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在幼年时代你曾使我享受种种的幸福；可是在我有了知识以后你又成了我痛苦的源泉了。……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巴金：《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巴金选集》第8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巴金对故乡的这种爱恨交加的感受许多现代作家都曾经体验到，但表现形式却各个相异。而且值得指出的是巴金还将对故乡情感的迁移、变化和复杂化与自己的心智成长结合起来，可以说，每一个具体、独特的人生经历都会影响着他们未来的某个日子里对于故乡回忆和想象中的书写。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沉入故乡社会底层，“生在一个古老的家庭里，有将近20个的长辈，有30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个男女仆人，但这样简单的话是不够的，我说过我从小就爱和仆人在一起，我是在仆人中间长大的”巴金：《我的幼年》，《巴金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巴金在《憩园》中会这样处理还乡母题吗？
而沈从文、废名听命故乡山水自然的召唤，在回乡的路上找寻生命的依靠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吗？沈从文曾经在他的自传中深情地写到：“六岁时我已单独上了私塾。如一般风气，凡是私塾中给予小孩子的虐待，我照样也得到了一分。……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领导我逃出学塾，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这人是我一个张姓表哥。……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我最初与水接近，便是荒唐表哥领带的。……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我得用这方面得到的知识证明那方面的疑问。我得从比较中知道谁好谁坏。我得看许多业已由于好询问别人，以及好自己幻想所感觉到的世界上的新鲜事情，新鲜东西。结果能逃学时我逃学，不能逃学我只好做梦。”沈从文：《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63页。至于废名更是认为：“只有‘自然’对于我是好的，家在城市，外家在距城二里的乡村，10岁以前，乃合于陶渊明的‘怀良辰以孤往’，而成就了20年后的文学事业。”废名：《黄梅初级中学同学录序三篇》，止庵编：《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版，第235页。或早涉世故人情，或耽溺山水自然，对故乡的记忆参差有别，处理还乡母题自然各有侧重。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研究现代作家对还乡母题的处理必须回到现代作家的成长历程中去。就像我们上面指出的考察现代作家的成长历程固然要尊重其个别性和唯一性，但这不妨碍他们有趋同的文化陶冶、成长取径和类似的情感经验，不然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现代作家选择还乡母题，而在具体的处理中又集中在这样的几种母题组合模式和主题内容上。因此，某一母题的不断重复肯定隐含了它和时代精神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中间，对“五四”这一代作家的考察对我们的研究尤为重要。这种重要性是由他们“过渡一代”和“中间物”的自身规定性所决定的，因而，诚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在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知识界能发挥了主导和主体作用的，只能是20世纪初头的30年间，这期间也正是由传统士大夫向近代型知识分子转化成功的第一代的形成和成长的时期。”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序言》，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页。再往后更为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渊源以及思想资源同样受到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滋乳，像沈从文的成长道路：“调进报馆后，我同一个印刷工头住在一间房子里。……虽只是个工人，却因为在长沙地方得风气之先，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成了进步工人。……这印刷工人我很感激他，因为若没有他的一些新书，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而倾心。我从他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反复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他们那么热心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处，发现合理处，我初初注意到时，真发生不少反感！可是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喜欢看《新潮》、《改造》了。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好像这些人同我都非常熟习。我崇拜他们，觉得比任何人还值得崇拜。我总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得那么好。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任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任何去为大多数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沈从文：《一个转机》，《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60—362页。胡风也有类似的经历：“……住满两年，终于忍受不了，就单身奔向了南京，因为那里一个大学底附属中学，当时是以它的新精神在全国驰名的。（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进去以后，大学和中学里的几个友人，在人格上和思想上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里面，我也是当地的奔走在街头和工厂中间的一人。就在这一年的暑假，我考进了‘五四’以来被全国青年看成了文化圣地的北京大学。得不到满足，第二年转入了以新鲜健康驰名的清华大学。更得不到满足，南方的革命斗争又正在怒潮似地发展，于是我离开那里南下了。”胡风：《为一个外国刊物写的自传》，《胡风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1页。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型构和内容构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发展史和心灵成长史的原型。以“五四”和“五四”后一代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现代作家的精神资源确实存在着一种后先相继的承传关系。从“世代问题”的角度，“五四”一代在“五四”后一代同一性形成之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想。
对于“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学界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陈万雄曾对他们的教育资源与他们的思想成型作了细致的梳理，“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历史环境与适逢其会的历史仅见的教育背景。从这些历史性格去分析，可以折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丰富的内容。……这代人的教育背景应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前此的阶段，当然有这样的人物如严复等，但限于个别人物，不如这是一代人的现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无疑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表表者。他们虽年龄有差，家庭背景有异，总的来说，他们大都有‘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少受严格和良好的教育。粗略地说，他们在约20岁前，大都受过典型和严格的传统教育，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更拥传统科举功名。他们邃于国学，有所专精，甚至不乏是某方面国学上的著名学者。另一方面，他们也适逢其会，处于1900年前后，沿袭下来六百年的科举和传统教育日渐废弃，新式学堂和近代教育日益勃兴的时期。他们也是率先进读新式学堂的一代，在接受传统学问同时，也比较系统地学习外语和西学。近代中国留学潮也开始于1900年以后，他们也是其中的先行者，有亲履目睹异国的机会，不少受过完整的近代大学或更高学位的教育。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机会，他们是历史上罕有的新旧学问、中外知识相对均衡于一身的一代知识分子。这是他们能倡导一个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以启蒙为目的的文化革命运动的有利条件。他们对中西文化比较更易产生敏感和造成文化心理的冲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2—184页。
陈万雄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从书塾到新式学堂，许多现代作家的童年记忆都涉及这样的人生转折。“1905年科举废止了。嘉定府的首县乐山县开办高等小学。……科举初停，一切都是旧时的习惯……考试的规矩差不多完全和旧时的科举一样。”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选集》第1卷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页。“当时的学堂，是一般人的崇拜和惊异的目标。将书院的旧考棚撤去了几排，一间像鸟笼似的中国式洋房造成功的时候，甚至离城有五六十里路远的乡下人，都成群结队，带了饭包雨伞，走进城来挤看新鲜。在校舍改造成功的半年里，‘洋学堂’的三个字，成了茶店酒馆，乡村城市里的谈话的中心；而穿着奇形怪状的黑斜纹布制服的学堂生，似乎都是万能的张天师，人家也在侧目而视，自家也在自鸣得意。”“实际上我的那一班学堂里的同学，确有几位是进过学的秀才，年龄都在三十左右；他们穿起制服来，因为背形微驮，样子有点不大雅观，但穿了袍子马褂，摇摇摆摆走回乡下去，却另有着一种堂皇严肃的威仪。”郁达夫：《书塾与学堂》，《人间世》1935年1月5日。“庚子年后废止八股，改用策论，不过那也是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假如前者是土八股，那么这后者也无非是洋八股罢了。”周作人：《再是县考》，《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再是县考》）“……它（县考）的意义却很是重大。这是知识阶级，那时候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唯一的正路，很容易而又极其艰难的道路。”周作人：《县考》，《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考试既然是士人出身的正路，那么我们那时没有不是从这条路走的，等得有点走不下去了，这才去找另外的道路。”周作人：《再是县考》，《知堂回想录》，第60页。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这种从书塾到新式学堂的，具体到这一代作家，我们发现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他们都近乎宿命的经历家道中落的人生变故。“老家是怎样个情形我不大明白。据说是所谓世家，有点田，在长江中游的湘乡。以后渐渐穷下去。穷呀穷的成了穷光蛋。”张天翼：《我的幼年生活》，《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号1933年5月15日。“听人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鲁迅：《鲁迅自传》，《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4页。“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而一个小县城的书香世家，在洪杨之后，不曾发迹过的一家破落乡绅的家里，雇乳母可真不是一件细事。……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也因此以病以死；在这里总算是悲剧的序幕结束了，此后便只是孤儿寡母的正剧上场。”郁达夫：《悲剧的出生》，《人间世》1934年12月5日。“1902年冬天，我生在湖北省东部一个穷苦的滨湖的乡村。听说原来是一个富有的‘世家’，但到了早死的祖父的前一代就已经衰落了。”胡风：《为一个外国刊物写的自传》，《胡风杂文集》，第111页。而就像有研究指出的，胡适在绩溪的童年不是在贫困中，而是在长期紧张的家庭关系和经济焦虑的气氛中度过的〔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国运、家世与自身的命运纠结、缠绕在一起，让他们对世态炎凉、人间冷暖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就像鲁迅所体认到的：“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呐喊·自序》）对他们来说，从故乡开始的生命出发是和刻骨铭心的人生创痛和心灵创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学家阿德勒的研究表明：早期的回忆是特别重要的。首先，他们显示出生活样式的根源，及其最简单的表现方式。……各种记忆中最富有启发性的，是他开始述说故事的方式，他能够记起的最早事件。第一件记忆能表现出个人的基本人生观，他的态度雏形。因而，我们也能够理解现代作家为什么会对故乡产生如此复杂、矛盾和丰富的情感的，当他们有一天在写作中重回故乡，故乡就不仅是现实的，同样是想象性和精神性的。
家道中落、生活困顿，现代作家的人生方向开始发生变化。“我要到N进K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洋鬼子，更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我的梦很美满。”（鲁迅：《呐喊·自序》）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近代以来中国沿海发展起来的这些都市并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更多人从这些都市再次出发远涉重洋，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开始他们新的人生道路。
陈万雄在谈到清末传统思想与五四时期的渊源时，曾经梳理过几个代表人物的思想谱系，谈到吴虞时指出，“1905年赴日本法政大学就读，习宪法、刑法等各种法学、经济学、财政学、行政学等。相当全面地接触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也由那时开始攻击传统思想文化”。而蔡元培，“由1908年到1911年，蔡元培留学德国的三年间所修习的课程，尽是些西方哲学、文明史、文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等近代学问，亦可反映出蔡氏要全盘地了解西方先进文明和文化的殷切愿望，及有要在文化层面上改造中国的意识。……正如论者说：‘他出身于传统旧学，却热衷于新的知识学问，成为近代中国史上新旧过渡时期中一个成功的典型的代表。’”至于鲁迅，则“至少在1906年，鲁迅已明确地有了从事文化革新、彻底改造国民思想精神的意向”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24—126页。。而这正是鲁迅弃医从文奔赴东京的时候。陈万雄的梳理无疑揭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留学经历和他们思想、精神成长的隐秘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