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沛国丰邑：老祖天师故里
老祖天师张陵诞生在一个叫沛国丰邑的地方。无论“沛国”还是“丰邑”其实都是古地名。相对来说，“沛国”之名晚出，它大约于公元前196年才正始出现于史书的记载之中。当时，汉高祖刘邦建汉不久，正是大赐群臣的时候。高祖刘邦遂封其侄子刘濞为“沛侯”，建立“沛侯国”。虽然一年后刘邦又因改封刘濞为吴王而撤销了“沛侯”之国，但“沛国”之名却就此流传了下来。到了东汉建武二十年（44）的时候，光武帝刘秀又封其子刘辅为“沛王”，其国所在之地称“沛王国”。“沛王国”王位共传八世，直至公元220年东汉灭亡，沛王国才被撤除。东汉时刘辅的沛王国其治所在相县（即今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下辖二十一县，其中就有今日称“丰县”（今属江苏省）的“丰邑”县。
“丰邑”之名出现得也很早，《史记·周本纪》记载：“（西伯）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这是说，当年周文王（西伯）在讨伐崇国侯虎的时候打了胜仗，占领了人家的城池，就改名叫“丰”，并以之为都邑。但周文王时代的“丰邑”并不是老祖天师张陵诞生地所在的沛国之“丰邑”，“丰邑”是到了秦始皇时才开始建县的。
准确地说，老祖天师张陵诞生所在之地的“沛国丰邑”在今天江苏省的丰邑县，即东汉光武帝刘秀所封其子刘辅“沛王国”所辖境内的丰县。
刚才提到，“丰邑”在秦始皇时代就已经建县，由此可见，“丰邑”的开发是较早的。另外，这里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不得不提及，即“沛国”这块土地是很有灵性的，因为此地多出才俊人士。在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诞生之前，它就与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个人就是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刘邦的故乡即在丰邑县的阳里，《汉书·高帝纪上》记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所以，刘邦在登基之前又被尊称为“沛公”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就是沛地人，古人因籍贯而用作对人的称呼，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此时高祖刘邦还不能称作“沛国”人，实在是因为此时此地还没有被高祖刘邦或光武帝刘秀赐封侯国。“沛公”的称呼就是由高祖刘邦所诞生之地名而来的。
在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之后，“沛国”之地还出了竹林七贤之一的以喝酒而名闻华夏的名士——刘伶。不过，那是后话，暂且不表吧！
当然，“沛国”这个地方与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的十世祖留侯张良也有莫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张良的祖籍虽然与沛国无关，但其身世和经历却与沛国有着不解之缘。
二、系出名门：留侯张良之后
古博浪沙刚才提到，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的十世祖是张良。张良是汉代初年的风云人物，其人其名声用“如雷贯耳”来形容那是一点都不为过的，有一句话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就是用来形容张良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张良身上那种天生的道家精神气质及其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经历似乎昭示着其十世孙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由儒入道、观天察地、静修心性、悬壶济世、悲天悯人、开坛设教，终成一代道教教祖的人生轨迹。因此，有必要先对张良那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作一些交代。
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的祖父张开地历任韩国昭侯、宣惠王与襄哀王之相国。其父张平则任韩国釐王、悼惠王之相国。所以，张良家是名副其实的五世公侯之家！
悼惠王二十三年，张良的父亲张平过世，此时的天下已呈秦国一统之势。张良此时年青，尚未在韩国担任公职。至韩国被秦国破国之时，张良家也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张良家人连其家僮三百余人被杀害，其中还包括张良年幼的弟弟。此时的张良可谓身负国恨家仇。为了表达其为国为家复仇的决心，张良不仅没有安葬其弟的尸身，并且还散尽家中钱财，寻求能刺杀秦始皇的勇士。
张良向东方出发，见到了仓海君，寻得一大力士，打造了一重达一百二十斤的铁椎。不久，秦始皇往东巡游。在张良等一干人的精心策划下，在一个叫“博浪沙”的地方埋伏了下来，专等秦始皇的车队经过的时候，伺机一击必杀。
不久，秦始皇的车队果真来了，那位大力士用尽全力气扔出了那重达一百二十斤重的铁椎，但是运气差了一点，只是击中秦始皇车队的副驾驶员（“误中副车”）。秦始皇的卫队随即展开搜寻刺客的行动，那位掷出重椎的力士当场被抓住并被处死，张良侥幸逃脱。此后，秦始皇因为这件刺杀事件而龙颜大怒，号令天下郡县严加搜索张良等一干人，风声非常紧。没办法，张良只好更改名姓，踏上逃亡之路。抓捕的风声渐渐平息了下来，张良于是来到了沛地的“下邳”一带，聚集了一百多号人的队伍，为反抗暴秦默默地积蓄着力量。“下邳”即今天江苏省邳州市西南睢宁县古邳镇，此地离高祖刘邦的老家不远。
张良在下邳的时候，还碰到了一位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的隐逸高人——黄石公。“圯上敬履”的典故正是源于张良和黄石公之间的这段奇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张良拜师图
张良隐居在下邳的地方有一座桥，他经常在桥上散步闲行。一次，一位穿着粗布衣满头银发的老者（即黄石公）来到桥头离张良不远的地方，故意把鞋扔到桥下，回头对张良说：“小子，帮我下去把鞋捡上来！”张良感到十分惊愕，心想这老头够蛮横无理的，我跟他非亲非故，竟然让我干这种事，心中十分不快，立马升起了要打那位老头的念头。但是看到这老者满头的银发，张良还是下不了手，于是强忍心中的不快，下桥去帮老者把鞋捡上来。让张良未曾想到的是，这老者还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竟然伸出脚，让张良帮他穿上鞋。张良心中越发不悦，但他转念又想了想，算了，好人做到底，下桥捡鞋的“大事”都做了，帮老头穿鞋这点“小事”索性一并帮他做完。张良于是毕恭毕敬地跪下，帮老者穿上鞋子。张良看着那老者伸出的脚，并自得地接受“服务”的神态，心中就像吃了苍蝇一样，别提多难受了。但张良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表现出来。
在张良帮着穿好鞋后，那老者大笑着站起来，也不说声谢谢，径自转身离去。张良用满是茫然、吃惊的目光，目送着老者离去。
让张良更始料不及的是，这老者大约在走出一里开外后，又折身走回来了，还感叹地对张良说道：“孺子可教啊，孺子可教啊！五天之后的平明，到这个地方与我相会，我将传授给你一身本事。”此时，张良虽然不知道老者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出于对老者的尊重，跪下并应诺了下来。
五天后的平明，张良前往上次与老者相遇的桥上，却发现那老者在此等候多时了。结果被老者训斥了一通：“与人相约，你却迟到，是什么缘故呢？回去，五天后再到此地等我，记得要早点过来。”
经过这两次与老者的相逢，张良感觉这位老者一定是一位不平凡的人，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要托付于自己，所以张良很自然地记紧了老者让他早点过来的话。
又过了五天，张良在鸡鸣的时刻就前往与老者相约的桥边。但让张良未曾想到的是，那老者又一次先他而到了。老者像上次那样又一次怒斥了张良：“又迟到了，这是为何？回去吧，记住了，五天后要早点过来。”
又过了五天，张良未至夜半就前往桥边。这一次，张良没有迟到，等了一会儿，那位老者终于也来了。老者非常高兴地对张良说道：“约而要有信，特别是赴老人的约会，你就应该像这样早早地到来等候才对嘛！”说完这些话，只见那老者从怀中取出一部书交给张良，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张良道：“这就是我要传授给你的东西，你回去后认真地研读此书，以后可作帝王之师！十年后你将会兴旺发达，十三年后小子你将会在济北的谷城山下见到一位叫黄石公的人，那就是我。”
说完，老者不再有任何其他言语，转身离去，转瞬间连人影也看不见了。天亮后，张良拿出老者给他的书一看，原来是《太公兵法》，感到惊异的同时，心中也油然而升起一种莫名的兴奋。张良自此以后经常拿出老者交给他的兵书，反复地诵读。
张良在下邳的时候，还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的人——高祖刘邦。张良在下邳的时候，正逢秦末乱世，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开始，各地诸侯和农民起义并起，这让张良看到推翻暴秦的希望。虽然张良当时已经聚集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但他深知人单势孤，成不了大事。所以他一开始想到了率众人投奔在当时颇有名气的景驹旗下的计划。正是在投奔景驹的途中，张良遇上了正在下邳一带活动，正力图壮大队伍的刘邦。史书中记载，张良和刘邦是“一见倾心”，张良曾多次以《太公兵法》进说刘邦，而刘邦“多能领悟”，并能虚心地采纳张良的建议。张良通过与刘邦的交往知道了刘邦是一位有雄才大略、能成大事的主，于是改变了投奔景驹的打算，决定跟从辅佐刘邦。
张良深明韬略，足智多谋。后来在楚汉战争期间，张良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力主追击项羽，歼灭楚军；西入武关时，峣下用计破敌；鸿门宴上帮刘邦脱离险境；为汉王刘邦向项羽请求赐封汉中之地；楚汉战争中“长计谋平天下”等计谋，且都为刘邦所采纳，实为汉帝国的创立有大功绩、大功德之高人。
当然，张良品格中有极易为人所忽略的一面，那就是他对其故国——韩国忠贞不变的爱国情结。前文提及，秦灭六国的时候，张良身上实背负着国恨家仇。一般人会以为，张良后来辅助刘邦，为之出谋划策之目的主要在于雪一己之家仇。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张良不仅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而且还竭尽自己所能，力图恢复韩国。因为史书中记载，张良曾劝说项梁：故韩国的众位公子中横阳君韩成贤能，可以拥立他为王，可以发挥他的号召力，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反秦大军。项梁听从了张良的建议，并派张良亲自寻找到了韩成，立之为王，任命张良为韩国的司徒。之后，张良随韩王成率领着一千多人的队伍攻取韩国的故地，夺下数座城池，想以这些地方作为复国的根据地。不幸的是，后来这些地方又被秦国夺了回去，张良只好追随韩成在颍川一带来回游击。
事情后来有了转机。刘邦举兵西进经洛阳向南穿越辕山时，张良也跟随在军中，占领了轘辕险道，攻下了韩国故地的十余座城邑。刘邦让韩王成留守阳翟，张良则继续追随刘邦南下。这样韩成总算有了立锥之地，复国似乎有了希望。只是韩成确实没有雄才大略，也没有进取之心，安于维持现状，其留守的地盘并没有扩大。后来在项羽入关分封天下的时候，被找了个“没有军功”的借口带到彭城，废为侯，最后被杀掉。
韩成被杀的时候，张良正跟刘邦一起身处汉中，因为项羽对刘邦等一干人是时刻有提防之心的，所以处境十分凶险、艰难。张良即使在这种非常凶险、艰难的情况下心中仍然想着在破灭暴秦之后如何辅助那位没有雄才大略和进取心的旧主韩成立国。直到听到了韩成被项羽杀掉之后，张良才彻底地放弃了恢复故韩的想法。
爱国主义并不能完全概括张良的精神品格。张良身上最具人格魅力、最让后人称道的一点在于，他那进取有度、功成身退、愿从赤松子游的道家人格精神气质。
刘邦开国之初，曾大封天下功臣。天下刚定，作为深谙帝王之术的刘邦当然不得不考虑帝国的长久稳定之计。随着楚汉战争的结束，那些功臣们的身份、角色和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正由帝国的开创者向帝国的潜在威胁者的角色地位转变，刘邦对此则是心若明镜的。同样，作为深谙道家思想之精粹的张良也深知自己包括那些当年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们现在所处之险境。与其他开汉立基的功臣们不同的是，张良对自己的险境是自觉的，而其他的功臣们则似乎对他们所处之险境毫无察觉。不仅毫无察觉，他们竟然还越发显得肆无忌惮——竟然公然地在朝堂上喧嚣、比拼、炫耀着自己的功劳，仿佛自己比其他任何人的功劳都大，只有自己才是唯一够资格受封最高、最贵的爵位似的。当然，在那个刚刚打败西楚霸王项羽而大赐天下的激动人心、可以尽情欢呼雀跃的时刻，那些曾经与刘邦同甘共苦、出生入死、肝胆相照的这一干兄弟们的表现似乎是那样的自然、合理。但是对于刘邦来说，事情的麻烦之处在于，作为有情有义的大哥来说，他是应该好好地犒劳犒劳这一干弟兄们。但事情现在却变得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刘邦现在的身份不仅仅是讲情讲义的“大哥”了——他还是普天之下的帝王，作为帝王当然首先要站在帝国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考虑事情了。刘邦必须要作出自己的选择——是选择为了维护与一干弟兄们的昔日建立起美丽、浪漫、甜蜜情谊，而心甘情愿地赏赐给他们爵位、封地呢？还是出于维护帝国长治久安的目的而毁掉他们——因为现在对他们的赏赐越大、封地越多，帝国的不稳定因素就越多，将来对帝国的威胁就越大，想想那些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如韩信、彭越者，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如陈平、张良们，他们或许在刘邦健在的时候不敢造次，但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刘邦死后起来蚕食老刘家的天下！
所以，我们看到，刘邦在表面上满心悦然地封赏众功臣们的同时，心中早就对他们动了杀机。正如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的那样，那些争功、抢赏的功臣们最后几乎都没有善终，或身首异处，或被打入监狱。这正应了那句话：“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身处险境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身处险境竟然对险境本身毫无察觉。身处险境当然是一种危机，但危险之中也常常意味着新生的机会，这就是“危机”的真实含义——当然，关键是身处险境的人能对险境有自觉的意识。作为饱读诗书、勘察天人之际，对人情、人性有着最深切了解的张良又怎么不会对他与刘邦之间关系、地位、角色之间的微妙变化了然于胸呢？！
据史书记载，在刘邦刚开始大赐天下的时候，喜欢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封赏。结果导致那些平时为刘邦所仇怨的人，不仅没有得到封赏，还害怕刘邦会对他们私下里打击报复。所以这些人不仅对刘邦做法非常不满，甚至于聚在一起商量着谋反。刘邦一时没了主意，于是就找到张良，问张良该怎么办。张良于是问刘邦，平时大家众所周知的最痛恨的是谁，刘邦就回答说，平时大家都知道，他刘邦最痛恨的要数雍齿了。张良于是建议刘邦说，那您先赶紧封赏雍齿。众人见平时您最痛恨的雍齿都被封赏了，自然就不会存心谋反了。刘邦于是摆设酒席，欢宴群臣，并当场封雍齿为什方侯，还催促丞相、御史们赶快定功行封。这样，张良为刘邦巧妙地化解了汉帝国的第一场危机——当然，从表面上看，是张良出谋划策，帮助刘邦化解了帝国的危机，但从更深一层看，这实际上加重了张良所身处的险境，因为如张良之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的人日后保不准也会帮助其他身处高位、手握实权的封疆大吏谋夺老刘家的天下呢！
当然，刘邦在封赏众功臣时，对张良的封赏也是颇有深意的。据史书中记载，因张良在带领军队跟对手直接指挥作战方面的能力不算出色，所以在刘邦提出要封赏张良的时候，有人提出异议，说张良军功甚微，为何要分封他。刘邦曾这样为张良辩护道：张良固然没有军功，但说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谁能比得上张子房（张良）呢？这话说得一点也不过分。想想，当年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时候，张良为刘邦所出的谋略哪一个不令人拍案叫绝、精彩绝伦！哪一次不是因为张良的谋划而顿时让时局为之而改变：“劝者关中，谏封雍齿”、“虚抚韩彭，兵围垓下”、“下邑奇谋，画箸阻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谏主安民，斗智鸿门”、“降宛取崤，佐策入关”，这些策略即使在今天看来，又有哪一个不让人拍案叫绝、交手称赞？又有哪一个不是中外军事院校战略学中的经典案例！？
问题是，张良并不是像其他立下赫赫战功的人一样，那么热衷于要求刘邦的封赏来证明自己对于大汉帝国的重要性和功绩。相反，张良从一开始不仅没有准备伸手向刘邦要，甚至有点对刘邦将会给予他的封赏有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意思——张良对封赏一事倒很淡然，他知道自己当年聚集百十号人马投奔刘邦，进而推翻暴秦。最后，在自己的尽心尽力帮助下，终于帮助刘邦打下天下。无论国恨，还是家仇，均得到了雪恨，此生的目标已经完成，足矣！
但问题是，现在刘邦的大封群臣远不是犒劳兄弟们那么单纯，它还是刘邦开国立基、笼络人心的一项重要政治手腕。所以，我们看到刘邦带有命令而颇有深意地对张良说，你可以自择齐地的三万户作为自己的食邑。三万户，每家人口以五、六人计，也有近二十万人口了，在古代这足以成为一大都市了，况且齐地还向来是经济、文化、战略重地！这封赏真不少！
那为什么说刘邦对张良的封赏又别具有一番深意呢？因为当年刘邦与项羽楚汉之争时，局面很被动，曾写信让韩信出兵相助。韩信不仅迟迟不出兵，还写信要刘邦封他做齐王（韩信当时已攻下齐地）。这不仅仅是公然的要赏，性质更为严重的是，这是赤裸裸地要挟刘邦。刘邦当然不会忘记这韩信带给他的有关“齐地”、“齐王”的记忆。张良岂敢以齐地作为自己的封地？
所以说，刘邦要把齐地封赏给张良，表面上是对张良功劳的肯定，但另一方面是告诉张良，我知道你很有本事，但齐地也很重要。即使你愿领受齐地作为自己的封邑，我对你张良也是时刻提防，你最好给老子老实点。刘邦这里在表面上是在显示自己对功愿从赤松子游臣的大度，但其实是在用韩信当年“齐地”、“齐王”之旧事来警告张良。
不能不说刘邦这一招实在是太漂亮了。但张良应对得也是悠然自如。张良说：“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张良这段话说得诚挚自然、感人之极，翻译成现代话说就是：“我们家祖上五代为韩国的相国，后来韩国为暴秦所灭，我却侥幸存活下来。当年，我不惜散尽家财，诚招勇士刺杀秦始皇，为国为家报仇。尽管不成功，但却引起天下的震动。后来我投奔主公您，以三寸之舌跟随在有雄才大略的主公您身边，为主公您出谋划策，也算得上是做了帝王师吧！现在主公您有了天下，要赏封我万户之侯的高位，这是作为布衣的我所能得到的功名之极致了，我张良此生足矣。不过，我的志向和人生归宿并不在于能不能得到万户侯的封赏，而是在天下安定之后，舍弃人间之事，欲仿效赤松子，用导引吐纳来抚慰我那平生多病的身体；想好好地游历下山山水水，来体味下神仙的逍遥人生境界。我想主公您一定会满足微臣我的心愿的。”
当然，前面已经说过了，刘邦的这次对昔日兄弟、功臣们的封赏动机并不单纯，它还是一种笼络人心、显示帝王天子惠泽海内的重要的政治秀。读者们，请你们想一想，作为帝王的刘邦已经对张良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评价了，又怎么可以不封赏张良？张良如果不接受任何来自高祖刘邦的赏赐的话，你又让刘邦的面子往哪里放？这不是不识抬举、不知好歹又是什么？像张良这种功臣都不接受封赏的话，那刘邦的这场政治秀又怎么继续下去呢？
所以，张良在说完那段感人肺腑的话之后，接着又说道，如果陛下您看在微臣劳苦功高的份上，一定要赏赐点什么给微臣的话，那就请把“留”（今江苏沛县）这个地方作为微臣的封地吧。这个地方对于微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想当年，微臣正被暴秦全国通缉、四处漂泊，势单力孤、苦无立锥之地时，微臣正是在“留”这个地方碰到陛下您的。在“留”地，陛下您收留了我，我对陛下您可谓相见恨晚。从“留”地开始，微臣跟随着陛下您转战南北，伴随陛下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现在终于迎来了这开国立基、封赏天下的令人心激动的时刻。但微臣对陛下您的知遇之恩没齿难忘，所以请求陛下您把“留”这个地方赏赐给臣。“留”这个地方虽然不大，但是微臣日后居住在这个地方，就会回忆起与陛下相逢于此的情谊。
张良之请封“留”这个地方，真是太高明了，“留”这个地名也太有深意了！当年刘邦在此地收留了张良，然后留下了张良对刘邦的耿耿忠心。现在，张良请封该地做了“留”侯，将来，如果刘邦万一起了要杀掉张良的心思的时候，只要想起“留”这个名字，大概也要犹犹豫豫好一阵吧——留者，不仅留下的是两人的深厚情谊，也有留下张良身家性命的意思呐！张良真高明，太高明了！俗话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莫过如此吧！
刘邦听完张良这番话后，心中当然很是高兴。他心想：聪明人跟聪明人交流就是好，一说就什么都能明白。刘邦知道，“留”这个地方只相当于一个县城的面积，又离我刘邦的老家下邳不远，把这个地方封赐给你，谅你张良有天大本事，将来也不会威胁到我老刘家的社稷江山。你张良真是厚道人，更是聪明人，不像其他那帮不明事理、不知利害的家伙，整天就知道争功、邀赏，公然伸手向我要地盘、要官爵，我将来一定要好好收拾这帮人。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那帮人都是像张良你这样的明白人，我刘邦该多省心！
封赏之事过后，天下初定，又久经战乱，极需要休养生息，所以西汉开国之初奉行的是“大社会”、“小政府”的黄老之道。所谓黄老之道，简单地说，就是奉行“身国同治”的基本原则，像调理身体那样来治理国家，轻税薄赋，不过多干扰民间社会经济秩序，要求统治者做到清心寡欲、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这些治国措施为西汉经济、文化的恢复、繁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被高祖刘邦之后的文帝、景帝，直至武帝前期所尊奉，为日后西汉帝国的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前文提到，张良素来体弱多病。也正是从刘邦封赏天下开始，张良不仅开始谨言慎行，还托辞有病，闭门不出，成天在家静居服气，服药辟谷。随着刘邦帝位的巩固，张良自觉且自然要不露痕迹、悄无声息地从帝王之师向帝王之宾的角色转变——从不议论朝政，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这就是《道德经》中所说的：“功成身退”、“道隐无名”、“不自矜”、“不自夸”，笔者认为，张良一定是很深地了解《道德经》中这些话语的个中三昧的！
因此，我们看到，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时，张良更是严格地恪守“疏不间亲”的原则。
从兄弟情谊的人性角度来说，当张良看到那些昔日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弟兄、功臣们一个个地被翦灭时，心中难免升起“兔死狗烹”的悲戚。但笔者认为，张良更会想起《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当人如杂草般率性而随意地生长时，它们就会长在不该长的地方，就会被翦除掉——这似乎就是天道自然运行的法则吧——谁让那些开国功臣和弟兄们偏偏要像那些杂草一样，长在了错误的道路上呢？这样解释，也许能让张良心里好受些！
不过，在刘邦建汉十年的时候，张良却参与了一件事关汉室江山稳固的大事。据史书记载，刘邦当时非常宠爱一位叫戚夫人（赵如意）的女子，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刘邦感觉到以吕后为首的外戚一系对老刘家的江山社稷存在着潜在威胁。更让刘邦不放心的是，此时刘邦已经立吕后的儿子为太子（后来的孝惠帝）了。加之，刘邦一直认为太子过于懦弱无能，属于“不肖子”。这些因素都促使刘邦有了废吕后的儿子的太子之位，更立戚夫人的儿子为国储的打算。当朝野大臣们知道刘邦有这种打算的时候，都大吃一惊，纷纷出来劝谏刘邦不要随便更立太子。
但刘邦更立太子的意志非常坚决，群臣的劝谏似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吕后当时眼睁睁地看着其子的太子位即将被剥夺，非常恐慌，但又想不出好的办法。后来，有人给吕后出主意说，留侯张良非常善于出谋划策，皇上对他也非常信任，何不向他请教解决问题的办法？吕后觉得可以把张良找来试试。
吕后知道，张良赋闲在家、不理朝政多年，更不愿意掺和皇族内部派系之间的政治权力争夺，不是那么轻易地会为自己出主意的。于是吕后便派建成侯吕泽劫持了张良，强行向张良讨要主意。吕泽先是对张良晓之以理，说：“留侯您身为皇上最信任的谋臣，现在皇上想要更立太子，您现在虽然可以暂时置身事外，但您将来难道就能够高枕卧榻之侧而无忧患吗？为了您和大家的将来，留侯您现在一定要站出来劝导劝导皇上啊！”
张良先是托辞道：“以前皇上之所以数次听从、采纳我的建议、计谋，那是因为那个时候皇上正处于危难处境的紧急关头。现在天下安定了，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即使我张良当面劝诫皇上也不会好使——你们没看出来吗？皇上是出于对戚夫人及其子的骨肉之爱而要更立太子！纵使再加上我一个张良，这百十来号人都前去劝谏皇上不要更立太子，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虽说张良这话说得十分在理，可建成侯根本不理会张良的这一套说辞，他早已打定主意，既然把张良你劫持了，那就非得要从你这里得到点有用的东西不可。所以吕泽接下来用强硬且带有威胁的口气逼问张良道：“留侯您得帮我们谋划谋划，出个好的主意，否则休想置身事外！”
听完建成侯的这番话后，张良沉默很久，考虑了很多。虽说自从向刘邦请求分封留地之后，张良成天导引、吐纳，辟谷、服饵，饮松露、餐朝霞，行赤松王乔之道多年，早已不过问帝国政事，更不想参与皇族成员内部派系之间的权力的争夺。但这更立太子之事确实是非同小可，它不仅仅关系到皇族内部派系之间的争斗，更关系到帝国的根基稳固和天下苍生的福祉呐！
张良太了解更立太子一事对于帝国的重要性。张良感到，无论是出于对昔日刘邦的知遇之恩，或是跟随刘邦转战疆场、用鲜血铸就的兄弟情谊，抑或是出于老子所说的悲悯天下苍生、济世度人的博爱情怀，自己都不能再置身事外了——他不能不拉皇上刘邦一把。一句话，不能眼看着刘邦在动摇帝国根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要知道，当时汉室江山方定，帝国的统治根基尚浅，各项规章制度仍在健全完善之中，现在最需要的只能是顺乎其自然现状，力行清静无为之道，只有这样才能稳固刘家的天下江山。此时，大汉帝国恰恰是最经不起各派政治势力因更立太子之事而折腾的时候。张良感到了自身责任的重大，他必须要想出一个比较周全的化解危机的办法，以帮助帝国渡过难关。
张良感到，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必须要让刘邦充分意识到更立太子不仅关系到皇宫派系之间争夺，而且它还会从根本上动摇帝国的存在根基，更还会使天下百姓对帝国产生信任危机。因为张良知道，作为开国之君的刘邦现在最在乎的事情莫过于帝国的长久和平和安宁了！
但是，张良对刘邦这个人是很了解的——刘邦生性多疑。张良也知道，由自己亲自出面向刘邦说明更立太子事情的严重后果也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做反而会让刘邦起疑心——好个张良，你隐藏得也太深了，你修身养性、不过问政事不过是做给我看的，现在不是帮着吕后一系说话了嘛！那很自然地就会让刘邦怀疑自己与吕后集团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政治同盟关系！张良更知道，刘邦这人非常固执，他要是一旦动了要更立太子的心思，可不是一般的口舌劝说就能改变他的主意的。
所以，张良首先想到，要是由自己当面向刘邦陈述更立太子的危害性，不仅不会起到好的作用，反而会让生性多疑的刘邦怀疑自己的政治意图，到那个时候可能就不仅是于事无补的事了，更有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这都会促使刘邦更快更坚决地推进更立太子的进程，还可能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保不住！
张良就是张良，真是足智多谋，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张良想起了刘邦刚打下江山时的一些事情。那时候的刘邦就认准了一个道理：自己的江山是从马上得来的，但自己不能坐在马上治天下——他必须尽可能地把天下英才笼络在自己身边，帮助自己治理天下。刘邦听人说，当时最有名的贤才是“商山四皓”——所谓的“皓”，即是白头的意思，“商山四皓”也即是自战国秦末乱世以来，不出仕而隐居山林多年的四位贤达隐士——这四位隐士分别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到汉初的时候，都有八十多岁了。
刘邦曾数次派人去敦请这四位老者出山。但这“商山四皓”已经从民间各种对刘邦的议论中得知，刘邦是一位爱讲粗话，爱骂娘的主，对当时的儒士更是傲慢无礼——刘邦曾把一儒生的帽子取下，当众撒过尿。所以，这“商山四皓”为了免受出山后刘邦对他们的傲慢态度和可能加之于他们身上的侮辱，最后是下定决心，“义不为汉臣”。
但未曾想到，“商山四皓”这本来是出于免受刘邦的傲慢侮辱而不为汉臣的做法却让刘邦大为赞赏。因为在刘邦看来，“商山四皓”的这种做法是有气节的，他们能守高义，不为名利所动，其人格境界可谓奇清且高。“商山四皓”虽然不能为刘邦所用，但却成了真正为刘邦所敬佩的高人。“商山四皓”的名声于是因此而生，由此而起。
张良这时想起了这“商山四皓”的往事，于是向吕泽建议道：如果能把“商山四皓”请出山来伴随在太子左右，事情或许还能有转机。张良还吩咐吕泽，要多准备些金玉璧帛之类的精美而厚重的礼物，并让太子亲自写一封措辞谦卑、诚挚的请“商山四皓”出山的书信，然后派一位善于言辞的使者拿着礼物和太子的书信，并安排好豪华的马车同去。这样，或许能把“商山四皓”请出山来。
于是，吕后命令吕泽照着张良的话去做，果真把“商山四皓”请到了建成侯吕泽的家里。最后，太子在吕泽家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商山四皓”。按照张良的安排，这“商山四皓”就时刻陪伴在太子的左右，俨然成了太子的元老级顾问。
按照张良的设想，只要这“商山四皓”在宫中伴随在太子左右，肯定会引起刘邦的注意，然后，刘邦就一定会打探这“商山四皓”的来历。只要刘邦问起这“商山四皓”的来历，则太子的位子就基本上可以说算是保住了。
机缘巧合的是，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对大汉帝国更立太子影响深远之事。高祖刘邦建汉十一年时，大将黥布举兵谋反，刘邦不得已而带病亲征，其时张良已重病在身，不能随刘邦亲征。但张良感觉到了黥布举兵谋反、刘邦御驾亲征一事非同小可，所以张良就抱着重病赶往曲邮，并对高祖刘邦说：“楚地之兵士剽悍、勇猛，陛下在与之作战的时候要注意避其锋芒啊！”
其时，刘邦还顾虑着在自己出征后，驻扎于关中的各路大军会闹出点什么事情。张良就建议刘邦，任命太子为将军，监督关中的各路军队。但刘邦还是不放心，就对张良说，“子房虽有病在身，也要帮着太子照看着点”，意思是让张良辅佐太子，看管好关中各路军队，不要后院起火。张良于是便答应了下来。当时，大儒叔孙通是太傅，留侯张良的身份是少傅。这差不多可以算是张良在刘邦大封天下之后最后一次为刘邦效力了！
西汉建国十二年，刘邦平定了黥布叛乱，班师回朝。刘邦这次本是带病亲征，在讨伐叛乱的过程中，因为劳累，越发加重了他的病。刘邦原本是想让太子带兵前去讨伐叛军的，但因吕后为了保护年幼且毫无军事经验的太子，所以听从了“商山四皓”的意见，让她在刘邦面前哭诉说，太子年轻没有军功，而出征的将领大多都是曾跟随皇上转战疆场的枭将。让太子领兵出征，无异于一只羊带领着一群狼，肯定无法达到平定叛乱的目的。
刘邦考虑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才最终放弃了让太子领兵出征讨伐叛乱的打算。后来，平乱之事虽然过去了，但太子在刘邦心目中却越发加深了其懦弱无能、“不肖子”的印象。所以，随着刘邦御驾亲征后病症的加重，一想起这件事就会在心中升起一股无名之火，更立太子的意志似乎变得更加坚定了。
张良本来是不愿意亲自出面劝说刘邦不要更立太子的。但其时事情已经变得很紧急了。所以张良最后没办法，只好由自己出面劝说刘邦打消更立太子的想法。
一开始，当张良出面劝谏刘邦不要更立太子时，高祖刘邦根本不听——也就是在这次劝谏之后，张良因病加重，就再也没有关注过帝国政事了。
然后是太傅叔孙通出面劝诫刘邦不要更立太子。叔孙通称引古今各种历史教训，冒死劝谏刘邦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把更立太子的危害性说得十分明白而直接，试图改变刘邦更立太子的决心。刘邦假装应充着说不更立太子，但其实他内心恨不得马上废了那懦弱无能的“不肖子”。
不久，刘邦到达燕地，太子随驾服侍。“商山四皓”也跟随着太子到了燕地。在一次酒宴上，刘邦终于见到了他慕名已久的年已八十有余、须发鬓白但容貌伟岸出奇的“商山四皓”。当刘邦知道那四位伴随在太子身边的老人竟然是自己数次派人去请都没能请出来的“商山四皓”时，马上就看清楚了当时的政治态势：“商山四皓”现在竟能心悦诚服地出山伴随并辅佐太子，可见太子“仁爱”之名声已经远播朝堂、山野，其地位和势力已经很牢固了，羽翼已经丰满，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就能废立的。自此之后刘邦再也不提更立太子的事。太子最后终于顺利地得以嗣位——是为孝惠帝——大汉帝国也因此而顺利地度过了这场危机。
吕后因为这件事而对张良越发敬重。吕后不仅佩服张良的韬略，其实更是对张良那种不居功、不名有，进退有度、体察天人之际的道家独特精神人格气质的敬重和崇拜。吕后后来专权的时候，是黄老之道最忠实的信奉者和不折不扣的执行者，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张良的影响的！所以，我们看到，西汉初年，张良虽然不是“休养生息”、“清静无为”的“黄老之道”治国原则的实际执行者，但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良身上这种独特的道家精神气质和人格为汉初的黄老治国之道做了最好的注脚。
张良自此彻底摒弃人间万事，养精修道，静居行气，力行清静无为之道，严守《道德经》中所讲的“慈”、“简”、“朴”三宝，生活得非常简单。但吕后感念张良的恩德，屡次劝说张良无须自苦若此。但张良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知道自己的人生幸福并不能从帝国的权力、财富、名位而来，所以没有听从吕后的劝告，仍然悠游自足地过着“从赤松子游”的神仙生活。
张良的卒年，《史记》中说是在高后二年，《汉书》则认为在惠帝六年（前189）。笔者认为，《史记》中的记载比较可信些。
前文还讲到，张良当年在下邳的时候，黄石公在传授张良《太公兵法》之后说，张良会在十三年后成就功业，到时他会在济北的谷城山见到一位叫黄石公的老人。说来也巧，真的是在十三年后，张良跟随刘邦路过济北，没有见到那位老者，但却在谷城山下发现一块硕大的黄石。张良想起当年那位老者的话，知道这黄石乃授他《太公兵法》的老者所化。“黄石公”之名正由此而来。
张良派人在谷城山的黄石周围建起了祠庙，恭恭敬敬地把那块黄石作为稀世珍宝供奉在祠中。张良死后，留下遗嘱，让后人把自己和黄石葬在一起，所以其墓又称黄石冢。据《括地志》中的记载，留侯张良墓在徐州沛县东六十五里处，离留城很近，周围建有用于祭祀的庙宇。张良后人在夏季伏日和十二月的腊日上坟举行祭祀仪式的时候，也一定会祭祀黄石——黄石公的化身。
张良身上还有一点是尤其让后人津津乐道的，那就是张良的长相与其出神入化般的运筹帷幄的能力及其传奇一生之间的巨大反差。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评价张良：
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文的意思是说：
那些有知识的人大多相信天地之间没有鬼神相助之事，但却认为世间有成精之怪。从张良一生的传奇经历来说，肯定能让我们相信天地之间真有鬼神相助之事。想想看，要是没有神鬼之助，留侯张良怎么可能从一位素不相识的老者那里得到《太公兵法》？——更有人相信那位传授兵法的老者是黄帝之师风后的化身——当然也有人认为那位老者是老子所化——而向张良传授兵法。再想想看，后来留侯张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时候，高祖不知多少次身陷困境，形势危急得简直让人感到绝望，几乎看不到任何逃脱的希望。但是因为张良所献的奇计神谋，每次都能帮助高祖刘邦化险为夷、逢凶化吉，最终脱离困境。留侯张良这运筹帷幄的能力，真是让人感到变幻莫测，如果不是得到上天之佐助，还能用其他原因来解释吗？连高祖后来都对张良出谋划策的能力深深地佩服、赞叹，并深为自愧弗如：“谈到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我还是赶不上子房啊！”
我司马迁原以为像张良这样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人，其相貌一定是魁梧、伟岸出奇的。但当我看到他的画像时，我彻底地被震撼到了——留侯长得竟然像是一位面容姣好的妇家女子。这时候，我才深切地体味到孔子所说的那句话：“我曾以貌取人，所以就错过了子羽这样的贤人。”留侯何尝不是这种不能用长相来衡量其才能的人呢？
张良独特的人生际遇及其以道家精神气质入世、处世、出世的人格精神特质引起了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官宦名流的唏嘘赞叹，钦羡折服。这里举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一段对张良评鉴的话就足可以说明。原话是这样说的：
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汉留侯子房公像以子房之明辩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加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阳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翻译成现代文的意思就是：
人之有生有死，从出生而入死，就像天有昼有夜，自白天进行黑夜交替不息一样，必然而不可更改！从古至今，没有人能超脱出由生入死的必然规律之外而获得长生不死之身躯。以张良那种穷究天人之际的大智慧，对人之有生有死、生死无常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怎么可能不明白呢！？张良肯定明白神仙之事终归是虚诞、诡异的！但是，我们却看到张良在西汉开国后，他义无反顾地、无怨无悔地置身于旨在追求轻身冲举、白日飞升，“愿从赤松子游”的神仙之术中，这又是为什么呢？张良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追求这等虚幻不实的东西呢？这恰恰说明张良是有大智慧、大彻大悟的得道高人！因为张良一定明白道家哲学思想中有不朽的真精神，人只要能体味出其中的真精神，就可以在有生有死的人世间而不朽了——也就是精神不朽！
想想看，被高帝刘邦钦定的开国“三杰”——萧何、韩信、张良，他们其实在当时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表面上风光无限，其实免不了被人君所猜忌、怀疑。他们的处境可谓凶险异常，蕴含无尽的杀机，做臣子的行为稍有不慎，即刻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我们看到，统兵领将多多益善的韩信在被封为淮阴侯后，最后不免被夷族；那甚至想出放高利贷、招权纳贿的办法以自污名声来力求自保的萧何最后也难免于下狱——这两人的遭遇恰恰是因为不懂得满招损、谦受益，取舍有度、功成身退的道家哲学之真精神才造成的啊！唯有张良子房，自一开始就了解了自身的处境，加之以从道家而悟来的入世、处世、出世的真精神来面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尴尬的处境，把功名视为身外之物，不可执著；知道利禄若白云苍狗，不可永驻；体悟到神仙之事纵属虚幻，却终可托付平生真趣而得神仙逍遥之境。张良实在可称得上是明白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并在变幻莫测的人世间得以明哲保身的得道高人啊！
张良对于后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史、政治史、军事史，他更重要的影响还在于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张良其实是最典型的以道家思想修身、建功、立业、治国，最后功成身退，以追求神仙逍遥之境作为人生最终归宿的例子。他的人生，寄托着那些中国人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希冀和梦想。人世间芸芸众生的所有梦想都能在张良身上找到它的踪影和痕迹。面对张良的一生，你尽可以驰骋你的想象力，你最终总可以在张良的一生中找到自己所期待的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谁的人生比张良更完美的么？后世像张良这种拥有不世出之才者固然不可谓不多，却大多没有张良这种神奇的人生际遇，其才华大多更没机会施展；像张良那样建功立业、名高位重的人不可谓为少数，但有几人能做到完美地功成身退呢？后世阔论道家哲学之真精神比张良高明者也不能说没有，但他们的人生多由某些抽象的概念构成，可谁能有张良独特的道家精神气质人格中那种绚烂多姿、色彩斑斓呢？
所以，张良的一生成就了中国文化中最生动的一个环节、一个符号。这个环节、符号不仅仅是供后人凭吊的，它还是供后人沉思的——它最符合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审美标准。它是审美的对象——因为是审美的对象，它就把历史的事实与现实的实事联系在了一起，它的意义就一定会跨越时代，而进入到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精神历程中，给予现代人以人生智慧的启迪，供现代人尽情地欣赏！
作为留侯张良十世孙的老祖天师张陵，他身上一定继承了某种从张良那里传承而来的，一以贯之的最独特的道家哲学之真精神和气质。自从老祖天师张陵诞生于沛国丰邑的那一刻始，他似乎就注定要为这片土地增添光彩，书写一段千古佳话。
三、本源十世：从留侯张良到老祖天师张陵的传承谱系
张良死后，孝惠帝谥号文成侯，其子张不疑继承了留侯的爵位，位达太傅。后至孝文帝时，众多谋臣认为当年高祖刘邦册封的诸侯国太多，威胁到了中央政府，于是采纳了削藩的建议。朝廷抓了留侯张不疑一个不敬重皇上和朝廷的罪名，削掉了留侯之国。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意思是说，祖先们所创下的基业，一般只能传至五代，之后便会走向衰没。确实，司马迁的这个结论是有感而发的，因为西汉初年那些封疆大吏，在当时可谓一时风光无限。但他们的后代却因为生活得太过于安逸舒适，其结果是一代逊于一代，最后大多走向了没落。这对张家来说也是如此。虽然张家后世子孙中也不乏位居高位者，但总体上来说，家道是慢慢地衰落了。
随着张良后代子孙人口的不断繁衍，又经过西汉末年兵荒马乱的岁月，留侯的后人尤其是旁支子孙，逐渐失去祖上的荫泽，或为逃乱，或为谋生而迁徙各地。至老祖天师张陵的父亲张大顺时，则从祖上世居的沛国之地，迁往了吴地之天目山，并隐居在山林之中，精修至道。张大顺也因此被封为桐柏真人。当然，留侯一脉传至桐柏真人张大顺时，张家已经没有了留侯世家那种显赫的身份和地位了。
按照《留侯天师世家》中所记载的从张良到老祖天师张陵的传承谱系，其传承过程如下：
张良→张不疑→张典→张默→张金→张里仁→张皓→张纲→张大顺→老祖天师张陵
以上十世，为老祖天师张陵被尊为老祖天师之前的家族谪传谱系，所以在《留侯天师世家》中又被称为“本源世系”。当然，这十世中，不包括其他旁支谱系。
可以想见，老祖天师张陵的祖先们曾有过高大雄伟的庭院，其间也一定珍藏有很多珍奇古玩，是名副其实的钟鸣鼎食之家。但世事常常是变幻莫测的。至老祖天师张陵出生时，历经东汉中后期的社会动乱，其家道已经变得稍显贫寒之相了，往日那些象征着尊荣显贵的张家大院似乎只能伴随着父辈们茶余的谈资而留在老祖天师张陵年幼时的心灵深处了。
老祖天师张陵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境并不殷实的平民之家。不过，家境的贫寒对人的成长也并非全无益处，特别是对于少时老祖天师张陵这样一位日后将成为道教创始人和精神领袖的人物来说，就更是如此——家境的贫寒能使人接触更多来自下层的平民，能更真切地体会他们的疾苦，知晓他们的悲愁所在，分享他们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成果所带来的满足和幸福。
同时，家境的贫寒也能让尚处于年少时的老祖天师张陵更真切地体会到那些所谓的上层人物的骄横、贪婪、霸道、无理和虚伪，看清楚这个存在着的然而却未必合理的世界的恶的根源。这一切都为老祖天师张陵日后所从事的事业留下了一笔最可宝贵的人生阅历和精神财富。我们知道，真正有活力的宗教、哲学和艺术之花常常是在一个民族血和泪的浇灌之下而得以绽放的。人世之艰辛和苦难，都会使年幼的老祖天师张陵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苦难固然会使人消沉，但苦难也会促使人奋起，使生命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
四、生而灵异：老祖天师张陵诞生时的灵异事迹
老祖天师张陵生于东汉永平十八年，即公元75年。一般来说，古今中外一些重要的宗教领袖人物的诞生都伴随着某些灵异的事迹，如耶稣的诞生据说是上帝感应童贞女玛丽亚而使之受孕所致；释迦牟尼在降临于世时，满屋香气环绕，发出的红光映红了天空；我国古代的一些帝王名士的诞生或在做出某项行动之前，上天也常常会显示出某种异常的现象。最近福建地区流传着大文学家林语堂出生时，天上也有极其绚丽的彩霞。
对作为道教的创始人和教主的老祖天师张陵来说，也是如此。笔者查阅了大量后世不少高道为老祖天师张陵作的传记，其中不约而同地提到，老祖天师张陵诞生时伴随着众多灵异现象。综合各方面的资料，老祖天师诞生的经过大致如下：
老祖天师张陵的父亲张翳（字大顺，号“桐柏真人”）有一天偕妻子客居于天目山。这天晚上，老祖天师张陵的母亲林氏做了一个梦，梦见有神人自北斗魁星而缓缓降落在自己身边，并授以蘅薇香草。之后，林氏便有孕在身。回家之后过了数月，即于甲午正月望日产下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诞生时有黄云覆盖室宇，紫气充满庭院，屋内金光闪闪，并伴随着幽香之气扑鼻而来，数月后尚有余香。
以今人的眼光看来，这有些太不可思议，特别是对那些以科学实证的眼光来审视一切现象的人来说，这就更不可能，他们认为这完全是好事者的胡说八道、装神弄鬼。不过，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这些神异现象果真是好事者的胡说八道、装神弄鬼，完全是荒诞不经的话，这些记载凭什么还能流传至今日？难道在这被斥之为荒诞不经、胡说八道的记载的背后没有隐藏着某种尚未被人发觉注意到的宗教上的启示？
据说爱因斯坦年幼的时候，曾经一度沉湎于足球运动，在功课上极为马虎。一天，他的母亲便语重心长地对小爱因斯坦说，“儿呀，你不要再整天沉湎于踢球了，因为你与其他的小孩子生来就有很大的不同，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担负着上帝交给你的给整个人类带去光明的光荣使命”。从此，小爱因斯坦便静下心来，专注于学习，终于成为影响整个人类世界的伟人。而按照很多人的看法，上帝本身的存在尚且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又何来爱因斯坦要承担起上帝交付给他的光荣使命一说？小爱因斯坦母亲的那句劝诫儿子的话不也同样显得荒诞而不经吗？
历史的真实恰恰倒是，那些伟大的事业常常是在某种看似“荒诞不经”的神灵信仰感召之下才取得的。因为在那些看起来近乎荒诞的灵迹背后往往隐藏着对来自神明召唤的伟大使命感的高度认同，从而在追求事业成功的过程中变得极度专注。因此，那些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的灵迹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就不再是虚幻不实的，而是“实有诸己”的，并具备完全的真实意义。这种来自神灵的召唤之声来自宇宙的最深处，只有极少伟大天才的人物才能领会，它超越于任何理性和逻辑之上，然而在常人看来却显得完全不可思议！
不过，官方的正史中在对待老祖天师张陵出生时的灵异事件上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无论是由范晔撰写的《后汉书》或是由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中，都没有专门记载老祖天师张陵的生平事迹。在这两部有关东汉时期的重要史书——《三国志》和《后汉书》中，《三国志》专门为系师张鲁天师立传，其中顺带地提到老祖天师张陵；《后汉书·刘焉传》则间接地提到老祖天师张陵和其孙张鲁天师之间的事。这两部较多涉及老祖天师张陵及其孙张鲁天师生平事迹的书，还对由他们爷孙俩开创的五斗米道（也称正一道，或天师道）多有贬损之辞，称之为“米贼”、“匪”。书中甚至没有提到老祖天师张陵的身世，更不可能把老祖天师张陵的诞生与某种灵迹联系在一起了。
其实，无论是《三国志》还是《后汉书》，它们在叙人载事的时候，都预设着特定的价值判断的，因为作为正统的官方史书，当然是要维护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儒家君臣忠孝的伦理纲常——用“贼”、“匪”之类的词来评价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和其孙张鲁天师所创立的五斗米道，说白了，就是认为他们破坏了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儒家传统的伦理纲常。但这种评价并不客观，也不公正。
毫无疑问，作为史学家的陈寿和范晔，他们都是博学的。但一个人的博学，有宽广的知识视野，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也对所有历史人物、历史现象都有十分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
时至今日，起码可以说，像陈寿和范晔这样的大史学家，他们在对待和处理老祖天师张陵这一终将会成为影响整个中国文化史尤其是中国宗教文化史的重大人物上，多少表现得缺乏一种更为博大而宽容的智慧和基于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理解能力。故此，陈、范二氏在其所著的官方史书中均没有给予老祖天师张陵以足够的重视。
人们在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上，除以上提到的科学理性的方式、基于某种固有的伦理价值观带有很深“成见”的理解方式之后，更需要一种基于信仰基础之上的宗教直觉的、审美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能召唤出宇宙和人类之间最深处的包容、慈爱的博大胸怀。笔者认为，这才是道家道教哲学始终一贯、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真精神！
历史常常是会跟人们开玩笑，甚至是嘲讽人类的。那些在某个时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喋喋不休争论的所谓热点话题、焦点人物和事件，谁能保证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烟消云散，而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留不下任何痕迹？相反，那些在某个历史时段并不为人们所关注、压根儿就不起眼的“小人物”和宗教事件，谁能保证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不会永久地镌刻在人们内心的深处，并构筑成后世人们文化生活中最基本的色调？进而，后世的人们不会对那些并不起眼的所谓“小人物”及其所经历的宗教事件始终心怀感激？
是的，当人们面对纷至沓来的一个个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常常是会有一种茫然无措的感觉的，即使是博学如陈寿、范晔这类属最正统、官方、博学之列的史学家们也并不总是很轻易地能从中分辨出哪些是精华而终会对后世影响深远，哪些是糟粕而终究是要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里的！
笔者希望那些始终对中国道教文化怀有最真诚之爱的研究者们及那些对道教怀有最虔诚的信仰态度的道门中人能够更宽容地对待历史学家们在对待和处理老祖天师张陵及其所经历的宗教历史事件上的轻微的“瑕疵”吧！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每一个身处尘世之国的个人都会有着与生俱来的欲望、价值观和某种根深蒂固的思维、理解世界的方式，都会在看待和判断人物和事件的时候表现出无知和短见，从而不免会犯下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还因为道教教导我们，对人们在理解这个世界时的偏执之见，应持一种宽容为怀的态度。这是道教的根本宗旨，也是道教信众们身上所必备的根本品质。老子说，“公乃容，容乃大，大乃王”，只有具备了这种宽容为怀的精神品质，才能说是从根本上遵循老子的教诲、符合老祖天师张陵创设道教的初衷，这样才能超越于理性、道德的说教之上，而达至生道合一的生命超然境界。
所以，亲爱的读者们，当我们谈到老祖天师张陵生而灵异这类宗教事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弄明白它背后的真实的宗教意义，并领悟到这些最真实的意义，这才是宗教信仰的根本。
一般人是很难自觉地去认同和倾听那些来自宇宙、天地深处的神明召唤之声的。这些人的理性逻辑思维能力常常过于坚强，他们不肯接受哪怕是有一丁点儿不符合逻辑思维的现象。所以，在这些有着强大的理性理解能力的人看来，那些能面对种种现实困境和经受住种种磨难的宗教史上的领袖人物如耶稣、佛陀、老祖天师张陵等就成了一个个无法理解的谜团。而后追随他们的宗教信徒又常常对他们的宗教领袖满怀着近乎狂热的宗教崇拜激情，为了对这些无法以正常逻辑思维能力理解的谜团有一个较好的符合自然习惯的解释，于是就对其平生的经历加以想象，有时候甚至是神化，这些都不足为奇。因为一个人的伟大是最容易从其出生的灵迹中找到较为合理的理解和解释的。
作者想，后世关于老祖天师张陵生而有灵异迹象的记载背后一定包含着某种来自宇宙、天地神明背后“无限者”的呼声，它一定是某种神圣的召唤的声音，启迪着老祖天师张陵去追随它、确证它、认同它、期待它、领悟它。最重要的是，当老祖天师张陵自觉地认同了这种来自宇宙、天地最深处的作为“无限者”之神明召唤之声后，就会有着无可比拟的勇气去面对现实中的任何困难，渡过各种在一般人看来难以渡过的难关，忍受人世间各种难以忍受的耻辱、欺凌和磨难。
当然，作者还想请读者朋友们认真思考如下一则事例：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在出生时就口含一通灵宝玉，应该可以说是生而具有灵迹吧，可宝玉也仅仅是在世上匆匆地走了一遭，最后仍重归于大青埂峰之下的无何有之乡。这生而有灵异、看似在人世间白白走了一遭、于人于世毫无用处的贾宝玉凭什么能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留下永久的记忆呢？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尘埃虽然落定，他的光芒却终究没能掩盖住。那又是什么造就了他的光辉形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