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迟至19世纪中期，东西方还乡母题几乎是在相对自足、独立的文化空间发展着自己。无论是从东方还是西方的角度，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和吸纳还不多见。跨文化之间的母题借鉴和传衍更是鲜见。19世纪中期，这样的彼此隔绝的状况彻底地被打破，文化的彼此交流和吸纳变得日趋普遍和深入。但值得指出的是相当长的时间，伴随着殖民化的进程，西方文化一直占据着强势文化的位置，因此，所谓的跨文化对话往往是一边倒地向西方学习和借取。在这样文化碰撞和转型中，负载着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经验的文学母题自然面临着去留之间的抉择。因此，从文学母题传衍的角度去观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可以看到一些全新的文学母题被引入，传统的文学母题中一些则因为文化语境的改变而退化，乃至消失，剩下的也遭遇到异域文化母题的改写，发生转换。还乡母题就是这样被改写和转换的文学母题。下面我们将要在东西方还乡母题比较的视野下，具体研究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如何被改写和转换的。在进入到具体的研究之前，我们首先在前面分头对20世纪之前东西方还乡母题作出描述的基础上，对两者作一些比较。
首先母题隐含的“基本主题”就体现着东西方还乡母题的差异，中国文学还乡母题无论是“归宁安居”还是“报本追源”，关心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在中国文学中也有“游”的精神性还乡，但由于缺少借助宗教固定下来的此岸和彼岸世界的界分，加之后世儒家思想对人伦世界的强调，“游”的精神性还乡在传衍的过程中，只有在需要从人伦世界逃避、隐退时，才发挥它的调节和平衡功能，而西方彼岸的“家乡”，与神明同在，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它作为终极追寻和回归的意义。因此，从本质上说，中国文学的还乡的“基本主题”本质上是“伦理本位”的。与之相较，西方文学的还乡母题的“基本主题”明显具有“神性本位”的倾向。
其次，由于还乡母题贯穿整个东西方文学发展史，因此都有一种“元母题”的意味。作为“元母题”除了附着民族集体记忆和共同经验的“基本主题”，对这样母题的运用也常常反映东西方文学的一些特殊规定性。这样的规定性从大的角度说是奠定了不同文化语境的美学传统，从小的角度讲也往往规定了后世写作者在处理这样的母题时基本美学规范的运用。就文学范畴来讲，东西方文学成熟的运用还乡母题分别是在中国是《诗经》、《楚辞》，在西方则是《奥德修纪》。这样的开端是富有意味的，它显示中国文学运用还乡母题，讲述还乡故事的“元叙述”是和抒情传统联系、交织在一起，而西方则是和史诗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浦安迪研究中国和西方神话的美学原型时，认为“非叙述性和空间化，乃是中国古代神话的特有美学原型”，“从‘叙述性 时间化’和‘非叙述性 空间化’的原型对应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中西叙事文学在对‘事’的理解上的异趣。……与西方文学理论把‘事’作为实体的时间化设计相反，中国的叙事传统习惯于把重点或者放在事与事的交叠处（the overlapping of events）之上，或者是放在‘事隙’（the interstitial space between events）之上，或者是放在‘无事之事’（nonevents）之上”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7页。。对照我们前面对中西方神话中和还乡母题有关的故事，再证之以 《诗经》、《楚辞》和《奥德修纪》，这样的“叙述性 时间化”和“非叙述性 空间化”的原型对应出发的叙事传统差异确实存在。就还乡这个“时间化”相当显明的母题而言，在中国文学的还乡的“元叙述”没有发展出类似于西方《奥德修纪》那样的“把‘事’作为实体的时间化设计”，《诗经》、《楚辞》也叙述“还乡”，作者的兴趣显然不在从异乡到故乡的历程，而在于空间的挪移、切换中的情绪变化。至于叙述性的神话也侧重于还乡结果的世俗意义，而不是过程。
现在回到现代小说的还乡母题。当现代作家开始运用还乡时，他们不仅面临着对他们所置身的现实语境的“转换”和“安置”，也面临着对还乡母题的“基本主题”、基本序列、构成模式等的“转换”和“安置”。20世纪中国的文学革命也像政治、经济等一样被纳入到“现代化”的框架去思考，这样的“转换”和“安置”过程中，自然难免异域母题对民族传统母题生硬地嫁接和楔入，由于还乡母题的恒久、持续的文化积淀，当它遭遇到这样的压力必然会产生一种自卫和反弹，因此，现代还乡母题在完成它的“基本主题”、基本序列、构成模式等的“转换”和“安置”时，必然交织着对母题中所包含的民族“基本主题”、基本序列、构成模式等记忆与遗忘，以及对异域母题的抵制与反抗。所以说，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传衍史，就成为一部“被改写”和“反被改写”的历史，它恰恰与它的最为重要的“基本主题”——“现代性”话题中的“被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构成一种富有意味的对位。因此，正如在“被现代化”的框架之外，存在像沈从文逃向“边城”、废名复归远古的空间辗转和时间挪移，在现代“进化”与“进步”的时间哲学之外，存在和现代时间哲学悖向的历史观，一些传统还乡母题的“基本主题”和美学规范在不断书写中抵抗着遗忘、被记忆。
从“基本主题”的角度，“归宁安居”、“报本追源”、“复归田园”依旧是或为旧生活所驱迫，或为新生活所召唤而背井离乡的现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根据我们对现代小说还乡的发生和原因的分析，这样的心理惯性和民族集体记忆仍然是启动还乡的重要因素，因此，还乡的“伦理本位”的内容仍然在现代中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召唤力，还乡仍然是中国人情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中国的动荡不定不时触及“还乡”这根敏感的神经，正如我们前面在对现代小说还乡母题所隐含“基本主题”的分析，背井离乡之后的现代中国人之所以没有踏上还乡之旅，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使他们无法成行和有家难归：一是战乱、匪患、交通阻隔的现代“行路难”，像蹇先艾的《贵州道上》、洪灵菲的《逃亡》、田涛的《希望》等，因此，一旦异乡“居不易”，或者时代承平，且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够战胜天灾人祸，离乡者都会选择回归故乡，所以我们观察到在抗日战争中和战后，书写还乡避难和得胜还乡的现代小说相当多；二是现代中国故乡的政治腐败、经济破产、赋税沉重、人际关系恶化，所谓“梦魇似”的故乡使现代离乡者重回故乡命运多蹇，像“还乡复仇”模式中艾芜的《回家》、沙汀的《还乡记》、路翎的《蜗牛在荆棘上》、魏金枝的《蜒蚰》等，“还乡践行理想”模式中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无名氏的《逝影》、艾芜的《故乡》等，“还乡者一个人抗战”模式中鲁彦的《一个危险的人物》、曲秋的《归来的儿子》、丰村的《高家少爷回来了》等就揭示了这样的现实。所以，从一定意义上，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对传统“基本主题”的遗忘和忽视是与现代中国现实对现代中国人还乡渴望和家园感的压抑密切相关的。当文学着眼于再现现实图景时，自然离乡成为主调，还乡成为副歌，而且是黑暗、惨淡的副歌。
与传统“伦理本位”意义的“归宁安居”、“报本追源”、“复归田园”的“基本主题”式微、“变色”恰成对比的是现代知识分子文化意义还乡的凸显和精神意义还乡的萌蘖。可以说，自《诗经》、《楚辞》开始，还乡母题的“基本主题”自然渗透进中国传统文人私人化的体验。《楚辞》如此，就是《诗经》虽然被意识形态化，但文人、智者的个人经验却掩映其间，怀念和回归故乡成为中国文人在特定文化环境下反复吟唱的主题，在“当归”、“不如归”、“归去来兮”的嗟叹里，流动着时世播迁之下个体生命渴求寄托的焦虑。如果深究下去，这种延宕不止的家园感所牵动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即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里，“离家”和“还乡”成为中国传统文人的深层心理结构、政治策略、生存方式具体而微的现实表达。但到了近代，这种中国传统文人理想中的“离家”和“还乡”的价值轮回和复归图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王纲解纽，整个封建制度崩溃，传统文化没有了有力的制度支撑，面临被改写、颠覆的危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科举进身的通途终结，意味着传统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在现实中无法获得兑现。“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和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 中隐含的“离家”意义完全不同，而从封建大家族，从家庭小户走向都市和异国，人在他乡所体验到的陌生和疏离当然也不能等同于传统的时世播迁之下个体生命渴求寄托的焦虑。现代的陌生和疏离本质是根植于不同文化之间的选择性和身份认同危机。故乡之“乡”是生命出发之“乡”，也是与都市相对乡村之“乡”，与异域文化相对之本土文化之“乡”，与道德沦丧、人性衰退、精神荒芜相对之道德人伦醇美、人性自然、精神健康之“乡”。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和“离家”母题对举出现，这种现象常常发生在同一个作家身上。但显然与古典还乡一元化的伦理意义相异。现代小说中的还乡母题所隐含的“基本主题”，从这种意义上，是在封建性与资本主义性文化双重夹击下的悲剧性氛围中展开的，置身其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灵魂永远处在丧失身份同一性的“离家”与“还乡”撕裂的痛苦和漂泊的疲乏中，而保持着历史连续感的家与家园也只能在想象和追忆中。从我们对20世纪还乡母题的“基本主题”描述，能够看到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对于传统还乡母题的改写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现代小说还乡母题中所蕴涵的选择性危机是每一个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后现代化民族或国家所必然遭逢的。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现代小说还乡母题所发展出来的文化和精神还乡内容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性”话题的一部分，体现在母题传衍上，中国以它自己的声音言说自己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困惑和焦虑。从历史理性的角度讲，我们能够理解进步、进化、启蒙、革命这些现代化的诉求和实践。也正是这样的理解，现代知识分子才会全身心投入到这场现代化运动中。但即使如此，具体到每一个侧身其间的生命个体，情况就复杂起来，双重的文化教育、文化体验、文化视野，使脱胎于传统士大夫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背负着传统的包袱进入到现代，他们秉承着传统，又接受了现代。“离家”和“还乡”的选择性徘徊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的精神症候，也是我们这个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民族的精神症候和精神象征。正因为如此，现代小说的还乡母题成为蕴涵文化深意的“寓意文学”。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文化使命感，现代作家在处理还乡母题时并没有在精神还乡的终极意义的追寻上走出多远。
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基本主题”的被改写，现代中国人，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还乡者文化身份的越界，引起“人”与“故乡”的关系以及故乡想象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代小说还乡母题中的还乡者是暌违又复返故乡的游子，是从乡土中国某一个村庄、某一个家族、某一个家庭挣脱出去，还乡又让他重新循着显现在大地上的故乡风景和血缘亲情的潜在召唤，回到村庄、家族和家庭中间，这样的身份让他体验到在乡土中国生存的可以触摸到的真实感；同时他的身上又被深深烙上他乡的印记。传统社会，这样的印记在形成的过程中，并不涉及文化的“失根”和“除根”，所以游子的“离家”和“还乡”保持着文化身份的同一性，因此，当他有一天重回故乡时，有“儿童相见不相识”的沧桑感和陌生感，从而产生心理的失衡，但这样的失衡是暂时的，一旦回答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问题，失去的记忆将会被重新召回、接通，游子就会“叶落归根”，重新融入故乡的大地、家园和人群。前面的分析，“行路难”和梦魇似的现实使游子有家难归，有乡难还，现在从还乡者的角度，即使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知识分子，即使踏遍千山万水，回到故乡，作为一个现代的启蒙者和革命者的身份，自然而然地会压抑着他对故乡的认同、同一性的形成和历史连续感的再续。这种崭新的身份让他和故乡保持着距离，批判同时试图通过改造、改写故乡来重建故乡认同和自我同一性以及历史连续感。当然我们“现代性”的复杂性就在于它自产生就伴随着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因此，现代小说还乡者也可能是一个都市的“乡下人”的双重身份。
传统中国文学还乡母题的“基本主题”被改写，在此过程中产生新的“基本主题”，同时也改变着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叙述序列和母题构成模式，进而引起审美情调、审美风格上的变化，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审美规范。考察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对中国文学美学传统的遗忘和记忆，同时对西方文学美学传统的抵抗和吸纳很有意味。由于还乡母题本身所具有的“时间化”的模式特点，在现代中国文学向西方学习的主潮中，选择西方“叙述性 时间化”模式，同时“把‘事’作为实体的时间化设计”应该是一种自然的顺应。事实也是这样，现代小说的还乡母题，往往是“按照人世间的行为在时间中演进的形态而铺叙”，在“叙述性 时间化”的框架里展开。现代文学发展虽然只有短短30年，但以还乡母题作为个案审视，这样的框架结构已经被作家运用得相当娴熟，到40年代中期出现了像《财主底儿女们》这样的成熟之作。即便如此，从整体看，“非叙述性 空间化”的传统框架模式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抵抗力量，这样的抵抗反映到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处理上，“叙述性 时间化”的框架常常又被“非叙述性 空间化”的传统框架模式改造，由于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强调故乡和它之外世界的差异性，因此，在小说中流动的时间往往被静态的空间所凝定，“空间”突出出来不但成为形式因素，甚至影响到母题隐含的“基本主题”，如果仔细对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叙述进行考察，类似西方的“在路上”的叙述并不多，即使关注还乡者在路上的情况，路上的风景和感受描述也远远超过路上的故事，从我们对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叙述模式的研究看，他们所关注的更多是还乡者在故乡的状态，一种心理体验，而不是外在情节冲突。这样的心理体验在现代小说的还乡母题中发展成现代中国文学两种成熟的小说类型：现实还乡的“启悟小说”和文化、精神还乡的“幻象小说”。从“基本主题”的角度，前者着眼还乡者对于故乡和自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启悟；后者则书写了后现代化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问题的关键是两种小说类型的形式意味都家族在空间的断裂和错位。
从叙事序列的角度，传统伦理意义上，断裂和复归的价值轮回，以回归为指向的单一、封闭的向度，在现代小说还乡母题中得以延续，像还乡者倦游归来、隐退。现实还乡中还乡者“归来—离去”重新投入惘惘的未知以及还乡者和故乡对抗中的死亡，精神还乡中的“幻”得“幻”失三种叙事序列变得更为普遍。传统伦理意义的“归来”被消解和颠覆，“大团圆”的美学理想被改写，现代悲剧意识开始产生。在这样的序列上，一些隐含了新的“基本主题”的母题构成模式生成，并固定下来。
不仅如此，“基本主题”变化过程中，一些细节的问题也会带动文体革命。比如身份问题还不仅仅是主题因素，它还是叙述因素。当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还乡者是现代知识分子时，这样的小说就有一种“拟自传”的色彩。这样，从叙述策略的角度，小说中还乡者的故事与写作者自己的故事就具有了潜在对话的互文和复调性。不仅如此，从文本内部叙述声音来考察，还乡者的双重文化身份和两个世界的经验，使小说中存在着双重视角和两种声音，就像巴赫金所指出的：“存在着一种极为持久但却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观念：为了更好地理解别人的文化，似乎应该融入其中，忘却自己的文化而用这别人的眼睛来看世界。……诚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别人文化之中，可以用别人文化的眼睛观照世界——这些都是理解这一文化的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因素的话，那么理解也只不过是简单的重复，不会含有任何新意，不会起到丰富的作用。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身在时间所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记任何东西。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了不起的事情……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但也不是全部，因为还有另外的他人文化到来，他们会见得更多，理解得更多）。”〔苏联〕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巴赫金全集》第4卷，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页。因此，可以理解现代小说的还乡母题中交织着“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异域”和“本土”、“都市”和“乡村”、“主流”和“边缘”以及“他者”和“自我”多重声音，针对着共同的“现代性”场域。
如果将现代小说的母题传衍史和《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和《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等现代文学各阶段的大型文学选本以及《小说月报》、《文学》、《现代》、《光明》、《七月》、《文艺阵地》等不同时代的文学期刊中的还乡母题作品进行对照，可以发现其中时代语境和母题构成模式、基本主题之间存在明显的对位关系。20年代的中西文化之争、30年代的城乡之别和阶级分层以及40年代的战争都直接影响到作家的母题构成和基本主题。从这30年间故乡形象的几番变化就可以发现这种处理母题的不同时代旨趣。20年代的还乡，故乡往往是文化参照中颓败、凋敝的荒村，因此“还乡”的母题构成多选择启悟中的文化反思，其基本主题也多对现代时间哲学的强调；30年代启蒙向更为激进的革命转换，同时启蒙自身也进行着自我的检讨和反思，20年代单一的“现代性”演变为充满矛盾和张力的丰富的“现代性”，还乡的故乡则多是都市批判中回溯和想象的田园牧歌以及革命和变动的发源地，因此30年代一方面“还乡寻找”的精神性还乡萌蘖、成熟，另一方面，鲁迅在20年代所开创的启蒙者命运关注的主题在30年代进一步定型为“还乡者践行理想”和“还乡者歇隐乡里”的母题构成模式；40年代的战争则使饱受战乱的还乡者把故乡想象成安妥肉身和心灵的栖居之所，同时战争也激发了作家故乡审视中的自我与文化反思内容，因此一方面30年代“还乡复仇”的模式在40年代被赋予明显的阶级内容，另一方面战争面前的不同选择使我们民族在焕发出活力的同时，也牵带出民族的劣根性，“还乡者一个人的抗战”在前线和后方的对照中将传统意义上作为安宁栖居之所置换成了罪恶的渊薮。
研究还表明，还乡母题的处理从一开始就是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和自我想象的一部分，从“还乡者启悟”到“还乡者寻找”、“还乡者践行理想”和“还乡者歇隐乡里”，现代知识分子在记录和见证现实的同时，也在记录和见证着自我的精神动向，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思想意义就是通过这样的双重记录和见证来体现的。
由于现代文学30年是中国社会、文化以及人的思想、情感、心理发生剧烈变化的过渡、转型时期，这一切也加剧了现代还乡母题叙事模式和话语的更新和嬗变。30年代末到40年代还乡母题小说中出现了像《科尔沁旗草原》、《还乡记》、《财主底儿女们》、《憩园》这样的长篇作品以及《果园城记》这样的系列作品，较之20、30年代的“还乡”之作叙事性增强，体制趋于宏大，母题组合趋于复杂。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在30年中，由单纯母题向复合母题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叙事声音也由从个人私语到众声喧哗，由单一趋向多种声音的并置，还乡母题的主题内蕴也由文化批判主题向社会政治批判主题切换。
从发生学的角度，由于现代还乡母题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因而，它既代表民族的集体意识与民族精神，具有民族性；同时，又蕴含整个人类的社会或心理特征，具有世界性。所谓现代还乡母题的创造性转换就是对这样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文学传统的吸纳、融合与超越。
§§结 语
就像布塔利亚·乌瓦什在其《沉默的另一面》指出的“詹姆斯·扬格在写到大屠杀的回忆和证言时，曾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通过大屠杀得以流传下来的那许多方式，我们怎么可能对它有所了解呢？他的回答是建议我们不仅通过‘历史’了解大屠杀，而且还要通过它的文学的、虚构的、历史的、政治的描述，通过它的个人的、证明性的陈述来了解它，因为对任何事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事实’，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如何回忆这些事实，以及如何陈述它们。……”〔印〕布塔利亚·乌瓦什：《沉默的另一面》，马爱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学话语在我们意义世界建构中的重要性。
对于中国人而言，整个20世纪是一个转型和裂变的时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不再遵循着它固有的运行规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不仅见证、记录着这些历史、精神变化的事实和嬗变，而且如何去陈述这些事实和嬗变也呈现着不同的视角和话语，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这样的“不同”会变得更为明显。因此，当我们今天通过文学阅读去重建20世纪历史和精神的意义世界，同时构建20世纪文学书写史，就会发现它陈述的多种可能性。而母题无疑是描述这种可能性的一个最为恰当的视角。
本书研究的意义和贡献首先在于，它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第一次对于母题研究的边界和所应包括的内容作出了清晰的厘定，同时提供了比较纯正的母题研究基本范式。
本书的五章内容，从母题的构成和序列到作家用意、基本主题、母题嬗变正是母题研究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母题这个最小的文学单位，既是现代小说文本中可以识别出来的“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同时也是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经验模式和心灵记忆的完形和积淀。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指出母题是文本的内部构成和外部语境之间的中介，选择“母题”作为研究的视角，向外可以观察到现代小说和20世纪中国现实和文化转型的语境，与现代中国人心灵世界之间的关系，亦即所“陈述的事实”；向内，则可以进入到文本的内部构成，思考这些事实是“如何陈述”的。具体到现代小说的还乡母题本书总结出现实和精神还乡两种类型，“还乡者启悟”、“还乡者遇故旧”、“还乡者践行理想”、“还乡者歇隐乡里”、“还乡者复仇”和“还乡者‘一个人的抗战’”六种母题构成模式，“离乡”—“还乡”—（“离乡”）和“幻得”—“幻失”两种基本叙事序列以及“动荡、转型时代的现实图景”、“文化‘转换’与‘安置’中的中国经验阐释”、“现代性寓意：故乡想象和身份问题”三个基本主题。
其次，本书选择的研究对象——现代小说的还乡母题具有独特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意义，而且通过研究，本书也揭示出了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意义。
研究显示，母题积淀、承传的文化和心理内容，与母题在叙述中的功能性同样成为衡量某一母题是否具有研究价值，能否进入研究视野的一个重要指标。“还乡”作为中外文学传统中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不仅有其古老的渊源，同时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至今仍然不断回响，这样的母题无疑积淀了丰富的民族心理经验和集体记忆，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来说，是现实性的，也是象征性的。
现代中国人，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陌生和疏离本质是根植于不同文化之间的选择性和身份认同危机。本书表明现代小说还乡母题“还乡”之“乡”是生命出发之“乡”，也是与都市相对乡村之“乡”，与异域文化相对之本土文化之“乡”，与道德沦丧、人性衰退、精神荒芜相对道德人伦醇美、人性自然、精神健康之“乡”。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和“离家”母题对举出现，这种现象常常发生在同一个作家身上。但显然与古典还乡一元化的伦理意义相异。现代小说中的还乡母题所隐含的“基本主题”，从这种意义上，是在封建性与资本主义文化双重夹击下的悲剧性氛围中展开的，置身其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灵魂永远处在丧失身份同一性的“离家”与“还乡”撕裂的痛苦和漂泊的疲乏中，而保持着历史连续感的家与家园也只能在想象和追忆中。因此，在我们的研究视野里，现代小说还乡母题以其独特的母题构成和序列，孕育、生成其现代“基本主题”，从而参与到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建构。现代中国人乡土和家园意识的巨大裂变，现代中国人文化选择的精神动向，通过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处理文学化，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互文、共构被揭示出来。
本书第三方面的意义和贡献在于揭示从母题视角研究文学转型的有效性和优势，通过现代小说还乡母题传衍史的研究，可以找寻到现代文学转型的某些嬗变规律。
从母题视角看研究对象——现代小说的还乡母题，母题研究既关心个人经验和集体记忆如何结构化、模式化、类型化，同时也关注这些结构、模式和类型如何嬗变与转换。本书认为像还乡母题一样，现代文学在对一些传统母题进行运用和处理时，逐渐摆脱单一伦理化的现实拘囿，走向对精神性和象征性内容的强调。以“还乡”为例，古典的故乡和异乡的实在意义被现代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本土和异域、乡村和都市所置换。正是对还乡母题的研究使我们对现代文学的发生机制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和清晰的认识。文学语境的变化不仅带来作家关注的“事实”内容，“基本主题”的更嬗，更重要的还有如何陈述这些“事实”和“基本主题”的叙述模式的变化。这一点在我们选择的母题视角观照下很容易被揭示出来，这就是我们对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构成、序列以及基本主题进行研究的最终意义所在——结构现代还乡母题演变史。从这种意义上，本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史构建和写作的思路。
“还乡”是一个世界性和当下性的文学母题。从本书对20世纪还乡母题的构成模式和“基本主题”的描述，能够看到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对于传统还乡母题的改写和转化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现代小说还乡母题中所蕴涵的选择性危机是每一个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后现代化民族或国家所必然遭逢的。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现代小说还乡母题所发展出来的文化和精神还乡内容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性”话题的一部分，体现在母题传衍上，中国以它自己的声音言说自己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困惑和焦虑。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世界范围的移民日趋普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背井离乡，投入到“在路上”的现实生活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传统还乡母题书写中对故乡的记忆和遗忘进一步被强化，本土和世界的“基本主题”也不断被带入还乡母题的书写。米沃什、奈保尔等作家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还乡母题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在这样的不断书写中，我们越来越相信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文学母题的存在。这里，我们只要把20世纪之初的鲁迅和20世纪之末的奈保尔做一个简单的对照。就像1977年奈保尔的《印度：一个受伤的文明》（India：A Wounded Civilization）被著名的《纽约时报书评》推荐时的入选意见：小说家奈保尔在14年间，四度走访印度。他对印度产生一种痛苦，甚至是阴郁，却明显是不解的缘分。他发现这个国家，一如他的副标题所示，不仅是受伤的，还是殆然欲毙的。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印度这时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这不由使我们回想起20世纪之初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的还乡之旅，毫无疑问奈保尔和鲁迅是有差异的，但他们似乎又是似曾相识。至于当下中国文学写作，张炜、韩少功和莫言等作家则已经在我们所研究的现代还乡母题的母题构成和基本主题之外，开拓出还乡母题书写新的天地，这就使得我们未来的研究向世界、向当下的延伸成为可能。因此，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一切刚刚开始，一切远没有结束。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本书论述过程中涉及大量的现代小说文本，尽可能引自初版报刊和书籍。个别文本由于初版报刊和书籍散佚，则参考了其他权威的文集、选集和影印本，行文中不一一注明。
1. 文集、作品
《艾芜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巴金文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曹禺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版。
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版。
冯至：《伍子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
《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何其芳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李广田文集》（第1—2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李辉英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芦焚：《果园城记》，上海出版公司1946年版。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上、下），希望社1948年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书》，1985年版。
骆宾基：《幼年》，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
《鲁迅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沈从文全集》（第1—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沙汀：《还乡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
《苏雪林文集》（第3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孙犁文集》（第1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魏金枝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
《萧红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叶紫文集》（上、下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张爱玲文集》（第1—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赵树理文集》（第1—2卷），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现代经典诗库》，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936年版，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81年版。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2. 期刊
《小说月报》（1921—1932）
《文学》（1933—1937）
《现代》（1932—1935）
《光明》（1936—1937）
《七月》（1937—1941）
《文艺阵地》（1938—1942）3. 著作
程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陈继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陈平原：《二十世纪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陈鹏翔：《主题学研究文集》，东大图书有限公司（台湾）1983年版。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胡逢祥：《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户晓辉：《地母之歌：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生死母题》，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罗凤礼：《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李达三、罗钢主编：《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刘明华：《大同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刘增杰编：《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
吕微：《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王晓明：《潜流与漩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叶舒宪：《原型与跨文化阐释》，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张文达、高质慧编：《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赵沛霖：《兴的源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叶舒宪编选：《结构主义神话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俄〕C·谢·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王永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法〕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陈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美〕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瑞士〕弗朗西斯·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廖鸿钧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家庭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
〔美〕金介甫：《凤凰之子 沈从文传》，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
〔美〕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美〕罗伯特·R·马格廖拉：《现象学与文学》，周宁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美〕理查德·H·佩尔斯：《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大萧条岁月中的文化和社会思想》，卢允中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德〕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美〕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张承谟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加〕 诺斯洛普·弗莱著，吴持哲编：《诺斯洛普·弗莱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法〕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美〕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英〕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美〕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编选：《俄苏形式主义论选》，蔡鸿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法〕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徐卫翔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美〕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美〕约翰J·迪尼、刘介民主编：《现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