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四伏：系师张鲁初掌教权时复杂的处境
随着嗣师张衡天师飞升冲举而离世，一直处于幕后的第三代天师，即系师张鲁不得不走向五斗米道最高领导权力的前台，这一切似乎来得过于突然、毫无征兆，让系师张鲁总有一种手足无措、毫无准备的感觉。当老祖天师张陵和嗣师张衡分别于公元178、179年先后羽化的时候，五斗米道的教主——天师之位，似乎一下子就从第一代过渡到了第三代天师身上，这自然会让没有任何掌教经历、年轻的系师张鲁感觉到有些过于局促。
如果，仅仅是因为掌教身份的突然变更而让系师张鲁感觉到或突然，或局促，或毫无准备，也就罢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舒适”的感觉终归要慢慢地淡化，慢慢地变得自然、舒适。
但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随着老祖天师张陵、嗣师张衡的先后离世，五斗米道的内部势力也出现了一些分化。五斗米道是在巴蜀地区创立起来的，入教的信众大多以当地的原住居民为主，他们本身拥有属于自身的一整套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后来，因为老祖天师张陵在该地区出色的传道工作，越来越多的土著居民加入了由老祖天师张陵所创立的五斗米道。
不过，笔者在前文中已经一再地指出，老祖天师张陵对当地原住民固有的传统宗教文化是十分尊重的，他并不想用简单粗暴的手段，用“五斗米道”的宗教崇拜形式来完全取代当地土著居民固有的宗教文化。
所以，我们看到，在民间有老祖天师张陵与六大魔王、八部鬼帅之间斗法的故事。其实这些斗法故事背后所隐含的真实的历史真相、意义正在于，老祖天师张陵力图做到把自己所宣扬的先秦道家哲学思想——尤其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与当地土著居民固有的宗教信仰形式有机地融会贯通起来。
基于这样一种创教理念，加之老祖天师创教之前所行种种旨在于解决当地土著居民疾困的活动，越来越多的当地居民加入了老祖天师张陵所创立的五斗米道，成为五斗米道的信众。
在一些官方的史书中，又称五斗米道的信众为“鬼卒”。“鬼卒”中的“鬼”字绝无贬义，相反，这一“鬼”最能表明当时五斗米道的宗教信仰之特征，即它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哲学、宗教崇拜形式与巴蜀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巫术传统信仰形式的综合。
既然，五斗米道是两种不同地区、不同哲学、宗教文化传统融会贯通的结晶；更重要的是，如果把“五斗米道”比喻为一朵宗教奇葩，那么它终究是生长于具有浓厚的异域风情（当然是在现代人眼中的异域风情）的巴蜀地区的土地之上。在这种情况之下，老祖天师张陵在创教初期的时候，会大量任命巴蜀地区的原著居民负责各项宗教组织及事务，也就是说，初创时期的五斗米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巴蜀少数民族为主体的一种宗教组织，该宗教组织中的大量的骨干力量均来自于巴蜀地区原住民部落的宗教首领。老祖天师张陵固然被尊称为“天师”，是五斗米道的最高宗教领袖，但在很大程度上，老祖天师张陵的宗教领袖地位更多地属于精神意义上的，即，老祖天师张陵的宗教领袖地位更多地源自于他身上所具备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实际上，巴蜀地区的原住民在加入了五斗米道之后，虽然接受、认同了大量来自于老祖天师张陵传授给他们的新的宗教哲学、宗教理念、宗教教义、宗教仪式、宗教经典，但他们仍然在五斗米道的宗教组织结构中保持了较大的独立性，那些由原住居民演化而来的五斗米道信众即使在五斗米道内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听命于他们原来固有的部落领袖。
所以，我们看到，在创教宗师、独具领袖人格魅力的老祖天师张陵，以及第二代五斗米道宗教领袖嗣师张衡先后于公元178、179年飞升冲举之后，五斗米道内部各部落势力也开始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分化。尽管名义上系师张鲁是不言而喻的五斗米道最高宗教领袖，但实际上，在五斗米道内部分化出了以张修为代表的另一派比较强大的势力。当老祖天师张陵尚在的时候，由于他在巴蜀土著居民中无可比拟的崇高威望，那些加入五斗米道的原巴蜀地区的土著居民的部落首领当然是唯老祖天师张陵马首是瞻。问题是，老祖天师张陵现在已经羽化升仙了，继之而起的嗣师张衡也在短暂地掌教不到一年的时间后，也飞升冲举了。再继之掌教的系师张鲁天师，因资历尚浅，其作为宗教领袖的领导能力和人格魅力也尚需要时日假以磨砺，所以很自然地，五斗米道中那些对当地土著居民影响力比较大的部落首领会挑战到系师张鲁的宗教领袖地位。
最先起来对系师张鲁五斗米道的宗教领袖地位构成挑战的人是张修。
读者朋友很容易有一种错觉，以为“张修”既然姓张，那一定与老祖天师张陵的张氏家族有什么血缘上的关系。但实际上，张修与老祖天师张陵的张氏家族一点血缘上的关系都没有。那么张修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后汉书·灵帝纪》注引“汉灵、献二帝纪”中说：“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五斗米，号为五斗米师。”这则史料说得很清楚，即张修本为巴蜀地区的巫人，能以巫术为当地居民治病，治好了之后，要向病家收取五斗米，所以他得到了“五斗米师”的名号。由此可见，张修早年已经加入了老祖天师张陵所创之五斗米道，所以当地人称他为“五斗米师”。当然，除开张修“五斗米师”的身份之外，张修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即他本为巫术文化色彩浓厚的巴蜀地区土著居民的宗教领袖——“巫人”。
作为拥有“五斗米师”和“巴郡巫人”双重身份的张修，这人可真不简单，他不仅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而且具有很敏锐的政治嗅觉力。我们知道，大概在东汉时期的中平元年（184），东汉帝国的东部地区暴发了以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为首领导的黄巾大起义。此时的张修似乎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提升他所领导的五斗米道在全国政治版图中的实力并获取更多政治资本的机会。于是，张修利用自身在五斗米道信众中的影响力而举兵响应，所以《后汉书·灵帝纪》中记载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
不过，中平元年间所发生的这次大起义的结果是：张角失败被诛杀。而张修虽然响应了这次大起义，但因为他所处汉中的地缘地理位置的优势，即使在大起义失败的情况下，仍然保存了相当强大的实力，几乎没有受到大的损失！更为重要的一点，张修通过参与这次大起义，日益走向了五斗米道的领导核心地位——虽然从表面上看，五斗米道的宗教领袖仍然是系师张鲁天师！
张修当时在五斗米道中的强大影响力有史料可以证明。由裴松之作注的《三国志·张鲁传》中不仅言及了张修起兵对抗中央政权的事，还提到张修在五斗米道中所实行的各种组织和管理方式、宗教仪式。从这些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似乎张修才是五斗米道的实际意义上的宗教领袖，才是老祖天师张陵的衣钵真正继承者：
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三国志》卷八之“张鲁传”，裴松之注引鱼豢《典略》。
引文中的大意是说，大概是东汉末年的光和（179—184）年间，暴发了农民大起义，东方有张角领导的太平道起义，汉中地区则是以张修为首的五斗米道起义。太平道中的高层领导者在做符祝之术时会手持九节杖，让病人叩头思过，并让病人饮用符水以达到治病的目的。如果病人因为服用了符水，过几天后病情好转的话，就说此病人是真诚地信仰太平之道的，否则，则会说这病人信仰太平道不真诚。张修在汉中地区传授的五斗米道中也有用符水为病人治病的仪式，但不用九节杖。当然，张修为病人治病的方式方法会多样些，他还会让病人静静地待在静室中，认真思考以前所犯下的过错，并真诚地向神明忏悔自己的过错。
引文中还提到，张修在五斗米道的组织机构中专门设立了“奸令祭酒”、“都习”、“鬼吏”等神职人员。所谓“奸令祭酒”，指的是每一治所的负责人祭酒时用老子五千文来教化其管辖之内的信众，协助祭酒修习老子五千文的其他管理人员称“都习”，都习发出的各种号令称“奸令”——“奸令”并不是贬义词；所谓的鬼吏，指的是那些专门负责代病人向神明祈祷以求治病的神职人员。通常来说，鬼吏代病人向神明祈祷的方法主要是帮助病人在纸上写明平生所犯过错、病人姓名，以及病人知错且希望改正并请求神明原谅的意愿——一般要书写三份这样的意愿书：一份用于向天官禀报，掩埋于山顶上；一份用于向地官禀报，埋于平地中；一份沉于水中，是用来向水官禀报的——所以，这三份写有病人知错、改错，以及希求神明原谅过错意愿的三份文书被称之为“三官手书”。
当然，通过鬼吏的“三官手书”治好的病人家属要交米五斗。交纳米五斗一开始可能是偶然的，但到后来，交纳五斗信米慢慢地就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则，成了巴蜀地区的居民加入五斗米道的最重要的标志和信物，所以五斗米又称为“信米”，而五斗米道中那些职位比较高的人员后来就因之而称为“五斗米师”了。
不过，史官们并不相信鬼吏的“三官手书”能治病这回事——笔者认为，这未免过于武断了点。史官们还认为，张修所行的种种法术，不过是出于淫祀妄为，但是因为当地百姓的闭塞视听，以及他们的愚昧落后，轻信了张修等人的言论，还把张修看作成能解救他们苦疾的宗教领袖。
不独如此，《后汉书·孝灵帝纪》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中平元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冠郡县。”中平元年为184年，李贤在注引此条史料时，又引用了《灵帝纪》的话：“刘艾《纪曰》：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后汉书》卷八之“孝灵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后汉书》第2册，第349页。
这些官方史书中在言及中平元年（184）的大起义时，压根儿就没有提及当时作为五斗米道最高的宗教领袖系师张鲁天师，由此可见张修势力之雄厚、影响力之强大——势力雄厚得竟然可以发动一场反对东汉王朝的大起义；影响强大到似乎可以把“五斗米道”作为自己的专属标志。
系师张鲁天师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之下登上五斗米道的掌教之位的，对于年纪、资历、威望、经验等尚欠的系师张鲁来说，可谓危机四伏——确实是危机四伏！那么系师张鲁该如何来应对这危机四伏的局面呢？
二、往来焉家：益州牧刘焉与张鲁天师和
张修之间复杂的关系
刚才提到，面对危机四伏的现实境况，系师张鲁应该如何处理和面对的话题。事实上，当时年龄和资历均尚浅的系师在面对五斗米道内部以张修为代表的巴蜀氐族巫人势力集团的强势崛起时，说实话，并不是笔者有意贬低系师张鲁天师，而是实事求是地说，系师张鲁天师还真的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应对办法。
但是，这个时候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大大减轻了系师张鲁天师身边的强大压力。这个关键人物就是刘焉。
刘焉何许人？为什么他的出现能缓解系师张鲁的压力？这就要从刘焉这个人的出身说起了。关于刘焉，《后汉书》卷七十五之“刘焉袁绍吕布列传第六十五”对他的生平、经历、抱负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是西汉时皇室宗族鲁恭王刘余的后代。东汉肃宗帝时，迁徙至竟陵。刘焉就在竟陵地带做个州郡之类的地方官，后因其宗室身份而拜官郎中。刘焉后来辞去了郎中之职，在阳城山定居下来。
刘焉平生喜欢精研学问，也教授过别人知识学问。后又因被举贤良方正，先后升官担任过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等官职。到东汉灵帝的时候，政教衰缺，四方兵寇纷起，刘焉认为地方所设的最高长官——刺史——一职官微势轻，不足以禁绝兵寇，并且当时中央政府所任命的地方刺史及其他地方官员，多任非其人，这更加重了当时的兵寇暴乱。
刘焉于是建议朝廷对地方官制进行改革，认为应当把刺史一职升格为“牧”或“伯”，以达到维护地方安定的目的。为此，刘焉建议要重新“清选重臣”，来担任地方的“牧伯”之职位。刘焉当时还向朝廷“私下里”提出请求，让他到交趾——即今天越南北部地区，当时寇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去做地方官，以为朝廷避除寇患。
刘焉提出的地方官制改革的建议还正在朝廷讨论时，恰好碰上益州刺史郗俭为地方兵寇叛乱的事务所烦扰，随之，种种关于朝廷的谣言因之而四起，还出现了几起性质非常严重的地方寇匪叛乱的事件，如并州的刺史张懿和凉州刺史耿鄙几乎在同时被寇贼所杀害。这些地方上出现的重大事件加速了刘焉所提出的关于改革地方官制的议案的实施。刘焉随之被任命为监军使者，做了益州地区的地方长官，即益州牧——益州，即今四川成都平原地区；太仆黄琬做了豫州牧；宗正刘虞做了幽州牧。无论是刘焉，还是黄琬、宗正，他们本来都是任职于中央政府中的位高权重的官员，他们都是以中央政府中原有的高官身份来兼任地方州牧之职位的，朝廷的意图在于通过选派高官来实现对地方更好、更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东汉王朝自此之后，地方上的州牧一职，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了拥有重权的地方实力派。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1965年，第2431页。不过，这一举措也为后来东汉末年的地方军阀豪强割据势力的兴起埋下了种种隐患。
当刘焉刚到益州的时候，那些流匪、兵寇也称自己是“黄巾”军，而聚集在一起的所谓“黄巾”军达数千人。这些所谓的“黄巾”军先杀害了绵竹县令，接着又进攻雒县，杀害了雒县的长官郗俭；紧接着，“黄巾”军又进击蜀郡、犍为地区，在十天半月之间，就攻占了这两个地区的三个郡。随之，这支所谓的“黄巾”军的首领马相自称“天子”，加入“黄巾”军的队伍的人越来越多，多达十余万。之后，这支“黄巾”军又向巴郡进发，又杀害了巴郡的郡守赵部。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1965年，第2431页。
当时的益州牧从事贾龙，先在犍为纠集了数百人官兵，然后又把地方上的部分官吏人员纠合在一起，对马相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并打败了马相的“黄巾”军。之后，贾龙派遣官兵迎接刘焉的到来。刘焉上任益州牧之后，任命贾龙为掌管军事的校尉，驻扎在绵竹一带。但是，贾龙也不是良善之人，而是图谋不轨之辈。贾龙到绵竹之后，就安抚那些先是离叛朝廷，后来又被他打败的匪寇，对他们“务行宽惠”，以达到收买人心，日后利用他们图谋不轨的目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1965年，第2431页。。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说贾龙表面上对刘焉阳奉阴违，但刘焉也并非是一心向着朝廷、立志为东汉天子分忧解难之人。刘焉早就觉察出当时的中央政府已经式微，再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做到对地方很好的控制和管理，天下大势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和割据。
刚才提及，刘焉向中央政府提出了改革地方行政官制以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的方案和建议，但其实刘向中央政府提出这些改革建议的背后，包藏着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心。他在提出改革地方官制的同时，私下里向朝廷请求去做交趾（越南北部地区）的地方长官。为什么是私下里？为什么请求去的地方是中国历史上的蛮夷之地？难道不可光明正大地提出要求吗？没错，是私下里提出的，更不是光明正大的。
此时此刻，笔者还要提醒读者朋友们不要忘了刘焉的皇族身份——尽管他的这重身份跟当时东汉皇室的血缘关系多少显得有些疏远了。但如果当时的东汉王朝恰逢乱世，再加上各地军阀割据混战的话，刘焉的皇族身份就可以派上大用场了。想象一下刘焉如果真的做了交趾一带的地方长官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刘焉皇族后裔的身份；对国家局势比较有远见的洞察能力；交趾这块极具有地缘政治优势的势力范围。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话，刘焉需要做的就是静静地在那里休养生息、积蓄力量，等待中原地区群雄争霸、天下大乱的时机，在中原豪强势力拼得精疲力竭的时候。然后振臂高呼一起，打出匡扶汉室江山的旗号，天下英雄豪杰莫不云从。自己将来即便未能做成帝王，至少也能垄断朝政大权，最差也能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成为雄霸一方的地方豪强势力。
当然，刘焉请封交趾的意图最终并没能实现，他是以监军使者的身份被派往益州地区，做了益州牧。益州牧，这是一个很好的官职啊。益州同样属于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不仅具有远离中原王权势力影响、控制的地缘政治位置优势。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还与巴蜀地区的巴、氐、羌等众多少数民族部落势力交错在一起。总之，益州也是一个让刘焉感觉可能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的地方。所以，刘焉信心满满、踌躇满志地奔赴益州上任去了。
刚才提到了，初到益州的刘焉受到了原益州知事贾龙的盛情迎接——刚好在打败了以马相为首的寇匪叛乱之后。之后，刘焉让贾龙做了负责军事的校尉，驻扎在绵竹地区。虽说贾龙攻破了叛匪，但他却并没有赶尽杀绝，还用宽惠的政策笼络他们的人心，以为己所用。对贾龙的这种举动，刘焉当然心知肚明。
因此，刘焉在上任之后，做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策，那就是以与贾龙相似的手法来笼络活跃在巴蜀地区的五斗米道势力。要知道，当时的五斗米道势力也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它有严密的组织；有共同崇拜的神灵对象；有差不多相似的文化行为模式，这一点尤其显得让人害怕。虽说，以张修为代表的五斗米道于公元184年曾经起事响应东方的“黄巾大起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事实上，五斗米道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即使在失败之后，五斗米道仍然在西蜀地区正常地开展各种宗教组织活动。
从记载有五斗米道当时活动事迹的官方史书来看，五斗米道作为一支民间宗教力量是不受官方待见的。在《三国志》、《后汉书》中，多称五斗米道的信众为“米贼”或“米匪”，称五斗米道所行的各种宗教法术为“妖言惑众”，其不合法性不言自喻。
作为初任益州牧的刘焉来说，当时所急迫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而壮大自己军事实力的最直接、最快、最现成的方式莫过于以恰当的方式笼络五斗米道信众，而作为一种有比较严密、固定组织结构的宗教团体，要有效地笼络五斗米道的信众为己所用，莫过于拉拢五斗米道的宗教领袖人物。
有鉴于此，刘焉上任益州牧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礼遇、拉拢当时的五斗米道的宗教领袖张鲁和张修。
刘焉的出现，仿佛在张修和系师张鲁之间形成了一个能缓和双方争斗态势的中间缓冲地带。从刘焉这一方面来说，他需要张修和系师张鲁的支持以壮大自己的势力，这是不言而喻的。不仅限于此，刘焉还可以通过“拉拢”五斗米道的方式，向朝廷表明自己在招安地方“寇匪”方面所取得的重大功绩。
从张修这一方面来说，张修也需要来自刘焉的道义上的支持。因为在张修号召五斗米道信众响应“黄巾大起义”并兵败之后，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叛军的首领，这是一种难以容于一般民众伦理道德标准的狼藉的名声。因而张修迫切地需要一种来自于官方的力量以原谅和认可他，洗刷或减轻自己的这一罪名，从而重树自己在五斗米道信众之中受损的声望。所以，当刘焉向张修展示出某种“善意”和“宽宏大量”的姿态以拉近与张修的距离时，可以想见，张修一定是十分乐于接受刘焉的这种“善意”和“宽宏大量”的。
从系师张鲁天师这一方面来讲，也有接受刘焉的“善意”和“宽宏大量”的需求。此时的系师张鲁天师因为刚刚掌教不久，他虽然是五斗米道名义上的最高宗教领袖，但其年龄、资历、威望等方面均不及五斗米道中的另一实力派人物——张修。所以，系师张鲁天师时时有一种危机四伏的感觉，这是再自然不过了。因而，此时的系师张鲁最需要刘焉——益州牧，汉皇室后裔，以及朝廷派驻地方的“钦差大臣”般的尊荣身份——这种来自于官方的政治力量对自己的认可。另外，只要获得了刘焉的认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他的五斗米道中最强劲有力的竞争对手张修的潜在的制衡，使他不敢对自己轻举妄动。毕竟，系师张鲁天师在当时才是名正言顺的五斗米道的最高的精神领袖。
这样，通过益州牧刘焉这个中间媒介，在刘焉、张修、张鲁天师三人之间暂时达成了某种平衡，结成了某种攻守同盟关系。他们三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使本来身处危机四伏之中的系师张鲁天师获得了暂时的安全。
所以，我们看到，刘焉上任益州牧之后，《后汉书》和《华阳国志》中均有系师张鲁天师的母亲“往来焉家”与刘焉交好的记载：
沛人张鲁，母有恣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1965年，第2432页。
而《华阳国志》卷二中也记载道：
鲁母有少容，往来焉家。《华阳国志》卷二之“汉中志”，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本，第1册，卷二第三叶。
这两条引文中均提到了系师张鲁的母亲有“姿色”或“少容”，似乎她的“姿色”和“少容”是因此而能“往来焉家”的原因，国内有不少学者正是从字面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两条史料的。但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首先，文中的“姿色”应当理解为系师张鲁天师的母亲年纪虽然很大了，但看上去仍然显得很年轻。这主要是因为鲁母平时多行服气导引之术，以及老祖天师张陵私下里传授的各种驻颜之术的结果。所以，《后汉书》中还加上了一句“兼挟鬼道”。刘焉之礼遇系师张鲁天师之母，恰恰是看中了她精通各种道教隐而不外传的养生之术，并不是因为鲁母当时的容貌有多么的青春动人。《华阳国志》中记载说鲁母有“少容”，更是说明系师张鲁天师的母亲不是因为自己美丽动人的姿色而引起刘焉的注意，从而凭借着貌美之姿色往来于焉家。“少容”的字面意思指的是，人年纪虽然很老了，但看上去很年轻。“少容”一般是用来形容年老人的，本来年纪就很轻的人，就没有必要说有“少容”，只有年龄很大，看上去却年轻的人才能说有“少容”。曹丕在《典论》（《后汉书·方术传》李贤注引）中有这样一句话：
甘陵甘始名善行气，老有少容。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81页。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三国时的方术之士甘陵和甘始兄弟平素善行导引行气之术这使他们两位在年纪很老的时候，看上去仍然非常年轻，即“老有少容”。
这样，《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关于系师张鲁的母亲往来焉家的原因就很清楚了，是因为她平素所行导引服气、养生驻颜之术，以及老祖天师张陵所传承下来各种五斗米道法术。
不过，笔者在这里要向读者朋友们指出的一点是，系师张鲁天师的母亲往来焉家深层次的根本原因仍然不在于她拥有“少容”，或善行各种道门导引服气、养生驻容之术。作为一位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野心，正追求雄霸一方而能与中央呈分庭抗礼之势的刘焉来说，这些养生之术顶多能引起他的某种好奇之心罢了，系师张鲁天师又怎么可能因此而获得刘焉的信任呢？能够吸引住刘焉并最终能让系师张鲁天师获得他的信任的原因始终是系师张鲁天师五斗米道名正言顺的掌教者的身份。刘焉深知，要拉拢五斗米道势力并为自己所用，就一定要拉拢住系师张鲁天师。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系师张鲁天师的掌教者身份之重要甚至是当时掌握五斗米道实权的张修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所以，“往来焉家”只是一种表象，更是刘焉为着拉拢以系师张鲁为首的张氏家族及其背后的五斗米道支持势力所摆出的某种政治姿态。
正是通过这种表面上的鲁母往来入焉家之方式，一方面，让系师张鲁天师所处之危机四伏的处境大大地缓解了。另一方面，来自刘焉汉皇室、朝廷高官、钦差大臣的身份的认同，一定会让系师张鲁天师有一种莫名的感激——试想想，像五斗米道这种宗教、军事、割据势力集团怎么可能不被冠以匪、寇、叛逆之罪名呢？因此，刘焉对系师张鲁天师的拉拢、认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同样也契合了系师张鲁天师力图洗刷传统政治伦理加之于自己身上的种种狼藉名声的需求。
所以，我们看到，益州牧刘焉、系师张鲁和张修之间，因为各自政治需求而走到了一起。当然，当时起主导作用的一方，还是刘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