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是中外文学传统中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从文化母题的角度，“还乡”不仅有其古老的渊源，同时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至今仍然不断地回响。它积淀的丰富的心理体验，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来说，是象征性的。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王纲解纽，整个封建制度崩溃，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家庭和田园迅速式微、没落乃至解体，并且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科举进身的通途宣告中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不得不“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最为鲜明的主题“离家”开始出现。从封建大家庭、小农户，从中国的各个偏僻角落，各个阶层纷纷趋向都市，但很快都市、异国他乡让他们体验到一种深刻的陌生与疏离感。对知识分子而言，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和物欲横流的种种丑恶，使他们陷身于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于是现代文学中又一个重要而显眼的母题——“还乡”开始和“离家”对举出现，这种现象甚至发生在同一个作家身上。但它与古典还乡母题一元化的伦理意义相异，现代文学中的“还乡”是在封建性与资本主义性文化双重夹击下的悲剧性氛围中展开的，置身其中的离家者和还乡者灵魂永远处在两者撕裂的痛苦和漂泊的疲乏中，安逸而温暖的家或家园只能在想象中、追忆中。
可以这样说，现代文学的还乡母题所遭遇到的其实是一种选择性的危机。从历史理性的角度讲，这是每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民族所必然遭逢的。但具体到每一个侧身其间的生命个体，这种转换给他们所带来的却远较这种必然复杂得多，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复杂性或多或少地溯源于此。而“离家”和“还乡”则相对集中地负载了这种选择性的危机和困境。脱胎于士大夫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带着沉重的传统的包袱进入了现代，既秉承着传统文化，又要接受现代观念。这种历史背景使得他们往往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极端地说，“离家”和“还乡”的选择性的徘徊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这个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民族的精神象征。本论题的研究虽属个案研究，但鉴于还乡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人的象征以及隐喻意义，鉴于还乡母题中积淀的深厚的文化、心理、情感内容，鉴于它在中外文学传统中具有悠远的母题原型，鉴于它在现代小说中和其他母题组合的活跃的结构能力，选择这样的个案分析具有典型意义。还乡母题的结构、模式以及传衍中的规律性也暗合着现代文学发展的规律性。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文学中的“还乡”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这些研究成果大致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叙事修辞研究。在论述近代小说向现代小说叙事模式转型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陈平原指出：“五四作家的真正贡献在于，倒装叙述不再着眼于故事，而是情绪。……最能代表这一创作倾向的是‘游子归乡’这一母题。”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57页。在这里，陈平原不仅从五四作家丰富的创作中，概括、绎出“游子归乡”母题，而且揭示出这一母题在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意义兼及这一母题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后，汪晖于《反抗绝望》一书，探讨鲁迅小说的叙事原则与叙事方法时，指出“……忽视了《故乡》的‘自我纾解’的一面，便不能真正读懂了小说，而这一点恰恰是和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模式紧密联系的：回乡与别乡不仅是一个现实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主观的过程”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2)典型作家分析。由于鲁迅小说中涉及“还乡”的作品多且具有典范意义，对鲁迅小说创作中“还乡”模式的考察成为研究的重点。上述汪晖的《反抗绝望》，其中第二编《鲁迅的文学世界：阴暗而又明亮》的第二节《明暗之间的“绝望的抗战”》比较集中探讨了《呐喊》、《彷徨》的“回乡”主题，该著作认为：“‘回乡’主题最直接地表述了关于‘希望与绝望’的思考”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惶惑构成了鲁迅人生哲学的基本前提，逼使作家沉思生命的意义，于是那种生命流逝的意识愈益强烈，从而在‘回乡’小说中形成了一个主宰人物命运的精神人物——时间。”同上书，第198页。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认为：“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也称为‘归乡模式’。在这一模式的小说中，无论是《祝福》、《故乡》，还是《在酒楼上》、《孤独者》，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值得指出的是该著作不仅描述了鲁迅小说中的“归乡”模式，而且揭示出该模式的“形式”意蕴。王润华在《探索病态社会与黑暗魂灵之旅：鲁迅小说中游记结构研究》中深化了“形式”意蕴的研究，该文认为“鲁迅六篇‘故乡之旅’的小说中所写的回乡的旅程，都是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旅程”，“还乡”是作者“探索病态与黑暗魂灵之旅”王润华：《探索病态社会与黑暗魂灵之旅：鲁迅小说中游记结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2期。。除了鲁迅，其他一些作家作品中的“还乡”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比如对沈从文小说精神还乡的探讨王友光：《穿越城市文明的三次精神还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4期。。（3）建筑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某些阶段或某些细节问题的专题研究。一些研究者开始从乡土意识、文化乡愁、乡土文学形态以及人物形象等方面去审视现代小说中的“还乡”。比如对20世纪30年代“京派”还乡叙事的研究、对现代文学“还乡者”的研究等刘进才：《京派小说还乡叙事的文化内涵及美学风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1卷第6期；赵冬梅：《现代文学中的“还乡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综观上述研究，尽管现代小说中的“还乡”已经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总的来说，和现代文学中的“离家”母题相比，与其对举的还乡母题的研究相对却零散、薄弱得多。而仅有“离家”的选择是不足以道尽现代中国人于歧路中的彷徨。对“还乡”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精神现象的文学史、思想史地位认识的不充分，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研究视野狭窄，受缚于预设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在上述的研究中，对还乡母题的考察几乎都从属于研究者预先框定的研究视阈。在这些研究中，还乡母题并不是作为一个自足的研究对象，只是研究者论述某一现象、某一作家的一个佐证。从一定意义上说，要使还乡母题的探讨得以深入，首先要确立该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将其视为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一个有着自身规定性的自足的文学现象、精神现象予以审视。而且从已有的研究看，对现代文学中“还乡”的考察常常局限在某一侧面，研究者还没有意识到从多侧面、多角度以及更广阔的文学史、思想史背景上去认识这种文学现象。其二，现象描述多于深度考察，系统的母题研究缺乏。已有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对该文学现象的描述上，虽然也偶涉该文学现象与时代语境、文学观念变迁的关系研究，但对文本的结构以及文学史上的传衍规律缺少细致、系统的审察，对“还乡”这种蕴含文化内容作为结构形式的母题，还缺少更深入的针对母题传衍和嬗变的研究。因此，本书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现代还乡母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而最终在一个完整的序列上思考“离家”和“还乡”的精神意义。由于自晚清“小说界”革命开始，小说的生产和消费对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建构具有其他文体样式难以取代的地位，所以，本书落实在对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考察上。第一章现代小说还乡母题构成模式和基本叙事序列
现代小说还乡母题构成模式和基本
叙事序列
考察现代作家对还乡母题的运用，我们发现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以事实存在的还乡作为情节框架的显性的、现实的还乡图式；另一种则是想象、意念中存在的隐匿的、心灵的还乡图式。
由于现实还乡在情节结构上都直接展开了一个还乡故事的叙述，因此现代小说如果选择了现实的还乡作为其情节框架，且如果在这样的情节构架中还乡母题是功能性的，那么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运用，所涉及的其实是对现代小说中还乡这个功能性母题的组合和结构规律的探讨，亦即故事的结构分析。由于句子与话语之间存在的相似性，我们可以把语法的各个范畴应用到整个叙事文中，把它看成是带有各种主语、动词、补语、从句及独立句的一个庞大的句子。因而，对现代小说中还乡这个功能性母题的组合和结构规律的探讨，其实是对现代叙述中运用还乡母题的那些小说中“语法和句法”的探讨。这是因为“叙事文的句法是关于叙述中的最小单位及其句中成序列的渐进安排之具体而持续的研究”〔法〕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陈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页。。这样，我们可以把对故事的文学分析集中到功能与序列上。而且，就像我们在导论中指出的因为动词能在句中描述情节，使叙述成为可能，我们进而可以把对功能和序列的研究集中在故事角色的行动环节上，而不考虑句子谓语以外的其他成分。从该意义上，“还乡”就是这种处于谓语位置的“叙述中的最小单位”，这种称为“功能”或“母题”的“最小单位”，在整个“还乡”故事的讲述中构成布雷蒙的“基本叙事序列”。达维德·方丹指出：“布雷蒙努力想总结出‘在各叙事可能性间存在的必然联系’。他制定了一种人类行为的交替句法，以给整个叙述领域设置标志。他认为，基本序列包括一套共三种功能（可能性、向行为过渡、完成），这与一个本身可以被分为几个更具体的序列的情形相一致。这些序列可分为两大类：好转及变糟。这要看故事中各角色的‘前途’而定。”不仅如此，“布雷蒙把叙事文看成是‘一系列同一故事单元中的人之利益事件’。他率先突出了这一连续性的集中性：几乎在每个阶段，也即在任务完成与拖延之时，在执行合同及违反合同时，在对立和协商时，叙事文都完成一次分叉，由此引出下文。于是可分析勾勒出整个可供选择的发展方向图，突出强调叙事文的基本自由度”同上书，第35—36页。。和一般叙事研究不同，布雷蒙的研究对叙事文的叙述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予以足够的尊重和关注，而且在其勾勒的基本叙事序列中叙事序列和故事角色的关系被肯定和确立，“故事中各角色的‘前途’”以及“故事单元中的人之利益事件”成为规定基本叙事序列的重要因素。不仅是布雷蒙，叙述中的“人物”一直是叙事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正如天空澄明之时群星闪烁一样，母题引导我们去想象构成一个可辨认的性格星座的那些线条，但是每一新的母题都能导致人物画面的大幅度的改绘，正如有关我们自以为十分了解的人的一件新事实就能够使我们对此人另眼相看一样。”〔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139页。“功能单位被聚集在序列中，序列本身也可以构成更大的单位；人物是一个更高的组织层次，因为它既被序列所规定，也把序列集合在一起；一篇作为整体的叙事则可以被设想为一个单独的syuzhet或行动（巴尔特意义上的）。对于这一行动来说，序列和人物是其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一抽象层次上，人物体现为下述一些典型环境中的‘角色’：争夺（主人公/对手），追寻（主体/对象；施与者与接受者；帮助者与反对者），通奸（已婚双方，第三者），成长或蜕变（无能力的年轻人变成成熟的、有力的成人）。”同上书，第152—153页。综上所述，母题角度的文学结构原则包含着一些基本要素，即序列、母题组合、构成以及角色。
按照布雷蒙的研究，围绕着还乡母题就可以分解成这样一套三种功能的基本叙事序列：
所谓前途未卜，其实是指在A1阶段蕴含着还乡发生的诸种可能性，还乡的角色可以根据这些可能性作出是否还乡的决断，事实上这样的决断过程本身就隐含着丰富的现实和心理内容，像巴金的《雾》就把主人公周如水是否还乡的决断过程中犹疑、徘徊作为写作的重点，因此还乡发生的原因成为启动整个故事分叉、向前推进和延展的动力源泉，这也印证了我们前面对于母题作为整个情节动力因素的判断。
在我们的研究中，还乡者走在还乡的路上，还乡的行为处在延宕状态或者最终没有实现的A2b相对比较简单。在这些小说中，还乡被叙述和想象为绝望、黑暗的归途，像芦焚的《过岭记》、许地山的《归途》、蹇先艾的《在贵州道上》和《到清溪去》等。许地山的《归途》，“她”——败军的眷属，丈夫阵亡，离乡十一二年，生计无着，在年初一前的晚上绝望地踏上回家的路，“可是自打定了回家嫁女儿底主意以后，好像前途上又为她露出一点光明，她于是带着希望在向家乡底一条小路走着”。在还乡之旅“荒凉的小道上”抢了一个青年妇人给女儿做嫁妆，不想这妇人却是“她”十几年没见的女儿，接着又误杀了仗义帮助女儿的驴夫，等“她”明白这一切，回头寻找女儿时，女儿已经自杀，最后“她”把抢的衣饰重新给女儿穿戴上，自己也在这风雪之夜自杀。蹇先艾的《在贵州道上》，“我”多年不回贵州，这次还乡才知道川黔道上形势的险恶，轿夫赵洪顺的悲惨生活，为生活所迫做过土匪，后来抬加班、吹烟又让他更加堕落。“我”在还乡路上慨叹“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何等的惨酷！”
而还乡继续“向行为过渡”，还乡的行动被兑现，故事的主人公开始了还乡，且抵达了故乡，“在任务完成与拖延之时，在执行合同及违反合同时，在对立和协商时，叙事文都完成一次分叉”，在每一次分叉，叙事序列都会发生偏离和转换。而在这样的偏离和转换过程中，还乡都会以其活跃的母题结构功能去整合其他母题，而且故事的主人公和其他角色也会在这种偏离和转换中呈现不同的状态，从而牵导着整个基本叙事序列向A3a、A3b转换。据此我们可以把还乡母题的书写序列切分为“还乡的启动”、“还乡的实现”（在故乡）、“还乡的终结”三个阶段。
还乡的启动：还乡的发生和原因：
1. 还乡者归宁安居；
2. 还乡者家门遭遇变故；
3. 还乡者怀抱理想还乡；
4. 还乡者逃难避祸；
5. 还乡者倦游还乡；
6. 还乡者还乡的原因被悬置。
还乡的实现：还乡者在故乡的不同状态：
1. 还乡者启悟；
2. 还乡者遇故旧；
3. 还乡者践行理想；
4. 还乡者歇隐乡里；
5. 还乡者复仇；
6. 还乡者“一个人的抗战”。
还乡的终结：滞留和告别：
1. 还乡者安居故乡；
2. 还乡者陷身困境；
3. 还乡者死亡；
4. 还乡者离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