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生于德国的安塞姆·基弗，是80年代“新表现主义”代表画家之一。安塞姆·基弗比策兰要幸运得多，他出生的时候正是德国战败的那一年。艺评家苏坤阳说：“他通常以策兰的诗歌为其作品命名或者作为展览主题，体现的最有力的一组绘画是基于诗人策兰1945年于纳粹集中营完成的诗歌《死亡赋格》。基弗吸收了诗歌主要表现的内容，比较了雅利安人玛格丽特金色的头发和犹太女人苏拉米斯深灰色的头发。在作品《玛格丽特》中，艺术家将松软的金黄色稻草粘贴在一幅描绘荒芜的大地的风景画中，作品传达出浓厚的诗意和浪漫情调。正是有了基弗的介入，新表现主义绘画才获得了一种表现语言的诗性特征。”安塞姆·基弗“成长于第三帝国废墟上的画界诗人”，他的画中充满了诗性，我是在一个青年油画家的画室中听到安塞姆·基弗的名字的。那个画室不大，四周挤满了耸立的大楼，不大的窗口外，一堵冰冷的水泥墙，挡住了远眺的视野。在这里听到城市的各种噪音堆满了画框，稍不注意就被绊脚了，画布上有一幅正在创作的画，空气中漫着一股颜料的味道。他长长的头发，在空中随着肢体语言飘动，像调色盘里凝固的颜料，工作台上堆满了书籍。他疯狂地推介安塞姆·基弗，他用了一串粗俗的词语，赞美这个德国画家。我看到安塞姆·基弗，是在网上邮了一本《焦灼的基弗》的小册子。封面的背景是《苏拉米斯》，设计者在下半部用了安塞姆·基弗的照片，突出了他的那双冷静的眼睛。1983年，安塞姆·基弗根据策兰的《死亡赋格》，创作了《苏拉米斯》。灰发的苏拉米斯就是在这座紧闭的军事城堡中，唱出了“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夜里喝”。我们听到城墙上空飘越的死亡之诗，嗅到了地上流淌的血腥气味。铁锹的金属发出的锐叫，在天空挖掘坟墓的声音刺耳。一群人在狼狗和手枪的威逼下，为自己，为一个民族掘墓。我很想推开厚重、压抑的城墙，撞开那扇阴森的大门，让唱歌的人们恢复自由，走到辽阔的大地，回到自己的故乡。安塞姆·基弗面对画布，他的心是难以平静的。“当我使用一首诗、诗中的某个句子，甚至某个词时，它们都盘踞在我的心中与我一起变老，它们的变化都体现在画布之上”。安塞姆·基弗用“与我一起变老”，这一形象的语言，表明了策兰的诗，渗透到他的生命之中。在策兰的诗歌面前，不可能有太多的赘言，只有敞开博大的胸怀接纳。
安塞姆·基弗的军事城堡的每一块砖，每一块石头，那扇厚重的大门，都深埋着策兰的诗行。读策兰的诗，看安塞姆·基弗的画，一个人在深夜承受精神上的重压。冬日的风，在窗外徘徊，黑暗中偶有夜行车的轰鸣声，打破了安静。我关掉了台灯，躲在暗夜的深处，但是无法摆脱策兰和安塞姆·基弗，我需要一只黑暗中的精神灯盏。
三
1948年，策兰在给以色列的亲戚写的信中说：“有些人必须要在欧洲把犹太精神的命运活到终点，也许我就是这样做的最后一批人之一。”
1945年4月的一天，策兰搭坐一辆挤满人的俄国军用车，离开了切尔诺维亚，向布加勒斯特驶去。这对于策兰是一次重要的逃亡，也是迈出新的一步。切尔诺维亚远去了，丢在记忆中了，留在身后的是故乡，还有在战争中失去的母亲、父亲，美好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策兰到了欧洲后写了一些散文，“最后，那人站着，盯着自己，‘伸出的脚趾在做某种流浪动作’”。这个动词重了，流浪就是一个人没有家园，没有母爱了。流浪不是做一次旅行，而是一生的漂泊，背在身上的家园，却没有一个地方能容下它。“你最好从灵魂的底部取出自己的双眼并放在胸前，那么，你可以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策兰从灵魂中拿出眼睛，挂在胸前，在察看这个世界。一个民族的事情，压在瘦弱诗人的肩上，这未免太大太沉了。
1950年，策兰在塞纳河边的书摊上，遇到了两只七枝的烛台，他买下了一个。回到家中策兰和妻子面对孤单的烛台，发出一声声追问，“它们是从哪儿来的？经历过什么样的生存故事？不信犹太教的人是否有权拥有这东西？”策兰返身回到书摊，又买下另一只烛台。在流浪的途中，在异乡，策兰陪伴着杏树、烛台、黑暗、灯光、姐姐、石头四处奔波，这些名词不断地在策兰的诗中重复，它不是语言贫乏的表现。
数数杏仁，
数数这些苦涩的并使你一直醒着的杏仁，
把我也数进去；
当你睁开眼睛而无人看你时，我曾寻觅你的目光，
我纺过那些秘密的线，
上面有你曾设想的露珠，
它们滑进罐子
守护着，被那些无人领会的言词。
仅在那里你完全拥有你的名字，
并以切实的步子进入你自己，
自由地挥动锤子，在你沉默的钟匣里，
将窃听者向你撞去，
将死者的手臂围绕着你
于是你们三个漫步穿过了黄昏。
使我变苦。
把我数进杏仁。
诗人需要一只“内心的耳朵”倾听，杏仁在策兰的诗中重复地出现，在痛苦的漂泊中他和母亲的对话，不是面对面的交流。母亲早已葬在故乡的土地上，如今他是和思念中的母亲对话，策兰把母亲比作杏仁。策兰对亲人和故乡的想念，隐藏得那样深。母亲的杏仁眼睛，做糕点时放入的杏仁。杏还代表犹太人的意识，因为它是以色列开得最早的花，他们使用的烛台上，大多都刻有杏树开花的情景。母子之情，民族之情，让策兰孤苦无望的时候，一颗颗地数杏仁，“数数这些苦涩的并使你一直醒着的杏仁/把我也数进去”，杏仁是一种声音，在召唤着远在他乡的孩子。策兰把自己变成杏仁数了进去，浸泡在两股情感的泉里，躲避痛苦的追杀，在这里他什么都不怕了，有了安全感。
策兰在写完《数数杏仁》不久以后，去了一趟德国，参加一场47文学组织的活动。在汉堡的一条街上，策兰碰到一条狗被汽车撞死，一些妇女为此连连感叹。见到这一景象，策兰激动地说：“他们竟然为一条死狗悲叹！”策兰总是在一张无形的网中生活，他无力挣破，或者活得轻松些，快乐些。策兰朗读了他的《数数杏仁》《在埃及》等诗，策兰的伤感不是像演员那样，强迫自己做出来的，而是从生命中渗出，洇湿了空气。我听不到策兰原声的朗诵，但是他的声音也刻在纸上，穿越时空击疼我的心。策兰的眼前，一定出现了荒野中七枝形的烛台，祖父点燃的烛火，闪烁着希望的未来。巴什拉在长文《烛与火》中写道：“于是，若是火苗的遐想者与火苗对话，他说是与自己对话，他就是一个诗人。遐想者把世界的命运放大，同时他思索火苗的命运，他放大着语言，因为语言表达的是一种世界之美。通过这样一种唯美主义的表达，心理本身在扩大，在升华。”
1960年，毕希纳奖颁给了策兰，但此后他的作品变得简洁、阴暗、晦涩，诗集《无主的玫瑰》《一丝丝阳光》，表现了他人格、性格深层的东西，对现实的失望情绪，内心矛盾激烈的冲突。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生于特兰西瓦尼亚的锡盖特镇，1944年镇上的所有犹太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全家被赶押到集中营，母亲和妹妹随后被杀害。1956年埃利·威塞尔加入美国籍，1976年任波士顿学院人文学科教授，“并成为一个讲述犹太人和人类在大屠杀中所受苦难的着名讲演家”。1998年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个犹太人在今天》，他在书中指出：“那些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的问题并不是如何习惯生活，而是如何习惯死亡。死亡在大屠杀期间是匿名的，例行公事的。它打动不了任何人。而幸存者们却花去了许多个月，倘若不是许多年的话，来再次认识到死亡是一个私下的、个人的事件。幸存者花去了无数年月，在能够目睹一个进食，能够入睡之前，当然也在他们能够歌唱之前。”
策兰没有歌唱，没有美丽的天堂，他站在废墟上寻找家园，寻找母亲。诗歌是他的喃喃自语。策兰的诗歌是建立在死亡和绝望上的，所以他的诗注定不是浪漫的抒情。“只有真诚的手才能写出真实的诗”，如果一个人丧失了真实，那么心灵也就溃烂了，输往手和眼睛的血脉失去了健康，变得有腐烂的气息。
四
冬日的阳光，暖洋洋的，从窗子涌进落在工作台上。我是在阳光充足的日子，第一次看到策兰的照片，他的眼睛中储蓄了太多的忧郁，漫出了犹太文化的气息。我们默默地注视，从安塞姆·基弗城墙上飘越的死亡之诗，化作一只只受难的灰色鸟儿，在我和策兰的目光中飞来飞去。
1970年4月20日，这个初春的下午，这一天正好是“逾越节”，是为了纪念犹太人从埃及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节日。策兰选择了这样的日子，从塞纳河上的一座桥上跳了下去，投进流淌的河水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的失望，死是最好的挣脱。薇依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两个完美的赤裸和纯洁的时刻：出生和死亡。人只有作为新生儿和垂死者热爱上帝才能不玷污神明。”策兰应了薇依的“纯洁”，带着一颗纯净的心离开了。策兰的死是悄悄的，正如他的出生一样。他公寓的门下塞满了邮件，几天后，直到5月1日，在下游被一位渔民发现尸体。策兰没和任何人告别，49岁就这样去了，他的诗歌是最好的遗书。策兰的书桌上没什么珍贵的东西，只是摆放着一本《荷尔德林传》，在打开的一页里，有他多处用笔画出的句子：“有时，这个天才深深地潜埋进他那心灵苦涩的泉水里。”卡夫卡是犹太人，是策兰喜爱的作家。他在一个故事中讲述了父亲和儿子的事情。那个叫格奥尔的儿子冲下楼梯，横穿马路，快速奔向河边。后来，卡夫卡说他像“优秀体操运动员”抓住桥栏杆，轻轻地一跃，投进了河水。策兰一定读过这一情节，在不可逃避的现实面前，作为诗人的策兰，死亡是最好的拯救之路。他用生命撞响已被污染得肮脏的大钟，让死亡惩罚一切。
母亲给策兰幼小的心灵灌输了太多的德国文化，树立了正面的、美好的形象。一个温暖的家，挚爱的父母却被德国人杀害了，死无葬身之地。策兰一直在困惑中，对德国和犹太文化充满了矛盾，这至死至终撕扯着策兰。“祖国的母语和谋杀者的语言”双向挤压策兰，把他推向痛苦的极点，他是为犹太精神活着的，坚决地托起犹太文化。“但他不只是20世纪犹太民族苦难的见证人，他更是一位‘以语言为对象和任务’的诗人”。现实世界却不是策兰想象的那样，他个人无法改变现实，德国文化对策兰影响太深了，挥之不去，所以只能选择死亡，这样犹太精神就永存了。
拉克利特认为：“你无法发现灵魂（心灵）的极限，即便你走遍所有的探寻之路，它的意义便是如此之深。”焦虑、抑郁使策兰看到生命的真正意义。一个人有权选择生与死，死是需要勇气的，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中国有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而策兰要保存“最后的莽原”，这是心灵的圣地，绝不允许任何人踏入。况且像策兰这样的大诗人，是犹太人的骄傲。在他的诗歌中，淋漓尽致地发挥犹太民族的文化，和对母亲的无限敬爱。策兰活得灿烂辉煌，没有苟且偷生，或者为了迎合某些流行的口味，丧失了自己的坚守。注视策兰，有一股疼痛的深重，我一时找不到准确的语言歌颂一下策兰。读完策兰的传记，在我的记忆中生长起一株大树，《死亡赋格》变作灰色鸟儿，发出凄冷的鸣叫，飞向这株树，我会记住很多诗句，这不是为了纪念。
约翰·费尔斯坦纳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犹太文学的研究专家。他在《保罗·策兰传》中说：“投身于保罗·策兰毕生创作的研究是一次艰难旅程。他在黑暗时代忍着累累伤痕创作出惊人诗歌，挑战我们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我与这些诗歌相遇并逐渐熟悉它们，其间感觉到一股近乎得意的黑暗能量。这是在掩饰策兰的话语承受的负担呢，还是说这种得意接近于这位诗人暗熟于心的某种东西？”策兰搜寻记忆中的碎片，在诗歌记忆中挖掘出来的过往经历，多是痛苦和挣扎的绝望，纷纷跑进诗歌中，使策兰的诗承接力变得强大。研究者感受到长旅般的艰难，策兰的世界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摸透的。
古希腊大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指出：“因此，当我们等着瞧那最后的日子的时候，不要说一个凡人是幸福的，在他还没有跨过生命的界限，还没有得到痛苦的解脱之前。”冬夜的风变得粗暴，打得玻璃作响，我觉得有些累。读策兰的传记，就像在黑暗中行走，需要擎着策兰递来的精神之灯，照亮前面的路。整理阅读的情感，心灵挂满了那个年代的忧伤。策兰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他的诗歌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策兰说“终点以为我们就是/起点”，为什么策兰的诗，闪着刀锋一样的语言的寒光，把我的思想切断。
诗歌是策兰的命运，策兰是他的诗歌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