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年仅16岁的邹容（1885-1905）在面对祖国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宰割、凌辱时抄录下的一首悲凉慷慨的诗篇。正是对祖国怀有如此深情的邹容，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军中马前卒”。
邹容，原名绍陶，又名佳文，字蔚丹，后来在留学日本的时候，改名邹容。父亲是四川巴县一位富裕的民族工商业者。邹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嘉陵江畔这座山城里度过的。他6岁进私塾。在他快满1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望子成龙心切，硬逼着他去参加科举“童子试”。邹容一看发下来的试题中尽是些生僻晦涩的偏题、难题便十分反感，他当场质问考官：“这不成意思的几个字，叫人怎么做文章？如果非按朱熹的解释去写，那我们岂不成了经书的奴婢？”考官正要发作，邹容已愤然离开了考场。回到家里，父亲恨子不成钢，狠揍了他一顿。之后，他问邹容是否愿意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谁料邹容却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愿学那些臭八股文，考场不爱惜人才，就算得到功名又有什么用？”
就在这一年，戊戌维新运动爆发了。邹容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对革命者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尤其敬仰谭嗣同那种不怕流血牺牲的战斗精神。他阅读了《天演论》、《时务报》等大量新学书刊，由此也产生了民主革新的思想。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资产阶级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宣布变法103天之后，就传来了谭嗣同等人在北京菜市口慷慨就义的消息。年幼的邹容异常悲愤，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谭嗣同的遗像悬挂在自己的座位旁，并且写下“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推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的诗句，以表明其决心救国救民，“虽粉身碎骨而不计”的壮志豪情。
1901年，邹容的父亲把他送进了专门学习儒学经典的重庆经学书院。想不到，邹容却在书院里大胆抨击儒学，结果，不久便被开除了。于是，忧国忧民的邹容决定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寻求革命真理。这年深秋的一个早上，他冲破重重障碍，终于踏上了一条开往日本的柏木船。他乘风穿雾，过三峡，经上海，在第二年春末，抵达日本东京。从此，他投身到了留日学生爱国民主斗争的激流之中。
1902年春天，邹容进入东京同文书院补习日文和初级课程。他怀抱着拯救祖国的大志，刻苦学习，如饥似渴地阅读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和《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中国留日学生有2000人之多，邹容在他们之中结识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爱国青年，并和他们一起积极参加留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第二年春节，在东京留日学生会馆举行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团拜大会。邹容再也按捺不住在他胸中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他坚定地步上讲台，目光炯炯，慷慨陈词，控诉了清政府对外惧怕帝国主义，对内压迫人民的种种罪行，并且激动地提出了推翻清政府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正义主张。顿时，从会场各个角落迸发出一片赞扬声：“说得太好了”，“邹容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此后，留日学生集会，邹容必定争着演说。他词锋犀利，情绪激昂，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弦。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唤起国人的觉醒，邹容还开始了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通俗读物《革命军》的写作。这时，邹容已在斗争实践中逐步锻炼成为一名宣传革命、反对清廷的激进分子。
邹容留日期间，清政府派到东京的南洋学生监督姚文甫不断地破坏学生运动，迫害留日学生。三月末的一天晚上，邹容和几位同学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姚文甫面前，将他痛打了一顿。面对姚文甫的不断求饶，邹容怒不可遏地说：“既然饶你的狗头，就不能饶过你的辫子。”说罢，亮出快剪，咔嚓一声，将姚文甫脑后拖着的长辫子剪掉。第二天，这条肮脏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旁边写着：“禽兽姚文甫之辫”。当时留辫是清朝专制统治的象征。姚文甫被剪辫示众的消息震动了东京，很快便传到了国内。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气急败坏，亲自出马，诬蔑邹容是犯上作乱的“祸首”，并对他加以迫害。邹容被迫于1903年4月横渡东海，回到阔别了一年多的祖国。回到上海后，邹容满怀着战斗激情，急切地奔向爱国学社去会晤革命家章太炎等人。虽然章太炎比邹容大15岁，两人却一见如故。此后，他们经常在一起滔滔不绝地畅谈国家大事，由此也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进一步对我国进行侵略扩张，妄图将我国东北变为“黄俄罗斯”，这一行径立刻就激起了全国人民强烈的愤怒和谴责。1903年4月，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邹容在会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他还报名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并发动组织了中国学生同盟会。
在章太炎的影响下，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邹容的革命民主思想日渐成熟了。
就在这紧张、激烈的战斗环境里，邹容完成了《革命军》的写作。《革命军》全书分为七章，约两万多字，语言通俗流畅，充满着爱国主义豪情。它指出中华民族已被帝国主义和清政府推到了“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险恶境地；强烈要求用暴力推翻清王朝，驱逐帝国主义这个“外来之恶魔”，争取祖国的独立。章太炎主动为《革命军》写了一篇序言，称赞它是“雷霆之声”。《革命军》自1903年出版以后，短短的几年就重印了20多次，销售100多万册，居清朝末年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年方十九、风华正茂的邹容写的《革命军》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军鼓点，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起到“发聋振聩”的作用，教育和鼓舞着整整一代资产阶级革命者勇往直前。
“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换沉沦。”，《革命军》出版后，上海的《苏报》接连发表文章，赞美它是“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希望将它借及于四万万人之脑海”。清朝统治者对此惊恐万状，恨之入骨，便肆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他们以“劝动天下造反”的罪名，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叫嚷“巴县邹容最为凶险，非拿办不可。”
1903年6月30日，气势汹汹的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闯进爱国学社，悍然逮捕了章太炎。听到这个消息后，邹容十分愤慨，毅然于第二天凌晨“投案”，被敌人关进了帝国主义者设在租界里的监狱。
在敌人的法庭上邹容坚强不屈，据理力驳，会审官瞠目结舌，束手无策。但是，中外反动派强装镇静，无理宣判邹容“永远监禁”。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下，才于1904年5月改判“监禁二年”。
囚禁，扑灭不了民主先驱心中燃起的革命烈火，阻挡不住革命志士的顽强战斗。在敌人的铁窗后面，邹容一边向同时被押的章太炎学习篆书，一边创作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怀的诗篇来表达自己的革命志向和美好情怀。他曾在一首题为《狱中答西狩》的诗中写道：“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在敌人阴暗恐怖的监狱里，邹容日夜盼望着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从四方兴起，以解救苦难的祖国。
“人间活地狱”，这就是反动派监牢的真实写照。邹容在被关押期间，每餐只能吃到“粥一盖，豆三粒”；北风怒号的严冬，晚上也仅有一条毡子用来御寒；此外他还经常被罚做苦工，遭受毒打。非人的折磨无情地吞噬着邹容年轻的生命。1905年2月，在离刑满出狱只有几个月的时候，邹容病倒了。然而，反动派并没有停止对邹容的迫害，相反，他们对他的摧残一天比一天更狠毒了，邹容的病情也因此一天比一天地恶化，终于发展到难以挽救的地步。1905年4月3日凌晨，邹容突然口吐鲜血，悲愤地离开了人世，他的遗体被反动派残忍地弃置在监狱墙外。这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死时才21岁，这正是为革命做出贡献的青春年华啊！
“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生前雄壮的呐喊，一直回荡在神州大地；他的革命精神，一直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