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跨入21世纪的门槛，20世纪90年代就不再是一个进行性的时态，它已被定格为一种历史性的风景。这样，面对作为历史存在的90年代报告文学，我们似乎就多了一种客观而自由言说的可能。
与80年代报告文学的轰轰烈烈相比，90年代的报告文学差不多就是雪落黄昏静无声的了。在20世纪报告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中，80年代是一种具有标高性意义的存在。文学史演进的轨迹往往呈曲线状。批评家面对从峰点跌落的90年代报告文学，认为这一文体已经陷入了“困境”。指认这一景况的证据之一，就是报告文学已不再轰动了：“若翻翻全国所有的文学期刊，你就会发现，竟然没有一篇在全国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即使个别在一定范围内有些影响，但是这种影响若与80年代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吴方泽：《报告文学之困境》，《文艺报》，1997年1月21日。。而张春宁则直接以“报告文学怎么了”的句式诘问并不尽如人意的创作现状。他认为尽管90年代的报告文学创作也有成就，“但如果和七八十年代的夺目光辉相比，恐怕还是不得不承认它的光彩已变得暗淡，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已大为缩小，它在读者中的形象已不那么令人肃然起敬。”“具体说来，这几年报告文学创作存在着‘三化’：轻化、浅化、商业化；‘三多’：明星文学多、案例文学多、广告文学多”张春宁：《报告文学怎么了——关于报告文学现状和前景的一些认识》，《文艺评论》，1995年1月。。但对90年代报告文学作肯定性的评价也不在少数。秦晋认为“9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认识和反映世界方面，在思维和叙述方面，都显得更成熟了。”9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在对前一段报告文学承袭与批判中开始显示自己的总体风格，体现了中国90年代文学新观念和创作思维的新方式”杨颖、秦晋：《不倦地探索与创造——报告文学面面观》，《光明日报》1996年12月19日。。1998年评定的首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的作品有《锦州之恋》（邢军纪、曹岩）、《黄河大移民》（冷梦）、《温故戊戌年》（张建伟）、《淮河的警告》（陈桂棣）、《敦煌之恋》（王家达）、《走出地球村》（李鸣生）等15部，高居各单项奖的榜首。于是有些论者就以为90年代的报告文学是颇为繁荣的。
以上诸说，从局部看，反映的都是事实，因此都是成立的。而我们所做的工作是要从总体上描述90年代报告文学的发展图景，并从学理的层面分析就此间创作现象的内在根因。
一、 生态变异：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
“语境”比较在论述90年代转型期的报告文学时，人们往往将它与此前新时期的同类创作相比较，以此显示对象所具有的落差。诚如学者所言，前者轰动，后者相对冷寂。“轰动”是事物外在的景观。造成作品轰动的原因有许多方面，一般来说，它当然主要在于作品本身，在题材思想与艺术传达等方面臻至了相当的高度，但同时也与作品发生的特殊时代语境紧密相关。轰动是一种效应，它总是与某种“场”的存在作为条件的。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的报告文学的潮涌，与其说是这一文体的轰动，毋宁说是当时特殊的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交互作用所产生的某种共鸣。90年代前的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显著特点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同构性。这种同构性，是当代中国的一种普遍性的表征。政治同化，制约着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态关系。文学是政治同化的重要对象，作家当然被改造，这种改造的旨归在于使作家中心化，即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保持高度的一致。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所出现的轰动，其实主要并不在于文学本体，而是文学对主流话语——政治话语霸权的一种认同与回应。文革终结，中国社会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此间改革主要是观念性的，或精神性的。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事求是，是当时的时代流行语。相应于此，文学，特别是与现实社会关系密切的报告文学，其所表现的基本主题就是时代的主题；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作为一种典型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所具有的兼济天下的抱负与强烈社会责任感，使其自觉地通过创作回应主流话语所要求表达的时代精神。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就其整体而言，是相当的政治化的；他们多数居于政治中心地位，对于当时国家的政治中心命题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进行演绎。
改革，首先作为观念性的一场革命，在当时特别需要一种思想的启蒙。报告文学作家承担了其中部分的使命。他们的作品将在非常年代被抛弃的常识与公理加以重新的确认与肯定。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轫之作。在报告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设若将其置于90年代的背景中，那它轰动的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小的。它轰动于常识匮乏而时代又亟须常识的年代。它所肯定的是曾经被唾弃的公理，即知识分子以及科学技术的意义与价值的被确认，是现代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报告文学作家所作的思想启蒙的另一件重要的工作，是通过对于社会现实中某种矛盾与问题的披露与揭示，使人从某种麻痹自乐的病态中得以警醒，从而思索社会改革与现实优化的方略。报告文学的优长与生命在于它的真实，而艺术与文学的真实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中只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神话，文革中更有反对写真实的律令，生活需要的只是粉饰。一个充满着危机而只能用粉饰使人满足的社会终究是颇为荒唐的。即使是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文革，我们所听闻的仍是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的颂词。而真正的文学家，当然如契诃夫所说的“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个负着责任的人”《契诃夫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他们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把生活的真相，社会历史演进的本貌如实地报告给他的人民。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处于社会走向开放解禁的时代，当文学的真实成为可能，而报告文学又特别需要真实的时候，他们便将现实中另一种发人深省的存在凸显在读者面前。《人妖之间》将劣迹昭著的大贪污犯及其生成的环境作了令人惊讶的透视。《三门李轶事》中披露的党员被群众拒绝的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神圣忧思录》、《西部大移民》等“问题报告文学”，以对现实的碰撞与剖析，激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这些作品的意义在于引导读者走出顺向的思维的定势，对现实作思索性观照，从而构建一个独立的思想着的主体。思想启蒙是80年代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其时的报告文学部分地参与并承担了这种宏大的历史使命。这样许多作品的轰动也就是必然的了。
物迁人异，90年代的中国社会究竟不同于此前十余年间的存在了。转型期的或曰世纪末的社会图式以其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呈现在世人面前，高度一体化的神话已经或正在被消解。政治、经济、文化的异质性成为社会的显性特征。社会的改革正由观念的层面转向实践的层面。经济的多样化与经济中心地位的进一步确立，促使着技术中心主义的高涨。准网络时代世俗的大众的文化进一步遮蔽人文的精英的文化；思想启蒙的旗帜似乎并不依旧高扬，对现实社会的普遍的精神关怀，渐次让位于对于个体利益的趋重。社会异质的建构，极大地拓展了个人活动的空间，人的自由度获得了空前的扩大。相应在对个体的关注，对物质的崇拜，逐渐弱化对人类理想的倾心，对于社会公理的求取，躲避崇高，成为某种时尚。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发生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人文知识分子，在经济中心、技术中心的年代里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一方面使得知识分子获得了更多的思想自由与精神独立，另一方面边缘化的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激情正在冷却，那种作为人类普遍价值以及良知、正义等代言人的思想性知识分子十分匮乏，于是人们就有了寻找知识分子的呼吁。在一个普遍缺乏精神性资源的年代，自然就不会涌现需要深刻的思想作为前置条件的若干的一流报告文学家，和批量的一流的报告文学作品。同时，在这样一个年代，即使有个别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其他作家亦然）写作了个别的优秀作品，也不会出现掌声如潮的整体性的轰动现象。在我看来，从一定意义上说，轰动是一体化的产物。90年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异质性，使文学的轰动失去了共鸣谐振所需的同一性。文学不再居于社会的中心地带，作家不再被人顶礼膜拜，作品也没有了洛阳纸贵的盛况。从社会整体而言，文学的历久轰动，也许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文学就是文学。文学的边缘化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必然现象。文学的中心化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学功能的超重，会使文学的发展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从报告文学是否轰动来评价报告文学的成败得失。让报告文学回到报告文学，从本体的维度来观照这一文类的内在流变。
二、 精神坚守：另类现实的关注与批判
毋庸置疑，90年代的报告文学与70年代末期到整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整体上，并不在一个层级上。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但这并不应该成为我们无视90年代报告文学存在价值的一个重要理由。事物的发展进程并不是线性的，文学史的运动也总是此起彼伏，峰谷相依。单从思想文化史角度而言，90年代的报告文学，就为我们摄取了这一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段风景，留存了一份关于知识分子精神史演变的档案。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文体。自然，90年代的报告文学描绘着此间知识分子的一段心路历程，反映着他们的思索、进取以及某种无奈，甚至也能从中看出他们中一些人的蜕化。
科学地评估报告文学，需要有一种合体的价值尺度。报告文学是一种边缘性的文体，试图以一言以蔽之曰的做法对这种文体加以限定，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从报告文学发展历史中形成的某种文体精神、文体品格，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它是我们考察评价报告文学的基本尺度。何谓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文体品格？对此的解答可能会莫衷一是。我以为评论家周政保的若干表述多有可取之处。他以为：“凡富有时代的前沿精神，能深入审察人的生存状态及社会前景，做到卷入现实而思考现实，并将精辟独到的见解贯穿于真实可靠的叙述之中，也就称得上是找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自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对报告文学，周政保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二是报告文学的社会性、批判性，以及与社会性、批判性相关的公众意识。”他认为“这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是必须坚持的文体精神”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3页。。报告文学的非虚构的方式，通过对现实的深度的切入钻探，真实而又理性地反映社会的当前状态及其发展趋势，讴歌社会公理、正义、人类理想，批判那些反人类、反人性、反真理的丑恶的存在。90年代的报告文学，并不是指它的全部，甚至也不是说其多数，但确实有一批作品在承继这一文体优良传统，反映当下的现实生活时，坚守了报告文学所应禀具的品格精神。
阅读90年代的若干报告文学作品，我们会获得一种沉重感。我不无偏执地认为，沉重感之于优秀的报告文学也许是不可或缺的。在我看来，具有沉重感的报告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作家对于生活沉入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沉入，便会负重；负重的作品才会有它的分量。报告文学并不是因为需要低眉浅唱、吟风弄月才出现的轻浮文体，负重仿佛是它的重要的文体使命。
具有生活分量的作品可见于整个90年代。8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社会功能的过度的扩张，使得这一文体及其许多知名的作家，在特定的社会情形中陷入了某种不自在的境地。90年代初期，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调整期。作为对80年代报告文学功能扩张的反拨，此间的作家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人为地弱化报告文学应有的文体功能，使报告文学差不多类同于一般浮泛的新闻报道。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中，进入我们阅读视野的李存葆、王光明合著的《沂蒙九章》（《人民文学》，1991.11），为我们在失望中带来了欣喜与希望。《沂蒙九章》是处于低谷期的报告文学中少数具有高品质的优秀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并没有机械地成为主流话语的某种注释，也不是以折损主体的能动性为代价的所谓的主旋律作品，它正如编者在编发作品时所说的那样“这颤栗发烫的文字，是血的潮动与真实的结晶”。《人民文学》在创刊40多年中，首次差不多以整刊篇幅推出这样的作品。在我看来，阅读《沂蒙九章》，这凝结着创作主体生命激情（“血的潮动”）的作品，会使我们产生“颤栗发烫”的深度感染。“颤栗”者，其间必然具有某种撼动人心的力量。《沂蒙九章》撼动人心的并不是高大全式的伟岸的英雄人物，或是让人陶醉的升平景象，也不是所谓耸人听闻的揭秘或是声色俱厉的批判。依照庸俗文学评论的观点，这是一篇“歌颂”类的作品，但其实并不如此，因为此间也有批判与否定。作者的用意并不在于浅层的两极对立式的歌颂或是批判，他们所要企及的是让厚重生活本身撞击读者的心灵。作品叙写了沂蒙山区的人民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伟大业绩。这是一片创造奇迹的热土，它不仅创造物质，更创造精神。作者所特重的是对沂蒙精神的触摸与挖掘，是对沂蒙人人生况味的提取与凸现。他们避免了同类作品那种只注重再现有形的物质辉煌，而抽空人的精神存在；只注重当下的业绩，而割断历史血脉的做法，而是将人、历史、现实有机地焊接起来，将现实的存在倒映在宏大的历史场景之中，用以实证今日沂蒙的巨变正导源于沂蒙精神的历史性积淀。沂蒙精神作为一种颇富历史意义的存在，它就意味着负重与奉献。在风雨如磐的战争年代，沂蒙人用山脊一样的肩背支撑着中国革命，用鲜血与乳汁滋养了一代革命的将士，这是何等的可歌可泣；然而建国数十年间这里却依旧贫困，当年作出巨大牺牲奉献的人们曾经被人遗忘，更有甚者招致了不公正的对待，这又多少令人可叹可悲。《沂蒙九章》就这样既具有历史的崇高，又具有历史的悲情，既让人感奋，又让人沉重。它以复合的主题与多重的滋味，造就其独特的厚重。
90年代一些反映教育题材的报告文学，读来也让人欷叹息，心情沉重。此前的力作《神圣忧思录》已使我们有过这样的一种体验。原本是造就民族希望的太阳底下最光辉事业的教育，一度时期竟以其地位的低下而招致人们的唾弃，这着实发人深省。与《神圣忧思录》相比，90年代的这类作品所反映出的作者的视界更加开阔，其视点由主要关注教师拓展到既关注教师更关注学生，而且作者将教育与贫困关联起来，取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另类”景象。部队作家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以极其质朴的笔墨叙写了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工程情形。“希望工程”无疑是充满希望的，而“近几年来，我国平均每年至少有一百万名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事实让人深感问题的严峻，每个善良的关心民族命运的人们，面对着“一百万双饥渴的目光”，心中该会装下几多沉重？他的另一篇作品《中国山村教师》如其所说是“献给用自己的脊梁负载着中华民族重托的山村教师们”的。山村教师他们精神伟大而物质困顿，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支付着社会的欠账，以自己的清贫换来了山村文明之光的传承。读这样的作品，我们自然为人物精神的崇高而感奋。然而，又岂是一个感奋所能了得？作品所提供的若干细节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一个获得“希望工程园丁奖”的山村教师参加表彰会，“来北京的路费还是找人借的”，因为“她已经好几个月没领到工资了”，而乡里却“在建商业街，又买汽车，钱不够，就把老师们的工资也顶上了。”读这样的文字，我们除了对山村教师怀有深深的同情之外，更多的就是对自私的负罪的“乡里”愤慨了。晚近何建明推出的长篇《落泪是金》，在题材方面具有独特的新闻性。作者首次用报告文学的形式系统而深入地报道了贫困大学生的生存境遇与心理世界，作品中有许多材料看起来具有传奇色彩使人难以置信而实际上又是真实的事实，这些对吸引阅读有着很大的刺激作用。但我以为《落泪是金》最值得称道的并不是这些，而是通过叙写颇具特异性的题材，反映了如箴言式的文题所蕴含的主旨。“落泪”是苦难的一种象征，而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在我看来，“落泪”的并不应该仅仅是贫困的大学生，也包括全体的我们，因为在这里，“落泪”并不表示着对命运的屈从，而是意味着负重与责任，意味着自强与奋进。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然。当我们歌舞升平之际，不应该忘却我们的责任。正是在这一点上，满蕴沉重之味的作品显示着它的特殊意义。
我们说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形式，这是因为这种文体比较直接地表示着知识分子部分的社会使命。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指通常所谓的某种文化程度的象征，也不表示只具有某种专门职业技能的专业人员，而是指以社会关怀为业，以社会批判为己任，以提升人类境界、优化人类理想为终极目标的独立而自由的主体。“文学最基本的功能在于它所持有的社会文化批判本性”，“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阶层的力量，其历史作用乃在于他们实际上所承担的文化批判者的角色”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页。。立定于这样一个理论支点上，作为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方式的报告文学，其理性批判的功能就是不言而喻的了。90年代的部分报告文学对于这一文体精神品格的坚守，在某一层面上来说，就是指一些报告文学作家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通过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一些丑恶、阴暗、反人性、反真理的人事现象的暴露剖析，以引起人们警醒反思，指望疗救，从而完善优化社会。
思想启蒙，文化批判，在90年代已不再是一种社会时尚。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对新兴的网络文化的向往，以及由通俗的感官的大众文化泛滥等所导致对享乐主义的亲和等等，无不给予思想之剑峰以重挫。正是在思想者式的报告文学作家相当匮乏的一种情势中，那些坚守思想阵地，在与现实的深度的撞击中，给予现实干预的报告文学家显得十分的难能可贵。这些作家尽管人数甚少，但他们的意义却是卓尔不凡的。置于20世纪报告文学发展史的视界中考察，其意义就更加显见。他们至少赓续了报告文学那种关怀现实，干预现实，批判现实的文体精神。从主体的精神品格看，从作品与现实的关系看，卢跃刚无疑是90年代最为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主要有《辛未水患》、《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以人民的名义》、《讨个“说法”》、《大国寡民》等。卢跃刚的作品表明了作者对重大题材的职业敏感，表明对弱势人群的仗义执言的精神关爱，对正义的维护与呼吁。在卢跃刚这里，作者与文体成为了最佳配对，报告文学不能没有卢跃刚这样的作家，卢跃刚也需要报告文学，或者说是将其首选用以作为实现人文知识分子生存价值的重要方式。卢跃刚之所以要写作，之所以不写商人、经理、明星之类的题材，他倾心于写那些多少带有些“涉险”的作品，因为在他看来，他写作报告文学原动力来自“我有话要说”：“咽喉被一股力量强有力地扼住了。我有话要说！我必须说！直截了当地说！于是，我拿起了报告文学这柄剑”。“我感到，小说在这个时刻，突然变得那么苍白无力。这时，更需要清晰明快的事实陈述，更需要刀刀见血的逻辑力量，更需要直面现实的理性精神。我只能把小说珍藏起来，先把堵在喉咙里的话说完，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说完”卢跃刚：《我有话要说》，《中华文学选刊》，1994年3月，第112页。。卢跃刚认定“报告文学的文学功能与其他文学门类不同，时时处处都应逼近社会、逼近人生”，“报告文学正是建立在‘希望’和‘良知’这一基础之上的”转引自《中国作家》1993年第3期，《本刊优秀报告文学和中篇小说评选颁奖综述》。。卢跃刚的报告文学无疑是一种最为逼近社会、逼近人生的，基于的社会与人生希望的实现，正是以人类对于良知的亲和为其前提的。而良知有时是一种易碎品，它需要有理性的人类倍加呵护。
卢跃刚所致力的是通过对野蛮、邪恶等的揭露抨击表示着对文明、正义、良知等的诉求与声援。卢跃刚差不多是个特立独行的报告文学作家，当正义、良知最不应该缺席或缄默，但常常缺席或缄默的时候，卢跃刚出场了。《以人民的名义——一起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实录》，充分表征了卢跃刚作为报告文学家所禀具的品格与气质。在我看来，作为知识分子一种写作方式的报告文学，其作者角色差不多就是社会公理的代言人和民意的发言人。因此，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可以说是在“以人民的名义”写作。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成果就是人民作为国家公民的意识有了某种程度的自觉与强化。国家公民这一话语，在汉语语汇中出现大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封建统治历时久远所造成的强势，使奴性成为中国国民性中某种重要的劣根性。《以人民的名义》中的主人公颜跃明的意义在于，他以现代的方式——以人民代表联名的方式，对不称职的市长提出“罢免”。这是与现代官僚的一种短兵相接的交战，是对人民代表权利的一种真正的实践，同时也是对封建奴性一次彻底拒绝。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以人民的名义行使人民代表合法权利的颜跃明竟遭打击迫害，被罗织罪名，蒙冤下狱。这样的事件发生在90年代，足以令每个思想者深省。作为报告文学家的卢跃刚，他的意义则不仅在于他也以人民的名义为人民代表个人申冤鸣屈，而且更在于他对现代语境中报告文学作家的行为准则作了一次可资借鉴的成功实践。《以人民的名义》涉及一个敏感且复杂的政治题材，由权力网络所建构的坚硬外壳是极不易于攻破。国际报告文学的重要作家基希曾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体裁。卢跃刚的作品所涉及的题材无疑带有某种危险性，而他令人敬重的正在于通过“涉险”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维护正义良知的崇高精神与敢于碰硬的社会批判的勇气。这一点在精神佝偻习见的90年代报告文学那里，特显亮丽不俗。
对于报告文学文体精神的坚守，也可见于90年代的问题类作品。90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其规模与深度当然不能与80年代的相比拟。但这类创作中所反映出的作家对于现实的关注之切，忧思之苦，并由此形成的批判性差不多是近似的。我们虽不能说报告文学一体是为问题的报告而备的，但毋庸置疑由对问题的发现观照进而到对问题的剖析思索所形成的主题的批判性设置，不能不说是报告文学的重要体征。吴海民是90年代较多地写作问题报告文学的作家，他的许多作品如《中国新闻警示录》、《书号“魔方”》、《大陆音像圈》、《扫黄的困惑》等，“大都针对一些中国特有的‘怪胎’”吴海民：《中国敏感地带·后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这些作品中，吴海民通过大量的访谈和资料的收集，比较具体地反映了90年代中国社会某些令人触目惊心和发人深省的现象与问题。尤其是《中国新闻警示录》第一次用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对中国新闻界存在的深刻的“道德危机”作了详尽的描述。“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新民谚不无讽刺意味却也真实而严峻地反映了新闻腐败的现实。新闻的腐败不仅导致“新闻生命的自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社会警戒系统的失效。一个有效的新闻系统存在的价值，不仅体现为它具有信息传播功能，而且也体现为它作为社会“雷达”，对社会各个构成要素起着舆论监督的作用。因此，新闻腐败给人的警示并不只限于新闻界，而广及全社会。导致新闻腐败的原因，在作者看来是由于没有相应的制约和监督。由新闻这一个案，作者再一次推导或实证了一个具有普泛意义的社会真理：“没有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将导致腐败。绝对没有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将绝对导致腐败。”
三、 文体退化：前沿躲避与思想短缺
从绝对数量考察，90年代的报告文学或许可以被认为是繁荣的，一大批作家在制作着各式各样的报告文学，许多刊物仍一如既往地热心于刊发报告文学，如《中国作家》、《当代》、《十月》、《昆仑》等。80年代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选刊》，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刊，而至90年代末新的《报告文学》杂志又创刊了。从外在的各种指数看，报告文学在这一时段是丰收的。但90年代报告文学的品级下降却是一个为多数人确认的不争的事实，作品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某种不成比例的情况，恰好表明此间伪报告文学的“盛长”了。
判定报告文学的真伪，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理论问题。依评论家周政保所说，“真正的报告文学”“必须踏踏实实地兑现三大环节，那就是细致扎实的调查采访、叙述的全方位真实、客观而又深刻的判断或分析及独特的见解”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据此作出相反的推导，那就是虚构的缺乏深刻独特的判断与见解的报告文学就是伪的。实际上，影响报告文学品质的因素是复杂而多样的。我们在这里并不想从整体上全面论述这个课题，只是结合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择其大要作出描述与透析。
在我看来，躲避现实前沿是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判断报告文学价值有一个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可以从作品与现实关系的性质中把握创作的内在品质。诚然，任何创作中都存有作品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但这一问题在报告文学中具有特殊的命意。其一，报告文学是一种纪实性文体，因此，这就规定了作品与现实的关系是非虚构的，这是报告文学得以立体的前提；其二，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并不意味着这是一种持自然主义做派的文体，而是要求作者有选择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反映出现实生活中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的人物事件和现象。换言之，报告文学所报告的对象应该具有社会前沿性。90年代是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是一个风生潮起，波谲云诡的历史性时段，是一个适合于报告文学生长的时代。然而，我们无不遗憾地看到大量的作品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具有前沿性的生活实景；即使有些作品反映了现实的前沿景象，但由于作者没有充分地沉入前沿地带，作深入的钻探，所写浮光掠影，因而未得现实的前沿精神。90年代的报告文学对一些重大题材在报道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显得明确不够。90年代的中国改革是实质性的，而且改革的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既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了机遇，同时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以及由此伴生的变化，是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90年代的报告文学对此只有局部、零星的反映，而整体上有深度的报告则付之阙如。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数以千万计的在岗者或被转岗或下岗失业。这是对人们心理与生活产生前所未有重大震荡的历史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的推进是与千百万人利益的暂时牺牲相关的。其间既有着人生的艰难，同时又可看出人性的伟大。这本是报告文学作家应予充分关注的题材，但我们现在几乎看不到有关这一题材的有分量的报告文学作品。报告文学要整体地反映这样具有前沿性的重大社会题材，需要作者就一种全局在胸，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和博大胸襟，有一种不辞艰辛，进行大运动量扎实采访的勇气和能力。显然，9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在这些方面并不尽如人意。他们中许多人在题材选择上明显地避重就轻，求小弃大。与80年代相比，以集内、全景的体式报告现实重大题材的报告文学减少了。这至少实证了我们以上的判定。
90年代报告文学躲避现实前沿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对于历史题材的过度开采。报告文学是否可以面向历史取材，这在学界存有歧见。像周政保并不主张“报告文学与‘历史题材’的直接联姻”，其理由是“倒不在于‘新闻性’之类的原因，而是‘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极难或几乎不可能实现‘非虚构’的叙述要求，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特别是场面或细节的描写，在完全失去了采访当事人的情况下，要实现既是‘报告’又是‘文学’的具体生动的‘非虚构’叙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而李炳银则充分肯定了报告文学“历史化”的方式：“作者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而把视角有意识地扩展到历史文化领域，由此报告方式产生出一种新的报告文学形态，我把这样形态的报告文学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李炳银：《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页。。在我看来，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一说是可以成立的，但它必须以两个条件为其前提。其一，作品所写必须是“非虚构”的，是一种历史的原真；其二，作品的题旨必须具有某种现代意蕴。这种现代意蕴本于历史，又指归于现实。正如艾略特所说：“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收入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历史报告文学应当是现实与历史对话的一种特殊文本，作为这一品类的作家应具有穿透时空，沟通今昔的历史统摄力：“把过去同一个新颖的现在联系起来，人们才能导引这个过去，通过最认真的探索，把迄今为止还隐藏着的奥秘揭橥出来”《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页。。
问题不在于报告文学能否叙写历史，而在于作者以怎样的心态去作历史题材的报告。在我看来，90年代作家热衷于历史题材作品的写作，潜隐着一种遁入历史而回避现实矛盾的不健康心理。从历史题材作品本身看，像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张建伟《温故戊戌年》、李鸣生《走出地球村》等作品，都具有深厚的历史况味和启思省人的现代意义。但从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全局看，一方面是趋之若鹜地大举吞食历史，另一方面是许多重大的现实题材少有力作加以报告。这就不能视为一种正常的创作现象了。报告文学或可名为新闻文学，新闻性是其重要的文体规定性。突入社会，反映现实，干预生活，是它主要的文体使命，报告文学作家远离现实而亲和历史，这固然有其无奈的一面，但自觉地选择逃逸，这是与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相背道而驰的。这种情势象征着报告文学文体的某种蜕化。这正是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平淡浮泛，这是90年代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给人留有的普遍印象。阅读的失望在于这一时期缺少那种大器的富于思辨的具有很强的思想穿透力的黄钟大吕式的作品。这种现象的背面潜藏着诸多的原因，而主因毋庸讳言则导源于创作主体思想的匮乏。主体思想的平庸，势必导致作品思想浓度的稀释。这样作品的平淡浮泛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方式，其中就包含着思想性之于这一文体写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层意思。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者，应该是一群具有思想者质素的人；而优秀的一流的报告文学作家，无疑应该是卓尔不群的思想家。报告文学作为一种边缘性的文体，它不仅应该叙事述情，而且还需要有一种杂文式的思辨论理。胡风在30年代就曾指认：“‘速写’，就是这种杂文底姊妹。”他认为这两种文体“是有着同样的社会基础和同样的社会意义的”，它们同样地“反映并批判社会上变动不息的日常事故”《关于速写及其他》，《文学》第4卷第2号，1935年2月。。与杂文一样，优秀的报告文学需要有作家深刻的思想给予全面的支撑。
90年代具有思想者质素报告文学作家的较少，与特定的社会大文化背景有关。“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余杰：《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从昆德拉和哈维尔谈起》，《今日思潮·北京文学随笔纪实精品》，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或许会有人认为余杰的指说夸大了事实的严重性，但我以为他所言说的事物的趋势是符合实情的。在一个思想性资源普遍短缺的语境中，我们当然不能指望有批量的思想家式的报告文学作家的生长了。思想的深刻需要有一个理性的但又能自由言说的场景，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大散文的写作，作者应有一颗高尚和自由的心灵。萨特在《为了什么写作》中曾经指出：“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萨特：《为什么写作》，收入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但在这里有一种颇为片面的观点，即把思想性生成所需有能够自由言说的场景，仅仅指称为社会环境。其实，自由言说的场景中还包括不可或缺的主体的心境。因为即使是在一个高度民主化的社会体制中，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思想者；反之，即使在一个专制的时代里，也会有思想家的诞生。中国90年代文化的多质性，决定着这是一个相对宽松的言说时代。因此，90年代报告文学思想性的缺乏，主要的还应该从写作主体本身寻找原因。如余杰所说，“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报告文学的文体力量生成于作家对于现实的关怀之中，而这特别需要作家有一种沛然盈溢的人文精神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思想的活力来源于对社会现实探索性的关注。一个面对现实无动于衷，或只是表象地观照生活，或干脆逃避现实的作家，是与深刻的洞察力与思辨力无缘的。比之于80年代，不少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焦虑心明显地释然了，相应地社会责任感也淡化多了。这样思想原创的思维机能也就大为弱化了。虽然他们还依然写作名为报告文学的作品，但这些作品或类似于有关企业或企业家的现代神话，或就是某地区某部门某个人典型经验或先进事迹材料，与真正的报告文学相去甚远。
有一种评价90年代报告文学的观点并不能让人完全接受。有些研究者认为，相对于80年代报告文学意气用事的情绪化而言，90年代的作品显得理智而客观了。“从庞大的社会问题回归到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识的探求，从现象透视转为历史观察，从二元判断改为多元思考，从强化主体意识变成强调客观实在，从煽情激越改为冷峻平静的叙述”杨颖、秦晋：《不倦地探索与创新——报告文学面面观》，《光明日报》，1996年12月19日。。这样的表述反映了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状态，但将“强化主体意识变成强调客观实在”等简单地视为一种“成熟”，就不能使人苟同了。在我看来，90年代报告文学重要缺失之一就是主体意识淡化，而这又关联着主体思想的贫乏。有一种误解显然存在着，这就是将报告文学的客观真实性与作者的主体性对立了起来。其实这是两个既有着联系但同时又各有特指的范畴。报告文学的客观真实性主要是指文本与报告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报告对象不仅主要指客观生活，而且也包括报告主体，报告文学的读者既要了解生活的事实，也要知道作家对于事实所作的论评与思辨。因此，一部作家主体淡出的作品，非但不会有益于真实感的增强，反而会因主体不应有的缺席而弱化对于读者的召唤力。有分量的报告文学，必定是体现着主体激情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周立波在评价国际著名报告文学家基希时曾指出，基希“并不是事态的旁观者。根据确凿的事实，他表露出他的有着正确的世界观和批评意见，要是碰到颠倒、误错、不公，甚至残酷的事，他毫不掩饰地流露他的激越的正义感，他原是最有名的一位激烈的报告文学家”周立波：《谈谈报告》，《读书生活》第3卷第12期，1936年4月25日。。由此可见，一个选择了报告文学作为自己向社会发言方式的优秀作家，他不应该让自己从作品的前台隐去。
90年代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家，在“回归历史”成为某种写作时尚时，他们卷入现实，写作反映现实问题的作品，这是很值得肯定的。但他们写作的一些作品自觉或不自觉地淡化了主体意识，纯粹成为现象的描述和材料的陈列。间或也有主体出场，但所表现出的思想深度并没有到位。吴海民是90年代一位重要的问题报告文学作家，与80年代同类作家中的优秀者相比他所欠缺的正是一种精警而富有深度的思想。这并不意味作者本身没有思想深度，而是说由于作者尚没有完成对于材料的咀嚼深思从而没有获得一种人所未及的洞察力和穿透力。黄传会无疑是90年代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对于弱势人群的深情关怀，对于采访的严谨扎实等，生成了他创作的某种优势。但我们读他的《“希望工程”纪程》、《中国山村教师》等作品，同样明显地感到缺乏应有的思想精彩，其间更多的只是故事中溢出的深情崇敬和焦虑忧思。这无疑影响了这些作品的深度。
90年代是“状态型”报告文学风行的时期，其中有些作品展示现实中的一种另类性存在，以唤起接受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但这些作品由于主体思想的短缺，批判精神的萎缩，使之成为具有某种消遣性的大众文学。如果说，展示问题也就意味着批判，那么这种批判就如范培松所指出的那样是“泛批判”。“泛批判的关键在于‘泛’”，“其矛头所向是泛指，对象的泛化，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但“泛批判导致了报告文学批判的钝化。”范培松：《论90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因此，泛批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伪批判。这与报告文学主体本有的批判精神并不一致。
90年代业已成为历史，我们只能评说它，而无法将其改写。但历史之流汩汩不息。我们期望21世纪的报告文学作家能更多地触摸现实，具有一些更深邃的思想。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报告文学应当在参与新世纪人文精神的重建中，实现这一文体应有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