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结论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社会民主主义统治已经形成了瑞典式的福利国家，这十分明显地区别与本书研究的其他福利国家。这种统治建立在组织化劳工、资本和国家之间一定程度的合作之上，而这种合作在其他福利国家是不存在的。瑞典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由私有利益集团所有和控制，不管人们无数次地将瑞典描述成社会主义国家。瓦伦堡家族有效控制着超过斯德哥尔摩股票交易总值三分之一的财富。然而这一极具动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大范围的福利国家的发展一起实现繁荣。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福利国家已经成功改善了福利上的阶级和性别不平等，虽然同时也重建甚至维持了阶级、性别和种族不平等和压迫的形式。社会民主主义统治也许暗示着福利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发展是一个共生的过程，但这是不可证明的。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私人资本以及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开始相信福利国家对实现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严重的拖累。在左翼看来，正是因为私人资本不受限制的活动给福利国家在失业、再教育、社会角色错位、提前退休等方面带来了额外的负担。毫无疑问的是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统治面临着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最大的压力。这一切在１９９０年的２月变得明朗起来，当社会民主党政府没有在议会通过一揽子改革计划之后只好辞职了，这一揽子的改革计划包括为期两年的工资冻结以及禁止罢工，以此来换取人们继续支持福利国家。政府撤回了工资冻结和禁止罢工，但是现在仍然提议实施更高的间接税，削减社会救济以及推迟本来计划在１９９１年延长的产假。在这些斗争的背后是许多其他福利国家共同面临的许多议题。

首先是福利国家对工人阶级影响的问题。在瑞典工人阶级当中越来越多地人感觉到，福利国家有差别地使专业技术和经理群体获益，并且工人阶级可能在税收上对福利国家的贡献和福利国家的成本不成比例。有关东欧和其他地方福利国家的此类争论也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是呼吁增加工资和减税从而把钱放到工人的口袋中，用这些钱工人们可以购买他们需要的福利服务和产品，而用不着国家向他们发号施令使他们的需求应当如何得到满足。比如在日托问题上这一争论已经得到了证实。另一相关议题是福利国家的渐行渐远以及专制主义。围绕着社会救助申请者的权利、毒品成瘾、儿童看护等问题的时候，这一问题已经变得十分突出（Ｇｏｕｌｄ，１９８８），瑞典式的福利国家已经倾向采取相当专制主义的行动模式。这种模式对更为有效的福利权利，对顾客的更好维护以及更多的消费分享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这又与第三个方面——过去２０年间新社会运动的出现相关。在一定程度上，社会民主主义统治的力量阻挡了一些这类运动，比如上文讨论过的自治性的妇女运动。然而反核电运动以及和平运动在过去几年里对政治领域的影响日益增长。在１９８８年绿党第一次跨越了４%得票率的门槛并且因此获得了议会议席。他们关于地方分权和消费者权力的哲学影响着社会民主党。最后，很明显的是作为对国内过高水平法人税的反映以及作为欧共体单一市场中确定的一员，瑞典企业越来越多地到海外进行投资。

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９１年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努力应对这些压力，同时尽力解决通货膨胀并尽量保护福利国家，无疑福利国家的现有模式仍然十分普遍。因此谈论社会民主主义统治的崩溃是十分不成熟的，虽然很明显已经可以看到福利国家的增长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已经终结了。新的中右翼政府在１９９１年成立，和他的前任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一样不可能进行激进改革。然而，从长远来看，其统治将会适应新资本主义和国际现实，在缺乏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情况下走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新现实主义。

§§第三章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国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据基本法即重要的成文宪法诞生于１９４９年。占领德国的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政府对这部宪法的形成和战后德国社会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该宪法特别强调对政府社会政策的法治和管理。这部宪法还委以福利国家方面相当大的权力给地方州和地方政府。关于这部基本法在何种程度上满足社会主义者或其他激进要求存在着持续不断的争论，但是也可以解释说，迄今为止这部宪法推进了“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导向的私人资本主义哲学”（Ｓｏｎｔｈｅｉｍｅｒ，１９７２：３４）。在德国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力量是基督教民主联盟（ＣＤＵ）及其更加保守的来自巴伐利亚的搭档——基督教社会联盟（ＣＳＵ）。它们共同领导了１９４９年以后的联邦政府，除了社会民主党（ＳＰＤ）和自由民主党（ＦＤＰ）联盟在１９６９ 年到１９８２年之间执政过。所有的执政党都将社会市场经济思想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外壳。

德国的政治经济可以被划分成三个有时间顺序的阶段。直到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末期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相当节俭和短缺中的大背景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快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奇迹）得以实现。尽管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失业率很高，同时面临从东德涌入的大量难民带来的切实压力，在社会福利议题上德国没有出现普遍存在的政治冲突。资方沉醉于技术不断进步的生产设备出现的喜悦中，同时在法西斯主义的破坏之下，德国的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极其虚弱也使得投资方津津乐道。（Ｈｉｒｓｃｈ，１９８０：１１６）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进行的社会政策改革从民主化的工人阶级那里获得了充分的支持来维持统治。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到７０年代中期这一阶段可以看到在福利国家劳资冲突和斗争的复活，这导致对社会市场经济更为保守的解释不再那么令人信服。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盟展开了三重法团主义应对来自工人阶级组织日益增长的压力。福利权利得到扩大，逐步推进的福利国家改革得以实施，凯恩斯主义的反经济周期经济政策得以采纳同时实际工资得到提高。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经济滞胀中，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盟放弃了自由凯恩斯主义和法团主义的原理，转向实施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在１９８２年以后被保守主义政府继续实施。从１９７３年开始登记失业率上升得非常快，到１９８０年仍然保持在１０%左右，同时实际工资的增长停滞不前。将结构失业率持续保持在高水平上对于控制通货膨胀和恢复资本的收益性很有必要，这一点似乎已经被大家接受。从１９７５年开始，社会福利方面的公共开支已经开始倾向实际上持续的限制和削减，但是社会福利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普及又保证了社会福利制度的相对完整。在过去２０年间，新社会运动不断涌现，比如绿色运动、女性运动、同性恋运动以及和平运动，这些新社会运动关注的内容没有在激进社会政策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