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布，字子宣，生于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曾布为曾易占的第五个儿子，他还有四个哥哥。即晔、巩、牟、宰。布为朱氏所生，朱氏是曾易占的第三任妻子，朱氏24岁时，生下了布。曾布出生时，其长兄晔27岁，次兄巩17岁，布与哥哥们属于同父异母关系，也就在曾布出生的那一年，其长兄晔的儿子觉也出生了。
曾布出生时已是家道中落。13岁时，父亲又不幸去世。曾家只得过着艰苦的生活，孩子们缺失父爱，特别是曾布与弟弟曾肇只得由母亲和哥哥养育。在曾布的成长过程中，他的母亲朱氏起着重要作用。曾布六岁时，在母亲的教导下开始读书识字。易占离世后，尽管家贫，要为生计奔忙，但朱氏还是不忘教育儿女，也希望孩子们认真读书，将来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据王安礼《太常博士曾公夫人朱氏墓志铭》载：“诸子皆早孤，夫人于艰难委顿中躬自授经，时加奖掖曰：‘我诸子中得一二人登第，庶兴为家贫不虑也，不则坠箕裘之业。’诸孤悉皆勉学不辍。”除母亲外，二兄曾巩对于曾布有着重要影响，史有载：曾布“年十三而孤，学于兄巩”。这一个“学”，既是说布向兄长学作文之道，当然也不失学做人。曾氏兄弟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艰苦的生活中不断地学习上进，也时常一起赴京参加科考，因考试不中，也时常遇到人们的讥讽。但这些都不能动摇他们的进取之心。嘉祐二年（1057年），这年对于曾家人来说将永生不忘，曾布与哥哥、姐夫们一同参加考试。临行时，母亲朱氏说，在你们兄弟中只要有一人能高中，我就毫无遗憾了，可是红榜一出，曾巩、曾布、曾牟和王无咎、王彦深等人皆在其列，而此年曾布仅23岁，这着实令人喜出望外。
中进士之后，第二年（1058年），曾布出任了宣州司户参军，宣州在今天的安徽省宣城县，在那曾布主要是掌管州内的户籍、赋税、粮仓等事务，从职别上看只是从八品。后又改任了怀仁令，怀仁县在今天的江苏省赣榆县，是在什么时候改任的，不得而知。但此时已从八品进入到了七品县令，应是一大进步。时间过得快，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皇帝去世，英宗继位。可是英宗是一个短命皇帝，在位四年即驾崩，接位的是年少有志的神宗皇帝。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皇帝接受了韩维、王安石等人的举荐，九月将曾布调任著作佐郎，官阶虽然没有变化，但已是从地方进入了中央机构。此时曾布已有了十二年地方工作经验，算得上是一位年轻的地方“老干部”了，但更高兴的事接着又来了，闰十一月，又差看详衙司条例。这样就实现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华丽转身，就能够与更多的朝臣打交道，也可能有幸得到皇帝较多的召见。
熙宁三年（1070年），曾布果然得到了宋神宗皇帝的召见，君臣就国家大事进行了一番探讨，曾布的想法很合神宗的心意。曾布是主张变法的，于是被神宗皇帝认为是同道，参与到王安石变法之中来。由此，曾布也不断地得到了神宗的提拔。四月被任命为编敕删定官；八月二十四日，又为编修中书条例；九月六日，又被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过了两天，吕惠卿因父去世，回家丁忧，于是曾布又代理了他的职务，权同判司农寺，司农寺主管农业，相当于今天的农业部，权同于今天的“部长”，六七天之后又授予曾布为集贤校理；二十三日，又差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十月四日，又差看详编修中书条例。就这么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他的职务换了七个，且一个更比一个重要。很显然，神宗不停地提拔曾布，一是曾布显露出了自己的才华，有着改革的信心与决心，也有改革的思路；二是神宗需要改革的坚定支持者，王安石变法需要强力的支持者。而曾布的出现正是顺应这一潮流。据宋史《曾布传》，曾布曾上书说：“为政之本有二：曰厉风俗、择人才。其要有八：曰劝农桑，理财赋，兴学校，审选举，责吏课，叙宗室，修武备，制远人。”可以说条条都很重要，都点到时弊之穴。对于当时的律例条文，他也明确地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他曾说：“立法必本于律，律所未安，不加刊正，而独欲整齐一时号令，是舍其本而治其末也。”针对这种现象，他则建议皇帝首先要对于法律条文进行修正，改变那些不合时宜的内容，于是皇帝令曾布将那些不适的条文一一列出并上奏，而曾布说“《疏议》繁长鄙俚，及今所不行可删除外。”对于《疏议》中与改革不适的条文，全部删除或修改，使之与当前的改革相适应，最终形成三卷文字，上交给神宗皇帝。吕惠卿在司农寺时提出了“助役”，但曾布一代理其职就将“助役”改为“免役”。而免役法初行之时遇到较大阻力，杨绘、刘挚等人指出助役之法实行有十大害处，此时王安石叫张琥对杨、刘等进行辩驳，但张琥并没有将他们驳倒。于是由曾布上阵辩驳，曾布对于杨、刘等人提出观点一条一条进行驳斥，结果让他们服输。以至于杨绘心悦诚服地说：“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尔，当伏妄言之罪。”当然曾布在代职期间对于吕惠卿政策的改变，也让吕大为不悦，史书记载：“改助役为免役，吕惠卿大恨之。”{1}这样两人也因之产生矛盾，为以后的合作带来了障碍。
次年二月五日，又差直舍人院，八日，又任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五月三日又差详定编敕，七月十三日，试知制诰。
熙宁五年（1072年），吕惠卿复职。九月，曾布以检正中书五房公事，详定天下账籍，也就是对财务进行审计，这一事在中国审计事业中产生重大影响。宋神宗命令曾布对全国会计账簿的报送及审计事务进行考察，并要求他提出改进审计制度的办法。曾布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认为负责全国财政和审计公务的三司，由于其责权不统一，不能尽心尽力地搞好审计监督。一些应该审计的帐簿而不进行审计，甚至有的官吏倚仗审计职权受贿索贿。因此曾布向皇帝请求在三司内专设一个“账司”，选配懂得财务账簿的官吏二百人，专门从事审计公务。他的建议得到了宋神宗的批准，在中央设立了账司，并对全国的账簿进行了审计。到了次年的四月，曾布审计天下账籍的任务完成了。曾布的审计工作做得很漂亮，得到了嘉奖，神宗赐给他银绢三百匹。
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曾布又详定编修《三司令式敕》和《诸司库务条例》，当月完成。同月，他又上《义勇》《保甲》和《养马》条例三卷。九月，他又详定了《一州、一县、一司、一务敕》。这些都是涉及到改革的具体内容与运作方法，操作性很强。
次年，曾布被免去司农寺的职务，权同三司使。三月，他上《熙宁新编大宗正司敕》，神宗下诏，交付三司施行。三月，曾布被派去调查吕嘉问市易掊克违法事，他与吕惠卿一同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市易法是变法中为抑制兼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理财”之法，而市易务是该法的执行机构。三月初，就有人不断地举报吕嘉问在市易务任上多有违法之举，神宗多次过问皆不得其详，于是决心对此事调查清楚。此时不仅变法派与反变法派斗争激烈，同时变法内部的斗争也相当激烈，神宗对于变法信心也逐渐减弱，对于王安石的绝对信任也逐渐地动摇，于是绕过王安石，秘密地“夜下手札”命令曾布去调查这一案子。曾布奉命查事，查到吕嘉问确有掊克违法之举存在。曾布将事实情况上报神宗。可是王安石却认为曾布所揭发的不是实际情况，要求增派吕惠卿一同再调查，他们先前因“助役”之事已有矛盾，再者又因宰相王安石不相信曾布调查的结果而派吕惠卿重查，于是在查案中两人的看法时有冲突。其实此举也体现了神宗对改革的疑虑与对王安石信任的动摇。于是王安石愤然辞职。四月，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接替了王安石。由是查案之事形势陡变，吕惠卿派人对于曾布所究市易之事进行再调查，这不是调查吕嘉问在“市易”上的问题，而是调查曾布在调查吕嘉问“市易”过程中的问题，意在找到曾布在此问题上的把柄。五月，曾布因根究市易务案而获罪，由此出知饶州，饶州即今之江西鄱阳县一带。曾布被逐出了中央权力机构，远离了政治中心。表面看来曾布是根究市易务违法案的牺牲品，其实质是王安石这场变法的牺牲品。
曾布是主张改革的，他多次上书朝廷，指出时弊，提出改革的主张，如在《宋史·曾布传》里对此事也有记载，“大臣玩令，倡之于上，小臣横议，和之于下，人人窥伺其隙……陛下诚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厉其气，奋威断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晓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正是因为他的改革思路与主持变法者的思路很接近，因而一进京，即可得到神宗及变法主帅王安石的认同与赏识。《宋史·曾布传》里说：“神宗召见，论建合意。”因之而不断得到提拔，被赋予重要权力，在变法中做了大量颇有成效的工作。曾布进入了政府机关之后，他直接地参与制定法律条文，并推行之。“与吕惠卿共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且凡是在实行过程中遇到阻力、困难都是由曾布进行化解。在《宋史本末·王安石变法》里就记载说：“凡有奏请，朝臣以为未便者，布必上疏条析。”就是在宋神宗都对变法动摇时，曾布都力挺王安石，上奏为王安石辩解，帮助神宗皇帝正确看待改革，坚定其改革的信心与决心，为王安石争取最高最重要支持。正是曾布的“条析而驳之”让神宗感到自己是“诚为众论所惑”。王安石自己也承认，“自议新法，始终言可行者，曾布也；始终言不可者，司马光也。余皆前叛后附，或出或入。”
曾布也正是站在改革的最前沿，以最大的热情参与到改革中去，处于改革的风口浪尖之上，自然也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在神宗皇帝眼中，他是一个“领事多”的人，在变法中也是“诚宣力多”的人。在王安石眼中曾布是一个“职多不困”的人。而在反对派眼中，他成了王安石之“腹心”。知谏院唐墒上奏说：“安石用曾布为腹心。张琥、李定为爪牙，刘孝孙、张商英为鹰犬。”反对派的中坚人物刘挚说：“布为检正判司农寺，安石托以腹心。故其政皆出于布之谋，其法皆造于布之手。”在反对派的强大攻击下，神宗对于变法已失去了先前的热心与执着。由于他的动摇使坚定的变法者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与靠山，使得改革在推进过程中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曾布被人视为得力干将的改革施行者，他必然会受到反对派的穷追猛打，因市易案而被改革者的排挤。改革愈坚定，受到的打击、排挤就愈猛烈。
正因如此，曾布的降级外派是必然的。从熙宁七年（1074年）始，曾布辗转多地任地方官职，时间长达二十年之久，他的年龄也从四十增长到了六十岁，已进入了老年阶段。熙宁九年（1076年）又改任于江陵（今湖北荆州一带），可还没有上任又改任潭州（今长沙一带）。次年，他复升集贤院学士，且改知广州。元丰元年（1078年）的下半年，又以龙图阁待制的身份出知桂州（今桂林一带）。到了元丰三年（1080年），他又改知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而第二年，他再改知陈州（今淮阳一带）。元丰五年（1083年），又改任蔡州（河南汝南一带）、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这一年的九月母亲朱氏去世，享年七十二。次年，哥哥曾巩又于江宁（今南京）去世。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逝世，哲宗皇帝继位，司马光任宰相，曾布复任翰林学士，并升为户部尚书。不久，司马光命令他增损免役法，曾布推辞了这一工作。于是他又一次遇贬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太原府（今太原）。在太原府任上待的时间较长，达三年之久，元祐四年（1089年），曾布调往真定府（今河北正定）。从这一年起，他又辗转于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一带）、青州（在今山东省境内）和瀛州（河北河间一带）三地任职。绍圣元年（1094年），曾布的弟弟曾肇从江宁府调任瀛州，于是曾布从瀛州调到江宁，兄弟二人的任职地做了一个对调。不久，他经过京城，留任翰林学士，又迁承旨兼侍读。从此结束长达二十年的地方任职历史。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曾布任职地可谓是走过了大宋的半个国家，在这些地方的任职，调动过于频繁，历经十余地，一会儿南一会儿北，一会儿东一会西的，有时两地相距千余里。以至于他的妻子魏玩也有点无奈，曾题诗说：“使君自为君恩厚，不是区区爱华山。”古时，走一千里路可要数月之久，可以说很多时间是在赴任的途中奔波，而往往是刚到一地安顿不久，又接到新任命，常常奔波于途，困乏无比，身心交瘁。何来时间工作，刚刚一开头又收场走人，纵是天才的能吏也难以干出好的政绩。尽管如此，曾布还是做出了一些业绩，如刘谊《曾公岩记》一文，作为亲历者对于曾布治理桂州的政绩在字里行间还是表现了出来，如他在文中有“元丰元年冬，交人入贡，上方择人处置疆事，乃诏曾公自广州移帅桂府。二年，南方无事，民和岁丰。”“邦人乐公之德政，而愿以曾公名其岩，以比甘棠之思。”由此可见曾布在桂州任上是有政绩的，因为那里的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安居乐业，民和岁丰，离任之后当地的人们还是很怀念他。史料也常见记录他好山水之胜，且多留题刻之事。如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题名于广西临桂雉山，六月又题名于临桂的伏波山，元丰三年（1080年）在秦州题名于九龙岩，在太原题名于晋祠，等等。
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十年前，神宗去世，哲宗继位。是时，哲宗才九岁，他只是一个儿皇帝，权由宣仁太后高氏掌握，她垂帘听政。转眼过去了十年，高太皇太后也作古，哲宗得以亲政。四月，章惇拜相，曾布此时为章惇写了一篇制词，高度评价章惇，自然也得到了章惇的好感。六月，曾布出任枢密院事。唐代宗时始置枢密使，五代后梁时置崇政院，后唐改称枢密院。宋代沿后唐置，主要职责是管理军事机密、边民、民兵、军马和对外交涉等事务，是最高国力机关。此时的曾布已是枢密院的副职，权同副宰相，曾布再次向权力中枢挺进一步。
第二年，曾布与章惇同上哲宗皇帝疏，提出对西夏国实行开边大计，当然开边之政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朝廷中对此的反对之声也不断，但由于章惇与曾布在这一件事上意见很一致，于是得以力排众议而推行，就是位居枢密院一把手的韩忠彦也对曾布奈何不了，也不敢不从。他们对待边境主要采用“浅攻挠耕”和“进筑”之法。“令鄜延、环庆路经略司详此，当切多方体探贼界有贼马屯聚首或部族住坐去处，决有万全可趁之机，即不限时月，选遣精兵将前去痛行讨荡。使贼界兵不解严，人户不敢安居耕种，免致秋成更为边患。”{1}这就是所谓的“浅攻挠耕”了。而“进筑”，则是通过军事行动，获取一些重要的军事要地，并在那些地方修筑城堡、镇寨，屯兵把守，使之成为钳制西夏进犯和进一步打击西夏国的据点。绍圣四年（1097年），曾布知枢密院事，即由副职转为正职，主管全国的军政事务。元符二年（1099年），曾布在环庆路（在今甘肃境内）修筑定边城，又分别在鄜延（在今陕西境内）修筑暖泉寨和金汤城，因为边境巩固，西夏向宋朝请罪，边境恢复了平静。当然这当中凝聚了曾布的心血与智慧。但在此后，章惇几次欲灭西夏国，而宋哲宗并无此意，曾布顺从哲宗之意，不同意章惇之举。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皇帝因病而逝，朝廷之中的党争也由此而更加激烈，特别是在新皇位继承问题上成双方争斗的焦点。哲宗没有留下子嗣，谁来继位就成大问题，皇太后向氏问计于大臣，宰相章惇则认为当立哲宗的同母弟简王赵似，并说如果论年龄长幼则应立申王，而太后认为自己没有生过儿子，这些都是神宗的侧室所生，申王赵佖有眼病不便于执政，而神宗在世时说过端王赵佶有福气和寿数，宽厚孝顺，所以应该立端王，但章惇则认为端王为人轻浮，不能立为皇帝。曾布等认为应尊重太后的意见立端王赵佶为皇帝。章惇等人拗不过太后，也只好依顺了太后、曾布等人的意见。于是赵佶继位，这就是宋徽宗。向太后垂帘听政，曾布定下“奏事先奏皇帝，次覆奏太后”的规矩。
曾布上奏要消除朋党之争，他说：“议以元祐、绍圣均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徽宗即位之时已是十九岁的青年，遇事亦有自己的想法，已是六十有六的曾布在策立徽宗之时有功，他的政治地位也日益上升，徽宗执政之时，一批先帝时被贬之人重新回到朝廷，他们中虽然有的人入朝也受到了蔡卞等人的反对，但是曾布从中极力斡旋，还是被起用，如韩忠彦、李清臣、黄履，吴安持、邹浩、蒋之奇、陈瓘等，韩忠彦是前朝元老韩琦的儿子，也是向太后的外甥，向太后是为前朝宰相向敏中的女儿。韩忠彦返朝后任右仆射，与章惇并相。入朝后，陈瓘等人也开始对章惇、蔡卞等人进行弹劾，曾布也极力要求罢免章惇，贬黜蔡京。曾布对于贬黜蔡京尤为坚决，甚至不怕得罪向太后和徽宗。最后章惇、蔡卞、蔡京等重权人物被贬出了朝廷，北宋政治走向也有了新的跑道。于是徽宗下诏从次年起改元号“建中靖国”，对此曾布有一番陈述。他说：“陛下欲持平用中，破党人之论，以调一天下，孰以为不然？而偏见异论之人，各私其党，又有报复怨仇之意纷纷不已，致圣意厌恶，此诚可罪。然元祐、绍圣两党，皆不可偏用。”“缘此等人在朝，决不免怀私挟怨，互相仇害，则天下士类为之不安；士类不安，则朝廷亦不安矣。愿陛下深思熟计，无使两党得志，则和平安静，天下无事，陛下垂拱而治矣。”{1}曾布之意就是在朝廷不要搞党争，要“消释朋党”，这样才能士安、国安。为此，曾布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实施意见，得到了宋徽宗等人的采纳并施行，由此开启了宋王朝新的政治局面，历史上称之为“建中之政”。曾布在为朝廷效力之时也为自己的升迁扫清了道路。同年的十月，韩忠彦升左仆射，曾布升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他们两人同为宰相，共同理政。由于两人相貌上对比度较大，曾布矮且瘦，而韩忠彦高且胖。他们常常立于朝廷之上形象落差大，时人以“龟鹤宰相”称他们二人。当然其间深意还含有他们两人权势的象征。韩为向太后的外甥，深得太后所爱，而曾与徽宗关系较密。
朝中的党派争斗并没有因为“建中之政”的实施而终止，甚至有更加激烈之势。在这激烈的斗争中，曾布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攻击，就是先前他力主起用的人也开始了对他的攻击，而徽宗赵佶又是一位轻浮之人，当年赵佶继位之时，章惇就以其“轻佻，不可临天下”而反对，是向太后和曾布等人力排众议而拥立的，而今徽宗与曾布也渐行渐远，曾布在朝中也由力求中立而变得越来越受到孤立。他在给弟弟曾肇的信中说：
上践祚之初，深知前日之弊，故收元祐窜斥之人，而元祐之人持偏如故，凡议论于上前，无非誉元祐而非熙、丰，上意愤郁，日厌元祐之党，乃复归咎于布。欲逐之，上意益以不平。{1}
在信中，曾布将朝中的复杂情形诉之于弟弟，欲消除党争，而不可除，并且徽宗将不满归咎于曾布。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的正月，向太后去世。徽宗没了牵制之人，其“轻佻”本性毕现。他决心再次更改施政之方向，于是又一次下诏改年号为“崇宁”，“崇宁者，崇熙宁也。”这也意味着“建中之政”的失败与韩忠彦、曾布等人必将被徽宗所抛弃。而此时曾布的强力政敌蔡京被徽宗认为是替换曾布最佳人选。曾布虽极力反对但也无济于事，不久，蔡京入朝。
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韩忠彦罢职；次月，曾布也被罢去了宰相之职，但两人都保留有观文殿大学士的头衔，韩出任大名府，曾出知润州。但不久两人又一再受到降职处理。次年正月，蔡京升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正宰相之职。蔡京对曾布进行了穷追猛打，他起用了曾布又一重要政敌吕嘉问。两人一起制造一些冤案加害于曾布。在《宋史·曾布传》里记载：“京积憾未已，加布以赃贿，令开封吕嘉问逮其诸子，锻炼讯鞫，诱左证使自诬而贷其罪。布落职，提举太清宫，太平州居住。又降司农卿，分司南京。”蔡京对此还不罢休，年底又将他贬为贺州别驾。此时的曾布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次年五月，再次将曾布贬为廉州司户参军，主要是管理州内的户籍、赋税和仓库等。崇宁三年（1104年），曾布与其弟曾肇和儿子曾纡被列入元祐党籍。曾布从一位宰相变成了一名八品小吏。至此，蔡京将曾布彻底打倒在地，还狠狠地踏上了一脚，似乎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直到崇宁五年（1106年），曾布才获准迁居舒州（今安徽安庆一带），叙复大中大夫提举崇福宫。但曾布还是与他的弟弟曾肇居住在润州。次年，也就是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曾布在润州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在他去世的十九年后，即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宋廷赠他观文殿大学士，又谥号“文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