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O sancta simplicitas！（啊，神圣的纯朴！）人们生活在何种奇异的简单化和伪造中！如果人们先对这神奇的事使用一下眼睛，人们最终就不会感到惊异！我们如何把我们周围的一切东西明亮地、自由地、容易地和简单地加以制作！我们如何知道给我们的诸感官以一个对一切肤浅的东西的通行证，给我们的思想以一个对任意的恶作剧和错误结论的神一般的渴望！——我们如何从一开始就理解到保持我们的无知，以便享受一种几乎不可理解的自由、不假思索、不慎重，生命的热情和愉快，以便享受生命！而只有在这个现在牢固的和非常坚固的无知基础上，迄今可以出现科学，出现基于一个强大得多的意志之上的求知的意志，这个强大得多的意志是求非知识的意志，求不确定的东西的意志，求非真的东西的意志！不是作为它的对立，而是——作为它的精致化！在这里和在别的地方一样，连语言也不想超出自己的粗笨，并继续去谈到诸对立，在这些对立处只有程度和各种等级的精心安排。根深蒂固的道德的伪善现在属于我们的难以克服的“肉与血”，它也想在我们求知者本身的嘴中转动一些话。在这里和在那里，我们理解这情况，并且对如下的情况而发笑：何以恰恰还有最好的科学想把我们最好地固定在这个简单化的、完全人为的、相当地想象的、相当地伪造的世界中，何以它非自愿地—愿意地热爱错误，因为它作为有生气的东西应该热爱生活！
2
在一个如此快乐的入门后，一句严肃的话都不希望被漏听，这句话诉诸最严肃的人。你们哲学家和认识的朋友，你们要小心，你们要提防做牺牲品！提防“为了真理”而受苦！甚至提防你们自己的辩护！这些东西使你们的良心的一切纯洁无邪产生堕落，并使纯粹的中立地位产生堕落，使你们顽固地对待异议和愤怒的人，使人愚笨、动物化和残忍化，如果你们在与危险、诽谤、怀疑、驱逐和更粗暴的敌视态度的后果的斗争中最终竟作为真理的捍卫者在人间充分表演，似乎“真理”是一个如此善良和笨拙的人，以至于它必须有捍卫者！而且恰恰你们，你们这些带有最可悲的形象的骑士，游手好闲的先生和精神的蜘蛛网编织者先生！最终你们足够好地知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决于是否恰恰你们保持正当合理，最终你们也知道迄今还没有哲学家曾保持正当合理，并知道在任何小的问号中（这是你们对你们的最接近的话和心爱的学说，有时对你们本身所打的小问号）比起诉人和法庭面前的一切庄严的表情和王牌可以有更值得赞美的真实性！还不如退到边上去！躲避到隐蔽处！你们有你们的假面具和计策，以至于人们会把你们混淆！或者有一点害怕！你们不要忘记了花园，带有金黄色的格状结构的花园！你们有在你们周围的人，他们如同一个花园——或者如同水上的音乐，在黄昏时刻，白天已经成为回忆；你们选择良好的孤独，自由的任性的轻松的孤独，它也给你们一个权利，自身还良好地维持在某一种感觉中！不能用公开的力量所实行的任何长期的战争显得多么恶毒、多么狡猾、多么恶劣！一种长期的畏惧，对敌人，对可能的敌人的长期的虎视眈眈。显得多么有人身的性质！社会的这些被驱逐者，这些长期受迫害者，糟糕地被追捕者——还有被迫隐居者，斯宾诺莎或布鲁诺——最终总是成为（而且在最精神性的骗人的把戏下，也许他们本人也不知道这一点）狡猾的复仇狂者和毒药配制者（人们松动了一下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神学的基础）——完全不谈道德愤慨之笨拙，它在一位哲学家那里是如下情况的不会有误的标志，即哲学的幽默离开了他。哲学家的殉难，他的“为真理而牺牲”，迫使鼓动家和演员在他之中所安插的东西暴露出来，而且如果人们迄今只用一种有高超技巧的好奇心去观看他。那么，就有些哲学家而言，危险的愿望可以是很可理解的，即对他也在他的蜕化中去看待（蜕化成“殉教者”，蜕化成舞台和看台上的爱吵闹者）。以一个这样的愿望，人们必定清楚地意识到人们对此在任何情况下将会看到什么——只不过一场羊人戏，只不过一场收场的滑稽剧，只不过持续地证明了长期的实际上的悲剧终结了，预先假定任何哲学在诞生时是长期的悲剧。
3
任何选出的人本能地追求他的城堡和秘密，在这里他摆脱人群，摆脱许多人和绝大多数的人，在这里他可以忘掉“人”这个规则，作为人的例外——有一种情况是除外的，即他由一个还更强大的本能直接地推向这规则。作为在重大的和例外的意义上的认识者。谁不在与人的交往中有时面对厌恶、厌烦、同情、阴沉、孤独发出绿的和灰的等必要的一切色彩，那么，他肯定不是具有较高的趣味的人；但是如果他并非自愿地把所有这些负荷和不快乐情绪加于自身，他永远避开这些东西，并如我所说的，总是寂静地和自豪地隐蔽在他的城堡中，那么，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他并非是为了认识而被造出来的，而被预先决定的。因为作为这样的人，他必定有一天会对自己说：“魔鬼取走我的良好的趣味！但是规则比例外更有趣，比我，例外！”而且，他会向下去。首先，“向里面”去。平均的人的长期而认真的学习，为此目的许多伪装，自我克服，亲密，坏的交往——除了与他那一类人的交往外，任何交往是坏的交往——这些构成了任何哲学家的生活史的一个必要的部分，也许最不愉快的、最丑恶的、最充满失望的部分。但如果他有幸充当认识的幸运儿。那么，他就会遇到他的任务的实际的缩减者和减轻者——我指的是所谓的犬儒学派的人，他们简单地承认动物、卑劣的言行，在他们中的“规则”，同时他们还有那种程度的精神性和想望，以便在证人们面前必须谈到自己和他们那一类人——有时他们甚至在书本中滚动如同滚动在他们自己的粪堆上。犬儒主义是通常的灵魂借以轻触被称为诚实的东西的惟一的形式：较高级的人在任何较粗糙的和较细致的犬儒主义那里必须放开自己的耳朵，并且当恰恰在他面前开玩笑者无羞耻地成为正当合理或者科学上的萨蒂尔在大声地说话时，他希望自己每次都是幸运的。甚至有一些情况：厌恶被掺入到着魔中，即，借助于自然的脾性。天才受制于这样一个不得体的公山羊和猿猴，就像在阿贝·伽里阿尼（Abbé Galiani）那里一样，他是他那个世纪的最深刻的、目光最锐利的并且也许是最肮脏的人——他比伏尔泰深刻得多，因此也更沉默得多。更经常地发生的是：像所指点的那样，科学的头脑被置于猿猴的躯体上，精致的例外的理智被置于一个卑鄙的灵魂上——在医生们和道德生理学家们中间尤其不是罕见的事情。而且，凡是一个人无愤慨地、善良地谈到人，作为带有两种需要的腹部和带有一种需要的头脑之处，凡是到处有人总是只看到、寻找和想看到饥饿及情欲和虚荣之处，似乎这是人的行动的真正的和惟一的动机。简言之，凡是人们“很坏地”谈到人之处——甚至不糟糕地谈——那么，认识的爱好者应该精细地和努力地注意听，他应该一般地在无愤慨地被说的地方有他的双耳。因为愤慨的人，而且那种总是用他自己的牙齿撕碎和咬碎他自身（或者撕碎和咬碎世界，或上帝，或社会）的人，从道德上来说，虽然可以比嘲笑的和自我满足的萨蒂尔站得更高，但在任何其他的意义上，他是更普通的、更无关紧要的、更无教育意义的情况。而且，没有人像愤慨者那样说如此多的谎言。
4
被理解是很难的，尤其当人们单纯地在一些以另外的方式思考和生活的人中间gangasrotogati式地思考和生活，这些人kurmagati式地思考和生活，或在最好的情况下，“按照青蛙的步法”mandeikagati式地思考和生活——我正在做一切，以便自身很难被理解？——人们已经应该衷心感谢力求解释这一些精致性的良好的意志。但是，就“好朋友”来说，他们总是太悠闲，并且恰恰作为朋友相信有权利要求悠闲，那么，从一开始就给予他们误解的一个活动领域和游戏场，人们做得就很好，那么，人们还能够发笑，或者，能够把它们完全取消，这些好朋友——也能够对他们发笑！
5
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中最糟糕的是其风格的节奏（tempo），其风格在人种的性质中有它的根基，从生理学上说，在人种的“新陈代谢”的平均节奏中更有它的根基。有许多所谓的翻译，它们几乎是伪造，作为对原文的非自愿的粗俗化，仅因为原文的勇敢的和活跃的节奏不能同时被翻译出来，此节奏跳过和排除了在事物中和话语中一切危险的东西。德国人几乎是不能胜任在其语言中的快节奏。因此，像人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那样，也不能胜任自由思想家的思想中的许多最欢乐的和最大胆的色彩。正像丑角和萨蒂尔在躯体和良心方面对他来说是陌生的那样，亚里斯多芬和彼特洛尼乌斯（petrorius）对他来说是不可翻译的。一切庄重的东西、难流动的东西、庄重粗笨的东西，风格之一切慢性的和无聊的种类，在德国人那里以非常丰富的多样性而得到发展——请人们原谅我列举这样的事实：甚至歌德的散文，在其拘谨和纤巧的混合中，并不构成例外，作为它所从属的“旧的良好的时代”的镜像，作为德国的趣味的表达，其时还有“德国的趣味”，这是洛可可的趣味，是moribus et artibus（风格与艺术）。莱辛构成一个例外，由于他的演员的本性，这本性理解许多东西，也在许多东西中理解了自己。他并非无理由地是巴伊莱（Bayle）的译者，并喜欢逃入到接近狄德罗和伏尔泰，还更愿意逃入罗马的喜剧作家中去：莱辛也在节奏中热爱自由精神，从德国出逃。但是，德国的语言——即使本身在莱辛的散文中——如何能够模仿马基雅弗利的节奏，后者在他的原则上让人呼吸佛罗伦萨的干燥的良好的空气，并不得不推出在一个不受约束的Allegrissimo（兴高采烈）中的最严肃的事情：也许并非没有一种恶意的杂耍艺人的感觉，他冒险于何种的对立——思想，长久的、很难的、艰涩的、危险的，而且快速的和最好的最任性的情绪的节奏。最后，谁甚至会敢于去作彼特洛尼乌斯的德文翻译，谁就多于任何一位迄今伟大的音乐家，快节奏的大师，在发明、突然产生的思想、话语等方面。当人们像他那样有风的脚、喘息和呼吸，风的使人解放的嘲弄，后者使一切东西运转从而使一切东西健康时，最终多么取决于病态的和糟糕的世界之一切的泥潭，也取决于“旧的世界”的一切的泥潭！而说到亚里斯多芬，那位焕发光彩的、完美的天才，为了他的缘故，人们原谅了当时存在的全部希腊文化，只要人们深刻地理解到那时的一切东西需要原谅，需要焕发光彩。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让我较之那个幸运地保持的小动作（petit fait）更多地梦见柏拉图的隐秘和斯芬克斯的本性，人们在他的死亡之床的枕头下没有发现《圣经》，没有发现任何埃及的东西，毕达哥拉斯的东西，柏拉图的东西，而是发现了亚里斯多芬。一个柏拉图是如何经受生活的——他对之否定的那种希腊生活——没有一个亚里斯多芬！
6
保持独立，这是极少数人的事情——它是强者的一个特权。谁尝试这样做，还带着最好的权利，但又不必须这样做，谁就以此证明了：他很可能不仅强大，而且其大胆已到了放纵地步。他进入了一个迷宫，他使生命本身已经导致的许多危险增长千倍，这些危险中并非最小的危险是：没有人用眼睛看到他如何和在何处迷路，变得孤独，并且一块一块地被良心的半人半牛的怪物所撕碎。假定这样一个人毁灭，那么，这种情况之发生是出于人们的理解，他们对此既无感觉，也无同情——而他不再能够返回！他也不再能够返回到人们的同情！
7
我们的最深刻的洞察必定——而且应该——听起来像是愚蠢，在某些情况下听起来像是罪行，如果这洞察未经允许就进入了并非为这洞察而成长和被预先规定的人的耳朵里。非秘传的东西和秘传的东西，像人们从前在哲学家中所区分的，在印度人那里，如同在希腊人、波斯人和穆斯林那里。简言之，凡是人们相信一个等级秩序，而不相信平等和相同的权利之处——不仅仅靠如下的方式彼此对照，即，未受秘传的人站在外面。并从外面而不从里面进行看、评价、衡量、判断，更基本的东西是，他从下向上看事物——秘传的人却从上向下看事物！有灵魂的一些高度，由此出发来看，甚至悲剧不再悲剧性地发挥作用；而且，如果世界上的一切痛苦合在一起来看，谁会敢于决定：关注于此的目光是否必然将恰恰诱向和强迫导向同情，并如此地诱向和导向加倍的痛苦……那种对较高种类的人来说为食物或提神的饮品而服务的东西，对很不相同的和较低下的种类的人来说几乎必定是毒药。常人的德行也许在一位哲学家那里会意味着罪恶和弱点；下述的情况也有可能，即一个高度发展的人。假定他蜕化并毁灭，惟借此他获得了一些特性，为此缘故人们必须把在他所堕落于其中的低等的世界中的他现在又当作一个神圣者加以崇敬。现在有一些书，它们对心灵和健康具有相反的价值，这要视低等的心灵、较卑劣的生命力还是高等的心灵较强有力的生命力如何使用它们而定。在第一种情况中，这是危险的、扰乱性的和瓦解性的书籍，在另一种情况中，是先驱的呼唤，这种呼唤把最勇敢者召唤到他们的勇敢中。全世界流行的书总是散发臭味的书，小人们的嗅觉就粘在这样的书上。民众吃与喝之处，甚至民众在尊敬之处，通常就发出恶臭。如果人们想呼吸纯洁的空气，人们就不应该进教堂。
8
在年轻时代中，人们的崇敬和轻视还不带有那种构成生活的最大的收获的细微差别的技巧，并必定正当地由于如此用肯定和否定贸然触及人与事而受严厉的处罚。一切都是这样安排的：一切趣味中的最坏的趣味，对无条件者的趣味，残酷地受愚弄和滥用，直到人学会把一点技巧放入他的感觉中，并宁愿还敢于用人为的东西去作尝试，像生活中的真正的杂耍艺人所做的那样。年轻时代所特有的发怒和敬畏似乎没有给自己以安宁，只要这些东西没有对人和事如此适当地去进行伪造，以至于这些东西能够在人与事那里进行发泄——年轻时代本身已经是某种进行伪造的东西和欺骗的东西。以后，当年轻的灵魂受纯粹的失望的折磨，最终怀疑地往回转向反对自己本身，总是还激烈地和狂野地在它自己的怀疑和内疚之中，例如它现在发怒，例如它不耐烦地撕碎自己，例如它为它的长期的自我迷惑而报复，似乎它曾是一种任意的盲目性！在这个过渡中，人们通过对自己的感觉的猜疑而惩罚自己，人们通过怀疑而拷问自己的热情，甚至人们已经感觉到问心无愧是一个危险，简直是较精美的诚实性的自我蒙蔽和疲倦；而首先人们反对，从根本上反对“年轻时代”。——十年后，而人们理解到这一切——还是年轻时代！
9
贯穿人的历史的最长的时期——人们称之为史前的时期——一个行为的价值或非价值被从其后果中推导出来，在这时，行为本身和它的来源都不被加以考虑，而是大致这样：像今天在中国一样，一个孩子的荣与辱追溯到父母身上，这样，这是成功或失败的往回作用的力量，此力量引导着人或好或坏地思考一个行为。让我们称这个时期为人类的前道德的时期。“认识你自己！”这个命令在当时还是未知的。反之，在最后的一万年中，人们在地球上的一些大范围内逐步地达到如此的程度：不再让后果，而是让行为的来源对它的价值作出决定。作为整体的一个伟大的事件，目光和标准的一个显著的精致化，贵族的价值的统治和对“来源”的信仰的无意识的事后发生的作用，一个时期的标志，人们可以把这个时期在较窄的意义上称为道德的时期。力求自我认识的第一个尝试就这样被进行了。来源取代了后果，视角的何等的扭转！而且肯定是一个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和动荡后才达到的扭转！确实，一个灾难性的新的迷信，一个特有的狭隘的解释，就这样达到了统治；在最确定的意义上，人们把一个行为的来源解释为从一个意图的来源；人们一致地相信，一个行为的价值在于它的意图的价值中。意图作为一个行为的全部的来源和前史，在这个偏见下，几乎直到人间的最近的时期，从道德上被称赞、谴责、判决，也在哲学上被探讨。——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否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必然性：使我们自己合逻辑地再一次对待价值的扭转和根本的转变，借助于人的再一次的自我沉思和深化。我们是否不可能站在一个时期的门槛上，这个时期首先否定地被标明为超道德的时期？今天，至少在我们不道德者中浮动着这样的怀疑：一个行为的决定性的价值恰恰在于非意图的东西中，而且，它的一切意图性的东西，一切在它之中可以被看到、被知道、被“意识”的东西，还属于它的表面和皮毛——像任何的皮毛一样，这皮毛有所显露，但还更多地被掩盖？简言之，我们相信，意图只是一个标志和征象，后者首先需要解释，此外，一个标志意味着太多，因而单靠它本身几乎毫无含义。我们相信，道德，在迄今的意义上，意图之类的道德，是一个偏见、一种草率，也许还是一种暂时性，一个如同占星学和炼金术档次的东西，但无论如何是必须被克服的东西。道德的克服，在某一种理智中甚至道德的自我克服，这可以是那种长期的秘密的工作的名称，这工作始终为今天的最精细的最诚实的，也最恶意的是非之心——作为灵魂的活的试金石——而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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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帮助的是，人们必须把奉献的感情，把为最接近的人作牺牲的感情，把全部自我放弃的道德，统统无怜悯心地付诸讨论，并提交诉讼，正像“无利害关系的直观”的美学，在这种美学中，艺术的阉割十分诱人地在今天试图为自己创造出一种问心无愧。在“为别人”和“不是为我”之类的那些感情中有太多太多的魔力和甜味，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必须在这里加倍地猜疑并提出问题：“它们也许不是——一些引诱？”至于它们使具有它们的人感到喜欢，至于它们使享受它们的果实的人感到喜欢，也使单纯的观众感到喜欢——这一切还没有提供对它们的论证，而是恰恰在要求小心。因此，让我们小心点吧！
11
不管人们今天置身于哲学的何种观点上，从任何位置来看，我们相信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错误性是我们的眼睛还能抓住的最可靠的东西和最固定的东西——我们对此寻找理由复理由，这些理由想引诱我们对“在事物的本质”中的一个欺骗的原则作假设。但是，谁使我们的思想本身，因此使“精神”对世界的谬误负责——一条正直的出路，任何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advocatus dei（上帝的辩护人）所走的出路——谁把这个世界连同空间、时间、形态、运动看作谬误地推导出来的，他至少有很好的诱因学会最终对一切思想本身取猜疑的态度：迄今为止这些思想是否并不是在跟我们开最大的玩笑？对这些思想不继续做它们总是做的东西有何种的担保？严肃地说，思想家们的清白无辜有引起某种感动人心和敬畏的东西，这种敬畏允许他们以如下的请求而在今天还站到意识那边去，即这意识给他们以诚实的答复。例如，它是否是“实在的”，为什么它实际上如此坚决地与外部世界保持距离，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对“直接的确定性的东西”的信仰是一种道德上的天真幼稚，后者使我们哲学家们获得荣誉，但是，我们现在不应该是“仅仅道德的”人！撇开道德方面不说，那个信仰是一种愚蠢，后者使我们有很少的荣誉！如果在市民生活中在任何时候已准备好的猜疑可以被视为“坏的性格”的标志，因此属于不聪明之举。那么，这里在我们之中，就超出了市民世界及对它的肯定和否定，什么东西会阻碍我们成为不聪明并且说：哲学家终于对“坏的性格”有了一个权利，这种“坏的性格”作为迄今在人间总是最受愚弄的东西——他今天有义务去猜疑，去进行出自于怀疑的任何深渊的那种最恶意的鄙视。——请人们原谅我的这个阴郁的面孔和习语的玩笑，因为我本人恰恰最长久地对欺骗和受欺骗学会了作不同的思考和评价，并至少准备好对哲学家们借以抵抗受欺骗的那种盲目的愤怒保持了一些注意力。为什么不？真理比表面的东西更有价值，这无非是道德的偏见，这甚至是世界上最坏地证明的假定。人们毕竟向自己如此供认：如果不基于一些透视的评价和表面性，就完全不存在生活。如果靠有些哲学家的德行方面的热情和笨拙，人们想完全取消“表面的世界”，好吧，假定你们能够这样做，那么，至少在这样做时在你们的“真理”方面也不再剩下什么东西了。确实，什么东西一般地迫使人们去假定在“真”和“错”之间有一个本质性的对立？为了说画家的语言，假定表面性的一些阶段，仿佛表面的东西是更明亮的和更暗的阴影和全部的色调——不同的valeurs（价值），这不够吗？为什么涉及我们的那个世界不会是一种虚构？而且，谁在此问道：“但是，一个创造者属于虚构？”——对他难道不可以直率地回答：为什么？这个“属于”也许同时不属于虚构？对主语，正像对谓语和客体，终于作一点讽刺，这是不允许的吗？哲学家不可以使自己超出对语法的信赖吗？对女教师的一切尊敬。但是，哲学抛弃女教师的信仰，这样的时刻不是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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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伏尔泰！噢，人性！噢，白痴！在“真理”中，在对真理的追求中，有些东西很棘手；而如果人在这类事情上太人性地从事——“il ne cherchele vrai que pour faire le bien”（寻求真实只为了行善）——我打赌，他会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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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除了我们的渴望和激情的世界外没有别的东西作为实在的而“被给予”，恰恰除了我们的欲望的实在性之外，我们不能够向其他的“实在性”下降或上升——因为思想只是这些欲望的彼此关系——难道不允许做尝试并且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这个被给予不足以从它那一类东西出发也理解所谓的机械论的（或“物质的”）世界？我指的不是作为一种欺骗，一个“表面的东西”，一个“表象”（在贝克莱和叔本华的意义上），而是作为具有相同的实在性的等级，后者是我们的内心冲动本身所具有的——作为内心冲动世界的一个较原始的形式，在其中一切东西还在强大的统一性中被决定，而以后在有机的过程中进行分支和扩展（当然也会柔弱和减弱）；作为一种欲望的生活，在这欲望的生活中，全部的有机的功能，包括自我调节、吸收、供养、排泄、新陈代谢，还综合地彼此联在一起；作为生活的一个预备性的形式？——最后，不仅允许进行这个尝试，而且，从方法的良心出发，这是所要求的。并非假定多种的因果关系，只要一种惟一的因果关系就够用的这样的尝试没有被推向它的极端的界限（推向荒谬的地步，如果允许我这么说的话），这是人们今天无法摆脱的方法的一种道德——结论产生于“它的意义”，像一位数学家所说的那样。最后，问题是，我们是否现实地承认意志是起作用的，我们是否相信意志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这样做——并且在根本上对此的信仰正是我们对因果关系本身的信仰——那么，我们必须试图把意志的因果关系假设为惟一的因果关系。“意志”当然只能对“意志”起作用——而不对“物质”（例如，不对“神经”）起作用。简言之，人们必须敢于作这样的假设：凡“作用”被承认之处，是否意志并非到处都对意志起作用，是否并非一切机械的事件，就一个力量在其中活动而言，正是意志的力量、意志的作用。——最后假定我们成功地把我们的全部的欲望的生活解释为意志的一个根本形式的扩展和分支——即权力意志的一个根本形式的扩展和分支，像我的命题所说的那样——假定人们能够把一切有机的功能都归溯于这个权力意志，并且在它之中也找到生育和供养问题的解答——这两者是一个问题——那么，人们就以此为自己弄到了这样的权利：把一切起作用的力量明确地规定为权力意志。世界从内部来看，对世界基于它的“靠理性去认识的性质”加以规定和标示——它就正是“权力意志”，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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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回事？通俗地说，这不是说：上帝被反驳了，而魔鬼却没有？”恰恰相反！恰恰相反，我的朋友们！而且，谁强迫你们也通俗地向魔鬼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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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最终在较新的时代的全部光明中法国革命还曾发生的情况那样，（这革命是令人厌恶的闹剧，并且从近处来判断，是多余的闹剧，但是，整个欧洲的高贵的和狂热的观众们从远处如此长久和如此热情地把他们自己的愤慨和热忱解释到这闹剧中，直到原文在解释中消失了。）一个高贵的后代再一次会误解全部过去的历史，并因而也许才使它的景象变得可以忍受。——或者宁可说，这不是已经发生？我们本身不是——这“高贵的后代”？就我们现在恰恰理解到这一点而言，这不是——因而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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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仅因为一种学说使人幸福或使人有道德就如此轻易地把它看作是真的，或许可爱的“理想主义者”是例外，他们热爱真、善、美，并且让各种多彩的愚蠢的和善良的可盼望的东西在他们的池塘中乱糟糟地游泳。幸福和德行不是论据。但是，人们很乐意忘记，甚至在深思熟虑的人们那里——使人不幸福和使人恶，这也不是相反的论据。某个东西可以是真的，尽管它仿佛在最高的程度上是有害的和危险的：确实，人们毁灭于其完全的认识，甚至这也会属于生存的基本状况——这样，衡量一个精神之强大的标准是：这精神在“真理”方面恰恰还坚持到何种程度，更清楚地说，它直到在何种程度上需要对真理予以冲淡、掩盖、甜化、钝化和伪造。但是，不容怀疑，对于发现真理的某些部分来说，恶人和不幸的人是更有促进作用的，并且有更大的成功的可能性，无须再提到幸福的恶人了——道德家们对这类人隐瞒不提。也许艰难与狡猾对于产生强有力的、独立的精神和哲学家来说比柔软的精细的让步的顺从和轻取的技巧（人们在一位学者那里珍视和正当地珍视这顺从和技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预先假定，首先，人们不把“哲学家”这个概念限制在写书或甚至把其哲学带入书本的哲学家！斯顿特哈尔提供了自由精神的哲学家的形象的最后的一笔，我为了德国的趣味的缘故不得不强调他，因为它违背了德国的趣味。这位最后的伟大的心理学家说：“Pour êre bon phflosophe，il faut êre sec，clair，sans illusion。Un banquier，qui a fait fortune，a une pattie du charactère requis pour faire des découvertesen phflosophie，c’est-à-dire pour voir clair dans ce qui est。”（想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必须是干脆的、透彻的，一无幻想。成功的银行家具有挖掘哲学所要求的一些特性，即看清事情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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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深刻的东西热爱假面具，最深刻的东西甚至仇恨形象和比喻。对立会不会只是恰当的外衣以供一个羞愧的上帝走来？一个值得问的问题：如果某一个神秘主义者并不已经如此地在自身那里作这冒险，那是奇特的。有一些如此柔和的性质的过程，人们把这些过程靠一种粗暴加以掩埋，并使它们认不出来。这样做很好。有一些爱的和过度的宽宏大度的行为，在它们的背后没有什么东西比手执棍棒并痛打目击者更可取了，借此人们使自己的记忆变得混浊。有些人能够使自己的记忆变得混浊，并加以虐待，以便至少对这个惟一的知情人进行报复。羞愧是有创造性的。它们不是人们最糟糕地为之羞愧的最糟糕的事物。在一个假面具的背后不仅仅有诡计——在狡猾中有如此多的善。我能够想象，有一个人必须掩藏了某种昂贵的和易受损伤的东西，他粗糙地和圆圆地像一只绿色的旧的沉重地包装的酒桶在生活上滚过去，他的羞愧之精细处需要这样做。一个在羞愧方面有深度的人，与他相遇的还有在少数人曾达到的道路上的他的命运和他的柔和的决断，而且对于这些，道路的现有的状况连他的最接近的人和最亲密的人也不可知道。他的生活中的危险向他们的眼睛隐藏起来，他又赢得的生活中的安全也是如此。一个这样的隐藏者出于本能需要向沉默和缄默说话，并无穷尽地逃避通告，他愿意并且促使他的一个假面具会在他的朋友的心中和头脑中占据他的位置。假定他不愿意这样，那么，总有一天他醒悟到这样的事实：尽管如此，那里有他的一个假面具，而且这样很好。任何深刻的精神需要一个假面具，而且，在任何深刻的精神的周围持续地生长着一个假面具，这是由于经常错误地，即浅薄地解释他说出的每句话，他采取的每个步骤，他给予的每个生活标志。
18
人们必须给自己作检验，以便人们为了独立性和下命令而被规定。而这样做要在恰当的时候。人们不应该回避自己的检验，虽然这检验也许是人们所能够玩的最危险的游戏，而且最终只是在作为证人的我们本身之前，而不是在别的法官之前作出的检验。不要依恋一个人，不管他是最被爱的人——任何人是一座监狱，也是一个角落。不要依恋一个祖国，不管它是最受苦的和最需帮助的——使自己的心脱离一个胜利的祖国，这已经是较少困难了。不要依恋一种同情，而且这针对较高级的人，一个偶然的事情使我们看到他们的少见的折磨和孤立无援。不要依恋一门科学，虽然它以最宝贵的、表面上恰恰为我们保留的发现吸引人。不要依恋他的自己的解脱，不要依恋鸟的那种淫荡的远走高飞，鸟越来越远地躲避到高处，以便在自身之下看到越来越多——飞翔者的危险。不要依恋我们的自己的德行，也不要作为整体而成为我们的某一个别事的牺牲品，例如我们的“好客”的牺牲品，这是在高度发展的和富有的心灵那里的危险中的危险，这些心灵挥霍地、几乎冷漠地与自己打交道，并且把宽宏大量的德行推向罪恶。人们必须知道保护自己：独立性之最强有力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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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哲学家正在兴起，我敢于以一个并非无危险的名称命名他们。就我猜中他们而言。就他们可以被猜中而言——因为想保持某种谜一样的东西，这属于他们的特点——未来的这些哲学家希望有一个权利，也许也希望有一个无理要求，即被称为诱惑者。这个名称本身最终只是一个尝试，而且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只是一种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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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未来的哲学家，他们是“真理”的新的朋友？很可能，因为一切哲学家迄今热爱他们的真理。但是，他们肯定不成为独断者。如果他们的真理竟然还应该是每个人的真理，像迄今一切独断的努力之秘密的愿望和言外之意那样，那么，这必定违背他们的自豪，也违背趣味。“我的判断是我的判断，别人对此并非轻易地有权利。”——或许未来的一个哲学家这样说。人们必须去掉这样一种坏的趣味：想与许多人保持一致。如果邻居把“善”也挂在嘴上。那么，“善”不再是善。怎么会有一个“相同的善”！这个词自相矛盾，凡是相同的东西，总是只有很少的价值。最后，情况必定像现在和过去一样：伟大的事物为伟大的人而保留着，深渊为深刻的人而保留着，柔和的东西和震颤的东西为精细的人而保留着。总而言之，一切少见的东西为少见的人而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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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仍然还需要专门地说，未来的这些哲学家，他们也将是自由的、很自由的精神，那么，他们肯定不会是单纯自由的精神，而是某种更多、更高、更大和根本上不同的人，后者不希望被无视和混淆吗？但是，当我说这话时，我感到就像对我们（我们是他们的前驱和先行者）那样几乎也对他们本身有这样的义务：从我们这里共同地吹掉一个旧的愚蠢的偏见和误解，后者太长久地像雾那样使“自由精神”这个概念变成看不清的。在欧洲的一切国家中，也在美洲中，现在有某种东西，它滥用这个名称，一种很狭隘、很拘束、很束缚的精神，后者大概想要与在我们的意图和本能中的东西相反的东西——更不要说到与那些兴起的新哲学家相比，他们必定是关闭的窗户和闩上的门。简短地和糟糕地说，他们属于拉平者，属于这错误地命名的“自由精神”——作为民主的趣味及其“现代观念”的善辩的和写作的奴隶：全部的人都无孤独，都无自己的孤独，愚蠢的老实的小伙子；不应该否认这些小伙子的勇气和可敬的伦理，但他们恰恰是不自由的，并且表面上是可笑的，这首先在于他们的天生的局限性：在迄今的旧社会的形式中大致地去看一切人的不幸和失败的原因，幸运地完全颠倒了真理！他们用一切力量想追求的东西是兽群的普遍的绿草地的幸福，带着对每个人来说的安全、无危险、舒适、生活便宜；他们的两个最充分地唱尽的歌和学说叫做“权利平等”和“同情一切受苦的人”，而受苦本身被他们看作某种必须废除的东西。我们这些颠倒者，我们对如下的问题使用我们的眼睛和良心，即，迄今“人”这个“植物”在何处和如何最有力地生长到高的程度，并认为这每次在颠倒的条件下发生，为此人的状况的危险性才生长到巨大的地步，他的发明能力和掩饰的力量（他的“精神”）在长期的压迫和强迫下发展到精妙和大胆的地步，他的生命意志必须被提高到无条件的权力意志。我们认为，艰难，强暴，奴隶状况，在胡同和心中的危险，隐蔽状态，斯多葛主义，诱惑者的技巧，各种的残酷行为，一切的恶，可怕的东西，专制的东西，猛兽和蛇之类的东西，在人那里像其对立物一样，同样好地服务于提高“人”类——如果我们只说这么多，那么我们甚至说得还不够，并且，以我们在这里的说话和沉默，我们无论如何处于一切现代的思想和大量可盼望之事的另一个终点处，也许作为它们的正相反的东西？我们“自由的精神”并非恰恰是最健谈的精神，很奇怪吗？我们并不在任何的考虑中想泄露从何处一个精神可以使自己摆脱出来，它随后也许被驱向何方，很奇怪吗？
以危险的公式“在善和恶的彼岸”，什么东西被引进了：借这个公式，我们至少保护自己以免遭混淆。我们是有点不同于“librespenseurs”（“自由思想家”）、“liberipensatori”（“自由思想家”）、“自由思想家”，和像“现代观念”的所有这些老实的代言人喜欢自称的那些人。在精神的许多领域中，曾经在家，至少曾经做客；一再地逃脱阴暗的舒适的角落，偏爱、偏见、年轻、出身、人和书本中的偶然情况，或甚至漫游的疲倦，曾似乎把我们吸引到那些角落；对在荣誉、金钱、地位、感官的热忱中隐藏的依赖性的引诱充满恶意；甚至感谢困境和多变的疾病，因为它们使我们总是摆脱某一规则及其“偏见”，感谢上帝、魔鬼、羊和我们身上的虫。好奇直到罪恶，研究者直到残酷，对不可把握的东西用无须考虑的手指，对最不易消化的东西用牙齿和胃，已经向着要求机智和敏锐感官的任何行业，已经向着任何冒险，由于剩余的“自由意志”；用前面的和后面的灵魂，对后者的最终意图没有人轻易地看透；用前景和背景，没有脚可以走到后者的终结处；在光明的外衣下的隐蔽者、征服者，尽管我们类似继承人和挥霍者，从早到晚的维持秩序者和收集者，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塞满的抽屉的守财奴，在学习和遗忘中的善于经管，在计划时的创造性，有时自豪于范畴表，有时自豪于迂腐的人，有时自豪于也在白天工作的夜游神；确实，如果必要，甚至自豪于稻草人——而这在今天是必要的，这就是说，倘使我们是孤独之天生的宣誓过的嫉妒的朋友，是我们的自己的最深刻的午夜的和中午的孤独之朋友——我们自由的精神，我们是这一种人！你们这些未来者，也许你们也是同一种的东西？你们这些新的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