人。高丽遣其大将豆方娄帅众三万拒之，名振以契丹逆击，大破之，斩首二千五百级” 《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三年六月”条。《新唐书·薛仁贵传》及《资治通鉴》均作显庆三年，而《旧唐书·薛仁贵传》系此役于显庆二年，恐误。。明年，又以薛仁贵、梁建方、契苾何力等率军出击，“与高丽将温沙门战于横山，破之” 《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四年十一月”条。参见两《唐书·薛仁贵传》。。
显庆五年（660），唐朝大举讨平百济后，从南北两线向高句丽发动强大攻势，“以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将兵分道击高丽”《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五年十二月”条，第6322页。。第二年，高宗征兵天下，并调集回纥诸部兵，准备大举亲征，乘胜击破高句丽。在前方战场，“苏定方破高丽于江，屡战皆捷，遂围平壤城” 《资治通鉴》卷二百“龙朔元年七月”条，第6325页。；契苾何力攻破鸭绿江防线，斩敌三万后，奉诏班师。明年春，“左骁卫将军白州刺史沃沮道总管庞孝泰与高丽战于蛇水之上，军败，与其子十三人皆战死”。由于各路兵马进攻不利，“苏定方围平壤久不下，会大雪，解围而还” 《资治通鉴》卷二百“龙朔二年二月”条，第6327页。，历时三年的战事功亏一篑。
龙朔三年（663），日本大举增援百济余众，与唐军激战于白江口。这样，朝鲜战争遂成为东亚各国均参加的全面大战。结果，唐军大败日军，“四战皆克，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为丹”《三国史记》卷二十八《百济本纪第六》。。是役对日本朝野震动巨大，遂促成其国内改革，全面吸收唐朝制度文化，建设“律令国家”。可以说，日本的参战，加快了以唐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及文化圈的形成。关于白江之战，下章将专门讨论。
连年征战，使唐朝国内百姓承受极其沉重的兵役负担。《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二年九月”条记载：当时建造“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按唐朝户调绢一匹计算，需要花费两千二百三十六户均田农民一年之调，更何况其他的军役开支。有鉴于此，唐高宗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在龙朔三年“以海东累岁用兵，百姓困于征调，士卒战溺死者甚众，诏罢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窦德玄等分诣十道，问人疾苦，黜陟官吏”《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一“龙朔三年八月”条，第6336页。，适时休养生息。由此可见，高宗较好地坚持了对高句丽的持久战略。
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是高句丽难以承受的。一般来说，当外部压力骤然而至时，往往会激发内部的团结、潜力的凝聚与迸发。高句丽泉盖苏文的高度集权与其拼死抵抗，属于这种情况。然而，高度集权会激化国内的矛盾；资源集中于一点，会造成各部门的平衡紊乱与畸形发展，这种情况只能掩盖一时，而无法长期维持，其破坏性后果是严重的。因此，当外部强大压力保持不断，超过内部承受力时，就会使内在矛盾暴露，导致变革或崩溃。高句丽末年统治集团的分裂，正是这种情况的体现。乾封元年（666），高句丽在唐朝持久的强大压力下，已难支撑。是年，“盖苏文死，其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与其弟男建、男产不睦，各树朋党，以相攻击。男生为二弟所逐，走据国内城死守，其子献诚诣阙求哀。诏令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率兵应接之。男生脱身来奔”《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高丽传》，第5327页。。这种统治集团的分裂，是国内社会矛盾激化与统治能力衰退乃至丧失的表现。泉男生投奔唐朝，就使得外战介入了内战，高句丽败局已定。
乾封元年十一月，唐朝趁高句丽内讧之机，任命“司空、英国公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裨将郭待封等以征高丽”。明年二月，唐军突破高句丽辽东防线。这时，高句丽统治集团进一步分崩离析，军无斗志，“数有降者”，其王“高藏及男建遣太大兄男产将首领九十八人，持帛幡出降，且请入朝”，只有泉男建困兽犹斗。总章元年（668）九月，唐军兵临平壤城下，“男建下捉兵总管僧信诚密遣人诣军中，许开城门为内应。经五日，信诚果开门，从兵入，登城鼓噪，烧城门楼，四面火起。男建窘急自刺，不死。十一月，拔平壤城，虏高藏、男建等” 以上引文均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高丽传》，第5327页。，高句丽灭亡。
韩国忠南大学校百济研究所所长金善昱教授的研究表明，唐平百济与高句丽后，“无意将朝鲜半岛永久并入中国”金善昱《隋唐时代中韩关系研究——以政治、军事诸问题为中心》，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83年，未出版。笔者于1993年到韩国访问讲学时，承蒙赐赠，谨致谢忱。。如上所述，唐朝在东亚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以唐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制，创造与其世界大国相适应的国际环境，并非要长期占领、直接统治朝鲜，“倾中国事之”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所以，百济和高句丽平定之后，唐朝与新罗的关系经历短期的摩擦和调整，终因两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很快就稳定下来。此后，两国虽经改朝换代，却一直保持着亲密友谊，成为持久稳固的友好邻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