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老师创作的诗叫“花儿”，是一种像元曲一样形式自由又有着一定严格韵律的自由体诗歌。在诗坛上，一生专门写作花儿的诗人并不多，因而高老师显得卓尔不群，很有些一枝独秀的味道。
花儿是西北民间特有的一种歌谣，许多人都会唱。在西北，在西海固的山山峁峁，不经意间你就会听到这种高亢而苍凉的谣曲，远远地一声叫板，仿佛一下子能把你的魂勾了出来。因为其韵律的优美和别致，承载着西北人特有的思想情怀，故许多有识之士整理它、挖掘它、研究它，还有人试着用它的旧韵填新词，即借其形式创作新诗。比如高老师。高老师所写的花儿，就是在这种民间歌谣的基础上重新创作的。花儿在西北有着广泛影响，其形式多样，分支颇多，有些依曲调命名，有些则以地域来界定，除去旋律，变成文字后呈现给人们的有如元曲或宋时的长短句，歌时跌宕起伏，咏时韵味十足。高老师的花儿其实就是借这种非常别致又很有味道的歌词创造的新体诗歌。用民歌的形式创作诗歌的人古已有之，现代也不乏其人，比如贺敬之。贺敬之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爱戴，无疑与他借用信天游来写新诗有很大关系。
在西北，唱花儿不叫唱，叫“漫”，可见这种民歌并不是那种渲染吉庆气氛的，或于楼堂馆所浅吟低唱的，它最原始的舞台应该在自然天地之间，须高声放歌方能酣畅淋漓。花儿里唱道：花儿不是我欢乐者唱，忧愁者改个心慌。足见其并不是一种肤浅的或无关痛痒的歌唱。在很多场合，我曾听高手们深情地漫花儿，那种意境悠远的、忧伤的歌唱，足以让听者五内俱痛而眼含热泪。我觉得，西北的花儿，从本质上并不输于曾风行一时而实际诞于陕北的民歌信天游。
贺敬之借信天游写出了轰动诗坛的长诗《回延安》，高老师为什么就不能写出一首让人们刮目相看的花儿长诗《回固原》呢？
高老师颇有些不服气。
高老师说，走着看，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认识到我的重要性。
在民间，花儿又称“骚花儿”。这是因为花儿的内容大多以恋爱和男女之事为主。在这一点上，高老师基本进行了全面颠覆。高老师的花儿，从一开始就以讴歌新时代、新生活为基调，无论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大好局面，还是改革开放之后涌现的新生事物，他无不纳入自己的创作视野而摹写之。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花儿诗写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旺盛期，几乎隔几天就能在当地的一些报刊读到它。他的那些别具一格的花儿，感染了无数读者，也使人们对这种推陈出新的独特诗体产生了浓厚兴趣。由于他的带动，曾一度在固原出现过一个写作花儿的小群体，当地文学期刊也推波助澜，开栏目，增版面，有声有色，但惜乎其他人笔力不逮，不久之后就留下他一个人独自维持局面了。他很像塞万提斯笔下的顽强斗士堂吉诃德，即使知道难免一败也敢单枪匹马大战风车。他后来写作的诗歌，韵律更加优美，反映的现实生活也更加丰富宽泛，城里、乡里，男人、女人，工人、干部，家事、国事……只要是他能看到想到的，皆可入诗入文。其中有一个以农村妇女“王二嫂”为主人公的花儿系列，是他那时写作的一个支点。他通过王二嫂的观察与实践，写出了那时发生在农村以及城乡之间诸多的新变化，进而也丰满地完成了一个泼辣、能干、热情、执著，并对新生活抱有强烈渴望的农村妇女新形象，反响颇大。那时高老师觉得，天下最美的事，好不过写花儿。
但高老师的花儿还是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那时高老师的境遇是诗坛并没有打算接纳他，诗人们说，你写的这个不属于诗歌，属于歌词或说唱，应该朝曲艺或民间文学那边靠；而曲艺或民间文学那边又说，你这属于纯粹的文学创作，你写的所谓花儿，既不能排练，也不能演唱，根本和我们这边不搭界。更令人尴尬的是，每年区内区外召开花儿会，无论演唱或研讨，从来都没有将他列为嘉宾而隆重邀请过，往往是人家活动结束若干天后，他才从一些媒体的报道中探得一二。
高老师觉得自己既委屈又无奈。
某年某月某日，高老师给一家文学期刊送稿子，编辑看了稿子说，我们这是纯文学刊物，不发通俗作品。高老师哑口无言。高老师非常苦闷，想，自己努力一生写作的花儿诗，当年连大名鼎鼎的《诗刊》都上过，怎么现在就成了不入流的“俗文学”了呢？
但高老师并未因此灰心，想，俗就俗吧，反正自己喜欢就行。他一边写，一边向人们解释。终于，一些报纸的副刊和文学期刊还是为它敞开了大门，虽然范围依旧仅限于宁夏。当然，那位说他“通俗文学”的编辑，后来也成为了他的好朋友之一。
二茵茵茵年，高老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花儿诗集《红牡丹》，著名作家张贤亮为之写序——《花儿本是心上的话》。数年后，他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花儿诗集《绿牡丹》，杂文家朱昌平又为他写了推介文章，题为《站在平川望高山》。在即将出版第三部诗集《黑牡丹》时，评介高老师的文章已是连篇累牍，宁夏大小报刊都能见到。这时，他创作的劲头更足，效率也比平时高出许多，隔两天就能写一首花儿，或一篇有花儿味道的散文。他那时逢人就自我夸耀：不得了，我一个月竟然写了十六篇文章，我也太有才了，你说我算不算高产作家？他这样跟人讲话时，两眼放光，前额发亮，全然不像是一个已年过七旬的老人。
二
我第一次见高老师时，是去文联找一位朋友。那时固原文联的办公地点还在老供销社大院内，一堵旧门，几排老房子，房前有花坛。走进院门，隔着老远就能看到那里躬身办公的人。高老师正坐在那里看报纸，一副很严肃的样子。我说，这人是个写花儿的，叫高琨。朋友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曾经在一期《六盘山》的封二上看过他的照片，跟本人一模一样。朋友笑道，我刚来文联他是那个样子，到现在还是那个样儿，可见他心态有多好。
后来，我就认识了高老师。我开始参加文联主办的各种活动，每次都能见到高老师。作为文联秘书长，高老师那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总是站在一个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地方指挥调派，每次大大小小的活动，他都能让大家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进行：这是些耍笔杆子的，一个比一个日能；那是些溜嘴唱戏的，一个比一个日赖。大家听了高老师的调侃，一个个笑了。
据我所知，高老师曾当过兵，转业后在固原文工团吹小号，因为写花儿，被调入原固原地区文联工作，直至退休。他有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有很多在城里工作的弟兄姊妹，有一个患难与共和深爱的妻子，有四个孝顺而善解人意的子女。在他的三子一女中，次子凯宏已是宁夏画坛的知名画家，他的许多版画和油画作品深得同行及读者喜爱，也成为区内诸多媒体的新宠。而其他子女或经商、或为国企白领、或在电视媒体从业，年头节下相聚时，已是儿孙绕膝的一个大家庭了。在许多人看来，拥有这一切就已经心满意足。但高老师觉得，一个人一生如果毫无追求或见树，即使物质生活再丰盈也是白搭。
之所以认识高老师，是因为我们那时在报纸副刊开了个栏目，叫《花儿会》。这基本上是给高老师开的一个专栏。一周一次，如果没稿就停下来。而每有文字见报，高老师总会给大家打电话：见到你们的稿费了，我们得想办法消费它。那时，与高老师聚会成了我们工作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而在聚会中，听高老师讲笑话也几乎成了我们疲累之余的另一种娱乐或放松。高老师有许多笑话。其中之一是讲他和固原秦腔丑角演员马西仓的。说那时他还在剧团工作，有一天经过单位门房，马西仓喊他，过来过来，我给你讲个笑话。马西仓讲：原先有个女人生娃娃，生不出来，大夫鼓励她，用劲，你一用劲就生出来了。女人一用劲，没想挣出一个屁来。大夫对女人说：你这个娃生出来，长大肯定是个吹号的。高老师走出去半晌才醒过来，原来这家伙是在编排骂他呢——因为他那时就是个剧团吹小号的。后来他就把这个细节写进了怀念马西仓的散文《角儿》里，让人读了感觉既亲切又生动，真是一种温暖的民间智慧。
在我的印象中，高老师在生活中受到挫折是在他退休以后。退休不久，他的老伴就因病去世了，这给了他无比沉重的打击。一段时间，他基本上是处于无序状态，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老伴去世的悲痛中而不能自拔。为了消解他的悒郁，朋友们想了许多办法，其中之一是鼓动他重新找个老伴，说这样就可淡忘许多事，也可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关于高老师找老伴的故事，简直可以写一部喜剧，而这部喜剧的构架大多来自高老师的个人描述。有一段时间，我们其实就是在他那些色彩斑斓的“相亲”故事中愉快度过的。从他那种调侃式的描述中，我们有幸“认识”了许多形形色色、世俗而又有趣的“黄昏恋”者，同时也隐隐约约感觉到，其实他根本就忘不了他的妻子——那位温柔贤淑、整整陪伴了他将近半个世纪的北京知青。他一边带有娱乐性质地四处“相亲”，一边深情地为逝去的亡妻写花儿。他有许多花儿和散文是怀念妻子的，他还把妻子年轻时的照片装在很精致的像框里摆上桌案，这使凡去过他家里的人都深受感动。
现在，他仍旧住在银川市富宁街那间老式的家属楼里，除了写作，大部分时间或郊游游或与朋友诗酒唱和，其乐融融。他的朋友遍布各个行业，但算来算去总与写作沾边儿。他有一个大家几乎都心知肚明的嗜好，那就是喜欢结交年轻的朋友，最好还有一两女性在席。他觉得，和年轻人在一起，自己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了镌刻在内心深处的岁月，甚至变得年轻。他不喜欢说老，也不喜欢谈死。他喜欢他的客人一边在家里喝着小酒，一边像真正的魏晋高士一样个性十足地谈诗说文，纵论世事。他做得一手好菜，每有邀约，他必亲自操刀下厨，或暖锅，或清炖羊肉，或家常便饭，或老家的小吃，叮叮当当，一片闹声。待大家酒足饭饱都安静下来，他一定会拿出自己新近写作的花儿或散文高声朗诵，同时也不忘鼓动听者赞美叫好——漂亮吧？精彩吧？有时见大家热情不够，他就会一边念一边自我感叹：写绝了，真是漂亮——当然这时大家一定会鼓掌而大笑。他喜欢穿花格子衬衫、牛仔裤，还喜欢把花白的长发打理得纹丝不乱。在他的那间愿园平方米左右的楼房里，我们总是能够听到爽朗的笑声，看到朝气蓬勃的面孔，感受到一种温馨而令人回味不已的浪漫气息。
有时我想，或许只有经过花儿与诗淘洗的人，才会有如此豁达而乐观的心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