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老师问学生有什么理想，可能多数人会说想当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之类，大都涉及科技领域。就连高考填志愿，找工作，世情也是理科比文科吃香。在科教兴国的今天，这也十分正常。可是，现在应该把体现道德标准的人文精神放在什么地位呢？
2007年8月3日，温总理在看望96岁高龄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钱老很有信心地对总理说：“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总理回应说：“我们要超过发达国家，就要在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上下功夫；就要重视教学的综合性，培养复合型人才和领军人物。”总理的话给人们指引了方向，也就是两者要“结合”、“综合”、“复合”。我们可以从中外科学的发展以及不少科学家都是文理兼备这方面得到启示。
确实，18至20世纪的科技进步叫人眼花目眩，珍妮纺织机的发明、蒸汽机的发明、牛痘接种法的发明、轮船的发明、火车的发明、电话电报的发明、安全炸药的发明、无线电的发明、飞机的发明、抗生素的发明、原子弹的发明、电脑的发明、克隆技术的发明……它们那么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让人类生活从农耕时代、产业革命时代驶向生命科学时代。
伴随着科技这株大树枝繁叶茂，全世界许多有识之士更关注的却是人文精神。爱因斯坦就曾指出：“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H·杜卡斯、B·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61页）美国演员、幽默作家W·罗杰斯在《威尔·罗杰斯的自传》中则从另一角度说了句幽默语：“你不能说文明没有进步，因为在每一次战争中，他们都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杀你。”（罗杰斯1879-935）
罗杰斯说这话的时候，世界上根本没有人会想象到蘑菇云那狰狞恐怖的模样；然而，正如诺贝尔发明安全火药初衷是为了和平建设，而后来却被用于战争一样，威力比火药更大的原子能终于也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释放出来，用于战争！这使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无比愤怒（前东德F·赫尔内克的《爱因斯坦传》），这体现了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的人文精神。特别是出现了“克隆”技术突破的今天，提出人文精神对科学技术的约束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克隆技术是生命科学的新成果，正确使用，有利于动植物的育种和繁殖，有利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但是伦理道德是人文范畴的问题。
“科学”与“人文”体现了两种不同精神，即英国学者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科学，理性精神，知识论范畴；人文指以信仰为特征的意义世界及其终极指向，它以超越理性认识为其特点，从属于价值论领域。
科学与人文在早期文化母体中其实是融为一体的。我国的《易经》是包含很多科学成分的。古代寓言中的“庖丁解牛”“因其固然”“依乎天理”，既是庖丁对牛的身体结构了如指掌，技术高超，已经上升到艺术，也是因为庖丁的操刀解牛完全顺乎自然合乎天理。在这里，难分科学与艺术。
以个人为例，在科学家中也不乏极具人文精神的人。张衡的地动仪既是科学仪器，又是精美的艺术品。他发明浑天仪、地动仪，测出黄赤交角24度，说明月光是日光反照，又著有天文学著作《灵宪》和《浑天仪图注》。张衡本人还是个文学家，29岁那年他还完成了《东京赋》《西京赋》，描写了长安和洛阳的繁华和官僚的奢侈。这两篇赋花了他10年的时间。还写了《归田赋》《四愁诗》等。另有诗、赋、铭、七言等32篇。他既是大科学家，又是东汉四大辞赋家之一，还是东汉六大画家之一。他是东汉一个科学与人文结合得无法分开的复合型人才。在我国古代，这样复合型的人才很多，比如张仲景、葛洪、沈括、李时珍。
在现代中国的科学家中也不乏其例，如华罗庚。1953年，科学院组织出国考察团，由钱三强任团长，团员有华罗庚、赵九章等十多人。途中，华罗庚触景生情，提出一则上联：“三强韩赵魏”。这里的“三强”说的是战国时的三个强国，却又隐喻着团长钱三强的名字。华老上联一出，在座的人都不知所对。鸦雀无声之际，只见华老不慌不忙，续出下联：“九章勾股弦”。《九章》是首次记载我国数学家所发现的勾股定理的名著，而这里的九章又恰好是代表团另一位成员赵九章的名字。华老的这副妙对，当时就使满座为之绝倒。可见华罗庚的国文底子非比一般。就是近年，科学家写的散文优美之作也是多多，有时出科学家散文专辑，一批就来十几位科学家，可谓气势磅礴。比如，物候学家竺可桢著的《天道与人文》，作者在讲气象的时候，竟引用大量唐宋诗句，令人忘却是在读科学著作。他的一篇《向沙漠进军》，当老师的大都教过，当学生的大都读过。
在外国科学家中，也不乏具有相当强烈的人文精神者，如罗蒙诺索夫，不但是一位有多方面贡献的自然科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他写的俄语语法为后代使用达75年，他的《修辞学》深受欢迎，他的历史著作《俄国古代史》深具民族精神。门捷列夫为彼得堡大学学生向沙皇政府递交请愿书，未受，离开了这所他工作了33年的大学。法国的伽罗华，活了21年，论文20页，证明了高于四次的代数方程式一般不能用根式求解；参加了共和派人纪念攻占巴士底狱（法国革命42周年）的游行。
正如当代哲学家周国平所说，事实上，大科学家都不满足于纯粹的经验研究，他们都是怀着揭示宇宙最高秘密的心愿度过实验室里的日日夜夜的。这是广义的科学精神，其实质是对非功利性的纯粹智力生活的热爱。这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科学如果不受人文约束，可能会给社会的前进带来负效应。早就有哲学家对此提出过警告。如：卢梭认为，迄今为止，文明的进化是亵渎了人类善良纯朴的天性，造成了良知和道德风俗普遍的堕落。而如果科学、艺术越发展，道德却越堕落，那就对人类越不利。所以，他认为与其有知识或科学艺术而无道德，还不如有道德而无知识或科学艺术。此外，散文家以形象的比喻从小处来说明科学发展对人类的负效应。爱默生幽默地说：文明人造就了马车，却失去了双脚的作用（爱默生1803-1882，美国思想家、散文家《论自助》）。
其实，科学与人文是没有矛盾的，科学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使人脱离了洪荒世界。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有了如此丰富的物质和相对充裕的时间，给人类提供了发展文化生活的物质基础。可见，如何处理好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关键是人，而不是科学本身，只要注意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文明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