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的真名叫江竹筠，江姐是同志们对这位可亲可敬的女英雄尊敬而又亲切的称呼。
江姐的家境十分贫寒，为了生计，刚满10岁的她就进入一家工厂做童工，在那里一待就是两年。江姐小时候受的教育很少，只在教会办的学校里上过几年小学，并且还是半工半读的。悲惨而又劳苦的童年使江姐深深体会到了旧社会的黑暗及其他吃人的本质，那时，她的心中就萌发了将来一定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的念头。
在江姐的成长过程中，遇到了一位良师益友，对她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就是江姐在教会学校的老师丁尧夫先生。丁先生对这个刻苦用功、聪明伶俐的孩子十分关心，他经常引导江姐研读鲁迅、郭沫若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爱国的种子。
江姐在丁先生的影响下，从小就热爱革命事业。她参加了工人为争取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在斗争中，江姐的思想逐渐成熟起来，并且逐步与党组织靠拢。1939年，她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江姐的工作变得十分繁忙，但她任劳任怨，在工作中不断磨炼自己，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赢得了大家的敬重。
1946年，国民党撕毁了国共和平合约，挑起了内战。敌后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革命形势开始严峻起来。在坚持了两年的地下工作后，1948年1月16日，江姐的丈夫老彭在一次率领游击队转移时，与敌军强兵遭遇，为了掩护战友突围，老彭不幸壮烈牺牲。江姐抑制住失去亲人的痛苦，化悲痛为力量，以更坚定的决心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中去。那时，江姐正负责川东一带的工作，为了及时向重庆的党组织报告川东一带的情况，她不顾旅途辛劳，在春节期间赶回到重庆，预备报告完情况后再与领导商讨开展下一步工作的计划。
组织上得到消息，说她在川东的身份已经暴露了。顾虑到她的人身安全，组织上决定让她留在重庆工作。江姐却说川东的工作她很熟悉，别人接手的话，恐怕一时适应不了，会影响工作效果，而且她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她要继续老彭未完成的事业。就在春节之后不久，江姐又风尘仆仆地重返战斗的前沿。回到川东后，她顽强地坚持斗争，取得了不少战果，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此时，革命队伍中出现了分化，有些人经受不住敌人的强大攻势，认为革命胜利无望，于是就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党。党组织发现后，立刻转移了阵地，并通知江姐迅速隐蔽起来。但尽管如此，还是迟了一步，6月14日，在叛徒的出卖下，江姐不幸被捕，国民党反动派视她为要犯，立即把她押解到重庆，关进了有“人间地狱”之称的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
敌人妄图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得到共产党机密，从而一举扑灭大巴山上的革命烈火。于是，在狱中，特务科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不分昼夜，连续多次审问江姐。面对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江姐始终坚强不屈，她不仅没有吐露一丝线索，还严词批判了敌人的种种行径，使敌人的诡计宣告失败。
敌人不甘失败，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出马进行审讯。面对凶神恶煞般的特务，江姐气度从容，大义凛然，显示出革命的大无畏气节。徐远举凶恶异常，一连向江姐提出了多个问题，江姐看着咄咄逼人的特务坚定地说出了她的答案，那就是——“不知道”。徐远举恼羞成怒，命令特务用特制的竹筷子，反复猛夹江姐的手指，江姐几次痛得昏了过去，又被敌人用凉水浇醒，可她忍受着巨痛，就是不吭一声。
从上午九点到十二点，敌人用尽残酷狡诈的手段，仍一无所获，狼狈不堪。只好说“下午再审，带下去”。
几天后，两个特务又奉命到渣滓洞监狱对江姐进行了一整天的轮番刑讯。讯问的内容仍与上次相同，主要是逼她交出组织的情况。用刑的方式也更加狠毒：他们知道江姐的手指刑伤未愈，便又在创伤处再施同样的刑罚。特务军士夹筷子时慢慢加劲，到江姐快昏死时就放松，然后又慢慢加劲，再放松……就这样，江姐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仍一声不吭。特务见这个办法行不通，又采用了在江姐手指尖上钉竹签子的毒刑……
渣滓洞十六间男牢房和两间女牢房的200多名难友，见江姐早晨被押往刑讯室，一直没有回来，都感到揪心的痛苦和挂念，他们轮流守望在窗口，等待消息。
江姐深知敌人决不会放过她，她牢记入党时的誓言和党的教育，为保护党的组织，扞卫党和人民的荣誉，她抱着必死的决心。正因为在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在酷刑和死亡面前，她毫不畏惧、沉着坚定。旧伤未愈的手指又被竹筷子反复猛夹时，她咬紧牙关，疼得蹲下去又站起来，嘴里却仍然不停地高声痛骂敌人。被折磨了大半天的江姐，正当精疲力竭时，又被敌人残酷地在指尖上钉进竹签子，她不堪忍受，终于昏了过去。被冷水浇醒后，她就厉声斥责：“你们简直是一群野兽……杀了我也没有用……你们是枉费心机，永远也达不到目的……”
特务们的嚎叫声和江姐的怒骂声混成一片，附近牢房里的难友都能隐约听见。骂声过去后又是一阵沉寂，江姐又昏迷了……隔一会儿又听见了江姐的声音：“你们这群丧尽天良的家伙，不是说还有更厉害十倍、百倍的刑具吗？来吧！”接着声音又低沉下去。只听特务在喊：“把老虎凳搬过来……把辣椒水拿来……”
特务们见江姐在辣椒水、老虎凳面前仍毫无惧色，心里顿时冷了大半截。明知无能为力了，但仍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喊来那个可耻的叛徒与江姐当面对质。叛徒见江姐双手鲜血淋漓，却仍然正气凛然，便自惭形秽，迟迟说不出话来。江姐一见叛徒，眼里就迸射出愤怒的光芒，喘着气把他一顿痛骂。
特务们黔驴技穷，只得草草收场。
江姐胜利了，江姐回来了。她手上滴着鲜血，脚上带着重镣，甩开特务军士的扶持，艰难地向女牢走去……
江姐对待敌人就像“冬天般的残酷无情”，而对待同志们，则像“春天般的温暖”。她热心地帮助女牢房的同志们划分小组，有计划地进行学习。缺乏学习资料，她们就凭着记忆默写《新民主主义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主要内容，供大家学习。她还安排难友们轮流做清洁工作，照顾伤病员和生了小孩的同志。有的同志思想上感到压力，江姐就和她们谈心，给予安慰和鼓励。在她的努力带动下，同志们亲密团结，在几次全狱性的集体斗争中，女牢都表现得特别出色。例如1949年春节，在敌人的岗哨和机枪的严密监视下，竹筠和女牢的难友们用被面做衣裙，在监狱的小院坝上化装表演秧歌舞，高唱革命歌曲，以此来藐视嗜血成性的凶恶敌人。
为了接通和狱外组织的联系，江姐等利用机会对监狱中年轻的看守作教育和分化工作，等时机成熟，经过多次考验，就托他们带信出去，与狱外地下党员建立了初步联系。
1949年8月，一个同志出狱时，帮江姐带了一封信给战友。她在信中写道：“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学习。”她感激战友在困难中对她儿子的养育。她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苦难的日子快完了。”“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如不幸的话，我的孩子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正如江姐所预料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即将覆灭前夕，果然对在押革命者进行了大屠杀。
1949年11月14日，一群武装特务出现在女牢门口，高声叫：“江竹筠、李青林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江姐揣测可能是敌人要杀害她们，她首先把默写出来的两本书塞给一位难友，然后脱下囚衣，换上旗袍，梳梳头发，向难友们点头告别。难友们依依不舍，有的竟忍不住哭出声来。
江姐跨出牢门，上前搀扶着因受刑而断腿的李青林。听见哭声，他们又回头向站在牢房门口凝望的难友们挥手告别。
敌人佯称转移，先把江姐等30人羁押在“中美合作所”礼堂，傍晚又分批押赴电台岚垭。特务事先已在电台废墟上挖了大坑，准备了镪水，企图毁尸灭迹。
等江姐被带到人迹罕至的荒凉山坡时，她明白这是他们为革命献身的时候了。她把千言万语凝聚成两句响亮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同行的难友们也随之一齐高呼口号，声震天宇，连一两里路以外的居民们都能听见。刽子手们吓慌了，还没等到达预定的杀场，就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在口号声中，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江竹筠和其他29名革命志士倒在了血泊里！烈士们的鲜血，涂染了红岩，装点了祖国江山，为党的旗帜增添了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