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哀民多艰：长太息以掩涕兮
两千多年前的鹤鸣山周围地区居住的大多数是一些“尚未完全开化的”（指与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居住区的华夏民族及其所信奉的中华文明在精神理念上有着较大差距）的土著居民。正如今天的旅行家在一些较落后的原始部落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土著居民通常只能靠刀耕火种谋生，而这种极为粗放式的耕作方式最终只能收获到不多的粮食。当然，因为人少地广，加之自然资源的极为丰富，当地的土著居民还不至于生活在一种极端贫困的状态之中。
对当地土著居民构成最大威胁的因素是医药知识以及治疗一些常见疾病所需要的药物的匮乏：一些在现代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疾病都有可能夺去个人、家庭甚至整个部落成员的生命。当然，在精神的层面上，当地土著居民通常对一些自然现象充满好奇和感到不解，常常会对一些自然力量产生狂热的宗教崇拜行为，如自残、淫祀、杀活人祭祀神灵等。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当年楚国大夫屈原看见楚国的下层百姓生存境况之艰辛而不禁泪如雨下，发出长久的叹息。四百多年之后，当老祖天师张陵和他的弟子们来到鹤鸣山地区时，面对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当地居民的生活情境，也不禁发出了同样的叹息。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让老祖天师张陵和他的众弟子们更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确实不完全是诗意的，而且，对于尚处于原始部落时代的当地居民来说，它还是沉重和充满悲苦的。
可老祖天师张陵和他的弟子们并没有在这叹息之声中陷入极度的悲观和绝望。因为，在那个月朗星稀的夜晚若有所思之后，老祖天师张陵和他的弟子们已有充分的自信，相信只要人为，眼前的状况完全是可以改变的——甚至，不仅可以简单地改变现状，还可以在这片貌似愚昧、无知的土地上，建立起中原地区的人们所向往的希望之乡！这片土地，就像是一张白纸，可以任由老祖天师张陵和他的弟子们在上面描摹出他们理想的未来社会。
有人在黑暗之中会因看不到光明的希望，而彻底地陷入沉沦。另外有一些同样身处于黑暗状态下的人却会说：既然我们大家都处于黑暗之中，那么我正好可以带领大家去寻找光明和希望。
二、悬壶济世：以医传道
据说，东汉时期有一位名叫壶公以卖药为生的老翁，他颇通道术，善于以符箓咒术为人治病。壶公常常于街头高悬一壶（俗称“葫芦”）药，他所卖的药从来不讲价钱，但药却是好药，病人在服了他的药后能药到病除。天长日久，“悬壸”就成了行医这一行业的代名词。这一则故事流传很广，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今天不还是常说“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吗？这句俗语实在是从壶公卖药的故事而来。后来，人们就把那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能解除百姓疾苦的行医行为称为“悬壶济世”。
老祖天师张陵携众弟子们进入鹤鸣山时，已是东汉末期。那时的中原地区战火连年，老百姓经常流离失所。因为缺乏足够的食物，很多流离失所的中原难民死在路上，用“饿殍遍野”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加之，中原地区还时常会碰上瘟疫疾病的流行，这使当地的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被一些可怕的传染病吞噬掉生命——曹操不是有诗句“白骨露于野”么，这就是当时中原地区的现实写照。
鹤鸣山和青城山地区虽然远离中原，可也时刻会受到传染疾病的困扰。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些中原地区逃难的居民把那些可怕的瘟疫带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地居民原本就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如医疗器械、药物、卫生知识的匮乏。当地人经年累月所形成的不良饮食和卫生习惯，这些因素都可能加速瘟疫疾病的流行和传播，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苦难。
作为一位对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对百姓生民有着最深切的悲悯同情之心的道教信徒，老祖天师张陵对这一切怎么可能会熟视无睹而无动于衷呢？
另外，在老祖天师张陵看来，虽然巴蜀地区的土著居民较之中原地区的汉民就文化发达程度而言，尚处于未开化、充满愚昧无知的“野蛮”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居民的品性就是恶劣的——“未开化”、“愚昧无知”、“野蛮”的字眼是所谓的“开化”的文明人基于对自身根深蒂固的文化自信乃至于偏见，而用有色眼镜观察其他原著居民的结果；相反，老祖天师张陵却看到了此地居民生活精神状态中的另外一种优点：民风极为淳朴、敦厚，易于接受教化，而没有所谓“文明社会”中诸如精于算计，易于见利忘义等种种人性阴暗面！这正如今天的文化人类学家在进入一些原始部落中时，常常会对那些原始居民近于固执地维护着自身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的行为而惊讶不已那样。老祖天师张陵每每被当地居民对部落规则、规范的虔敬态度感动得热泪盈眶。因而，在老祖天师张陵的心目中，当地居民并不缺乏一颗遵守文明规则的虔敬心灵，他们所缺乏的是适当的引导和比较固定化的、必要的礼仪规范，以及对当地居民的虔敬之心所指向的具体的信仰对象之改造。
还有什么比让那些民风敦厚、信仰坚定、道德品行并不低下，却又无辜地遭受种种自然和人为的痛楚更不公平，更让老祖天师张陵难以容忍、难以释怀之事呢？在老祖天师张陵看来，这些当地居民是无辜的，他们所遭受的瘟疫疾病之苦乃是因“天”对那些所谓先进地区的人们的惩罚而连带过来的。“天”之所以降下瘟疫疾病之灾，多是因为中原地区拥有先进的“文明”的人们的行为造成的：中原地区的所谓先进、开化和文明背后蕴藏着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争夺，这些争夺不仅使汉族内部的无辜平民百姓身处于苦难的深渊，而且还波及这些地处偏远的所谓“蛮族”。这些带有土著色彩的居民本来可以快乐无忧地按照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生活规则、信仰的法则来组织自己的生活，按照自身的生活轨迹过自己喜欢的生活的。虽然，当地土著居民的这种生活方式、态度可能在物质上匮乏一点，但却可以不失人作为人而栖居于大地之上的本真的诗意、乐趣的。
老祖天师张陵每每念及这些，都会为华夏民族中那些自诩文明、先进的上层利益集团所犯下的罪恶而感到羞耻。老祖天师张陵自打一来到巴蜀之地就总是在想，为什么不发挥自己所拥有的先进医药方面的知识优势，来减轻当地居民遭受的病痛折磨呢？
前文已经提到过了，老祖天师张陵是少有的博学之人，他不仅精通中国传统的哲学、天文、地理、历史等学问，而且还在医术、医理上有颇为深入的研究。也许老祖天师张陵的医技没有诸如张仲景、华佗和壶公之类的神医那么专业和精湛，但他所拥有的医学知识和多年求道的人生经历却足以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了。再者，老祖天师张陵要完成的目标不仅仅在于“悬壸”以医治当地人的身体疾病，更重要的，老祖天师还要“济世”——给当地居民以精神信仰上的寄托，在这片曾经蛮荒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创造新的希望之乡。
再说，老祖天师张陵是怀着一颗宗教信徒所特有的虔敬之心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来行医的，这样一位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的宗教信徒又怎么可能成不了一位好的医生呢？
东汉末年，川西地区流行一种可怕的传染疾病。一个人一旦染上这种疾病，在病人死后不久，他的亲人或朋友因为照顾过他，也会染上该病，表现出与死者相类似的症状，死后也会出现相类似的情况。当地居民不知其中的缘由所在，以为是死者的灵魂注入了生人的灵魂之中所致，所以把死者称为“注鬼”。最后，得此种“注鬼”之病的人越来越多，死的人也越来越多。更危险的是，因为长期生活于所谓的不开化地区，当地居民自身的免疫系统面对这种来自于“文明先进”地区的疾病，几乎是完全没有免疫能力的，这极大地加快了“注鬼”疾病的传播速度。
老祖天师张陵是明白这种传染疾病的病情病理的，他知道，只要做好了消毒杀菌的工作，就可以有效地阻止甚至切断该种传染疾病的传播。于是，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想起了他在龙虎山炼丹的经历，依据他对炼丹药物药性的了解，让人找来雄黄、石灰、朱砂及其他的具有杀菌功效的植物药物，加以合理地药物配伍，溶解成液体状药水，用药水喷洒患者所接触过的家具什物等，还对死者的尸体进行消毒处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逐渐根除了这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当地居民因为这件事而对老祖天师和他的众弟子们大加推崇和信任。
自此以后，老祖天师张陵的名声在当地百姓中传播开来，前来向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求医问药的人越来越多。老祖天师张陵于是专门建起了一间小屋作为接待病人的诊所。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这间小屋还是够用的，可是，两三年后，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高超医技的名声传播得越来越广，前来问诊的人更多了，这间小屋也就不够用了。于是，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带领众弟子又专门建起了一些建筑，以接纳更多前来问诊的病人。
上文已经提及，山区的居民尚处于原始部落时的较落后的“文明”状态，“文明”社会中种种商品交换和贸易规则的观念似乎从来没有进入当地人的头脑之中。商品生产、交换活动的匮乏，使得他们几乎没有货币的概念，所以，每当疾病降临时，他们的生活就显得非常的拮据，没有余钱去买那些来自汉人居住区、需要用金银货币交换才能得到的名贵药材。面临这种情况时，老祖天师和他的弟子们就会用一些简单有效的办法来缓解当地居民经济上的压力。
老祖天师张陵精通中国传统医学，他知道，百草皆可入药，而山区的药草很丰富，因此，老祖天师张陵本着廉、简、验和方便实用的用药原则，尽量多地从当地常见的草本植物中采撷治疗疾病所需要的药物，而避免用那些来自汉族居住地区、需要用金银交换才能得到的所谓贵重药材。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在治病救疾活动中所采取的用药原则，极大地方便了病人，也大大地减轻了病人家庭的经济负担。
当地居民中易患的常见疾病，很多是由于日积月累的不良好的饮食和卫生习惯导致的。例如，有些食物本来是适宜于熟食的，当地人却生食；有些植物果实本来不宜作为食物的，但迫于生计压力，当地人却又不得不以它们为食；有些植物本来只宜吃花或叶的，当地人甚至连茎和根都一起吃掉；饮用干净的水当然有利于健康，可当地人有时候不自觉地饮用了受过污染的水；牲畜所居之处和厕所本来应远离人所居住的地方的，可当地人常常使之混杂住在一起。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常常导致当地居民们五脏气脉不畅通，体内出现很多陈年积垢，甚至导致一些莫名其妙的病症出现。另外，诸如成年累月的辛勤劳作、因饮食搭配的不科学所引起的营养不良，也常常导致当地居民身上留下很多顽疾。因为卫生知识的缺乏，当地女性居民在产后常常不知道如何来调理自身的身体，以致留下了很多妇科疾病。
面对这种种现实，老祖天师张陵想了很多办法来医治这些疾病。为了使病人体肠内的积垢得以清除，老祖天师先让病人服食缓泻剂，先去掉肠内留下的积滞物，然后运用一些常见的辅助性食物，如将茯苓、大枣、核桃、胡麻等加入到当地居民的日常饮食中去，以补充病人的营养，达到去除顽疾的目的。
营养不良是当地居民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这一方面与生产的落后、经济的拮据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当地居民不合理的饮食习惯有关。老祖天师张陵为了提高当地居民的营养水平，运用了道家常用的食疗方法来调养他们的身体。老祖天师张陵还教当地居民做各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汤，如猪肤汤、百合鸡子汤、当归姜羊肉汤等。尤其是当归姜羊肉汤，其中的羊肉是血肉中的有情之物，能起到益气补血、温中暖下的作用，对病后、产后体虚弱、血虚等症具有奇特的疗效。
针对某些用药无法取得显著治疗效果的陈年旧疾，老祖天师张陵经过多年的观察、实践和总结，还发明出一些独特的保健疗法。这些方法主要包括后世道家所常用的导引、按摩、服食五牙、叩齿等方法。老祖天师张陵所传授的导引之术强调做功的时间应在丑后卯前，天气清和之时，因为丑时之后正是阴气消退一阳始生、清阳之气上升之时，最适合于修炼导引之功。老祖天师张陵还告诫那些身患顽疾的患者，要求他们在导引行气之时要宽衣、散发，神情要放松，适时地拍打头部的各个部位，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刺激头皮部的穴位，达到增加毛细血管末梢的活跃程度、促进大脑神经和全身血液循环的目的，起到增强抗病能力、减轻内部瘀血、消除疲劳、降低血压的作用。
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所传授的按摩之法，可以起到无病健身，有病治病的目的。按摩头部可以疏散瘀血，通畅血脉，消除疲劳；按摩鼻子，可以预防感冒，防治鼻疾、神经麻痹等疾患；按摩耳朵，可以加强耳部卫生，增强听觉，防治耳疾、耳部冻疮、头昏、头痛、牙痛等疾病；按摩颈部则可以防治颈椎病；按摩双臂，可以畅通三阳三阴经的血气运行，防治肌肉萎缩和手指关节僵直、肩周炎等顽疾；按摩前胸，推揉腹部，则可以牵拉腹内脏器官，消弭腹内脏中的瘀血，加快平滑肌的蠕动，促进胃液胆汁、胰腺和小肠液的分泌，起到增加消化吸收能力，加强淋巴网状内皮系统的机能，提高肠道抗病能力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治疗肠炎、痢疾、慢性肝炎、结肠炎以及直肠、结肠功能紊乱等当地常见的慢性疾病。
而服食五牙和叩齿是道门中人中所常见、常行的长生保健方法，一般不会轻易传授给外人。为当地居民的健康着想，老祖天师张陵还是把这些道门视为不传之秘的保健方法无私地传授给了当地的居民。今天，我们才知道，服食五牙是指道门中人于清晨四五点左右，分别面向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或平坐，或双手握固，或闭目，与此同时，伴随以叩齿三遍，用舌头在口腔内上下左右的牙齿表面上搅动，使之产生唾液，并吞咽唾液。因为唾液中含有溶菌、淀粉酶，并可以分泌抗体、水分等。通过服食五牙从而起到杀菌解毒、抵抗某些疾病、增加消化功能的作用。
人食五谷杂粮，有精思忧虑。有些疾病并非单纯由物理、生理和化学方面因素所导致，而是由精神性方面的因素形成的。在这些可能导致疾病的精神性因素里面，尤其以某些人曾经对亲人或朋友或师长所犯下的道德伦理过错为主，因为这些伦理过错，会让他们心中时时处于愧疚之中，年长日久，会在身体上以难以治愈的顽疾的方式表现出来。
随着老祖天师张陵和他的弟子们在当地居民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很多当地居民都把他们当成为可以信赖的导师和良友，进而向老祖天师张陵及其众弟子倾诉他们内心的苦闷和烦恼。在这些向老祖天师张陵和他的弟子们倾诉心事的人中，有很多人都曾经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或面临某些人生的抉择时，对自己的亲人、尊长、朋友、爱人等犯下过伦理道德方面的过错，他们常常会因此而在良心上感到深深的不安，其精神面貌会因此而表现得萎靡不振。严重的时候，这些曾犯下过伦理道德方面过错的人会因此而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进而引起某些生理方面的症状。老祖天师张陵深知，如果不对这些人加以适当的方式予以治疗的话，就可能使他们的症状向恶性方面发展。
老祖天师张陵从来不因为这些人曾犯下过伦理方面的过错而鄙视他们，无论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汉族人还是少数民族人、富贵者还是贫穷者。俗话说，心病还需心药医，老祖天师张陵知道，对待这些曾犯有道德伦理过错的人的适当方式是积极疏导，让他们放下心理包袱。老祖天师张陵原本就精通道门法术，能与神明沟通，因此他便积极引导这些人向神明悔改自己的罪过，让他们真实地感觉到天上的神明会原谅他们过去所犯下的过错，从而让他们重新回归到神明那博大的神圣之爱中，感受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绝不会因此而被神灵所抛弃，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当然，老祖天师张陵在治疗这类与伦理道德过错相关的精神疾病时所采取的形式是极为多样化的，从来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不变的治疗样式。但这些多样的治疗样式背后的本质都在于积极地引导病人向神灵进行彻底的忏悔。
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并结合以前所修行过的道门法术，老祖天师张陵还运用诸如吞食符箓、符文、符水，静室思过和“三官手书”等道门法术来对那些曾经犯下伦理过错的病人进行治疗。
“符”与“箓”本来是有区别的，但随着道教的发展，二者逐渐融合在一起，变成“符”“箓”连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符箓”似画而非画，是道士们所独创的一种文字，其笔画扭曲虬结，有的符还配有神将的画像，表达的是向此神将求救的意思。“符箓”的来源很古老，传说黄帝时代，仓颉发明了文字，这竟惹得鬼魂夜哭，大概是文字的发明使得鬼魂们觉得人一下子多了一种对付自己的有力武器。老祖天师张陵经常会用符文、符箓和符水治疗那些患有某些精神疾病的人，其方法的一般原则就是把病人的悔过之意写在纸上，燃烧它后放入水中让病人服下，这叫符水治病；或写三份文书，一份埋入山上，一份埋入平地，一份沉入水底，以向天官、地祇、水官忏悔自己的过错，这叫三官手书治病；或为病人举行适当的仪式，老祖天师张陵为病人作法，以把病人的悔改之意通达神明，从而让病人减轻心理压力；有时候老祖天师张陵还会专门设立静室，让病人独处于静室之中，回忆自7岁知事以来所犯下的罪过，向神明真心忏悔，从而重新拾起对生活的信心，获得生活的勇气。
老祖天师张陵于川西鹤鸣青城山地区居住近70年，他所医治的病人非常多，所治过的疾病种类也非常繁杂。任何时代，人们对那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人总是心怀感激，并肃然而起敬意的。这对于老祖天师张陵来说就更是如此：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老祖天师张陵既博览群书，后来又云游求道于各地，可以说是见多识广，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都为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更重要的一点是，老祖天师张陵作为一位有着悲天悯人情怀的传道者，当他抵达川西鹤鸣山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看到当地居民所遭受的种种疾病所带来的痛楚时，便对他们有了最深切的同情之心。
另一方面，老祖天师张陵的同情之心还来自于两种不同文明形态的碰撞给当地居民带来的精神、肉体方面的双重创伤。尤其是，当老祖天师张陵看到那些由中原地区的所谓“先进文明”给当地无辜百姓所带来的折磨时更是在内心深处有了深深的负罪之感和忏悔之情。这同情、忏悔和负罪感促使老祖天师张陵更努力、更全心全意地去为当地百姓排忧解难——在老祖天师张陵看来，似乎一个民族、一种所谓先进的文明形态与生俱来的“原罪”都要由他一个人来承担！
当然，当地的土著居民不会作以上这种种抽象的思索，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其实是很单纯而直接的。简单、直接、质朴的他们相信，爱，从来都是相互的，当某个人给予了他们以发自内心的爱之后，那么他们也要付出内心的真爱作为回应。所以，我们看到，当老祖天师张陵以求道传道之人的虔诚之心去爱护当地居民之后，他也获得了当地居民的爱戴和拥护，老祖天师张陵的名字更是广泛传播于当地百姓之中，而那些慕名而来向他求道问学的人也是络绎不绝。这些都为老祖天师张陵完成传道的使命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三、惊神泣鬼：老祖天师张陵所行符箓法术背后的人文密码
“符箓”这种道门法术，它是道教中一种极为重要和常用的法术。我们知道，道教中有各种流派，如丹鼎派、全真派、灵宝派、上清派、正一派等，这些道门流派的名称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在创立时，在道教修行实践方面可能会各有所侧重。但后来，它们大多都会用到“符箓”这种法术。在这些道门流派中，尤以正一道派所使用的符箓法术最为有名，历史也最为悠久。而正一道派恰恰是在老祖天师张陵所开创的五斗米道、天师道的基础之上衍变而来的，其所以骄傲自豪的符箓法术，究其根源，就不得不提到老祖天师张陵。因此，在这里极有必要先对符箓法术的起源、内在含义、功用作一番说明。
“符”，是古代用来调兵的凭证。作为调动军队的凭证，符是先在一块木质、银质、金质或是玉质的材料上雕刻出某些特定的图案——一般是虎头的形状，然后从中把它分成两半，分别由军队的将领和拥有调动军队权力的官员（通常是皇上）保管。通过兵符，军事的权力被一分为二，皇上拥有调动军队的权力，但军队并不在他的手上；军队的将领手上有兵，却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如果皇上要调动军队，就会让他所信任的人拿着他手上的那一半兵符去军队的驻扎之地找军队的将领。这个时候，军队将领就会拿出他手上的另一半兵符与皇帝派来的调兵之人手上所持皇帝的那一半兵符合在一起——如果能严丝合缝，则证明调动军队确实是皇帝的旨意，就可以调动军队；反之，则是有人假冒皇上或帝国政府的名义意欲调动军队图谋不轨！
所以，通过兵符这种方式，帝国政府（主要是帝国的皇帝）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拥有对军队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的控制权力。当然，兵符中“符”的含义比较单纯而直接，它只具有“凭证”或“信物”的含义。
当然，到后来，当道教把“符”跟道教的法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之后，“符”的含义已经远非最初“兵符”所具有的意义所能涵括，它的意义被大大地扩充了。至老祖天师张陵创立五斗米道的时候，“符”被广泛地应用于道门的符箓、符咒法术之中。因此，“符”被道门中人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宗教文化上的意蕴。
据史籍所载，老祖天师张陵在巴蜀地区传教的时候，会用符水为患病的当地居民治病，这就叫“吞符”。而符水的调制就离不开“符”的绘制，所谓的“吞符”，直观地说来，指的就是道门术士先在纸上画上特定的图案——通常会用到特制的墨汁和朱砂——在上面盖上特定的印，这印就叫符印。这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还会用手指对着那纸上的图案做出各种手印，口中还念念有词，祈求天上的神明赋予符以神力。随后，作法的道士会把那张画了符号图案的符纸烧掉。烧掉之后的纸会留下纸灰，然后作法道士把纸灰放进清水中，搅匀之后再让病人服下，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所以，在当年老祖天师所行“吞符”的道门法术中的“符”本质上是一种药符。当然，道士在吞符中所画之符上面的印章仍然有作为一种与神沟通的凭证、信物的含义。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老祖天师张陵所用之“符”是作为与神灵沟通的凭证和信物而存在的。
刚才讲了，在俗世的帝国活动中，“符”是皇帝或帝国世俗权力的核心、关键。后来，道门中人把这一层含义加以引申开去，把它看成是与神明沟通的法术活动的关键。道门中人在行法术的时候，经常会在纸上写上自己意欲实现的愿望，然后加盖上印章。其实，这印章就是一种“符”，它的功能在于把自己的意图传达给天上的神灵，并且还会让神灵相信那些写在纸上的愿望确实是出自对神灵有着虔诚信仰的某位特定的道门人士之手——而不是别人冒充——以达到让神灵派出天兵天将，实现行法术的人的愿望的目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符”是作为人与神之间所订立的某种契约的凭证而存在的。
天师符当然，说到了“符”，就不能不提及“箓”，因为道门中人是“符”“箓”连称的。
“箓”是道门中人在纸上所画出来的形似小篆文字的图案——道门中人称之为“云篆”，它也是道门中人所常用的一种与天上的神灵沟通的媒介。道门中的“箓”，从形式上看，类似于形态各异的文字，其内容正是道门行法术者所期望天神帮助他们实现的愿望。
后世道教之所以那么重视“符箓”这种法术，是因为它与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化创造活动相关。传说，上古的时候，先民们还没有发明文字，先民的生产、生活很不方便，而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与人的沟通问题。那个时候，先民们只能使用言语来沟通。可是言语沟通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因为言语传播的距离很有限，几百米之外的人就听不清楚了；另一方面，村与村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他们的言语有很大的差异，虽然说的可能是同一种声音，但表达的意思可不一定是同一个意思。
言语作为远古时代先民们用来沟通思想、感情的近乎唯一的方式，其局限性不仅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世俗交往空间中，同样它还在神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往的宗教信仰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因为，在原始部落时代，村落与村落、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先民们，他们在日常所使用的语言中，差异很大。日常使用语言差异很大的结果，就导致人与神之间的交流、沟通会出现问题：试想，一村与村、部落与部落的人在向神倾诉自己心中相同的愿望，或者在向神明表达对来年五谷丰登的需求的时候，使用的却是差异极大的言语，这让神灵们如何是好？神灵是不是还要专门一个村、一个部落地学习他们的语言呢？所以，没有文字，对于原始先民们来说，就会对他们的宗教事务活动带来很多的不便利和麻烦，可以想见，肯定也会给人类的生产效率带来极大的影响！
一方面，为了人与人之间、村与村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事务、思想、情感沟通的便利性、高效性、顺畅性；另一方面，原始先民时代的人们为了更清楚、明晰、有效地向神灵表达自己的种种期望、心愿、请求，华夏民族的先民们必须找到一种更好的、行之有效的沟通媒介。而文字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运而生了。
仓颉造字据说，文字是在黄帝时代，由史官仓颉发明的。文字的发明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啊，据《淮南子·本经训》中记载：“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意思是说，仓颉发明了文字，惹得上天降下暴雨，夜晚鬼神都会因为害怕而哭泣。
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传说，神鬼肯定不会因为原始先民们发明了文字而哭泣。但为什么古人又说仓颉造字，鬼神哭泣呢？这背后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化逻辑呢？
为了对文字的发明对于人类社会的伟大作用有一个更为明晰的理解，我们还是先把眼光暂时投向西方的宗教中去看看，然后再认真地体味一下个中的奥妙吧！
在《圣经》旧约中有一个关于巴别伦塔的典故。这个典故是这样的：在史前人类时代，人类在历经了一次特别大的洪水灾难之后，天下人都说一样的语言，都有一样的口音。于是，诺亚的子孙越来越多，遍布了地面。为了生计，诺亚的子孙便向东迁移。他们在示拿地（古巴比伦附近）遇见了一片平原，于是定居下来。在平原搞建筑是不容易的，因为用作建筑的石料不易得到。但诺亚的子孙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于是他们用砖来代替石头，又把石漆做成灰泥。他们又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全分散在地上。”由于大家都说着一样的语言，沟通起来十分便利、高效，还能做到同心协力，所以诺亚的子孙们经过努力后，终于建成了繁华而美丽的巴比伦城，城中还有直插云霄的巴比伦塔——巴比伦塔也称“通天塔”——看上去这塔似乎要与天公比高低。后来，上帝终于知道了诺亚的子孙建筑巴比伦塔这件事，深为人类的虚荣和傲慢而震怒。在《圣经》旧约中，上帝也是容易嫉妒的，他不能容忍诺亚的子孙因建高塔而冒犯他的尊严这件事，便决定惩罚这些狂妄的人们，就像他老人家当年惩罚偷吃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一样。
当然，上帝这次没有贸然地对诺亚的子孙们进行惩罚。上帝首先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那些渺小如微尘般的人类是如何建造起这通天的巨塔的呢？莫非是人类掌握了某种可以开启宇宙自然界的密码？当然，全能的上帝是何等的智慧，通天塔他马上就想到了答案——人类使用着同一种语言，因为使用了同一种语言，人们就会齐心协力，形成一个强大的统一体。上帝还心想：如果人类真的修成宏伟的通天之塔，那以后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还有什么事情人类不敢干呢？一定得想办法阻止他们。于是上帝悄然地离开天国来到人间，变乱了人类的语言，并使他们分散在世界各个地方。因为语言不同，不能形成合力，人类重新变得渺小如微尘，那座本来可以直通云霄的通天之塔最后便半途而废了。
从这则《圣经》旧约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明白，人类有约定俗成的沟通媒介是多么重要！当然，我相信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一定从中品味出西方基督教文明中这样一个玄机，那就是在西方文明的童年时代，他们的文字文明是极为不发达的。因为没有发达的、为早期部落时代的先民所共同熟悉的文字系统，所以他们希望上帝能赋予他们一种能为所有人掌握的言语系统。但这只是一种后人所设想的理想的状态，因为从现实的情况上来看，栖居于大地之上的人类因为地形、地貌、习俗、饮食、信仰、经济等等先天、后天因素的不同，导致他们很难形成一种能为所有人听得懂，并能理解的共通的言语的语音系统——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昌明，通信和交通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村与村之间、乡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也很难形成一种为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言语系统来方便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更不用说远古先民时代了。所以，如果亲爱的读者朋友真诚地相信真有上帝的话，《圣经》旧约中关于巴比伦塔的典故绝不是对人类过去曾经有过的某种值得后人追忆留恋的理想状态的真实描述，恰恰相反，它要表达的是，人类未来某种理想——如果地球上的所有人都能够用同一种言语系统来沟通和交流的话，那曾经渺小如微尘、柔弱如苇草的人类会变得多么可怕，会干出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业！正如以色列的先民们不可遏制的雄心——竟然想到去修建能通天的巴比伦之塔一样！
再回过头来看道教的符箓法术。与《圣经》旧约中巴比伦塔典故中表达出来的人类意图拥有一种为所有人掌握的共通言语系统的交流方式的希望不同，道教符箓法术的发明自一开始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即，人类从根上来说，几乎不可能拥有一种为所有人使用的言语系统。既然不可能——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理想化的为所有人共同使用的言语的语音系统，那么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即人类是否可以发明一种可以间接沟通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中的每个符号都拥有相对比较固定的含义。人们如果要表达某种意图，例如希望神明护佑的意图，则可以通过一连串的符号的系统组合就可以实现。随着这些符号的意义、形式和使用的固定化、约定俗成化、普遍化，这些符号就慢慢地演变成了文字——当然，中国古代先民们具有强烈的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们刚开始所创造的文字是极为具象而生动的！
后来，中国古代先民们所创造的这些文字符号还被人们赋予了发音。只不过，不同的部落和族群之间在念读这些符号的时候，所发之音常常是不同的——因为，正如上文曾分析过的那样，所有人使用同一种言语的发音系统进行沟通固然直接、高效，却不现实！
所以，文字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创造；文字的发明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有了一种相对比较可靠的、间接的沟通方式，它使人类在修建“通天之塔”的道路上又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说到这里，我想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似乎可以想明白这样一件事情了，即为什么说自从仓颉发明文字竟然能惹得苍天下雨、鬼神哭泣！为什么道门中人把那些自“文字”符号演变而来的“箓”的图案看得那么神圣而法力无边！因为，在道教符箓法术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层文化含义——它不仅仅是道士达成自身一己之私的“雕虫小技”，也不仅仅是生活在尘世之国渺小如灰尘、柔弱如苇草的人类向神明倾诉自身苦乐、哀伤等种种人生际遇并祈求神灵护佑的载体！它还是中国古代先民们追寻通往“通天之塔”的过程中所迈出的极为关键和坚实的一步！
笔者在想，如上就是作为道教符箓法术创始人之一的老祖天师张陵于西蜀地区所行符箓法术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奥秘吧！
四、神道设教：圣人创道教以化成天下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周武王起兵讨伐，后来一举推翻纣王的统治而开创周朝。周武王当然是一位武功彪炳史册的帝王，但是说到文治，却比不上先辅佐他打天下，后来又制礼作乐、力行文治的周公。
商代尚残存大量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不开化的野蛮时代的印痕，例如杀活人祭祀、大量饮酒之后在语言和行为上表现出来的粗俗放纵等。周公有心去除此等野蛮时代残留下来的精神习气，历经数十年的努力，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礼仪规范，如婚姻之礼、父母子女相处之礼、君臣之礼、丧祭之礼、宗教之礼、饮食之礼、朋友交往之礼等等。随着周朝的百姓对这些礼仪规范的实践和适应，终于除去了商代遗留下来的野蛮气息，开创了华夏文明精神的新气象。难怪后世孔子他老人家常常对周公魂牵梦绕！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境况，孔子他老人家常常叹息说道：“哎呀，你们看啦，我有好久没有梦到周公了。”
由周公所开创的文治时代，连孔子这样的大圣人都会心向往之，这说明文治教化对于华夏民族有多么重要。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好多人常常是不容易认识到，或者是不情愿承认自己的无知和落后的。圣人却正是在大家异口同声地赞美皇帝的新装是多么漂亮的时候，能勇敢地站出来告诉大家皇帝是光着身子的那种人。
因此，任何时代都需要像周公那样的圣人出现，来制定礼乐，教化天下，让人们能彻底地告别那些充斥着野蛮的习气和时代，这就是“圣人设教，以化成天下”的含义。
当老祖天师张陵初入鹤鸣山的时候，他看到了当地百姓生活得极为艰辛、疾病和饥饿时常伴随着他们，还存在以活人祭祀鬼神等十分野蛮的社会现象。
一般来说，传道之初总是十分困难的，也曾一度让老祖天师张陵及其弟子们陷入失望乃至绝望的深渊。但当老祖天师张陵看到当地淳朴的民风，当地人在神明面前能信守诺言的现实之后，他又看到了希望。因为，老祖天师张陵自幼熟读老子的《道德经》，知道老子非常看重民风、人性的淳朴这一点，主张只有先恢复人性的纯朴、善良才能最终引导他们归入大道，才能创建起一个理想的社会。老祖天师张陵还常常这样想：这些当地的土著居民一定是离大道最近的人，不然老君怎么会让我到这个地方来引导他们归入大道呢？
就当地居民来说，他们世世代代、千万年来都生息在这方土地之上，保持着祖上留下来的语言，按照祖上留下来的方式进行耕作、播种和收获，对待朋友、父母、兄弟和妻儿也尽心尽责。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宗教，并按照祖上遗留下来的仪式来崇拜心目中的神灵，以寻找内心的平静和精神的慰藉。在当地居民看来，物质方面的生活虽然艰辛些，但还远没有糟糕到让人无法容忍的程度——他们本可以世世代代无忧无虑、有滋有味地繁衍生息下去。
可是，老祖天师张陵却深深地知道，当地居民的这种保持现状的想法更多的是一厢情愿。随着中原地区“先进”文明的传入，汉族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介入，他们再也不可能保持原有的生活和节奏了，他们自身的宗教信仰一定会遭受到“异域”文明的侵蚀——并且这种侵蚀常常是通过强力的征服方式来予以完成的。
然而，最糟糕的事情还在于当地土著居民面对即将到来的文明的灾难看上去似乎毫无察觉。当地人的道德品性并不低劣，相反，他们的民风极为淳厚。可正因为民风淳厚，他们又表现出一种轻率的、“无知的”达观——他们以为可以永远按祖上遗留下来的方式、节奏生活下去。
圣人通常是具有先知先觉能力的人。自从老祖天师张陵西入鹤鸣山以来，对这即将降临于当地居民身上的灾难是看得很清楚的，他经常思索这样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即如何才能使当地居民避免即将到来的文化危机。这不仅仅是出于人之为人的某种天赋的同情心和良知，而且还出于一个肩负着神明嘱托而在心中生起的神圣使命感——这一使命感迫使老祖天师张陵必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找到答案才能让更多的人安然度过近在眼前的文化灾难。
老祖天师张陵来到巴蜀地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当地人免于各种疾病的吞噬，为此，老祖天师张陵采取了悬壶济世的方式，不仅为当地人排忧解难，而且还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和爱戴。可这一切还远远不够，因为单纯的行医疗疾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地居民的行为方式和精神面貌，必须传授给他们更多的精神文明的东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老祖天师张陵感觉到眼前十分急切的事情就是设立教化，传播老子《道德经》中有关大道的思想理念，从而达到启迪民智的目的。为此，必须创立一种基于老子哲学理念之上的新型的宗教信仰，然后在这种新型的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让当地居民接受种种来自于“异域”——中原地区的各种先进文化。
上古时代，仓颉发明文字，竟惹得鬼魂夜哭，可见学文识字有多么重要。可现实的情形却是，当地的土著居民少有人能识字。老祖天师张陵为此而广收门徒，定期讲学，让当地人能学文识字，然后在学文识字的过程中向他们传播老子关于宇宙人生的大道理。
我们知道，《道德经》一书文简意深，即使是我们这些受过长期汉语教育的人都是很难一下子就能领会其中的意义的。可以想见，要让当地这些原本没有读汉书、识汉字传统的人接受《道德经》中关于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就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情。不过，老祖天师张陵永远都是一位好老师，他相信只要自己有足够的耐心，老子书中各种关于宇宙自然的大道的思想种子就一定会撒播在这一方丰沃的土地之上，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是的，老祖天师张陵相信，他一定会把老子哲学思想的种子撒播在这些天性淳朴的居民的心中。为此，老祖天师张陵尽量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向弟子们讲解那十分深奥的道理。
刚开始的时候，当地居民总是想搞清楚什么是“道”，为此老祖天师就解释道：
道啊，她深妙难测，却离我们不远。她可出入于天地之外，往来于天地万物和人的心身之中，我们的人身在诞生之时是秉承了道的德行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道可以演化为气，我们人身也是由气所构成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身上天生就被赋予了道的品性。因此，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贫富贱贵；无论中原所谓先进的人，还是所谓的边疆“蛮族”，他们都可以通过适当的修炼方式而回归于这大道的怀抱之中。
那由大道演化而来的气啊，它如此纯正，它在适当的条件下会聚集起来，形成太上老君的形象。太上老君生时是一位有智慧的老人，他后来便化作一缕青烟，直上云霄。他老人家总是很挂念地上的生民，怕他们过于留恋于世俗的享乐之中，不求学问道，从而最终空空耗费了一生的光阴，死后化为厉鬼。所以他老人家经常会在世人面前显示出他的形象，经常给人以警示。对于那些读过太上老君的书的人，在看到老君的形象后就会更加坚定求道的决心；可对于那些糊涂的人来说，即使是老君站在他面前，他也意识不到这是上天对他的赐福；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只是在梦中聆听过他老人家的教诲，他让我来到这里，传播他老人家的关于自然造化的大道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把它看成是上天对我的厚爱和赐福呀！
人作为人啊，应该遵循天地自然造化而行，否则就是忤逆不道，就会遭受上天的报应。你们也许听说过中原地区这些年连年遭受疾病和战乱的事，那就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来说违背了太上老君的教诲。太上老君让他们对人要有包容之心，可他们不听——他们经常是睚眦必报；太上老君让他们节制自己非分的物质欲望，可他们认为老君这是在痴人说梦；太上老君告诫他们只有清静无为、少思寡欲才能化生智慧、明白天地自然造化的大道理，从而才是长生久视之正道，可他们却认为这更是老君在胡说八道；太上老君教导他们要以一种自然平和的心态来对待人生中的功名利禄、荣辱得失，可他们仍然还是要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这就让他们丧失了智慧，导致他们看不到宝马丢失之后可以避祸，暴风雨过后还有彩虹，冬天过去了还有春天。所以，太上老君他老人家对这些自以为是、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的中原人也只能常常摇头，他已经对那些自诩先进和文明的中原地区的居民很失望了。但是，太上老君他老人家对你们却充满信心，因为你们淳朴、善良，你们是离大道最近的人，你们通过努力，一定可以开创一个让中原人羡慕的文明时代和有福的社会。幸福和美满只属于那些对大道有所觉悟的人，只要坚定对大道的信仰，就永远有希望。
老祖天师张陵还深知要把太上老君关于大道的哲学思想理念让当地百姓接受，还需要从具体的生活细节着手。为此，老祖天师要求当地人在春夏两季严禁砍伐林木、猎杀野生动物。因为春夏两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动物正在产卵或正在哺乳幼儿，上天有好生之德，禁杀不仅仅是为了将来在秋季收获更多的食物，还是遵循上天好生之德和自然之道的表现。
老祖天师张陵又禁酒。因为当地居民农业生产技术本来就落后，产量不高，每年所得的粮食并不多。可当地居民自古以来却有好饮酒之风，每年要耗费大量的粮食在酿造酒水之上，这样一来，使得口粮就大大地减少了；另外，酒还是一种乱性之物，喝酒之后常常会使血脉之气上升，做事情失去法度，严重的还会打架斗殴、无故杀人，有的人家还因此失去了子嗣，导致老人们孤独终老，父母妻儿相互怨恨。
老祖天师张陵还要求当地百姓要尊崇太上老君和黄帝，信行真道，不许随便祭祀鬼魂神灵。
老祖天师还重视教授给当地居民养生之道，以强健当地居民之体魄。
老祖天师还让人涤除当地风行的那些妖言淫邪的文字，劝导当地百姓要积累功德，以和睦乡亲。
春去秋来，光阴易逝。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立人。老祖天师张陵自六十余岁来西蜀设立教化前后达七十多年。这段教化的时间虽然尚不满百年，却也是一段不短的时间。老祖天师张陵于西蜀地区的教化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当地居民开始接受和认同他传授的有关太上老君的道家哲学思想理念，并把它贯穿到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塑造了当地居民的精神信仰和人格气质。老祖天师张陵所做的这些工作构成了由他所开创一种前所未有的宗教——道教——事业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
在当地人眼中，老祖天师张陵不仅是一位能为他们排忧解难的长者，更是他们心灵世界的导师。老祖天师张陵还是一位充满智慧、能与神明沟通的得道高人，他把天地自然造化之大道理、宇宙运化的奥秘无私地传授给了他们，让他们获得了神明的赐福。面对这样一位慈祥的、具有宗教博爱情怀的老人，当地居民又怎么可能不感恩于他呢？
五、八部鬼帅：老祖天师张陵与部分土著居民的和解
今天在鹤鸣山地区流传着老祖天师张陵与八部鬼帅和六大魔王之间进行斗法的民间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八部鬼帅和六大魔王都是具有很高法力的妖魔鬼怪，而老祖天师张陵因收受了太上老君所传的经、剑、印、符、箓等法器和道门法术，更是法力无边。在这一则传说故事中，这六大魔王和八部鬼帅平时胡作非为、鱼肉百姓，当地百姓对他们却不敢表示丝毫的不满。随着老祖天师张陵来到西蜀鹤鸣山地区，当地居民就把降伏这些妖魔鬼怪的重任寄托在老祖天师张陵身上。后来，老祖天师张陵以道门法术招来成千上万的龙虎神兵，并运用火攻把八部鬼帅、六大魔王烧得鬼哭狼嚎。最后，八部鬼帅、六大魔王不得不投降、求饶，而老祖天师张陵对他们也是格外开恩，只是罚他们进入阴界，永远不能出来扰乱当地居民。
在这则老祖天师与八部鬼帅、六大魔王之间的斗法故事中，诚然有经过后人夸张和想象的因素，但其中也不免留有历史真实的印迹。也许，我们可以按如下方式来解读这则故事中所包含的历史事实：
据历史资料记载，东汉时的古巴蜀地区，尤其是今川西青城、鹤鸣山地区的居民尚处于较不开化状态，当地崇拜巫鬼之风气十分兴盛，他们常常称自己为“鬼民”。其实这“鬼”字是用来表征他们与其他民族或部落相区别的标志，并不是说他们是生活在阴间的鬼魂。同时，所谓的八部鬼帅、六大魔王中的所谓“鬼师”、“魔王”也不是说他们是真的妖魔鬼怪，称他们为“魔王”或许只是想表明他们对其属下的部落居民非常残忍和冷酷。可以想见，当地一定分布着众多这样的带有较多原始色彩的部落。一般来说，每一个原始部落都会有一个部落首领，而八部鬼帅和六大魔王大概都是当时分布于西蜀鹤鸣山地区原始部落的众多首领。
随着归化由老祖天师张陵所创立的道教组织的人数日益增加，建立适当的宗教管理机构形式就成为越来越迫切的事情。基于天人合一、大道自然的道家哲学信念，老祖天师张陵模仿一年四季有二十四节气，在巴蜀地区设立了二十四治。后来，因为信徒人数的增加和传道地区的扩大，又仿照周天划分为二十八星宿，增设为二十八治，定期举行宗教仪式，并选派人员建立比较固定化的宗教组织，让相对专业的人担任教职人员。
随着越来越多的土著居民加入了老祖天师张陵所创立的新道派，双方多少会产生一些矛盾。这些矛盾最初是由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因为当地居民原来比较崇尚鬼魂和带有浓厚原始色彩的巫术。自从老祖天师张陵于此地每年在固定的日期举行宗教仪式并施行教化之后，当地居民可能对自己原有的信仰越来越淡化。对原有信仰形式的淡化就进而威胁到这六大魔王、八部鬼帅的权威和影响力。这样，在二十四治与当地原始部落的上层人物之间就产生了较严重的利害冲突。历史上因宗教信仰而产生的冲突一般是很难和解的，所以双方最后只能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
老祖天师张陵自幼熟读兵法，知晓阴阳五行之说。在双方作战时，他使用了火攻，正如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看到诸葛亮在对付南蛮的三千藤甲军时使用了火攻那样。经过这一战，老祖天师张陵这一方大获全胜，而六大魔王和八部鬼帅则伤亡惨重。这些魔王和鬼帅们没有办法再战下去，就表示愿意投降。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划定界线，互不侵犯。这就是传说中鬼帅和魔王们带领家眷和鬼兵鬼卒归入西方摩挲之国——阴界的故事原型。
所以，通过流传下来的老祖天师张陵与八部鬼帅、六大魔王之间斗法的民间故事，我们大致可以推想出老祖天师张陵当年在西蜀地区传教时所碰到的种种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于中原地区的文化与当地土著居民自身固守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尽管老祖天师张陵已经尽量做到了以最温和的手段来传播中原文化，并尽量争取做到以不损害当地原始部落首领的信仰权威的方式来创设道教，但事实上，他们之间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冲突，并最终不得不以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当然，最终是老祖天师张陵等人所代表的中原文化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不过，出于对老子道家哲学中的大仁、大慈、大爱的生命的信念尊重，老祖天师张陵并没有对这些不愿归化道德教化的原始部落首领以及他们的部属赶尽杀绝，而是让他们迁入其他的地方。
老祖天师张陵深知，上天有好生之德，面对战争的胜利，他的心情却是异常沉重的。胜利固然是胜利了，可是烧死了很多无辜的兵卒。虽然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却有违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天道。对于求道的道人来说，滥杀无辜是会折阳寿的，所以老祖天师张陵常常向神明忏悔，请求原谅自己的过错。
六、二十四治：巴山蜀水之间的希望之乡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还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那些以德行治理国家的人，会受到大众的爱戴和拥护，就像天上的北极星受到众星的拱护一样。治理国家的时候，如果地处边陲地区的人民不服从中央的管辖，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有有德行的国家管理者，自然可以通过勤修文德来感化他们，使他们从远方来归附。
老祖天师张陵六十岁左右来到鹤鸣山，并在此定居下来。然后是悬壶济世、广施教化，所以，传播太上老君之道成为他后半生最主要的活动。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又过了四十多年，老祖天师张陵此时已经年近110岁了。这近半个世纪的传道教化当地百姓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老祖天师张陵和他的众弟子们的精心教导之下，前来问道求学的人从少到多，从对太上老君关于宇宙自然的大道理的迷茫到有所觉解，从不懂日常的卫生饮食习惯到开始学会并讲究食物营养的合理搭配，以及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从各种充斥着血腥味的人祭到逐渐废弃不用，从平时放纵自身不堪的行为到开始讲究礼仪等等，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当地百姓一开始对老祖天师张陵的教化和传道活动是非常不理解的，甚至很多的时候是充满敌意的。可是经过老祖天师张陵的言传身教，当他们开始尝试着按老祖天师张陵所教导的方式方法去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世上还有这么一种未曾被他们所发现的生活方式，能让他们受用无穷。最后，当地居民们完全自觉地接受了老祖天师张陵所教化的东西，到这个时候，人们发现老祖天师张陵的远见、智慧、大爱，他们开始感念老祖天师张陵的恩德，并自觉地让自己的亲人、朋友、子女前来接受教化，接受老祖天师张陵所传授的太上老君关于宇宙自然造化的大道理和其他一些来自中原地区的文明制度。
这样看来，老祖天师张陵的名声在西蜀地区日益隆盛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当老祖天师张陵看到那日益增多的求学问道的人，心中自然万分欣慰，这就像一个人种下一棵小树，然后看着它一天天长成参天大树，心情比喜悦一样。老祖天师张陵常常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他每每一想起太上老君于梦中对他的教诲，心中便激动不已。
老祖天师张陵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随着前来求道问学的人越来越多，传道的场所越来越不够；随着老祖天师张陵本人年事益高，就不可能每一次都亲自升坛讲学；随着传道的范围越来越广，有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居民，他们往返一趟十分不方便等等。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使得老祖天师张陵必须采取一些新的传道讲学的措施。
老祖天师张陵想到在各地设立治所，并设立比较固定和专业的人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新碰到的难题。他从他的弟子中挑选出比较有修为的分派到各地的治所中去施行传道和教化当地居民。
一般来说，治所设立在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以方便当地居民前来学习和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治所的功能就是进行修道、传道、讲习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每个治所都有一组风格简朴的建筑，其主体建筑一般安排在南北中轴线上，叫“崇虚堂”。取这个名字与太上老君的《道德经》有关，因为他在书中说“惟道集虚”。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还教导道民要把“清静虚明”作为人生的态度和追求的目标，而“崇虚堂”的意思大概就是说这里是尊崇虚静以修成正道的地方。在“崇虚堂”中还设有“崇玄台”。这“玄”字也从《道德经》而来，因为太上老君又称“大道”为“玄道”，意思是说大道是很“玄妙”的。在崇玄台上放置有香炉，是用来祭拜太上老君的。此外，在崇虚堂的北面，还有一座叫“崇仙堂”的建筑物，可能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那里是得道后与天上的神仙相互交通的地方。
当然，因为中国古代的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很少以石头作为建筑材料，所以难以长久地保存。当年老祖天师张陵在各地所建筑的各类有形建筑，在今天已经看不见了，它们都湮没在岁月的长河中了，只在部分道教经书中还有片言只语的文字记忆。所以，今天那些信道的人只能想象一下那些“崇虚堂”、“崇玄台”和“崇仙堂”到底是一副什么样子——但通常是极尽想象的能力，也难以想象得出它们当初的具体样子的！
老祖天师张陵一开始共设立了二十四个这样的治所。又进一步把它们分为上八治、中八治和下八治。之所以分为上八治、中八治和下八治三个部分，可能是为了对应天、地、人“三才”。在古人看来，天在上，地在下，而人居中。当然，更可能的是受到了太上老君在《道德经》一书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启示。
老祖天师张陵之所以分取“二十四”的数字，是因为古代的农历为了让老百姓更为合理地安排农事，按照四季阴阳运行的规律把一年划分为二十四个节气。从这里可以看出，老祖天师张陵创教之始就自觉地效法天地自然之大道，追求天地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后来，随着传道范围的扩大以及入教的人数的扩张，二十四治的设置已经远远不能胜任对教区和教民的管理了，老祖天师张陵于是又增设了四个治，总共就有了二十八治。二十八治中“二十八”之数也不是随便使用的，而是有其更为深层的含义的。“二十八”之数是为了与天上的星宿之数相对应，因为古代把天上划分为二十八个周天星宿区域，这二十八治正好与二十八星宿相对应。
无论是二十四治还是二十八治的时代，均以阳平治为中央教区，但核心教区则有三个，分别是鹤鸣治、阳平治和鹿堂治。这三个区域是老祖天师张陵初到西蜀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所以后来正式设立二十四治（或二十八治），这三个区域分别设立了治所，成为其中的核心治所。老祖天师张陵年纪大了之后，因为活动能力没以前强，只能经常往来于最早设立的鹤鸣治、阳平治和鹿堂治这三个治所之间，以对其他治所之间的传道事务进行总体规划。
老祖天师张陵还被当地百姓尊称为“天师”。“天师”一词最早出自《庄子》一书。书中提到，当年黄帝抵达襄城的郊外，碰上一位牧马的小童，便问牧马小童如何治理天下的大道理。那位牧马小童随口便说：“治理天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窍门，这正如牧马，只要把那些害群之马去掉就可以了。”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位牧马小童本来是无心而随口说出的话，却在一心要礼贤下士，寻求治理天下大道的黄帝心中激起了阵阵波澜，认为这些话中蕴含着最高明而深刻的——其实表面上看上去却是那么朴实无华、浅近易明——治理国家社会的哲学思想。
于是，黄帝立马便向牧马小童行跪拜之礼，称牧马小童为“天师”，然后告退。在这则寓言故事中，所谓的“天师”就是指那些得自然无为之道、以天为师的人。老祖天师张陵被称为“天师”，是因为他在西蜀地区的二十四治所施行的是“天师”之道，就是以天为师，法天而行的意思。而通过法天而行来获得自然无为之道，达到教化百姓的目的就自然地被称为天师之道了。天师治世之道与一般世俗政权有所区别，因为一般世俗政权恰恰是违背以天为师之道，所以我们从中看到的是数不清的算计、贪婪、欺诈、虚伪、唯利是从等人性中最阴暗的一些方面。
其实，理解道家哲学和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黄帝的时候，人类已经开始走出所谓的“原始蛮荒”的状态，而进入所谓“文明的”，有鲜明的分工差别的社会。单纯地从生产效率来看，有分工的“文明”社会当然能生产出丰富多彩的物质产品。但是，从人类精神自由和解放的角度来看，建立在分工基础之上的社会却未必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因为有分工就意味着有一部分人是所谓的“劳力者”，劳心者们通常是有闲阶级。有闲阶级的出现就意味着有了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压迫的出现。有闲阶级这部分“劳心者”为了保持住他们那种“有闲”的生活条件，就不得不挖空心思，想出各种措施和手段来对付那些“劳力者”，让那些“劳力者”永远维持在“劳力”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有闲的“劳心者”为了让那些“无闲”的劳力者维持在“劳力”的状态，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军队、国家、监狱、警察、法律、政治等等都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发明，其实这些国家机器背后所隐藏的恰恰是冷漠、占有、算计、贪婪、欺诈、虚伪、唯利是从、自我中心等人性中最阴暗的方面。用后来一句流行话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最好或最坏，要看作出判断的人是站在哪一个角度来说的。
对于乐观的人来说，他们愿意相信，人类文明的进步，尤其是人类科学技术文明的进步，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物质财富，最终会让人类战胜自身的所有阴暗面——冷漠、占有、算计、贪婪、欺诈、虚伪、唯利是从、自我中心——并从中走出来，获得永恒的福祉；而对于那些持悲观态度的人来说，他们更愿意相信，虽然人类中的乐观主义者一再地鼓吹人类从所谓的蛮荒时代进入到所谓的文明时代，取得了足以让上帝和神明都感到炫目甚至于妒忌的成就，正如《圣经》旧约中通天之塔的典故所昭示给我们的那样。但其实，人性从来没有变好过，不仅没有变好过，甚至于还变得更坏。科学、技术、艺术、政治、社会等等一切的进步，并不会有助于人性、民风之敦化和淳朴。当年，身处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大发展时代的卢梭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了，并引起了当时有识之士的极大共鸣。直到今天，当我们在回顾人类走过的这近三百年的历史时，禁不住地要为卢梭当年的远见卓识惊叹不已！
是的，当今天的人们面对这个被现代所谓先进科学技术文明破坏得千疮百孔的地球时；当人们的目光投向那似乎仍然饱受饥荒之困扰的“黑非洲”时，我不知道，那些读者朋友们是否还有信心把这些人类活动仅仅理解成某种人的再正常不过的物质攫取形式。难道聪明的读者朋友们没有看出这些对大自然界的掠夺背后隐藏着那些人类与生俱来的无穷无尽、波涛汹涌、不知休止的贪婪之心？难道我亲爱的读者朋友，当你看到非洲大陆之上，或者我们亲爱的祖国的某个边远的穷困山区，仍然有人连最基本的温饱尚且难以维持，你是否仍然有充分的信心相信，他们的贫穷、落后仅仅是因为这个世界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太少了？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你难道没有想到，这些贫穷的背后不与上文中所说的人性中的种种阴暗面密切相关？
因此，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最好的”时代，我们不仅对人类对地球的掠夺而漠不关心，我们还对人类中那些弱势的群体所遭遇的种种磨难也变得漠不关心了！我亲爱的朋友，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你还是那么乐观地坚信人类是永远向前的吗？难道你心中还没有出现梁漱溟先生当年这样的疑惑，即，“人类会变得更好吗？”
我相信，那些我亲爱的，对人类怀有起码的良善态度和信任的读者朋友们会倾向于认同这个世界是会变得更好的观点。可是，人类文明演变的血淋淋的历史事实却时刻动摇他们对人类这种良善的态度及其起码的信任！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人并没有变得更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说，让我们展望未来。可是，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你知道吗，人类历史上无数代人都曾经展望过未来，他们可曾在“展望未来中”迎来过人变得更好的那个时刻？
于是，展望未来所迎来的结果，似乎总是失望乃至于绝望的——尽管，在展望刚开始的时刻总是显得那么美好甜蜜，让人豪情万丈，催人奋进！
既然，人类在展望未来的过程中难免会迎来令人失望的结果，于是有很多人干脆就不再展望未来。这些人虽然不再展望未来，但毕竟还在心中保留着对真、善、美的不可遏止的渴求。于是，他们变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来保留心中那份对人类，对社会的至真、至善、至美的追求。于是，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有那么多哲学家、思想家陷入对人类过去的某种“黄金时代”的追忆之中。
既然是“追忆”，那就更多地只能在想象和思念中回忆！因为作为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时间在这个宇宙空间中每天都在无声无息地、均匀而无差别、沉静而坚定地迈出自己的脚步，任凭哲学家、思想家伸出看起来是多么强大的手臂试图想挽留它的脚步，它仍然义无反顾地，让人无可奈何地走向历史的深处！古人不是有诗说，无可奈何花落去！落去的表象虽然是花，但本质上却是时间的消逝！
因此，那些人类历史上的美好的时代看来是无可挽回地成为过去了！
所以，作为在这个大地上诗意地栖居的人来说，悲剧构成了人的存在底色，因为向前看，碰到的几乎肯定是失望，乃至于绝望；向后看，虽然能看到曾经有过的美好的“黄金”般的时代，能暂时给沉沦于当下的人增添些许温暖的色调，但那些无可挽回的过去最终带给人们的只是些关于至真、至善、至美的记忆的碎片！那是会让活在当下的人生凭空添上无尽的悲愁情恨的！
但令人惊讶的是，就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来说，是很习惯于欣赏、表述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悲愁情恨的情绪的！翻开任何一本唐诗宋词，那些用最优美的词藻写成、最能打动人心、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诗词作品的主题，几乎都在反复而孤独地申诉着、传达着人的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存在的情绪。
但究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情绪的起源，则可以上溯至先秦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不是人类的所有情绪都可以升华而转化为哲学的主题的。但中国人那种“两处皆茫茫皆不见”的复杂情绪却做到了这一点，成为中国道家道教哲学中的永恒主题！这不能不说是老子、庄子的伟大功绩。老子在他的哲学著作《道德经》中告诉我们，“知识”，那种被用来获取功利的知识，对于人生的觉悟是没有用的，滥用“知识”会让我们对物质的欲求泛滥成灾，会让我们看不清人生的真相，并迷失在错误人生的道路上。
老子还教导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时代”并不是一个真正幸福的时代。真正的幸福人生应该是安宁、祥和而平静的。可是，在一个所谓的“文明的时代”不仅不能为人们提供一个安宁、祥和而平静的环境，相反，它还处处刺激、引诱甚至鼓励人心中升起无穷无尽的占有欲望。比如，对物质的占有；对善良、名誉（如自我标榜仁爱、慈悲）的占有；乃至于对“美”的占有等等。当人们为着这样一些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其实已经远离了安宁、祥和而平静的“心态环境”了，会变得浮躁、骚动乃至于喧嚣。
回到我们前文所提到的那个问题：人类会变得更好吗？老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只要人类社会的精神世界的“基本架构”不能改变的话，人类永远不会变得更好。为什么这么说？什么是人类社会的精神世界的“基本架构”？
所谓人类社会的精神世界的“基本架构”指的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本模式，那就是把世界划分对立而不是可以圆融相通的两面。比如，《道德经》提道：高尚之所以为高尚，是因为我们默认了卑下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要是没有了卑下的存在，我们怎么能区分并标榜自我是高尚的呢？同样，儒家标榜的仁、爱、礼、智、信从根本上也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划分世界并加以理解的方式。这种方式默认了不仁、不爱、不礼、不智、不信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没有这些“不道德”行为的存在，就不能显示出仁、爱、礼、智、信的优越性。
老子还进一步告诫我们，人类之所以倾向于这种把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二元，并乐此不疲，是那些深深地植根于人性之恶的结果。因为人们总是要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而获得优越感、快乐感，从而获得自身的存在感！当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贫穷或悲惨时，我们会与之参照，确证自身的存在，从而认为自己是“幸福”和“快乐”的。这个世界的残酷现实正是，有一部分人多了，同时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少了。一部分人充盈了，另一部分人就会变得缺失了。
当然，面对他人的贫穷或悲惨际遇，我们也会生出同情之心、怜悯之意，但是这种同情和怜悯是以默认把这个世界划分为二元对立的两面的结构的合理性、正当性为前提的，所以这些被很多人所标榜赞美的同情怜悯之心是廉价的，它并不有益于人类社会通往一个永恒的受福祉荫佑的社会。
写到这里，我相信亲爱的读者朋友一定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这个世界的真相事实上是那么的简单！但，因为我们已经太长久、太习以为常地与这个世界亲密地接触在一起，以至于我们连这样一个那么简单的真相都难以想明白。之所以难以想明白，是因为我们常常处于一种缺乏从哲学上来反思自身精神世界的状态。
笔者相信，先秦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是具备这样强大的反思人类自身传统的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老子在《道德经》中一再地告诫我们，要从那种把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二元的思维方式中跳出来，把一切的贪婪之念、华美声名、占有之欲放下，然后作为个体的人就会回归到如婴儿般“无知”的，与善恶、美丑无关的自然状态。作为群体的人类就会回归到如小国寡民般“纯朴”的与高贵、贫穷无关的大道流行运化的时代。
当然，后来庄子也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把那些深植于人性最深处、根深蒂固的“恶”放下之后，就会重新回到无何有之乡。在那里四目所及之处，只有冰雪般的圣洁，每个人似乎都已经洗刷尽尘世之国的种种罪恶，一个个都绰约如“处子”！
于是，在道家哲学中，小国寡民、无何有之乡，或者“藐姑射之山”就具有了更为深层次的精神象征的寓意，它承载着人类千百年来所苦苦追寻精神家园的梦想，它们成了一种象征，人类精神家园的希望之乡的象征！
但，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到的，人类无可挽回地走向了一条远离他们所从之而来的不归之路。一路叫嚣着狂奔向前，他们很匆忙，甚至来不及多看一眼他们的精神故园，以至于他们离先秦道家哲学为我们所建构起来的精神希望之乡渐行渐远。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乐意，尽管从表面上看是不得不，跟随别人一路叫嚣着狂奔向前的。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均不乏如老子、庄子那种具有天才的反思人类、人性能力的人。这些天才的思想家们在被动地狂奔向前的过程中，常常因为没有了精神家园的希望之乡的庇护而被摔得遍体鳞伤，精神上的遍体鳞伤！于是，“还乡”成了这些具有天才反思能力的人的思想世界中最重要的主题。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而成为哲学家，所以我们在他们所写的哲学著作中常常能体味到他们浓浓的精神思念和对希望之乡的“乡愁”。但他们中更多的人则成为文学家、诗人、画家或音乐家，所以我们能从中国历史上的诗词、散文、绘画和音乐中很轻易地解读出纠缠于他们精神世界中的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还乡情结。
所以，对先秦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所建构起来的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精神希望之乡的表达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哲学的、文学的、绘画的乃至于是音乐的。这些表达形式当然是比较多的被关注到了的。
那么，比较少关注到了的形式呢？例如，以宗教信仰的形式。
在笔者看来，老祖天师张陵当年于巴山蜀水之间设立二十四治，并向当地的居民传播老子的哲学思想理念的时候，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方式向老子精神家园的希望之乡的回归。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你们难道没有从老祖天师张陵前六十年人生的苦苦追寻中体会到他摔得遍体鳞伤之后那痛彻心扉的哀鸣？真的一点也没体会到吗？我不相信！
当老祖天师张陵来到巴山蜀水之间时，当他看到当地居民那种淳朴天成、自然而毫无矫作之态的民风时，他一定想到了老子《道德经》中所描述“小国寡民”社会。这点燃起了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心中意欲建立起一个现实中的精神希望之乡的激情和希望。这就像是在一张洁白无瑕的纸上，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构想来作画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在二十四治背后其实留有很多与上古所谓的“黄金时代”遥相呼应的元素。最能表明老祖天师张陵意图回归老子精神世界的希望之乡的证据，还在于他亲自注解《道德经》，并用来教化当地居民。
另外，二十四治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看作是先秦道家哲学精神世界的希望之乡的现实摹版，它在当时就吸引了不少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士投入到她的怀抱之中。
这里有必要就二十四治的名称（后来则发展为二十八治），在各地的分布情况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尽管这样的介绍中离不开大量枯燥、似乎毫无生气的历史资料的摘录，但请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能多一分耐心，允许我把它一一介绍给大家。因为，这些看似枯燥的毫无生气的资料承载的正是老祖天师张陵当年对精神世界的希望之乡堂吉诃德式的坚守、执著，以及一种颇具有开创新意的诗意回归。
就二十四治分布的情况看，绝大部分都分布在巴蜀境内，治所一般都在山上。其中上八治是：
第一阳平治，治所在蜀郡彭州九陇县的金城山；
第二鹿堂山治，治所在汉州绵竹县的鹿堂山；
第三鹤鸣山治，治所在大邑县的鹤鸣山；
第四漓沅山治，治所在彭州九陇县的白鹿山；
第五葛璝山治，治所在今彭州九陇县的葛仙山；
第六庚除治，治所在广汉郡绵竹县的庚除山；
第七秦中治，治所在四川德阳的浮中山；
第八真多治，治所在四川金堂县的云顶山。
中八治是：
第一昌利治，治所在四川金堂县的栖贤山；
第二隶上治，治所在四川德阳县的升盘山；
第三涌泉山神治，治所在德阳县的涌泉山；
第四稠稉治，治所在新津县的稠稉山；
第五北平治，治所在彭山的天柱山；
第六本竹治，治所在新津县的文峰山；
第七蒙秦治，治所在四川西昌的泸山；
第八平盖治，治所在新津县的平盖山。
下八治是：
第一云台山治，治所在四川阆州苍溪县的云台山；
第二浕口治，治所在陕西省汉中勉县的老城乡；
第三后城山治，治所在古汉州什邡县；
第四公慕治，治所在什邡县的李家山；
第五平冈治，治所在新津县的灵山；
第六主薄山治，治所在四川蒲江县内的长秋山；
第七玉局治，治所在成都市南门；
第八北邙山治，治所在河南洛阳的北邙山。
后来增设的四治分别为：
冈氐治、白石治、钟茂治、具山治。
以上这四治都在当时的都城洛阳东北部。
当然，为了维持各治所管理机构的正常运转，就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为此，老祖天师张陵采取了一定的经济措施，他要求每位加入治所接受教化的信众须交纳信米五斗。东汉时期的斗的容量比现在少得多，五斗大概相当于后来大斗的一斗，也就是10升米，大约15公斤米左右，这与中原地区繁重的赋徭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并不会造成巴蜀居民的经济负担。
另外，前文中提到，老祖天师张陵还经常为当地百姓治病。老祖天师张陵的医术很高超，治病的方式法门往往不同，却能治好各种疑难杂症，常常能做到药到病除。而当地那些家景比较富裕的病人家属为了感谢老祖天师张陵的救命之恩，通常会拿出家中不少钱财物作为答谢之礼。可老祖天师张陵通常只收取他们少量的财物，并把这部分财物作为各地治所的日常开支。而对那些家庭困难的病人，如果有学道、修道之心，在治好他们的疾病之后，老祖天师张陵也并不一定要他们交纳五斗信米。后人把老祖天师张陵所创立的这种以交纳信米五斗作为取得教会资格的宗教形式通俗地称之为“五斗米道”。五斗米道是道教初创时期的宗教形式，是一种比较形象以及口语化的称呼。
各加入五斗米道的信众所交纳的信米、财物除维持各治所正常的运行而消耗掉一部分外，还会剩余一部分，它们会被集中起来，放置在各治所的仓库（教内称之为“天仓”）之中。如果碰上大旱或大涝之年，当地居民的粮食收入会减少，就会出现饥饿的惨状，这时候老祖天师张陵就会命人打开“天仓”，把米分发放给那些饥民，帮他们渡过难关。
我们知道，东汉末年的中原地区，饥荒连年，加之战乱，战死饿死的人不可胜数，以至于出现了“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情况。而中原地区所发生的这种十分悲惨的场景却没有在老祖天师张陵所教化、治理下的二十四治（后来则是二十八治）发生过，这不能不说与老祖天师张陵所采取的交纳五斗信米，将财物集中起来，并统一调配使用的集体主义的经济措施有关。后来，当曹操率领大军攻占西蜀二十八治的时候，看到当地物产丰富，百姓安居乐业的场面时，非常叹服老祖天师张陵和他的孙子张鲁在巴蜀地区的教化治理工作，并特别优待张鲁，封他以侯爵之位。
老祖天师张陵还在每一治所设立“祭酒”一职。祭酒总理各治的宗教、文化教育、户籍管理、经济等事务。“祭酒”源自古代举行宴会的时候的主持人一职，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老祖天师张陵把这一称呼借用过来作为各治所最高管理者和教化者的职务名称。在一般情况下，祭酒一职是世袭的，父死子嗣。祭酒下还设有一些辅助祭酒工作的职务，主要有将军、校尉、主簿、领神、监神、督察、功曹、书吏、从事、仙官等，他们分别承担不同性质的职能工作。
老祖天师张陵所设立的“祭酒”一职，大概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地方行政长官。而“治”大概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地方州、郡或县一级的行政单位。汉代的地方行政长官大致有“令”、“太守”和“牧”一类的称呼，老祖天师张陵舍之不用，大概是与他早年的为官经历有关。老祖天师张陵是不满于当时中原地区官场的黑暗、腐败才归隐山林的。后来，虽然皇帝屡次征诏老祖天师张陵，但他都坚辞而不就，这说明他对世俗政权已经失望至极。为了表明自己所设立治所的教化治理机构与中原世俗政权之间能有所不同，他才对治所的管理部门的职务采用了一些新的名称。这表明，老祖天师张陵为了使劳苦大众免于沉重的社会苦难，为了构建他们心目中的精神的希望之乡，确实在现世治所的机构设置、管理人员名称等方面有过十分严肃而认真的思考。各治所的建筑风格、管理机构、人员的名称等方面均体现出他头脑中的一些新的观念和想法。
各治所每年都要定期举行一些集体的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付天仓”和“三会”。所谓“付天仓”是指入会的五斗米道信众在每年的十月一日交纳信米五斗给各治所的祭酒的仪式。刚才讲到，“天仓”是存放粮食的仓库，而“天”表明五斗米道信众内心的虔诚性，他们对“道”教信仰的神圣性，以及所交纳信米的用途的公益性。
所谓“三会”，是指每年在“天师治”（阳平治）所举行的三次朝会（面见五斗米道的最高宗教领袖天师，聆听天师的教诲，并请求天师赐福祛祸等宗教性质活动的集会）。于正月十五日举行的称为“上会”，又称“举迁赏会”；七月七日举行的为“中会”，又称“庆生会”；十月五日举行的为“下会”，又称“建功会”。此外，各治所每年还要举行一些其他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宣行道法、设厨会、授箓会等。
宣行道法主要是为患有疾病的人举行，届时要为道民上奏于天神，祈求上天恩赐，祛除病人的疾患。而设厨会，主要是为那些违犯科法的道民，或生前犯有罪过的亡灵举行，届时要设立宴饮，举行科仪，请求神明赐以恩典，赦免他们所曾犯下的罪过。
而授箓会主要是为刚入道的信众举行。凡加入教会的道民，都要接受法师的护身符和三戒，然后由天师统一授箓。授箓之后，就意味着此人已正式获得了入道的资格。这些护身符都是经过天师施行法术的，而箓则有多种，都具有通神的功能，可以起到治病、消灾和辟邪的作用。
老祖天师张陵宽惠爱民，但对犯错的信众也会施以一定的惩罚措施，其中一种十分有趣的惩罚措施就是他对那些隐瞒了自己过错的道民罚以修路一百步。罚修路是一项很有创意的处罚措施，一方面，因为修道路与修道读音是相近的，这样的惩罚措施可以起到坚定修道者的决心、时刻不忘记自己修道使命的作用。另一方面，修道路也可以看作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公益事业，可以方便大家，使犯错误的人放下小我，投入大我的怀抱。同时这也是道门中人慈悲、仁爱之心的外化表现形式。这一优良传统被后世道门中人所继承，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无论宫观建筑地处多么偏僻的地方，一般都有辅设得很好的道路相通，这实在是与当年老祖天师张陵对犯错的道民罚以修路的惩罚措施所培养起来的道门习俗相关。
当然，老祖天师张陵对那些犯法的人主要以说服教育为主，让他们知道犯法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对于那些犯法的人，老祖天师张陵要先原谅三次，对那些屡教难改，继续犯禁违科的人才动用刑法进行惩治。
孔子说，以严酷的刑法来治理百姓，百姓一般只求免于酷法的惩治，却不会去想犯法有什么耻辱感，从而不利于培养他们自觉地向善之心。而如果能以仁德来治理百姓，以礼仪来规范百姓的行为，那么老百姓才会有羞耻之心，也才可能有文明的举止和遵纪守法的习惯。老祖天师张陵自幼熟读百家之书，是十分明白这个道理的。更重要的是，老祖天师张陵在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还把它应用在治理、教化西蜀百姓的实践当中，这就比仅仅明白道理更进了一层。这也就是后人所称赞的老祖天师张陵“以廉耻教民”的原因。
老祖天师张陵因为创立了五斗米道（其实，正式的名称应叫“正一盟威之道”），这也就是后来又称五斗米道、天师道为“正一道”的缘由，它永远被后人所记住。唐天宝七年，老祖天师张陵被当朝皇帝册封为“太师”；唐僖宗中和四年，被封为“三天扶教大法师”。宋理宗加封他为“正一静应真君”，后世道教信众则尊称他为“正一法师”、“泰玄上相”和“降魔护道天尊”等。
人因地而灵，地因人而名。那些老祖天师张陵曾经诗意地栖居于其上的大地，并在上修道、传道、授徒和教化过的地方，今天大多已经成名胜古迹。因为，那些地方曾经承载过老祖天师张陵毕生为之苦苦追寻、奋斗并仰望过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