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纪实：为明天存活历史
十多年间，我可以算是一个准职业化的纪实作品的读者。近两年，由于某种需要，我开始比较系统地进入到散文的空间。2004年秋日的一天，因得同门王尧教授和《当代作家评论》林建法先生的推荐，春风文艺出版社《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策划人之一的常晶，邀我选编2003年度的纪实文学。于是，我便从散文走回到纪实中间。行走于不同的文类之间，于我不仅可以获得一种积极的阅读调节，而且也可以从不同的文本中拓展视野，汲取滋养，丰富自己。故此，我是乐而为之的。
纪实文学的历史颇为久远。《左传》、《史记》等，其中有历史的信实，也有文学的美感。我们可以人“曹刿论战”中感受到《左传》高超的叙事艺术，从“鸿门宴”中领略到《史记》一流的人物描写艺术之美。历史和文学的合致，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传统。因为有着《左传》、《史记》这些著述，那些渐行渐远的早已尘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被存活着，读者由此可以走近到历史的现场，进而可以与历史对话。这里体现出的正是纪实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在我看来，纪实文学应是为存活明天的历史而存在的。
纪实文学是一个边界不太清晰的文体概念，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散文，历史故事，纪实小说等，大约都可挨上边际。我们这里主要是指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不同于泛化的有着久远历史的纪实文学，它是一种在近代生成的具有新闻特性的文体形式，或可名之为新闻文学，入列新闻可以，划为文学无妨。这是一种多边化的文体。报告文学的发生及其发展，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条件的。对此，现代文学家茅盾曾有指说：“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读者大众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刊物要有敏锐的时代感——这都是‘报告’所由生产而且风靡的根因。”生活的实况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力，个体的人总想知道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大事小事，尤其是在今天所谓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对信息了解的渴望，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诉求。因此，以文学的表达方式富有深度地报道具有较大的信息流量的报告文学，由于它既能满足读者的这种心理需求，同时它又有着其他文体所短缺的优势，所以它的存在并且继续发展，是必然的。列夫·托尔斯泰曾作过预言：“将来的世纪，一般将不再虚构文艺作品。如果还有作家的话，他们将不是编造，而是叙述他们中碰巧遇上的那些有意义的，令人喜闻乐见的东西。”托尔斯泰的言说不无夸张的意味，但他给出的文学发展的某种走向，我以为是符合文学存在的实际的。当然，报告文学的发展不会是直线型的，有时它高潮迭起，有时则风静无澜，以它自身的节奏呼吸时代的风气。20世纪8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生风起潮，与时代启蒙主义的思潮相呼应，成为文坛与社会关注的风景。人们以为80年代是一个报告文学的时代。90年代以降，文学的边缘化使其不再屡屡生成轰动效应，不少读者和学者以为此间的报告文学乏善可陈。其实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为数也并不见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著名学者何西来先生在谈到报告文学创作时，认为报告文学中集中了一批“大智慧”，证之于何建明、赵瑜、卢跃刚、王宏甲、邢军纪、杨黎光、李鸣生、长江等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的一些优秀作品的写作，何西来此言不假。晚近的报告文学是在调整中依着自己的步幅前行，作品本身所负载的信息成为了吸引读者的主要因素。
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第八章纪实（报告）文学的年度观察 作为读者，我喜欢读有信息、有思想、有可读性的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报告重大的、典型的、陌生化的信息是纪实文学的文体要义，也是它吸引读者的关键之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实文学有一种题材宿命或曰题材决定论，题材的信息含量与质量，直接影响着纪实文学写作价值的生成。因此，对题材的把握和采访，这是评估纪实文学作家（主要是报告文学作家）能力结构的重要的核心能力。2003年是中国大事连绵的年度。这对于有着把握重大题材条件与能力的纪实文学作家来说，无疑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2003年春季暴发流行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以其特有的重大性和特殊性，必定不仅会被载入专业的或条线的史志，而且也会在国史中留下一页。我们的眼前至今有时仍放映着人们谈“非”色变的可怕情形，众志成城、全民抗“非”的感人场景。这是令人难忘的事件。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有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报告文学作家没有缺席。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奔赴“非典”重点流行区北京、广东等地采写。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以及一些第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写作了不少真切感人的作品。杨黎光有《瘟疫，人类的影子》、徐刚有《国难》、何建明有《北京保卫战》，等等。《北京保卫战》分6次连载于上海《文汇报·笔会》，这在“笔会”是很少见的破例。“破例”本身说明《北京保卫战》是一部不俗的或者可以说是难得的作品。“非典”造就的非常态，凸现出社会与人性的独特镜像。这在何建明的笔下留存着。作者并不仅仅是京城“非典”的观察者，而更是身处其间的亲验者、遭遇者。因此他的作品既有全景式的总览，也有基于自身体验的细部的特写展示。《北京保卫战》为后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保存了差不多是原生态样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在公文总结和一般的新闻报道中是难以见得的。2003年10月15日，这是一个令中国人自傲、让世界注目的日子，是一个中华民族收获千年飞天梦想的时刻——中国“神舟”五号首次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了。此前此后采写航天的作品不少，像李鸣生更是以航天题材的写作确立了他在报告文学界的地位。解放军总装备部主办的《神剑》杂志，对航天自然情有独钟，于2003年第6期推出“载人航天专辑”，其中有陈晓东的《梦天》、舒云的《秘选第一代航天员》等作品，我们从中选取了北方撰写的《大漠飞天——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实录》。此篇与时事热点关联更紧，且叙事简练，用语洁净，与对象有关的历史线索和重要段落的叙写较为清晰到位，也部分地写出某种历史的现场感，是一篇值得一读的作品。2003年，报告文学作家以实录的形式，真实反映“非典”、三峡工程、航天等重大题材，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未来历史存储了重要的史料。历史在载入这些事件的同时，也将记住这些报告文学家的名字。与以上这些叙写重大题材的作品不同，李青松的《共和国——退耕还林》所写并不无多少轰动性然而是很有意义的题材。绿色主题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因而也是文学表现的一个基本的母题，中国的报告文学家注意到了这一点，像徐刚先前写的《伐木者，醒来》、《拯救大地》等影响甚大。现供职于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工程管理中心的李青松，大约为自己的职业精神和作家的使命精神所驱使，写作多部与绿色主题有关的作品。我们这里所选的一篇，应该说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还有待完善，但选题本身的价值、朴实的叙述以及提供的朱镕基总理与本题有关的背景材料，都是有意义的。选录此篇，表明我们对此类题材作品的倡导和期待。
《矿难如麻》、《老年悲歌》、《灵与肉》主题取向大约可以归为一个类型，即是对社会现实问题、人的生存境遇的披露与呈示。这是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存在。我曾经将报告文学指称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以对非理性、非人性的社会存在的批判为使命，以对人类的普遍价值原则的守望为职志的精英。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作家，他们将报告文学的写作作为向社会所作的特别发言。从报告文学的发生史可见，报告文学是作为旧时代的批判者而出现的；从今日国际报告文学的流行潮流来看，人们也是推重揭露现实问题，反映人类命运的作品。2003年10月在德国柏林尤里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揭晓，获奖的三部作品是俄国女作家Anna Politkovsaja的《车臣：战争的真相》（一等奖）、英国作家Nuruddin Farrh的《昨天、明天：来自索马里难民营的声音》（二等奖）和我国作家江浩的《盗猎揭秘》（三等奖）。从获奖作品的题目，我们大致可以知晓作家所报告的信息的价值取向。在这一点上，中国报告文学与国际的潮流是相呼应的。《矿难如麻》属于“问题”类报告文学，作者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记者，一位很是难得的优秀的女报告文学家。以前我只是在电视上看到她，她常常在采访诸如远东走私大案、李真贪污大案的专题片中出现。2004年秋在北京参加“中国报告文学第二届正泰杯大奖”暨理论研讨会，她也与会，是15名获奖者之一，以《对面坐着马向东》而获奖的。她的眼睛大大的，有一种锐利，同时也透出温和。这似乎关联着她疾恶如仇、扶危助弱的个性，有一种正义感和同情心。这种品格是很适宜于写作报告文学的，或者说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是必须备有这样的品格的。《矿难如麻》之“麻”，既指矿难的不胜其数，人们对此感受麻木也指造成矿难因素的错综复杂，还指作者因焦虑无奈而得的心乱如麻。作品有一种显见的“调查”味，显示报告文学以事实说话的真实的力量，同时作家思想元素对事象的灌注与穿透，使《矿难如麻》成为本年度最得报告文学文体精神品格的优秀之作。长江在作品结尾处写道：“中国人能否在‘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既发展了经济又保持住一份头脑的清醒？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控制住自己的物欲，如果我们的法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么今后等待我们的灾难也许还有许多。”这确实发人深省。一合的长篇《灵与肉——李真的堕落与忏悔》，属于反腐败题材的作品。反腐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报告文学作家的写作对此也颇多涉及，但此类写作渐见模式化的趋态。一合这篇是个例外，作者既写出李真受贿索贿等犯罪事实，又十分重视透析人物灵魂的底片。作品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反映李真犯罪事实的外在的线索，一条是洞悉李真心灵轨迹的内在线索。我更重视并看好人物心灵的表现。心灵的表现，这是通过检察官审问李真，准确地说应该是两者之间的对话交流完成的。外在与内在的有机合成，将李真的“这一个”充分地凸现了出来。我认为从再现人物独特性和典型性所达到的程度角度言之，《灵与肉》无疑是同类写作中更为成功的作品。曲兰的《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在《北京文学》发表后反响甚大。作品的题目并不危言耸听，它客观地反映了老年人在当下的生存境遇。老年人的问题，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的社会问题，它的产生既有社会老龄化本身的因素，也有人性异化的问题，还有老年人自身观念等的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说，老年人的身心状况，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因此它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是很自然的。
我已说过纪实文学是一个与报告文学紧密相关的概念，但两者并不同一。在我编选纪实文学年选时，我以报告文学作品为主，但自然还应顾及与这一门类相关的其他类别。大体说来，一般的纪实文学所写题材并不考究新闻时效性的因素，在真实性的把握上也不十分严格。我们原先曾经有过一种叫做“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命名，其中一类虽写历史，但与现实的关联甚大，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可以视为报告文学。另一种纯粹叙写历史事件与人物，将其称作历史纪实文学似乎更贴近一些。2003年推出的纪实作品不少，值得一读的还有《蓝衣社碎片》（丁三）、《中国知青终结》（邓贤）、《宋美龄人生的最后28个春秋》（窦应泰）等，尤其是丁三的一篇更是有些难得。这是一篇有点儿特别的作品，涉及的是特殊的历史题材。缘于此，《当代》编辑部特别慎重，报请上级有关部门审稿，获得通过。《当代》对此稿的喜欢是溢于言表的，不仅将其置于头篇，而且还专门编发了《关于〈蓝衣社碎片〉》的说明加以特别的推介。我在考虑年度纪实文学选目，征询一些作家、编辑、评论家意见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刘茵老师也向我推荐了这部作品。“蓝衣社”在我们的意念里已经固化了，本来复杂的历史存在简化为“特务”两字。丁三，一个业余作者，该作品是他的处女作。作者通过爬梳史料，沉潜其间，试图引领读者走进历史的现场。作者并不是在做翻案文章，他只是想看个历史的究竟，还原出它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通读这部长篇，就会觉得作者的努力是很有成效的。限于全书篇幅，我们这里只能割爱了。喜欢它的读者可找来《当代》2003年第3期一读。
我对2003年度的纪实文学作了如上的概述，这并不表示我对这一年的纪实文学深感满意。就报告文学而言，我以为现在还是它的调整期。报告文学的总量很大，包括真的、准真的、伪的、假的、杂七杂八的；好的作品有之，但应该说还不太多。长篇而见优的有之，短且优的太少。还有从总体上看，纪实与审美的有机结合，依然是一个显见的并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让我们待之来年吧。作为选编者，我希望将本年度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作品挑拣出来，奉献给读者。我是这样努力着的。
二、 纪实：回到日常生活的言说
一个经济中心主义的时代，文学不可避免地进入边缘地带。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也可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报告文学（我们的选本名为“纪实文学”，其实选录的是报告文学，或者说主要是报告文学）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同。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和跨文体性，生成它的诸多特异之处。在文学已经普遍地边缘化的今天，作为“公共写作”或社会写作的一种特别的形态，报告文学似乎是例外地依然处在人们视听的某种中心。无疑，报告文学是现在文学总体格局中重要的一种存在。
虽然，当下不见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出现频次颇多的报告文学的“轰动”，但是在成人阅读中，报告文学的阅读成为他们阅读总量中份额最大的一类，这已经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了。据浙江省作家协会郑晓林在一次会议上说，2004年浙江读者（我想主要应是成人读者），读得最多的文学作品大多为纪实类作品。其中读得最热的是《中国农民调查》、《中国新教育风暴》等几部报告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2004年是报告文学年。这一年是报告文学三大奖，即鲁迅报告文学奖（政府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学会奖）、“正泰”报告文学奖（应该设计为读者奖），同时开评的年份。报告文学成为为文坛和社会广泛关注的一种重要文体。
报告文学的精神、报告文学的风骨，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是具有特别的价值的。基于政治中心建构的文学中心时代，虽然文学的地位被看重，但与此同时文学失去了对它而言更为重要的自由；文学的边缘化，使得文学不再被人为地附加上过重的负担，从而使作家拥有了更多的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但写作的自由并不是写作的终极目标，它只是通向成功写作的必要条件之一。也许是物极必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由过度地依附政治转而偏至个人的小天地，文学中普遍地表现出个人化的倾向，“私人写作”已经成为一代文学时尚。一些文体的写作，大多只是一种个人生活絮絮叨叨的叙说，私密且粗鄙，无聊而作有趣，无关现实与人生之旨。当然文学应有各种不同的存在。但是观览中外文学史，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从来就是“入世”的文学，是激荡时代之声、烛照人性杂色、关注民生国运的文学。在我看来，选择报告文学就是选择一种写作态度。在文学普遍地个人化，普遍地疏离“第一现实”的情势下，作家选择写作具有品格的报告文学，也就意味着他追求一种崇高的文学精神。这是一种积极有为的并且需要作出自我牺牲的人类精神。今天看来，也许我们还不能说报告文学可以代表一代之文学，但是报告文学所表现出的精神，是可以成为新世纪文学精神的标高的。
“读图时代”是现今的一个流行语，这意味着视觉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主导作用的文化形态。视觉文化的兴盛，既有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也有它满足或迎合了现代人“眼见为实”社会心理的激发。“吸引眼球”的文化策划，其背面还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因素发生着作用。这种哲学观强调主体的亲历亲验，以“肉身感受”去判断对象世界。所有这些都为“纪实时代”的到来创造了一种适宜的生态。在这样的背景中，以文学的表达方式富有深度地报道具有较大信息容量的报告文学，由于它较其他文体更能满足读者的这种心理需求，所以它的存在并且发展走强，是必然的。
今天的媒体对我们太有诱惑力了。这是一个“全媒时代”——类型多样的具有强势的媒体，主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新闻必然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开放。网络、电视等强势传媒，对人们文化消费的格局产生着重组的作用力。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会客厅》、《讲述》等栏目，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社会热点问题等作快捷、可视的报道，其中做得做好的一些专题，实际上可视为另一种形态的报告。电视报告具有更为快速，更为形象直观并且有时还有现场互动等优势。但是我们不必因为电视报告的时兴而丧失对于报告文学的信心。电视报告它的制作由于受到时间空间的制约更多，并且电视在我们这里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存在方式之一，需要更多地遵守一些必要的宣传规则，因而它有时不便作更为深入的挖掘。这样，它的缺少深度的平面化有时就在所难免，往往成为一时影响甚大但历时不能持久的“快餐文化”。与此相比，文字媒介，特别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报告文学，它以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建构的信息丰富且有思想性穿透的形象世界，会给读者带来持久深刻的影响力，读者在阅读报告文学时会形成可供从容咀嚼回味、想象内化的空间。
在“全媒时代”，我们需要考虑如何优化报告文学，使之保持文体的某种优势。这里我给出两方面的义项：一是如何坚守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这需要我们重新认知这一文体的优势。二是如何进行文体创新。面对图像媒体的竞争，报告文学应注意在选择、叙说和语言诸方面凸现自身的优势。报告文学的纪实性决定了“选择真实”对于这一文体写作的基础性意义。选择的意义既见于报告对象的物色上，更体现在对所选对象作“二度选择”。在全媒时代，报告文学的题材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作者必须根据对象的实际，选择其中有利于用报告文学方式报道的部分。报告文学与新闻相比，应该更侧重于写人，写人性，人的命运，现在的报告文学有点见事不见人，太过像新闻了。对报告文学的叙说我们强调叙说者的态度和叙说目标的立体和深度。报告文学作家与新闻人不一样，新闻人要遵守意识形态的某种规则，报告文学作家的写作更强调坚持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报告文学是一种介入性写作，基于作家良知的写作。作者不是旁观者、记录员，而应是理性精神的守望者。报告文学对良知、对正义负责。立体和深度，一般来说这是图像媒体和其他的纪实文学所短缺的，报告文学正可在这些方面造就自己的优势。黄传会的《天下婚姻》，不只是有关当代中国婚姻法及其关联者的记事，更是一部当代中国文明演进史的报告。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报告的是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作者视界宏阔，空间上，主写北京、浙江等地的改革实景，也引入“美国的教育转型”等作为重要的参照物；时间上，集中报告现实时态的内容，也注意将当下进行的教育改革，置于中国三次重大教育转型的史程中观照（有《春秋时期的教育嬗变》、《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等专章），立体化的结构设计，生成了作品丰富的信息容量。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深度，是思考或者说思想的深度。
关于文体创新的问题，首先要从机制上鼓励创新。现在所设的报告文学三大奖，应各有侧重。徐迟报告文学奖作为专业性的学会奖，理应更多地体现出报告文学创新的成果。其次，报告文学作家自己要有创新的自觉，要有自我超越的意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一些报告文学作家的创新之作。赵瑜似乎创新意识更强，《革命百里洲》以田野作业的方式，求取历史本真的还原，且采用章回体的形式，给读者以新的感觉。何建明的《永远的红树林》，写的主题重大而又简洁凝练，是新世纪以来短篇报告文学中最重要的优秀作品。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制作新颖，内中插入大量视觉冲击力很强的照片，与文字的叙述相得益彰，体现出读文与读图有机结合的魅力。只是这样的创新之作现在看来还是太少了。
检视2004年的报告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出它的一些特征。这正如我的序言标题所指认的，纪实（报告文学），成为了回到日常生活的言说。一般地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更适合于报告重大现实题材的文体，大题材有时可以产生大报告。2003年的中国可谓大事不断，报告文学对“非典”、“神五”等这些重大题材都作有快速的反映。2004年除了一些重大的矿难等灾害频频发生外，社会整体稳健地发展着。重大题材对于报告文学，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我们并不能说题材绝对决定着报告文学的写作；同时我们对所谓的重大题材，需要作辩证的认知。一些看起来寻常的事情，往往蕴涵着重大的报告价值。本年度所选的《民以何食为天》、《厕所革命》、《天下婚姻》、《你，“澳抗阳性”吗？》等作品，就有这样的意味。周的《民以何食为天》在材料的内化处理、在语言表述等方面，应该说还显得有些粗糙，但是以长篇的规模，将“中国食品安全现状”的严峻问题推至读者面前，其题材、立意的价值是颇为重大的。“食”是平常之事，但它又事关着“天”——关乎每一个人生命，也关乎民族国家的命运。而作品所呈示的景象是食品问题“十面埋伏”，防不胜防，大众开始生成某种“食品卫生恐怖”心理。由此可见，《民以何食为天》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话题。通常而言，厕所是难登文学的大雅之堂的。郝敬堂、张红樱两位作者，不仅以厕所为叙写对象，而且竟然冠以宏大的“厕所革命”的题目。只看题目，觉得作者似乎有小题大做、招揽读者的嫌疑，但如果你认真通览作品，便会深感厕所问题其实是一个最人化的而又最易为人忽视的问题。一个人平均每天如厕六至八次，一年中大约有两千五百次。厕所的问题又是一个形象的问题：“中国的美味佳肴享誉全球，中国的公厕臭名远扬，”这终究是令人难堪的。说到底，厕所问题是一个文明的问题。当一个国家民族连温饱之事尚未解决的时候，是根本不会想到把厕所列为需要“革命”的议程的。现在当我们开始思考“中国的厕所该如何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同步、该如何以崭新的面貌接纳四方来客”课题并有所作为的时候，这本身就昭示了现时代我们的文明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厕所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2004年11月19日，北京举办了世界厕所论坛，来自中国、英国、印度等十五个国家的代表们签署了“第四届世界厕所峰会北京宣言”。仅从这一点来看，《厕所革命》的作者有着把握题材价值的高度的敏感。
结婚与离婚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据说在上海，七对结婚的夫妇中，有一对是以离婚而告终的。黄传会的《天下婚姻》正题及其副题“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已经告示，这是一部关于当代中国婚姻演化的历史。作品以1950年、1981年和2001年三部婚姻法立法（修改）的背景、过程、要点的叙写为经，以各个相应时期的社会婚姻镜像（《嬗变》、《家园保卫战》、《动荡的婚床》等）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存在的描述为维，成就了一个立体化的关于专门史言说的空间。作者不仅为我们提供概括了的条理化的历史材料，而且给读者呈现个别但又是典型的人物的婚姻遭际及其命运。在《天下婚姻》中，“一位朋友的离婚史”和“那位离婚朋友的再婚史”，“河北‘刘巧儿’的故事”、“干休所的老故事”、“遇罗锦离婚案”的故事等，典型地展示了“中国式离婚”当事人的婚姻命运。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故事主人公本人的婚姻历程和心路历程，而且也让我们感知特定时代特殊的社会气象。这些都是极富表现力的现实场景和“历史记忆”。长江的《你，“澳抗阳性”吗？》，报道的是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生存状态：他们背上的十字架太过沉重，“健康人”视其如洪水猛兽，他们自己也在人面前活得太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与周围世界之间筑有一道人为的“墙”。长江的这篇作品表现出了对弱势人群的关注与同情。以上所述多篇作品表现出的对大众日常生活遭际的倾心，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与情怀。这种风气是值得我们肯定，并且是需要发扬光大的。就日常化和关注度而言，《中国新教育风暴》、《留学英国启示录》、《窃心大盗——青少年网恋调查》等作品与上述作品的指向是相似靠近的。无疑，基础教育的改革牵动了千家万户，子女的学习成中国家长的头等大事；现在留学也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留学的“大众化”趋向的确存在着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自控能力尚弱的青少年尤甚。对青少年的网恋作一番调查访谈，以“窃心大盗”给出事态的严重，我们暂不说这一比喻是否言过其实，但问题的存在是值得我们正视的。由上列举的作品可知，2004年报告文学作家更多地把视角对准了与大众密切相关的、日常化了的、但内在又事关重大的题材。视角的另选，从总体上给报告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而显示在具体的创作中，则使作品滋生出别样的新意。2004年是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年份，各种纪念文章很多，谭楷的《家乡的事》以视角的独特和选材的自出，成为其中的优秀之作。在作者看来，“深情的颂歌，沸腾在平民的热血中；不朽的丰碑，矗立在百姓的心坎上”，“发生在广安这块土地上的巨变是中国巨变的缩影，也是小平丰功伟绩的组成部分”。作品副题“从一座村庄，几个农民看一代伟人”，此中可见全篇构思。几个小标题“无言的梧桐树”、“邓家老院子”、“牌坊新村的‘老实龙门阵’”、“幺舅的‘好福气’”、“欧阳晓玲之歌”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叙述邓小平的“小故事”及其家乡的大变化，以百姓视角观照伟人，将伟人置于日常生活中反映，这样的写法对于同类作品的写作是有启示意义的。
这几年报告文学创作中“长”风很盛，对此，不少人士提出了批评。在2004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上，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提供短篇报告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报告文学编审刘茵指出，现在的报告文学动辄十万、十几万，甚至二三十万，中篇不多，短篇更少。回顾报告文学的历史，凡是经典名著，大都篇幅不长。比如《包身工》七千五百字，《谁是最可爱的人》三千多字，《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万字出头，《哥德巴赫猜想》九千多字。她认为，报告文学越写越长反映了作者心态浮躁，作品疏于打磨的现状。当今媒体发达，读者可选择的余地很多，但阅读的时间有限，报告文学应以短小精悍的品质满足当今读者的需求。我很赞同刘茵老师的看法。因此，在选录时注意多选一些短而精的作品，入选的十篇作品中只有三篇是节选的，其余的篇幅大多不长。原发表于2004年7月9日《光明日报》的《永远的红树林》是多年来短篇报告文学中不多见的优秀之作。《永远的红树林》在报告文学，乃至在整个文学界，第一次直接、正面、迅捷地表现了我们时代的核心主题，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的时代内容。这篇作品所写的人物及其事迹，包括“红树林”的寓意，无不指向并演绎着科学发展的时代命题。《永远的红树林》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以社会科学研究为题材并且写得成功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不仅以独特而有意味的人物事由照应阐释时代主题，而且人物事由本身，也富有说服力的昭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理论联系实际地选题研究，有效地解答现实和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实现自身和学科的价值。作品叙说人物和事由，既有宏阔的背景，也有具体的细节；既有理性的实证思辨，也有文学的形象情愫，是以一种得体的报告文学的方式来表现题材的。我所说的“得体”也包含了“更精、更短”的意思在内。《女公安局长任长霞传奇》一篇更短，但作品以“绣花姑娘打老虎”、“被称为粮食局，我的耻辱”、“女局长‘请君入瓮’”、“为群众落的泪”、“曾经鲜活的爱”、“在他们眼中，心中”几个不同侧面的叙写，就富有表现力地凸现出人物鲜明的形象和崇高的精神。我们需要这样的表达，“经济”而具有表现力的报告文学。
作为一本作品的年选，而且是有个人化色彩的选本，就不可避免地落有某种“先天性”的片面。现在，每年发表出版的报告文学作品很多，也有不少报刊积极推动着这一文体的发展。以报告文学为旗帜的《报告文学》、以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身体力行的《中国作家》自然不必说，《当代》、《十月》、《黄河》、《时代文学》、《文汇报·笔会》等，本年度多发表了一些值得一读的作品，特别是《北京大学》的“现实中国”专栏，成为当下中国报告文学集束推出的一个重要园地，关心并喜欢报告文学的读者，不妨自己找来看看。这样也就可以减少我们的一些片面了。
三、 纪实：“欲望时代”的人的报告
无疑，具有历史意识的纪实文学作家，他的作品应该有着为明天存活历史的价值的。但是，进入历史的纪实文学，也许不应该只是某种大事记。文学，是人学，在纪实文学这里也是成立的。
纪实文学，由于它具有了“纪实性”的某种文体规约，所以，我们往往将它指称为一种选择的文学或选择的文体。有一些纪实文学作家大约是误读了“选择”的真实的意义，过分地相信所选题材本身的决定作用，一时所谓的大题材写作，成为纪实文学作家迷恋的时尚。这类题材的作品，当然不乏优秀之作，但是存在的普遍不足是，追求重大事件的叙述，注重典型现象的宏观集纳，忽视、稀释或者是遮蔽了对人之种种存在的再现。真正能够进入人性深处的作品，差不多是稀有的。我以为，纪实文学作品是不应该只见事而不见人的。
今天的纪实文学，它可能有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但是，作为文学的纪实文体，它应有的题中之义，当是为今天的读者和未来的文学史提供有关这一特定时代人的典型的精神样本。纪实文学作家应当通过对真实人物真实的心理世界的精微透视，触及人性独特而有意味的深部。纪实文学作家可以而且也应该叙述重大事件和典型的社会现象，但是在叙事中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叙事立场，使纪实文学真正成为我们这一流动不居的历史转型时期关于人的报告。这种报告凸现的应是人的心灵史或灵魂史的全息图景，并且这样的心灵史或灵魂史不只是属于某个个体的历史，我们从中更可洞悉特定时代民族精神的某些镜像和内蕴。
我注意到，在纪实文学作家中，连续三届获得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杨黎光，是有这样的写作自觉的。他以为：“作为一个作家，对人性的开掘，写出不同人物的命运和个性特征，让读者有更深的体会和理解，是我多年来在创作中的追求。”在社会转型时期，杨黎光“开始探讨当代人的精神追求，研究商品经济下人的行为异化。我关注着商品经济对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冲击。从人的精神需求与物质欲望的冲突，来研究当代人的精神寄托”。人性、人的精神存在，成为杨黎光作品表现的基本内容和价值生成的核心建构。杨黎光的言说及其成功的写作实践，对于纪实文学创作的可持续发展，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非常时代。时代的非常态是每一个纪实文学家所共同居处的；非常时代，为文学家，尤其是纪实文学作家观照社会、体察人性创造了非常机遇。追求纪实内容的特异，这是由纪实文学文体具有的某种体性所决定的。而非常时代的“非常”为纪实文学的“特异”提供了种种可能的条件。存在制导并且决定着与之相关联的“次存在”。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并且富有深度的转型过程中，一种经济中心主义的哲学观正在或已经被确立起来了，与此相应，种种曾经被唾弃的关于个人的观念被确认。最典型的是基于深厚的中国文化结构所生成的集体主义和对共同价值观念的“非我”尊重，实际上已经被淡化，或者即使集体主义和共同价值观念依然存在，但是人们开始同时认同并且尊重抑或赏识对于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个人性”的生长甚至是“疯长”，成为晚近20年中国社会，最值得注目的重大变化之一。
一个经济中心主义时代，物质利益的诱惑力被极大地放大了，人的欲望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这样，一个欲望的时代就到来了。本来，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是人的一种常态，是人性的一种基本存在。因而从词汇学的角度而言，它是一个中性词（过往很长时期里，我们实际上将它视为贬义词）。晚近中国人的“个人性”生长，表征着此间的人们开始进入到“欲望化”的生成状态。这究竟是人的进步还是人的倒退，很难一言以蔽之。或者可以说欲望是双刃的。人不能没有欲望，也不能太有欲望。欲望可以成就人，也可以将人毁灭。英国作家萧伯纳曾说：“生活中有两种悲剧：一种是丧失你心中的欲望；另一种是实现这种欲望。”《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有云：“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欲而有制，即为常态，欲而失控，物极必反，欲望便演绎成悲剧。
纪实文学作家是应该充分地关注我们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许许多多美好的人物和事情，更多地写作主旋律式颂赞作品——我们的时代是需要这样的激励人、鼓舞人的昂扬之作。但是将生活中的悲剧，特别是人的、人性的、欲望的悲剧加以剖析、呈现，警示于人，也是时代赋予纪实文学作家的使命。纪实文学作家拾掇非常时代一些患上典型的“社会病”的病例，作个案化的观察诊断研究，并由此观察时代、民族精神病患的征兆，诊断其中的病因，研究疗救的方案。可以说，纪实文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以研究性的写实方式，为我们提供社会转型时期关于人与时代的精神病理报告。这样的病理报告关联着时代重大的精神课题，即人在物欲激荡的年代，如何对欲望保持某种警惕，进而建构自由和谐自适的灵魂家园。
我在关注2005年度的纪实文学创作时，是特别在意这类作品对现时人的生存样态、人性景观作了怎样报告的。我饶有兴趣地试图从作品中看取各式人物的活动、心理，生存境遇，人生命运等等有关人的种种存在。据于此，我也就比较多地从“人的报告”的视角，收录可以进入本年度纪实文学选的作品。应该说，失望是多于希望的。现在名为纪实文学的作品不少，但真正具有纪实文学文体品味的作品无多。尤其是其中的报告文学风骨消损，那种广人见闻、启人思考、动人情怀的优秀之作相当珍稀。报告文学前沿题材报告的缺席，作品情思蕴藉的平面化以及语言表达的粗鄙，成为影响这一文体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从这一背景看来，我所选取的本年度作品，可能还是无法满足读者较高的阅读期待心理，但是它们大约还是能够从某些方面反映2005年度纪实文学创作中一些令人欣慰的情状的。所选8篇作品，大多是直接写人的。有2篇看起来叙事，其实也关乎人。写人，当宜深入人心，人性。人性并不是一个普泛的超越时空的抽象的存在，而是指向特殊时代的特别精神世界。简言之，人性，在现时代部分地被典型地演绎为具象的种种“欲望”。
《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是写作品中主人公的欲望人生的。“贪”已是欲望过头了，贪得无厌，于是就会有“第一贪”。马德的“第一贪”以卖官鬻爵而致，这样就使作品有了牵引读者眼球的吸附力。尽管马德事件媒体已有大量的报道，但《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依然具有阅读的价值。作品“写真”，不仅较为全面而真实地写出人物异化的过程，而且对人物因欲望失控为欲望驱使所生出的“伎俩”作了细致的再现。其中《批发“顶戴”的事业》一章，例说马德“设饵”、“甩竿”、“钓鱼”、“拖半年下场‘小阵雨’”、“生日中‘批发’”、“养病中‘批发’”、“麻将桌上”、“打篮球”一系列高超的以官爵索贿，以官爵要挟敲诈的“艺术”。即使是看过种种官场现形记的读者，读到这样的叙说，也不能不为人物的“高明”而叹为观止。欲望的刺激常常使人变得利令智昏，基本的人性在这样的刺激中彻底地异化了。作品还采用“共时叠映”的方法，推出“马德的形象工程”，设置马德“重视制度建设”、“‘访贫问苦’”、“向党中央汇报”等镜头。马德一方面大肆卖官鬻爵，另一方面装腔作势。作者将两者并置叙写，既使作品增强了讽刺性的批判力度，又使人物活动增加了表演性，从而在滑稽式的展示中，形成了作品对于异化人性与极端欲望写真的张力，使读者在人物喜剧性的走场中，体味人性堕落的悲剧况味。
《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所写人物是案件中的人物，是一个非常人物。非常人物的选择为聚焦并透视特殊又典型的人性提供了可能。正如杨黎光所说：“案件是一个极端的载体，在极端的载体中，人更为典型。我可以在这种载体和环境中去充分表现人性，去探讨人的灵魂归宿。”由此可见，纪实作品选择特殊的案件人物加以报告，将人性的异化置于非常态（“极端的载体”）中加以集中地呈现，这样的处理，使得人性异化如何发生并推演以至于走向自我毁灭这样一个令人感到沉重的课题，有了典型具体而有深度的言说。比之于2003年我所选的一合的《灵与肉——李真的堕落和忏悔》，这篇“马德写真录”似乎长于故事和细节，可读性较强，而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入摄取则显然不如前者。
《中国农民吴仁宝》为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的新作，原题是《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我厌其题目过长，且伟人之类的命名对于吴仁宝这样的真正伟人已无实际意义，所以擅自更改为现名，未知建明兄同意否。吴仁宝的伟大，在我看来有一点是，他作为与时俱进的应时“英雄”，他没有像同时期不少暴得大名的人物那样灰飞烟灭，而是始终立于时代的潮头，成为可敬的“不倒翁”。吴仁宝的不倒在于他的人性不倒，吴仁宝的伟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于他的人性的伟大。马德卖官鬻爵为的是钱，吴仁宝面对组织奖励给他的5 000多万元钱，“他淡然一笑：‘我要那么多钱干吗？不要。还是留给村里，留给百姓。’”吴仁宝不是不要利，但他懂得适可而止：“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能占一个床位。”话语简单而朴素，但人性的光亮熠熠生辉。让我们感动的远不止吴仁宝不领巨奖这一件事，还有催人泪下的送子于村民的故事。有村民儿子溺水身亡，痛不欲生，吴仁宝痛人所痛，辗转难眠数夜决定将儿子送人：“水流走了不能收回，人死了不能复生。你们别再难过了，你们不就是缺儿子啊，我把我的儿子给你们。你们看哪个合适就挑哪个。”这样的细节将人物崇高的精神世界雕塑得使人可触可感，令人肃然起敬。《中国农民吴仁宝》选自作者主编的《中国作家》。此篇一如何建明的其他作品，长与短颇为显见。作者善于选择题材，并且注意从题材中开掘有意义的时代精神，叙写通脱，有生活的质感，但是语言表达的过度新闻化以及叙述的过于铺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为文学的纪实文学的阅读魅力。我在选录的时候，作了较多的删节。
人物各式，人生异态，人性杂色。2005年度纪实文学作家为我们展示了尽可能丰富的人物形相、耐人寻味的生存现实和令人沉郁的人生命运。刘元举是一位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和康锦达合著的《人民代表冯有为》，所写的人民代表不只是一种身份，或者只是一个符号，而更是表示了一种职责，责任，一种对于理性、道义、良知的坚守。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民代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曲兰，是一位每年差不多都有可读报告文学推出的有为的女报告文学作家。今年她所写的《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选题注意了读者可能的看点。当“理财”成为百姓生活中一项重要的事项的时候，表明了我们的社会因为有财可理，而正在走向真正的“小康时代”。作品报告的人和事是寻常的，其显在的信息并不见有什么陌生化，但正因为是寻常而显得真切，并且真切的叙述蕴有某种意味。理财其实是理生命，是理人性，这是颇有隽永之意的。《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一篇，除了从政治学或从新闻的角度作“事件”之类的通常解读外，我们似乎也可以或者更应该从人性的视角看取其中的价值。选票之所以说“昂贵”，从表面上看来选举是“钱”举，230万元的巨资促成了选举的“上演”，而从深层的意义上挖掘，可见金钱对于人性戕害的“群体性”景象，以一种极端的例子被又一次复制着。直接的利益驱动原则刺激了人们，竞选者愿花大钱参选，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旦当选，权力会给予投资者以丰盛的回馈；而选民参选热情高涨，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唾手可得的金钱。钱牵引着人，人性在这里被打折了。《高考殇》“殇”的是高考对人的创造性的重创，高考似乎成了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正因为这样，《高考殇》一类的作品是不会没有读者的。
《一个打工农民的死亡样本》是一份关于弱势人生的命运报道。人和人的命运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一个打工农民死亡这样的事，原是不必大惊小怪的。但是《一个打工农民的死亡样本》还是值得我们阅读的。“千里背尸”，“这或许是一个让人惊悚的新闻”，这一新闻可以“呈现背尸行动背后的行为逻辑和行为环境”；这“或许更是一个充满着农民工辛酸血泪的故事，或许，它还是一次对社会和公众道德良心的追问”。“死亡”何以成为“样本”？一是一类人生的样本，二是各式人性的样本，或善良纯朴，狭义忠厚，或唯利是图，为富不仁，三也许还是社会景况的样本。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怎样让劳动者得以和谐的生存，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重大而现实的社会问题。
在欲望化生存的时代，人性的美好，那种差不多是与生俱来的美好，还是被许许多多的人们坚守着。我在冬日里阅读《两地书·母子情》，有一种温暖从心底升腾起来。题目并无新意，但是作品的形式和内蕴不是庸常的。“子”王嘉鹏，从空难中幸免但生命历经磨难几成夭折，然而他最终能从生命的废墟中复生，并且创造着人生的绚烂；“母”沈利萍，命运将其逼进死角，但是她能从悲苦无助中选择坚韧和顽强，以似海如天的母爱支撑起儿子瘫痪的生命，生成其创造人生奇迹的伟力。“母子情”可触可摸可歌可泣，因为它源于人物刻骨铭心的亲验和真切形象的叙述。尤其是人物独特的关于生命、关于命运、关于母与子亲情感受的写真，读来真情回肠荡气。这篇作品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言说的：“在这一个个带血带泪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母亲、一个儿子、一个家庭在苦难里的呻吟和背影，更是一种母爱的力量、一个孩子的刚强、一个家庭的光芒，是一个民族在一个家庭里所蕴涵和体现的伟大精神。”正因为作品具有多义项的表达，所以诉之于读者的不只是亲情深爱的感动，还有激扬生命的精神召唤。《两地书·母子情》的形式依人物所处空间的特殊而作特别的设计。儿子远在挪威，母亲则在宁夏，作者采访多有不便。而用电子邮件的形式采访并组合成篇，既解决了采访不便的难题，又以新颖简约的结构方式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以上我对入选的作品，仅仅作了“一个人的阅读”之读解。不同的读者可以而且应该能从作品中读出丰富的意义来。阅读也是创造。
回想第一次做年选，那时我很是自信，现在似乎有些难以把握了。一方面如大家所感受到的好的作品实在不是很多，另一方面也在于选者力不从心。好的选本基于广泛而大量的阅读，依凭眼光，搜罗珠玑。静心阅读真是一种最好的休闲和享受。而2005年，对我而言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年份，这样的阅读差不多只是渴望。好在有乐于提携后进的资深的报告文学编审刘茵老师一如既往的帮助，及时给我提供一些优秀作品的信息，使得本年度的纪实文学选本不完善中有了一些弥补。这样我的心里踏实不少。当然我得谢谢刘老师，同时谢谢入选作品的作者和刊载作品的刊物。
四、 纪实：记忆的价值与报告的尺度
这是一个走向多元的新世纪。作家的写作与受众的文学消费也被广泛的细分着。试图以所谓的读者影响力或者社会的轰动效应看取纪实文学的价值的评论方法，显然是不合时宜了。2006年，于纪实文学而言，依然是波澜不惊的常态年景。然而，这一年又有一些可观之作与我们不期而遇。
纪实文学大约只能算是一个文类的概念，报告文学才是一个具体的文体实指。在报告文学文体中，有论者曾给出过“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命名，如钱钢《海葬》、董汉河《红军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等述过往之事、言今日之旨的作“历史与现实对话”的作品，即可归为此属。但并不是所有讲述历史的纪实作品，都可算作报告文学。相反，更多的关于历史的非虚构叙事，只能泛指为“历史纪实”。当然“历史纪实”中是可以包含“史志性报告文学”的。
历史是一座文学取之不尽的大山。2006年历史题材的非虚构作品，进入我们视野的为数不少。我们这里选取其中的3篇，表示了我们对“历史纪实”的某种“好感”。就我而言，我更在意更看重更喜欢作为“个人记忆”的“历史纪实”，而不是属于“公共记忆”的“宏大历史”。历史浮出地表，因得个人或类群的记忆；记忆是对渐行渐远物事人情所蕴涵价值的一种整理、选取。“个人记忆”关联着个体生命的体验、感悟。刻录于生命深部的记忆，定然有过一种刻骨铭心的悲怀或感动的遭际。关仁山等的《亲历唐山大地震》又让我们回到了那场给人类历史留下重创的现场。关于唐山大地震，虽然早有钱钢的长篇力作加以宏观与细微结合的叙写，那是一部公认的优秀报告文学，但是，今天阅读《亲历唐山大地震》仍然有着巨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正是来自“亲历”，来自作者的“个人记忆”。不同于钱钢当年的写作，这一组由若干短篇文字构成的纪事，并不得之于采访，而是在对唐山地震30年再回望时，那种源自生命深处积淀的自然流淌。作者不是记者，也不是观察者，而是劫难第一现场的当事人，或者就是劫难的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大地震对于他们所造成的生命之痛与他们的生命同在。“每每忆及恍若昨天”，记忆所留下的经过时间汰洗的，是最值得“记”下的，是最感怀生命的，而最感怀生命的存在又是以饱含着情绪力量的细节展示着。这是《废墟上的风筝》中的一段叙说：“当时我们班共有51个人，等再到学校见面的时候，有少一半的同学震亡了，老师点名的时候，没人喊‘到’的空间，就是这个人走了。我们木了，说谁谁死了，就像今天说谁上外地出差一样平静……班长死了，最后是老师代替班长喊了一声：‘起立’！我们默默站起来，低头向遇难的同学默哀。”由文字可知作者当年还是一个学生，地震嵌入他生命的是一个静默的“仪式”，哀婉的叙说中涌动着催人泪下的悲情。我们在通过作者文字想象而进入“仪式”现场的同时，也可感受着自己心灵的抽泣，咀嚼着人类在自然神秘力量面前的渺小以及渺小的命运。
黄峥的《与君同舟风雨无悔—王光美访谈录》，作品的题目对其叙写的内容及其基调具有某种暗示性。言其访谈，其实是一部传记，是一部个人史，又具有国家民族大史的意味。在个人史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传奇女性王光美的人生遭际、心路行旅，她与领袖人物刘少奇相近相知、风雨相携的感人故事。刘少奇与王光美多少有点特异的婚姻以及领袖人物的家庭生活，对于今天的读者依然有着阅读的期待。而作品的价值并不只有这些，更重要的是通过王光美这一独特人物的视角，观照现代中国一段特殊历史的踪迹。历史叙述的形态是多样的，很难说其中的一种就是最接近于历史本真的。从这一点说来，王光美访谈录因其具有某种文献的价值，而可以被我们视为一种个人化的有深度的历史叙事，这一历史叙事是对已有的历史书写的一种有机的补充。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君同舟，风雨无悔”，给出了一种悲剧的况味。悲剧将人生、将历史有价值的存在毁灭给读者看，而读者在反思生成悲剧的因由时获得了对人类与历史理性的新的认知与把握。尊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在那非常年代竟无法照看孩子，不得不托孩子于阿姨：“带走不行，不带走吧我们又照看不了她，我一时没了主意，问少奇：‘那该怎么办呢？’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托给阿姨吧。’少奇想了想又叮嘱我：‘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读着这样的文字，一种超重的历史的悲怆感油然从心底纠结。社会正常秩序的瓦解，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剥夺，使得人存在的现代意义被终结了。这究竟不仅仅是个人家庭陷入了难耐的窘境，而且更凸现着历史的一种大悲苦。“我在秦城监狱12年，绝大部分时间枯坐牢房无所事事，漫长难熬。没事时，就老琢磨墙上不知什么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关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当然是不得要领。没事还老盼望提审，因为提审可以有机会说话。”人物忆昔狱中生活，已经没有了别种的情绪。淡淡的话说中，表达出在特殊的时空中可感可触的心理真实。而这种心理真实从一个特定的纬度，叩问着历史的非理性对于人性的践踏。《与君同舟风雨无悔》中多的是这样的叙说，所以作品自有一种沉重并且由沉重滋生出的分量。
本年选收录的另外一篇“历史纪实”，是吴谷平的《胡耀邦最后的故乡之行》。本篇选题是有价值的。胡耀邦从高层政治中心淡出后的故乡之行，而且是接近其生命终点的故乡之行，是应该具有文字纪事意义的，只不过正史中或许阙如或淡写。吴谷平的作品没有领导人物叙事中“视察式”的报道味，近乎碎片式的“絮语”把人物一以贯之的精神气韵给传达了出来：游人与其合影，可以随意搭肩；发现“一人菊展”，拒绝观赏（主事者为了安排领导参观，特意关闭公园）；对于题词的推辞，推辞不了又不做“题词秀”，只提“桥牌之友”等寻常语，题词又舍不得题在好本子上，要题在桥牌的记分纸上，等等。这样的文字，使胡耀邦这位平民、亲民的“人民之子”的形象跃然纸上，嵌入读者的心灵。
文学或许进入到了一个纪实的时代。一方面，功利化的社会存在和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使得人们的文学想象力日益匮乏，另一方面，文学的此种状况也顺应了当下读者普遍的泛纪实化的阅读需求。这种现象是经济时代一种主导的大众社会心理的投射。纪实文学、纪实类节目乃至“伪纪实”的种种大行其道，仿佛也可以从中寻得原由。在纪实类书写的体系内，反映现实生活最新状态的“报告”无疑成为其中主要的构成部分。读者固然有兴趣于打捞历史记忆的“往事”叙说，但生存的“第一存在”的刺激，使得他们不得不更多的作“现实关怀”。因而，“新闻文学”——具有大信息流量和思想当量的深度报道类写作，成为今日读者青睐的读物。其中的报告文学虽然不再如昨日明星般出场那样受人关注，但优秀的作品依然令我们怦然心动，掩卷沉思。关于报告文学文体的讨论也甚多，批判还是歌颂，文学或是报告，所言不能说没有一点新意，但更多的属于不着边际，聊胜于无。在我看来，现在报告文学研究的深化，有赖于我们作更多具体的实证研究。研究者可以从已有的优秀报告文学中分析、归纳、推导出报告文学文体存在的“体格”。
而报告文学的价值（“体格”）生成，其前提需要我们把握报告的尺度。读者在虚构文学样式、新闻报道以外，还需要报告文学，主要不是因为其中有所谓的普识的“文学”，而是因为这一文体可能具有反映历史进程中社会和人的存在状态的有意义的信息。我们当下的社会怎么了，人的最新的精神生态有了怎样的建构，读者希望有一种文体以非虚构的有意味的方式告诉他们。所谓报告的尺度，总体上应由此加以把握。基于此，我在选录作品时充分注意到了作品题材与题旨可能的创意与深度。《集体离婚》作为一篇浸润着杂文滋味的报告文学，其间充满了一种阅读的张力，导引我们对事象作多义项的透析。题目设置了某种悬念，激发读者所谓“猎奇”的心理，而事实上作品所叙写的事情说“奇”，其实也不足为奇了，只不过它以似乎夸张的制式，凸现了我们这一时代某种“时代病象”。“开发区”一方面成为社会物质现代化的标志性空间，另一方面它也开始显现物质现代化先行与精神现代化滞后之间的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一些“开发区”可以被视为物质暴发的一种象征，《集体离婚》正好涉及了与此关联的人的精神塌陷的严峻现实。“重庆市郊的人和镇，最近就有这样一幕活剧上演：1 000多对夫妻，从假离婚，到再婚，再到复婚，荒诞事让人目不暇接，旁观者或谓之‘儿戏’，剧中人却有不为人知的悲凉。”“对于一个人口只有两万多的小镇来说，这样的婚姻剧变，或许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一“活剧”的上演全因人和镇有村子划入了开发区用地，征地补偿安置的政策漏洞“鼓励”了人们创造“人和式婚姻”。婚姻原本是庄严的，然而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庄严不堪一击。这一极端的事例告诉我们需要警惕现代化行进中可能预设的陷阱。在物化时代，人们精神的物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集体离婚》与其说是闹剧，不如说是现代人集体的精神悲剧。
《天使在作战》和《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从通常的作品指称说来，可以称之为“问题报告文学”，其功能指向批判。两篇作品所涉及的，前者主要是医疗腐败这一中国老百姓关注的重要焦点问题。“病人将医生一分为二，一类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另一类是劫财害命的‘白衣魔鬼’。在‘白衣魔鬼’的眼里，疾病就是他的钱口袋和来钱道儿。他们要跟疾病狼狈为奸，密切勾搭。落在他们手里，小病会搞得你倾家荡产，大病让你家破人亡，健全的让你缺少‘部件’，残缺的让你支离破碎……”。后者反映了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不作为或非法行政的问题。两篇作品通过不少具体的实证性的材料展呈，揭示了问题存在的严重性与为害性。但是，应该说作品报告的题材并不具有初始性，读者早已听闻或见证过问题的存在。因此，作品更有意义的价值，我以为还在于大写了作为“非常公民”的人物崇高的精神形象。《天使在作战》中的陈晓兰是一位忠诚于病人生命的医生，也是一位眼里容不下沙子的医生。个人生活遭际并不如意，但面对医院坑害病人的违规行为，她以一个“真正的医生”的良知和正义与其抗争，虽招致种种刁难打击依然“拿石头砸天”，对于医疗腐败的揭露“陈晓兰就像炒股被套上似的，欲罢不能”。《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中的肖龙云虽然是一位市政府冠冕堂皇聘任的政务监督员，但是监督之旅“孤寂”却多有艰难。他是在自己的生存尚有问题的情况下，怀揣着“特困证”担当起政务义务监督员的职责的。“我办的是对社会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我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非要刁难折磨我？”但即便这样肖龙云还是坚守职责，挑战“霸王条款”，“调查”地税、工商。陈晓兰、肖龙云的意义在于，当社会公平正义受到践踏，作为公民，我们应该坚守并维护社会的公共理性。但这样的坚守和维护有时并不成为我们共同践行的准则，很多人对于“非常识”视而不见，见怪不怪，明哲保身。陈晓兰、肖龙云的意义在于当社会良知缺失时，公民应当成为良知的实践者和守护神。有评论家说过，报告文学是一种“刚性”的文体。所谓“刚性”在我看来它主要体现在作者主体的思想力度和作品叙写人物的精神硬度方面。陈晓兰、肖龙云是两个具有“刚性”品格的人物，由于他们的存在《天使在作战》、《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和《集体离婚》等成为本年选中颇具“刚性”的有力量的作品。
现实报告的作品，除了以上几篇外，其他各篇也各有其阅读的价值。《我的课桌在哪里》，表达的是孩子对成人社会的诘问与诉求。作者黄传会是一位社会责任极强的作家，一以贯之地紧贴着地面写作，对弱势人群的生存困境作朴实而有情怀的报告，作品中跃动着作家一颗悲悯之心。比之于他的《“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等作品，《我的课桌在哪里》题材有了拓新，作者将视点转向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题材和题旨是很有意义的。徐剑的《东方哈达》具有英雄史诗般的基调、气势和格局，原作长达60万字，是一部全景报告青藏铁路建设工程的皇皇巨著。作品的结构颇具匠心，采用“上行列车”写现实，“下行列车”写历史的双线并行书写方式，有效地构建了具有诗性史性时代性的跨时空的宏大叙事模式。散文家韩小蕙的《吉妮丽吉情歌》是一篇抒情散文式的报告文学，作品所写有关“中国南方喀斯特”，其间瑰丽奇异的自然、美丽丰富的想象和美好的人情品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80后，结婚啦》是一篇有趣的作品。“80后”是一独特的类群，特殊的成长环境，造就了特殊的为社会各方所关注所论议的一代。“80后”可以是社会学研究的大题目，本篇作品仅取结婚这一更为私人化的视角，以微求宏地观照“80后”特殊的心理、观念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独特的一代，并不以长辈的意志为转移着。
今年我在编年选时有意识地注意到了两点，一是更多地选篇幅短一点的作品。长篇作品的节选并不容易处理，且节选的作品由于缺少整体的背景，阅读效果见差些。读者和评论界都在呼吁报告文学的精短化，我在此算是作个响应了。短篇作品主要来自报纸，有《光明日报》、《文汇报》、《南方周末》等。在我的视野里，刊发报告文学的重镇，除了专门刊物《中国作家·纪实》、《报告文学》外，有一刊《北京文学》和一报《南方周末》。这些报刊的纪实类作品大约是反映现今此类写作的水准的。二是有意选了一些无名的或尚不成名作者的作品，一方面是这些作者的作品的确可看，另外，也希望看到纪实文学或直接说报告文学能够有新名家出现。我曾经说过，报告文学的“北何（建明）南杨（黎光）”时代应该终结了。2006年黎光的作品没有读到，建明这位作家中的全国劳模还在“模范”着，但是我没有选录他的作品，尽管建明是我的乡友。
五、 纪实：人生命运与人性况味的书写
在2007年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学术年会上，我曾就报告文学在新世纪的存在价值作了一简短的发言。在这样一个多种媒体共时存在、各擅其长的新世纪，以纸质报刊作为基本物质载体的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它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枯萎或消亡。报告文学或是纪实文学依然广有影响，大有读者。在第四届国家文学奖鲁迅文学奖（2003—2006）评奖中，朱晓军《天使在作战》、何建明《部长与国家》、党益民《用胸膛行走西藏》、王宏甲《中国新教育风暴》和王树增《长征》五部作品，荣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在我看来，就整体而言，这届获奖作品超过了上届获奖作品。作品无论是介入现实的力度，沉潜历史的深度以及所表现出的由思考和真情交融而生成的巨大的感染力，都标明了报告文学创作在新世纪继续保持了较高的水准，这使我们有理由对这种文体的存在和发展充满信心。本年另一个重要的评奖可能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在全国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评选中，入选作品３９种，其中长篇小说１７种，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１７种，少儿读物５种。由此可见，非虚构文学在其中所具有的分量与影响了。鲁迅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当然更多地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取向。因此，这只是我们评估非虚构文学存在状态的一种维度，更权威更切实的评价也许应该是来自普通读者的。在全媒化的信息时代，多种文学制式细分着读者类群，谁在阅读纪实类文学，喜欢读何种纪实作品，阅读和喜欢的理由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关于纪实类文学的读者调查。可惜现在尚没有人或机构来做这样一件事。提出这一话题，我是想说，有价值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研究，需要回到文学现场，回到作家，回到作品，进行基于调查的实证研究，个案分析。
作为读者，我阅读非虚构作品已有早先的意识活动，变成一种下意识的阅读习惯。就我而言，我期待能阅读那些有信息、有思想、有情彩的报告文学。所谓有信息，就是作品能让我了解我此前所有意义的未知，而有思想，倒并不一定是思想本身，而更多是作品提供给我的观察视角、思考方式、思维品质。至于有情彩，我当然不是希望报告文学一定要有小说的故事、散文的笔调或是诗歌的意境，而是它能体现出作为非虚构文本所特有的语言表现力。这种表现力可能包含了其拒绝虚构的写实性、还原对象的现场感、文约意丰的叙事处理以及主体有节制的思辨性表达等因素在内。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它们处于不同的逻辑层次，其内涵和外延具有诸多的差异，大致说来，纪实文学意指一种文类，而报告文学是其中的一种文体，其外延有别，文体功能也有侧重。但都以纪实为名义，其写作的基本伦理具有许多共同的指向。从写作的实际情况看，报告文学更多的是报告现实，而纪实文学的其他体式可能走向还原历史。
一般而言，报告文学是一种具有显见的新闻特性的文体，因而对重大或重要的题材作迅捷的报告，是其基本的职守。本年度的大事甚多，大事记式的报告文学并不少见。但大多是“新华体”的报道，于报告文学的体之味淡然。我这里所选两篇，一是刊发于《中国作家》第10期的《冀东大发现》，二是发表在8月2日《南方周末》的《无锡：一个城市与污染的战争》。《冀东大发现》是一篇关于石油勘探与开产的及时报告，作者为何建明。何建明擅长于报告文学的国家叙写，此篇所写也关涉宏大的题材。所谓“大发现”，发现的是冀东南堡油田，这个油田目前探明的储量为10亿吨。据称这是“40多年来我国石油勘探最激动人心的发现”，让国务院总理“高兴得睡不着觉”，甚至一时还影响到股指。何建明敏感于这种具有新闻效应的题材，走进新闻发生的现场，挖掘出新闻背后的人和事。石油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既关乎国计，也影响民生，2007年油价一路飙升，有些油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感念此种情景，我更能体味冀东大发现其“大”的含义了，对油田发现者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无锡：一个城市与污染的战争》，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篇主题正面的作品，但读此篇我们自然会链接到2007之夏“太湖蓝藻”事件。悄然而至的深度环境污染，犹如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将和平生活中的人们打得措手不及。《无锡：一个城市与污染的战争》的作者是相当智慧的，其表征为将问题说事处理成业绩叙事。但细读这篇作品，我们可以感知作者指向的正是问题本身。一个城市之所以会与污染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争”，其要害在于“苏南模式”内生着的“污染效应”。作者对事象是具有某种穿透力的，洞察到曾经的“苏南模式”，“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承接了污染”，“产生利润的同时产生污染”。在普遍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时尚中，环保的被搁置就不足为奇了。
读者阅读报告文学大约已经形成了某种心理定势，这种定势往往表现为对能够揭示与剖析现实重大问有为之作的期待。这样的情势一方面是由报告文学的历史所形成的，夏衍的《包身工》和20世纪80年代颇具规模的“问题报告文学”，给报告文学读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影响着在新语境中对这一文体价值的估定。另一方面新世纪社会正在进一步推进的全方位的转型，使社会问题的若干方面凸现得更为紧迫。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时代的报告，它对时代的实录不仅需要讴歌其在历史的演进中取得的巨大进步，而且也应该对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秩序、人类理想的社会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观照与透视。而且基于对文体独特功能的设置，报告文学在社会的“前沿”阵地上是不该缺席的。但是，有些遗憾的是，真正襟怀天下，具有责任感、使命感，守望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理想的报告文学作家，并且以优秀的作品履行自己职志的，不是很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朱晓军和他的报告文学显示出特别的意义。2006年的年选我收录了他的《天使在作战》，这篇作品在经过评委争议后，以全票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名列5部获奖作品之首。评委会以为：“《天使在作战》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敢于秉笔直书，是近年来涌现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我想这样的评价对于《天使在作战》是当之无愧的。同时，也表达了我们对于报告文学文体品格的肯定与追寻。今年所选《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北京文学》第10期），可以被看作是《天使在作战》的续篇，作品中的主人公还是陈晓兰，报道的题材还是有关医疗腐败与医患矛盾。读作品时我们崇敬依旧，愤怒依旧。医疗腐败是目前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直接影响着民生质量，特别是对底层大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大医精诚。医院原本应为救死扶伤的圣洁之所，但在物质至上的制导中，医学的精神经典土崩瓦解。若干医院和医务人员，非但不尽应有的职守，反而做着丧失良知的诈骗勾当。更有甚者，行骗者以古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医德圣经作为伪善的招牌，经营着无异于谋财害命的“事业”。这不仅亵渎了圣典，更践踏了人类普遍的良知。面对这样的行径，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决不会无动于衷。朱晓军正是“战士式”的作家，他凸入不无“危险”的反医疗腐败的前阵，以其质直的实证式的调查作业，为我们揭露在阳光下隐藏的一些死角中的黑暗。本年年选所选的《中国跨世纪之痛》（《北京文学》第6期），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篇“问题”报告文学。在作者看来，“中国跨世纪之痛”，就是农村留守孩子。在城市化推进的现代性景观中，洒满着1亿2千多万农民工的汗水。在大量农民工进城的同时，他们2 000多万子女留守在乡下山村。缺乏父母关爱的这些数字巨大的未成年，其身与心，其生活与生存，都是堪忧的。这并不只是农民工孩子的家庭问题，更是关涉社会整体进步的国家大事。读这样的作品，我们有一种沉入心底的负重感压抑着。在建设和谐中国的宏大事业中，我们怎样有效地解决农村、农业、农民和农村教育问题，时不我待，又任重道远。
报告文学或是作为大类的纪实文学，应是开放的，体现出多样性的存在。我们强调这种体类应该记写现实重大的事件、现象，对重要的社会问题作研究性报告，对有害于人类崇高精神的反理性人事进行批判等，但这并不表示这些就是非虚构写作文体价值的所有指向。在我看来，非虚构写作的自我超越，更多地需要超越新闻本体的某些有限性。新闻的有限性主要在于其易碎的新闻即时性，随着时空的推移，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的效值会趋降。如果我们在致力于即时性的新闻人事表层图式的描述时，也能关注蕴涵其间的人性、人情以及人的命运遭际等“以人为本”的深层的精神结构，如此，作品或许就能实现其由现时走向恒久。基于此，我在检索常规作品的同时，就比较注意到了一些书写人生命运与人性况味的作品。所选《30年，被高考改变的命运》（《南方周末》6月7日）、《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北京文学》第5期）、《走进黄帅》（《报告文学》第5期）、《千金一诺》（《报告文学》第8期）、《河南首富的隐秘世界》（《南方周末》6月28日）、《感动中国的桂西恩》（《光明日报》12月10日）等大多属于具有这样意味的文字，在本年年选中占了大份额。这些作品就整体而言，在人生命运与人性况味的书写方面，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层级。这样的处理只表示着我对纪实类作品人本关怀的在意。文学是以人的活动为表现基本对象的语言艺术。非虚构文学也当如此。在这类作品中，应当防止的是多见事少见人的制式，更多地凸现有命运意味与人性价值的诸种存在。我们以前曾经讳言命运的存在，以为只是一种唯心的臆想，其实唯心也是一种实在，况且命运不以人的讳言而远行。命运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个人生命的行旅中。
2007年恢复高考正好30周年。《30年，被高考改变的命运》这篇以“命运”为题的作品，叙写的正是一代人因为某种历史机缘而改变的命运。个体的命运自然挂联着民族国家的宏运。“如果不是３０年前的那次抉择，中国人民大学知名教授张鸣，或许还在与猪为伍；著名文学家叶兆言，大不了成为一个‘八级钳工’；中国政坛上，也不太可能升起李克强、薄熙来、周强这样的明星。”作品没有对这重大而有意味的题材做集纳或全景式的展示，而只取北大和中大的若干小点，班级的，或是个人的，进行话说。30年历史虽并不太久长，却也渐行渐远，但因得作者的采访与当事人的记忆，使人与往事如在目前。我读这篇作品特别感到真切。它让我通过转换唤起我对“77级”学习生活的忆念。年长被唤作爸爸或妈妈和懵懂如我者，杂处一体，成为那时校园最美丽的风景。那时的校园，不是超市，没有熙来攘往的喧闹，有的是宁静致远好读书的氛围。那曾经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走进黄帅》的主人公黄帅在“文革”中，是一位著名的“小学生”，其“著名”则全在于政治的一时之需。而“文革”终结，黄帅也因政治气候成为清算的对象，父母也为之累及。历史的变幻导演了个人的命运的沉浮。而人物表现出的可贵的精神品格在于，能不为一时的命运不济放弃对于美好人生的追求，自强不息精神使黄帅一身阳光。《走进黄帅》是一出关于个人命运的喜剧。《河南首富的隐秘世界》“首富”孙树华本为捡破烂出身，但后来暴富上了富人排行榜，而最终沦为阶下囚。作品以“一副农民样，一颗霸王心”为人物造像，将人物的形象与内质雕塑而出，并且宿命地为人物抒写了一出命运的挽歌。
《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在一组命运与人性叙事作品中是最具有分量的。此篇蕴有复调主题，其滋味苦涩。作品既摄录了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群类的命运图景，也状写底层生活者的人性崇高。知青的命运当然由大时代所规定了的。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但激情过后是漫长而难堪的艰苦岁月。返城的知青在都市各显神通，而留守的则大多在底层生活。命运似乎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微笑，但他们大多随遇而安。面对他们的随遇而安，历史和读者倒感到有些不安。《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最能打动人心的是高玉珍的故事。冬日深夜知青同伴的恶作剧，彻底改变了高玉珍的命运。长得“又矮又丑”的高玉珍的人生与一个“罗锅”、“拐腿”鳏夫的人生绾结在一起。这种人生似乎是畸形的，但在其间闪烁人性至善的光芒。这可让一些所谓的高贵者相形见绌。《千金一诺》、《感动中国的桂西恩》两篇，都是关于平凡而又不寻常人物的报道。但是，作品并不只是一般地颂扬人物的先进事迹，而是着力于聚焦人物事迹中凝练着的人性灵光。这种人性灵光集中地体现出人物真挚与善良。《千金一诺》写的是民警接受女犯罪嫌疑人“托孤协议”所发生的故事。但吸引读者的倒不是作品涉及的颇具新闻非常态的故事，而是贯串在故事过程中的人性之脉流。《感动中国的桂西恩》写的是一位“感动中国”的防治艾滋病的医生桂西恩。桂西恩获得过艾滋病预防国际最高奖——“贝利·马丁”奖，美国《时代》周刊选出的全球医疗英雄。《感动中国的桂西恩》只是一个短篇，无法容纳人物许多的事迹与桂冠。作品以简约和寻常的笔墨，告诉读者这位医生自费并且冒着危险调查艾滋病疫情的遭际、无奈在家中接待接诊艾滋病病人以及接济他们的琐事。但是正是在这样的叙说中，完成了对一种大爱，对人类、对生命的大爱的写真。“看着夕阳下的乡道上，桂西恩与他的学生步履蹒跚的背影，一种说不出的灵光在他们周围升腾。”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岂止于感动？再联想《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中人与事，同样是医生，不一样的是人性。
非虚构作品自然具有新闻的质性。但时光流逝，新闻性也会逝者如斯。新闻走了，报告文学或是纪实文学，还能给读者留下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