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水仙梳着一头夹杂着银丝的整齐黑发，和蔼慈祥的笑容，口里透着温婉悦耳的上海话。接受采访时，她穿着一件大方端庄的小花丝织短袖衣裳，外套是白大衣，这让沈医生更添几分白衣天使的亲切优雅。
一股亲和力马上让来访者因为老教授的名气而产生的惴惴不安荡然无存，这也让害怕白大褂的小孩子会渐渐消去紧张、让四处求医慕名而来的家长轻松下来。
沈医生说：“病床上的孩子康复后就很活泼可爱。年轻的时候我曾梳着两条辫子，孩子们会亲切地叫我小辫子医生”。沈水仙自1970年至今，与儿科医院风雨相伴四十多载，一辈子兢兢业业工作在第一线，将青春奉献给儿科事业。她在小儿内分泌学方面成绩卓然。时值复旦大学儿科医院六十周年院庆，面对记者，沈医生谦和地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儿科医生”。
童年：乡村立志
沈水仙，1944年出生于浙江省临安县的一个叫沈家的小山村。沈家村是一个典型的普通江南山村，而正是这个偏僻不起眼的小山村，倒也躲过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村口有一条小溪，四周青山环抱，养育了那一方人家的平和温婉，沈水仙就在这么一个相当安宁偏僻的乡村长大。
“记得我读小学时绣过一双虎头鞋，丝线的，因为出色，还被放进了学校的陈列室呢！”您不难想象儿时的沈水仙已初具细致平和的心境。“小学里我还是校腰鼓队的，镇里或学校里有什么活动都会邀请我们去打腰鼓，我可乐意了”。沈水仙愉快地回忆着年少时的情景。
沈医生的父母都是农民，家中还有一个年长她3岁的哥哥。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家庭一样，她父亲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母亲则是文盲。母亲曾是村子里的接生婆，“母亲只能处理平产，遇到难产的、棘手的就束手无策了”。由于村子交通闭塞，遇到困难的产妇生产就得用轿子抬到30里外的县医院去就诊。农村缺医少药的医疗卫生困境在童年的沈水仙心中深深埋下了种子。“当时我就想长大后要当医生，让乡亲们的健康条件有所改善。即便当不了医生，做个白衣护士也不错。”加诸母亲两个结拜姐妹的丈夫都是当地的名医，沈水仙更是从内心羡慕医生这个崇高的职业。
父母和亲戚对沈水仙的学习要求很严格，经常敦促其好好学习，父母常常告诫年幼的沈水仙“要有文化才有出息”。沈水仙也很争气，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学习成绩优良，终于在1964年如愿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
从医，是个闪闪发光的崇高选择
高中时代，沈水仙已经立志从医。高考时有部队院校提前招生，差点被部队院校选去。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现更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已是名震四海，沈水仙很自然地填报了上医医疗系。高考后那个平静的小山村，终于等到了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这真是何等喜事！村里人说她是“山沟沟里飞出了金凤凰”。
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沈医生感慨万千。“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思想都很单纯，没有什么私欲，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做好人好事，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20世纪50~60年代，从医，是个闪闪发光的崇高选择。“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我觉得医生的价值更是如此。”她对当年的选择还是那么坚定，“近些年医患关系有些紧张，一些年轻人怕苦怕累怕担责任，不愿选择学医。我觉得这些现象只是暂时的，医生的职责就是要治病救人，一个人的生命是无法用金钱换来的，所以还是要多鼓励年轻人学医，使更多的人加入这一崇高的职业。”
在大学里，沈水仙学习努力，曾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大学前两年的学习生活很有规律，每个班都有政治辅导员。当时的辅导员是陈丽芬老师，陈老师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予学生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扫荡大学校园。停课、闹革命，整个校园的学生分割成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学生写大字报，批斗老师，批斗校领导，个别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文革”中甚至被迫害至死。沈医生说起“文革”，她至今还扼腕叹息，“因为停课，我们学的基础知识就少了，直到1979年我们才又有机会回到母校补习基础知识1年，主要补习生化、病理、统计学、英语等课程。“文革”消磨了多少人的青春，使我们的科技文化水平倒退了许多年，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其实“文革”带来的混乱远不止如此。1970年大学毕业，沈水仙被分配到儿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工作。首先要做1个月的护工，这包括给病孩换尿布、喂奶、拖地板等勤杂事。然后再做1个月的护士，学着给病孩打针、发药等。接着再做住院医生，值夜班、管床位、写病史，没想到因为“文革”做住院医生如此辛苦的工作，一做就是16年。沈医生说：“当时医院设备条件艰苦，今天真是无从想象。我做总住院医生时，有一天同时有6个孩子发生呼吸衰竭，而整个内科只有两台老式呼吸机，怎么办呢？气管插管以后，医生护士轮流值班，有4个患儿需手捏皮球吸氧，保持呼吸道通畅，才总算把孩子的性命保住。”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这漫长的住院医生岁月中，最初在沈惟堂老师以及以后各专科的前辈老师的指导下，沈医生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在应对各科病人的诊治中积累了知识、丰富了经验，为以后看专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文革”搞阶级斗争，医生、护士、工人的角色混乱，金汉珍老教授被下放劳动，去做护工。沈医生当时是新来的住院医生，有一天晚上病房值班，她看到金教授一把年纪，就悄悄与她换了工作。沈医生也目睹了当年金教授是如何给患儿看病的，那天深夜来了个8个月大的急性感染的婴儿，只见金教授非常认真地给病人做了全身检查，还仔细地检查皮肤有没有出血点。金教授说：“如果有出血点要考虑是否是流脑的早期，流脑进展会很快，死亡率很高的。”老前辈那种一丝不苟救治生命的态度深深烙在了沈医生的心中。
时间流淌到1986年，沈医生结束了漫长的住院医生岁月，升为主治医生。1991年升任副主任医师，随后在1996年晋升为教授。
小儿内分泌科，白手起家
沈医生主治的专科是小儿内分泌学。儿科医院的老前辈郭怡清教授很早就开展了小儿内分泌方面的诊治和研究工作，但是在“文革”期间，由于内分泌涉及肥胖、糖尿病等在当时被认为是富贵病，将内分泌学荒诞地批判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郭教授的内分泌专业就此中断，内分泌门诊也被迫取消。适逢良机，1987年，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有一个赴英国进修小儿内分泌学的机会。沈医生获院领导和郭教授的支持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机会，远赴英国学习先进的医疗技术，并在回国后开展小儿内分泌的工作。问及沈医生为何一如既往地如此好学，总是那么有积极性，她说：“学医就是这样，技术日新月异，医生的职业是要活到老学到老。”
沈水仙教授在查房
在伦敦大学医学院的Middlesex医院，沈医生师从欧洲小儿内分泌学大师C。G。D。BRook（欧洲那本厚厚的《小儿内分泌学》就是出自他手）。她跟着导师查房看病，每周参加病例讨论，获益匪浅。导师给患儿测骨龄，评分计算骨龄值后，她再自己测一遍比照，就是这样踏踏实实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一方面学习临床技术，空闲时间她还跑到实验室去学习做实验，学习了一些实验的基本方法，如测定生长激素水平、如何精确吸取标本量等等，而这对于一个临床医生来说是崭新的挑战。
半年后，沈医生又到了英国另一个城市Cardiff继续学习。在威尔士大学医学院，她向欧洲著名的性腺专家Hugues教授学习，她也是边学习临床边参与实验。令她颇为自豪的是测定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患儿唾液中17α羟孕酮的实验。以前都是测定血液中的含量，但是抽血对于小孩子来说是件尤为痛苦的事情，于是英国的教授就想测定唾液中17α羟孕酮含量。沈医生颇有兴致地参与了这个实验。他们首先让她测定17α羟孕酮标准曲线。两周后，她就学会了一套测定的方法，交出了漂亮的答卷。实验室的老师颇为惊喜，很放心地把患者标本测定任务交给了她，效果很不错。实验结束后，沈医生和导师一同写了一篇论文，导师还特意将沈医生的名字放在了第一作者的位置。
在英国学习1年后，带着英国导师送给她的一些试剂和实验器材回到上海。她将这种实验方法引进，同样对她的病人进行研究并发表论文。回国后，沈医生开出小儿内分泌专科门诊。之后，有陈兆文医生、唐林妹医生（目前在台湾）、李红医生（目前在美国）等加入。“现在，内分泌科医生的队伍已经逐渐壮大到10多人了，门诊病人也逐渐增多。我的事业现在也已由罗飞宏主任接任。”谈到这些，沈医生很是欣慰。
在科研方面，沈医生主要精力放在儿童1型糖尿病的防治研究上。她发现门诊糖尿病患儿逐年增多。1991年获悉世界卫生组织（WHO）要在全球开展儿童1型糖尿病发病率调查，沈医生说：“在此我要衷心感谢刘湘云老院长，是她牵线搭桥，介绍我和上医大预防医学教研组的付华教授一起，与WHO美国匹兹堡糖尿病研究中心合作开展儿童1型糖尿病发病率调查，是刘院长指导我们先做一下上海前10年儿童糖尿病的发病情况。当美国专家来到上海时，我们向他们汇报了上海的调查结果，并在国际、国内上发表论文。我国上海是国内最先报道儿童1型糖尿病发病率的”。之后沈医生又加入全国的合作调查课题，加入WHO儿童1型糖尿病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参加亚太地区儿童1型和α型糖尿病血糖控制及并发症的调查研究，并与中科院细胞研究所郭礼和教授合作培养研究生，对糖尿病鼠进行了多项基础研究。糖尿病的诊治水平也与国际接轨，沈医生领导的团队还多次开展免费的糖尿病夏令营活动。每年暑假组织糖尿病患儿（30人左右），到郊区、苏州、无锡、浙江等地给患儿上课，在游戏、游玩的过程中，让他们增长糖尿病知识，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获得家长和患儿的一致好评。
沈医生说：“我们在糖尿病这一领域的学术水平逐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2007年4月沈医生虽已办妥退休手续，但在5月份她还申请到中欧糖尿病合作基金5万欧元（感谢黄国英院长的推荐信），与瑞典Karolinska大学合作研究儿童1型糖尿病发病基因。2004年沈医生课题组的“儿童1型糖尿病防治研究”，获“上海市医学科技奖二等奖”。2007年又以“播散蓝天下的真爱——连续9年举办儿童糖尿病夏令营”，荣获“上海市科教党委系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佳好人好事”称号。沈医生曾任亚太儿科内分泌学会（APPES）委员、国际青少年糖尿病学会（ISPAD）理事，曾任中华医学会儿科遗传内分泌学组委员、上海市儿科遗传内分泌学组副组长。她曾多次参加国际会议，也积极推荐年轻医生、研究生出国进修，参加国际会议或学习班学习，还邀请了多位国内外专家来医院讲学。曾多次参加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的糖尿病、矮小症等科普讲座，把知识传授给广大百姓。2006年成立儿童糖尿病帮困基金时，沈医生争取香港友人捐了款，使家庭困难的糖尿病患儿也能得到及时救治。
“沈医生像亲人”
当你在互联网上搜索“沈水仙”名字时，病孩家长们大量篇幅的赞誉声真让人感动。用德高望重形容沈医生丝毫不为过。一位患儿的家长很激动地说：“沈医生就像亲人一般”。
沈水仙教授认为医德和医术的关系要从三方面考虑：一是医术是医德之基，庸医何谈医德；二是医生要有奉献精神；三是看病要个体化，处处为病人着想，为病人考虑。而她就是用一辈子行动为这句话作注的。沈医生也用亲身经历讲述了医德和医术的关系。“我在2009年10月23日夜间突发腹痛，继之胸闷、气促，被紧急送入中山医院急诊室。当时并无腹痛，仅表现中毒症状，当班的年轻医生顾国荣医师（出院后从病历上得知他的名字）从心电图观察中排除心梗后请她马上验血，1小时后血液化验确诊急性胰腺炎，他立即采取对症治疗，后在普外科陈君雪教授与朱子阳主治医师等的精心治疗下，我住院5天就出院了。这就是中山医院高超的医术救了我一命”。同样，沈医生说：“这些年来我们和急救科的医务人员合作，我院收治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儿无一死亡的”。要有高超的医术才谈得上好的医德。医德也反映在医生的奉献精神。沈医生说：“5年前1例来参加临床试验（免费用生长激素）的浙江9岁男孩，他们在回去乘地铁时男孩不慎跌倒，发生抽搐昏迷，当时已是下班时间，我得知后马上叫他们来院抢救，患儿严重脑水肿、沈教授在查房抽搐不止、呼吸衰竭、消化道出血，我和抢救室的黄海娟医生等一起忙到深夜才使患儿病情稳定，后逐渐恢复得救。医生有时没有规律的上下班时间，这是一种奉献”。沈医生在2005年11～12月参加医疗队到云南思茅地区工作了两个月，她看到了西部地区的贫困和缺医少药，也使她学到很多，对她的医疗生涯、如何更好地为病人服务受益匪浅。对沈医生而言，她认为对所有孩子都要一视同仁，不论是认识的不认识的、城市的还是农村的，都要尽力而为。不但如此，沈医生处处费心为病人省钱。在内分泌科，有些病人的治疗用药是相当昂贵的，一些家庭难以承受。沈医生会把同一药物，进口的和国产的，不同剂型的价格算给家长听，建议他们根据经济承受能力选择。特别是沈医生很照顾边远地区远道而来的孩子，“那些长春、新疆的孩子来一趟不容易，我给他们看病，告诉他们治疗方案，然后介绍他们到当地医院找我认识的医生去看病，省得他们来回奔波。”沈医生还给外地来的孩子代看化验报告，记录下他们的电话号码，等报告出来后让助手发短信通知他们化验结果是否正常或调整药量。有的矮小症患儿家里负担不起昂贵的生长激素治疗，沈医生也会把他们登记下来，等待有新药上市之前参加免费的临床试验用药机会，“这种试验用药一般半年，孩子可以长高六～七厘米，省掉几万块钱，多好啊！在我科这样受益的孩子就有100多位”。看着孩子长高，沈医生心里也特别开心。
现在，10多年前的患儿还会和沈医生保持联系，他们有的已经考上大学，有的远渡重洋出国留学，但是都不忘回来看望恩人。当年的一个糖尿病患儿，如今是谈婚论嫁的大姑娘，还专门过来咨询沈医生。从当年的“小辫子医生”到如今的沈奶奶，她成了多少人生命中的贵人！在沈医生抽屉里一直精心保留着一块“万病回春”匾，近10年了，医院迁址都带到新院。送匾的那个小孩8岁就患了糖尿病，病初曾发生酮症酸中毒昏迷，经治疗病情缓解后心里一直有阴影，到中学时有自杀的念头。“儿科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我们不单单治病，还要治人，因为孩子的心理很脆弱，得了糖尿病就会觉得自己很倒霉，一辈子要治疗，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没有童年的欢笑，特别需要呵护。”沈医生邀请心理医生高鸿云主任来到这个中学生家中，多次给他做心理疏导，并辅助药物治疗，鼓励他控制血糖，长大成材。渐渐地那个孩子走出了阴影，1年前沈医生接到她的捷报：她考上大学了！这样类似的故事举不胜举。
最后，沈医生谦虚地说：“在儿科医院工作学习、成长，取得一点成绩，一路过来与各级院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分不开。在2003年期间我病区全体医护人员因接触疑似SARS病人而被隔离期间，曹莲华书记、桂永浩院长、徐虹主任等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鼓励永远不会忘记。每次举办夏令营时，领导全力支持，科室团队合作，宣传科和钱伟、高蔚等护士全力支持，使夏令营能顺利开展。要感谢各级领导，感谢指导我、帮助过我的各位前辈、同仁”。
陈张根，男，1947年2月26日生，浙江绍兴人。曾任儿科医院主任医师、心血管中心主任、心胸外科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会心胸学组委员，上海医学会小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医学会心胸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970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进入儿科医院小儿外科工作、1977年开始从事小儿心血管、心胸外科工作至今。擅长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心胸外科的肺、食管、纵隔等疾病的诊断和手术治疗。30多年的临床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多次出访香港、新加坡、北美及欧洲国家，并受邀参加香港、亚洲、欧洲等世界性的心血管年会。曾参与或主持多项小儿先天性心脏病临床和相关基础研究课题，并分别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各一项，卫生部成果三等奖一项。已发表论文50余篇，参与编写《小儿心胸外科》专著部分章节。曾获上海医科大学“高尚医德奖”、“华藏优秀教师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