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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阁楼上的椅子

在弯弯曲曲的楼梯上我碰到一个女人,她手里拿着一个很旧、很大的国际象棋盘从阁楼上下来,我经常碰见这个女人。楼梯只有一人宽,我紧贴着墙,等她下来。发亮的圆圆的鞋尖蹒跚着一点一点靠近我的眼前。女人从帽檐下露出一只眼睛,说了声“对不起”,但并没有露出笑容,带着一脸寂寞继续下楼梯。当时,从一大早我脑子里就挤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头像冰袋一样沉重,所以也只是茫然地看了一眼对方,然后一步步登上高高的木头楼梯。升降机像个鸟笼一样吊在七楼的顶棚上,已经近两个月动弹不得。门上贴着的“近日开通”通知也裂开了口子,在风中呼呼作响。

日复一日,整个旅馆的人都被迫由这个狭窄的楼梯上上下下。细细的木楼梯就像一个向上伸展的弹簧。靠着栏杆往下看,满眼尽是正在上楼的人们的肩膀和手。我的朋友们把这个令人气喘吁吁的楼梯称作“人生轨迹”,屡屡劝我搬出这里。楼梯下面传来——“哈罗!哈罗!”好像是叫我,很可能是刚才那个擦肩而过的女人。她急切地跑上来,手里的国际象棋盘撞在墙上咔嗒咔嗒直响。我站在楼梯半中间,靠在栏杆上往下看,只见她的肩和雪白的手臂像在水上飞舞的飞虫一样一圈圈飞上来。我正好站在一个窗户下,一尺见方的窗户开在黄色墙上,因为很高,从半开的窗户里只能看见天上的云像烟雾一样向北方飘去。

“你是日本人吗?”楼梯上光线很暗,我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张宛若海芋花般雪白的、被放大的脸。我从楼梯上俯瞰着只露出一个头的女人,点点头。女人走上楼梯,连头带身体一起靠近我问:“啊,你真是日本人!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Shinazo的日本绅士?”她的眼睫毛非常美丽,随着表情的变化,它们有时候像钟表的指针,有时候是秋天的雨,有时候在云彩的遮挡下还像远处的林荫树。

“Matushita Shinazo,你不认识吗?他是一位非常热心的绅士。”我在脑海里搜刮了所有朋友的名字,没有一个叫Shinazo的。看到我的表情渐渐变得无力松弛,女人很失望。她笑了一下说,如果有他的消息请告诉我一声,然后十分寂寞地抬头看着窗外。

“你到这个旅馆多长时间了?”

“快两个月了……”

“是吗?”

多美的睫毛啊!藏在眼睫毛阴影下的一双大眼睛像树木的果实一样诚实。

女人哼着歌,拿着咔嗒作响的象棋盘下楼了。我站在楼梯上,一动不动地听着她远去的脚步声。

楼梯还有两圈才能到顶。

从窗口飘过的云开始变得暗淡,楼下的大马路上传来叫卖的声音:“巴黎晚报!巴黎晚报!”报贩子沙哑的声音回响在狭窄的楼梯上。

我听到了很多有关她的流言蜚语。流言这种东西到底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它就像载满货物的船或者火车源源不断地开来。传到我耳朵里的流言多半是有关隔壁女人的。

我已经听腻了有关她的流言蜚语。

不知不觉中,巴黎这座城市的冬天过去了。我躺在蓝色的床上,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心灵上的漫游。我的日记本里“想回故乡、心情悲伤”的文字越来越多。我觉得好像无意间走进了死胡同,记忆力锐减,考虑问题也是有头无尾,驴唇不对马嘴。

我的生活就像反卷的卷尺。横躺着往镜子里一看,自己的嘴竟在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有时候时针就像被拨回到昨天一样,我反复在同样的空气里,见着同样的人,持续着同样的动作,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

在这样无所事事的每一天里,我的身体常常被封闭在房间里,却像偶然被风刮进房间里来的广告纸一样,时不时地……真正是时不时地,有关她的流言蜚语仍然飘进我的耳朵里。

“她给日本人当过模特。”

这种流言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了。最近流传的是“她站在十字路口,见男人就拉人家的胳膊”,要不就是“我看见她跟男人进了饭店”等等。世人的嘴真是闲不住。

我对她的事情不感兴趣,只不过她还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当这一事实在我心头一闪而过的时候,我也就糊里糊涂地将流言信以为真了。

尽管如此,在楼梯上和我交谈时她的眼睫毛是多么漂亮啊!看着埋在那对眼睫毛下的诚实的双眼,那些不能暴露在近距离之下的、源源不断传来的不名誉的流言蜚语,那些所有的“恶”便都即刻消失了。

那时候我整日埋头于植物研究。说是植物研究,也只不过是随心所欲地摘些野草回来。最近,我莫名其妙地对树叶着了迷,其程度远远超过对草、对花的兴趣。我的书里夹满了山毛榉、白桦、冷杉等等的树叶,就像树叶落在了书里。说起落叶,那阵子我很喜欢让·莫雷亚斯让·莫雷亚斯(1856—1910),希腊法语诗人,“象征主义流派”的命名者,代表作为古典主义形式的诗集《抒情诗草》(1899)。的诗,享受着他诗中无为的寂静。

沉浸在思考中

我……寂寞一人

行进在大路上

把快乐向空中抛弃

如今余热已尽

只要心中充满恋情

走进白杨树荫下

将一片片秋天的落叶

捧在掌心疲劳,就像诗中写到的那样。当在旅行途中发生异常时,嘴里就生出像苔藓一样潮热的语言。这种潮热的语言,在无心间变成一首诗歌中的一段,变成口头禅。身体和灵魂一定都已化为虚空。这句让·莫雷亚斯的口头禅一般的诗句,现在变成了我的眼泪。

那时候,我还沉醉于一场恋爱中。

我连身子都懒得动一下,连话都不想说一句,但指尖却无意识地给一根接着一根的香烟点上了火,送到自己的唇边。我在大口呼吸着最新鲜的空气,但有头无尾的思绪却慌慌忙忙地要把一支烟吸到头。我常常惊讶于由火传递的香烟的苦涩,一边用舌尖咀嚼着苦涩,一边无奈地双眉颦蹙。

香烟是萨兰博的,我每天像吃饭一样消灭掉四盒。还有廉价的科涅克白兰地,两天就喝光一大瓶。结果我的胸部和腹部火烧火燎的难受,各种莫名其妙的杂音就像大炮一样在我烟已熏黑的耳孔边轰鸣。母亲给我寄来一箱草药叮嘱说:“肚子疼的时候,当药这种草药可比西医管用。”我几乎是爬着从草药箱里拿出了当药,煎好后服用。当药啊,你一定在嘲笑我吧?从遥远的故乡寄来的草药箱里充满了一股东方的气味,打开箱盖,淫羊藿杆、白当药、红花、玄草等的气味扑鼻而来。

雨天里,这些草药的气味让我感受到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旅愁,催人泪下。

我的一天从香烟到酒,从酒到当药,几乎不吃东西。我就像是空气,但是空气中烟草的苦涩似乎有一种把我从梦境中拉回到现实的力量,一种无形的东西常常变成金星映在我眼中。

云彩大朵大朵地低垂着,漂浮着,正像是夏天的云。

天空没有日本的清澈,富有悲剧色彩。大概是因为这座城市有很多石头建筑的缘故。

在这个石头建筑的城市一隅,我拥有一个有着二尺见方的倾斜窗户的房间。它看上去是如此的孤独寂寞。不到十平方米的四四方方的房间,天花板像被刀砍了一样,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斜面。如果我想在房间里笔直地行走,就必须把脑袋从那扇倾斜的窗户伸向天空。

在这样一个生硬的房间里,有一件鲜活的、放射着柔和色彩的物件,就是我那张蓝色的床。将升降机搁置近两个月不修理的旅馆女主人,对客人的床铺却毫不含糊。洁白的床单,湛蓝的床罩,到了晚上,总给人一种清洁的感觉。除了床以外,房间里的家具就是一个低矮的衣橱和桌子,一把套着缀有穗子旧式椅套的椅子。

那把椅子比床更加沉默,而且和我一样,是个极度的孤独症患者,它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看上去很苦闷,这也许——是因为它的四条腿太长。我曾几次想把它们锯掉一节,可最终矮小的我还是坐在那把椅子上,双腿悬在半空。

我躺在床上像住进了宫殿,贪恋着梦中的懒惰;靠在椅子上唾弃着有头无尾的生活。

我、我、我、我、我,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我?我就是在这里把“我”字写千遍万遍,也无法表露深藏在我心底的真正的我。

天空每天都很晴朗,我呼吸着清澄的空气,无法把握自己,就像寻找早已忘却的儿歌一样,朗诵着让·莫雷亚斯诗中的一节度日。我的灵魂一定已经坐上前往东方去的飞艇,回到了日本。我想象着,回到日本的我束起衣袖,快乐地在厨房的一角升起炭火。然后切好白葱,做好酱汤,和丈夫一边赞美着院子里青草的长势,一边吃早饭,这曾经是我每天的习惯。但是,我已经近一个月没给丈夫写信了。我忘记了。不,不是忘记,是写不出来。

“现在,从那些灰色的建筑背后开出了白色或浅红色的七叶树花,它们开满了巴黎这座城市。夏天终于来了!”这样开了头又被我撕毁的信不止一封。

以我现在的心情给他写信是很痛苦的。我的这种心情也许像电波一样传递到了丈夫心间,他的信没有以前频繁了,信中文字很少,但有很多画得很细致的我们家的画儿。从他的画里我看到,去年种凤仙花的地方现在种上了草莓,合欢树下有两三盆无精打采的康乃馨,厕所旁边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清爽的金雀花。这些画儿几乎占据了他来信的所有纸面。也难为他,看不到我的信,除了画些画儿他还能写些什么呢?

漫长的黄昏。

微弱的月亮已经远远升上了天空,但是,巴黎的夜空却透着阴雨天时淡灰色的光亮。

我整日靠在椅子上,像个老人,手拿放大镜观察着榆树、橡树、丁香、含羞草等植物的叶子,充满热情地把它们画在纸片上,以此为乐。桌子上有一块昨天剩下的硬邦邦的面包,我不时揪一块放进嘴里,它的口感颇似年糕。我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的书包里一法郎也没有了。但是,我并不感到特别凄惨,与精神上的空虚相比,对物质上的空虚我多少可以保持沉着冷静,心像孩子般宁静透彻。

没指望的钱,想也没用。我对植物少年般的崇敬在这种时候能够挽救我。

当我厌倦了放大镜后面的空想时,又开始埋头读起孟德尔有关杂交植物生殖细胞的著作来。由植物的变种和原种交配而产生的杂交植物子孙的系谱,就像填字游戏一样,让我欢天喜地。

我忘记了自己还在异国的天空下。当我抬起疲惫的眼睛时,窗户上的玻璃总是灰蒙蒙的。为了迎接明天,我啪的一声合上书。夹在里面的栗子树叶散发着茶叶般的清香,像一片落叶飘落到地板上。

流言蜚语的主人公,隔壁的女人大概又要上街去了。我听见她一边哼着阿尔勒地区的歌儿,一边锁上门。

女人从七层上的天堂走进地上的地狱,她的脚步声带着一种快乐轻轻传入我的耳中。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被映在白色墙壁上的自己大大的影子吓了一跳,我大声朗诵起诗句——“把快乐向空中抛弃,如今余热已尽。”

我打开玻璃门,用顶门栓支住,让新鲜空气流进房间。这时我第一次感到我现在是在巴黎。

我点着酒精灯,烧开水,泡了一杯只有一点儿渣的咖啡,又把那块干面包塞进嘴里。咖啡、面包都没滋没味,但身心模模糊糊地感到一种满足。

“女士!”

旅馆值班室的女孩子嗵嗵敲了两下我的房门。我慌忙找了一张报纸,盖在穷困的餐桌上,朗声说道:“请进!”

身穿浅蓝色衣服的少女手拿白色的特快邮件站在我面前。

是他的来信吗?

我像一条从未尝试过喜悦的母狗,不由自主地在屋子里转了四五圈。今天天气很好,晚上出去散散步,对你身体有好处。只有这短短的几句话。我却像一个被长期关在家里、终于见到母亲的孩子一样,抽泣着靠在椅子上,久久捂着眼睑。虽然我用力捂着眼睑,滚烫的泪水还是透过衬衫渗到我的胳膊上,流了下来。

十字街头有人卖唱,小提琴伴奏下的女人歌声传入我的耳膜。一时间,虚妄爱情一样凄惨、幼稚的字迹令我感觉茫然。

我已满二十八岁了。少女的优雅很久以前就被轧成粉末,血、泥、砂弄得我浑身脏透,我一心急切地、急切地盼望成功,但是,最终我却长成了一团有头无尾的蔓草。“今天天气很好,晚上出去散散步。”我又展开男人给我的来信,想从短短的文字里找到更深厚的温情。

探照灯像一根蓝色的针射向夜晚的天空。

夜空繁星点点。

他所在的公寓每个窗户里都闪烁着灯光,像只萤火虫的笼子,很是壮观。很多草木令我的住处附近看上去好贫贱,我的心也不时因此而悲观而失望。

我的木屐踩在碎石块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他从大开着的三楼的一扇窗户里“嘘嘘”地冲我吹口哨。我勉强举起一只手回应他的口哨声。

在两个人的友情持续不到一个月的短短日子里,我从未像那天晚上那样,从他的身影感受到那般酣畅美丽的神圣暴力。

他穿着一件绒袍,腰里系一条像哥萨克士兵身上的、带金属扣的皮带。他向我跑来,浓发在风中向后飘扬。

穿过杂草丛生的小路,离他萤火虫笼子一样的公寓越来越远,回头看看,那座楼好像在很远的地方那么渺小。

这里的路也是用碎石头铺成的,颇具古典情调。

路旁有星星点点木板围起的农田。也不知是从哪里流出来的水,下水道里传出哗哗的水声。路旁小径偶尔窜出一条小狗。两人惊魂不定。我们保持着一定距离,步调一致地往前走。“你什么时候回国?”

“还没有定。”

走到路灯下,他停住脚步看着我。这种场合,除了沉默,还能做什么?我们拐过一个用天竺牡丹墙围起来的白房子,走上小路,一股花香扑鼻而来。两个人站住了,彼此靠近了对方。

天上闪亮着无数颗星星。

这条小路上散落着一些小房屋,走近房屋可以听到有人在里面唱歌。房子和房子间可能种着花,白色的花浮现在黑暗中。

他把我像孩子一样高高地抱起来,大声喊道:“回日本以后你也要好好儿的啊!”我急忙堆出一张笑脸,沉默不语。一个醉汉小声唱着歌,走过来。

“晚上好!”

他大概错把我们当邻居了。醉汉消失在一个快要坍塌的小屋里,很快,百叶窗式的门上泄出一丝微光,里面传出老婆狠狠的训斥。

多少次,我们往返于这条路上。酣睡着的花匠陈列架上,摆满了花瓣厚实的桃红色绣球花、大红的罂粟、洁白的丁香,透过昏暗的玻璃,这些花卉显得格外鲜艳娇美。那个如同黑暗的水底般的玻璃门就像白天的一面镜子,清晰地映出我瘦小的身影。

这种场合,一般是我们刚为一件无聊的事情吵过架,映在玻璃门上的只有我一个人。

走在路上,人总是想这种时候应该一边走一边说点儿什么。实际上,对我们两个人来说,不说话反倒比说话更需要做出努力。

他什么都对我讲,包括他家人的情况都坦诚地告诉了我。我呢,也把自己和女学生答案相差无几的、极其简单的经历讲给他听。两人开口,并不需要说出什么甜言蜜语。如果两人之间有过甜言蜜语,那就是相互庆祝这场不可思议的惊人的遭遇。

我终于回到了七层上的天国,我身穿和服躺倒在蓝色的床上,耳边还回响着他那朗诵汉诗般的声音。关了灯,透过玻璃窗看着夜空,小路上那般强烈的感情化作细细的眼泪流进我的耳朵里。

尽管如此,我却想给在故乡的丈夫写一封充满深情的信。打!打!我要痛打自己,让自己遍体鳞伤。

“并非是谦恭、善良的妻子”——这好像是哪个戏里的一句台词,我凄惨地笑了。

但是,我必须从异国给我的丈夫写一封诚恳的信。我已经精疲力尽,如果我现在死了,先不提你自己的生活,你有精力赡养我的养父和母亲吗?六年来我用拙劣的文章,照看着你和我父母的生活。偶尔,我也想从你的信中得到温暖。也许你会笑话我,但是,对我来说这一点儿都不好笑。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几年吗?画出好画儿不等于过好生活。写出好文章,又能给作者的生活带来多大的荣誉?如果你认为去乡下开画展是件好事,今年你就应该努力去做。在国外工作,往国内寄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请求一个朋友给我母亲寄去了三十元。这十天来,我没有吃过一顿正经饭。但是,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别无他法。写到这里,我想起契诃夫信中有关钱的描写,觉得很没出息,就把写好的信揉成一团,从天窗抛向空中。我像孩子一样一屁股坐在床上,嘭嘭地弹跳着,还不停地吐舌头做鬼脸。昏暗的墙上映出那把高椅子的影子,仿佛有个人蹲在那里。

我是一个多么露骨、多不像话的女人啊!我用胳膊擦着眼睛,正要吟诵莫雷亚斯的诗句——“如今余热已尽”,突然隔壁房间传来女人痛哭的声音。

她在说什么,哭什么,我一点儿都不明白。

我把耳朵贴到墙上,听见隔壁有家具被推倒的声音,一个男人正在大声训斥女人。

我对着镜子赤裸着双肩,一下一下地往身上洒润肤水,紫丁香的芳香反而使我陷入更深的孤独。我和那个男人只有一个月的历史。我们二人用我从未见过从未听过的优雅的举止、文雅的谈吐,赞美爱抚,赞美人类,赞美自然,一路走了过来。

但这些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我也曾隐约地想知道这个男人真实的心理,想用更明确、更好懂的话和他交谈。如果我们就此分手,就此回到各自的故乡,那我们终将成为他山之石。

镜子里的我正凝视着墙上一幅老派的、法国将校的照片。隔壁房间的人似乎已经熟睡,女人的哭泣声也消失了。

我真切地感受到夜已很深。马路上清洁车发出瀑布般的水声,从我的窗前经过。

垫在放咖啡杯、盘子和蔬菜的木箱底下的一块略显肮脏的红布上,写着一首儿歌。十有八九是请Shinazo先生写的。

蒲公英蒲公英黄色的小花

被马踩了一脚踩坏了

可是开花时候的蒲公英

在向阳地里开了九天除了这首儿歌,低矮的衣橱上还有一个鱼缸,里面养着两条瘦小的金鱼。柔和的阳光从天窗射进来,两条金鱼吐着若有若无的水泡,和睦地游来游去。

墙上贴着各色男人的照片。

年轻女人一边用咖啡机嘎嘣嘎嘣地搅着咖啡豆,一边给我讲述有关金鱼的故事。

“你有过一整天看着金鱼游泳的时候吗?我的Shinazo有一个月一直看着这两条金鱼。”

她把面包揉碎扔进鱼缸里。两条金鱼好像根本不饿,它们只是在阳光下游来游去,不时像生气的孩子似的张开嘴吸口气。

“Shinazo先生叫你什么……”

“他叫我Junchian,我的真名叫Julie。”

这种女人大概一刻也闲不住,她一边在洗脸池洗色拉菜叶,一边不停地说话。

在她无意识的话语里流淌着一股暖流,甚至还很安详。

她的床比我的小,也没有我的干净,紧靠着墙,上面还留着昨晚睡过的痕迹。

她的房间里有两把用麦秸编的椅子,看上去很凉爽。

“你为什么不早点儿过来玩儿呢?”

朱莉露出洁白的牙齿笑着说这客套话。

我看着墙上那些像标本一样的、一张张男人的照片,不知道他们是这个年轻女人肌肤的历程,还是她灵魂的历程。昨天那个训斥朱莉的男人是哪一个?朱莉微笑着追随着我看照片的目光,嘴里唱着阿尔勒民歌。在那些歌的间隙中,她还哼唱了几句日本歌,脸上露出“很怀念”的表情。

彼此都有话想说,但语言不同,给我们带来一种无法言说的遗憾。我们只有彼此向对方露出笑容,用虚无缥缈的表情交谈。

厚厚的云层在天上飘荡。

这个房间里没有花草,只有朱莉脚上穿的一双枯叶色皮鞋紧绷绷的,非常美丽。

她把色拉装在小盘子里,一边剥着煮得发红的鸡蛋,一边坦率地说着现在没有挣钱途径之类的话。

她还说她曾经在假花工厂做过工。

我问她为什么不去做假花了,她皱皱鼻子说,每天一到下午她小腹就疼,无法承受那种工作量。纸箱子放着她谋生的工具——当模特穿的服装,还有一个热水袋。

“一个月,能有一个星期的工作就算好的。”

她说着,无聊地碾碎蛋黄。

阳光照在鱼缸上,两条金鱼不时撞击着玻璃,发出水声,放大它们的身影。

“Shinazo最后把一条金鱼的尾巴剪掉了……”

说着她把鱼缸拿到我面前,歪着花边里露出的雪白脖颈看着鱼缸。

就像樱花的花瓣被揪下了一片那样,一条金鱼的尾巴被无情地剪断了。我想象着手拿剪刀的Shinazo的模样,突然觉得眼前这条……当时一定很痛苦的可怜的金鱼很滑稽,不觉得笑出了声。朱莉猛地抬起头来,说了句“很可笑吧”,也笑了起来。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尝试散步了。一天,从日本寄来一笔钱,够我生活一星期。这大概是我的一个小作品的酬金。现在,我开始觉得从日本寄钱来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也许因为相距遥远,现时我觉得自己出生的国家竟像童话里的世界一样。

虽然钱的数目不大,但对于极度贫困的我来说毕竟是件高兴的事儿。我把椅子搬到可以照见阳光的天窗底下,在上面坐一会儿。然后从刚能伸出脑袋的天窗上眺望巴黎街头红色小烟囱的队列。再不,就是用目光追逐麻雀的影子。我变得完全像个孩子。

安静下来想想,明天就想回日本的心情油然而生。距离也好什么也好,只要有钱任何问题都能解决。“只要心中充满恋情”——这句背得滚瓜烂熟的诗句此刻在心中也减轻了分量。

我走下好久没有下过的七层木楼梯,觉得头都快晕了。我不用双手按住眉心竟至无法行走。

街道两旁的欧洲七叶树的花凋谢了,咖啡馆的露台呈现出海滨沙滩上的拥挤。空中一架银色的飞机拉着飞行云飞过。

法国大革命纪念日快到了,葱郁的林荫树下,地摊一个挨着一个,有鸡蛋搅拌器也有玩具手表,摊贩们扯着嗓子高声叫卖。

这是一幅没有恐怖的城市和平的景象。

从我住的地方到银行,坐地铁有八站路。

通往银行的路上有一个名叫马德莱娜的、女性味儿十足的灰色教堂。教堂前面经常有花市。走进由红色帐篷搭起的隧道,里面摆满了价格不菲的珍贵品种的花卉。这就是欧洲的花卉市场。

从银行回去的时候我也想买一盆花,怀着这样的野心我穿过鲜花的隧道,走进银行的大门。金额很小。我背对着柜台看报纸,我好奇地看着故乡的文字。

眼睛看着报纸,一种无法排遣的忧愁却深深地侵蚀着我的心,趁有钱的时候走,能离日本有多近算多近,这样一种执著的情绪占据了我的心。

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给家里寄钱了,他们靠什么度日?银行里像冰室一样冰凉,就连桌子上闪闪发光的笔筒,都让我现在的心感受嫉妒。

四十天来我不读书不看报,一心沉溺于恋爱中,且对任何事情都变得极度敏感。我的眼里充斥着“炸弹”、“暗杀”等字样,我不寒而栗。一位被捕入狱的某某派的朋友的名字,好像正露出洁白的牙齿嘲笑我,撞击着我的心扉。

一切的一切都在诱发恐怖,诱发嫉妒,焦虑的齿轮发出咯咯的响声。

我放弃了买花的念头,将不多的一点儿钱塞进口袋出了银行。我的胃空空如也,此时正渴求着食物。

但是,路边没有一家我想走进去喝一杯的咖啡馆。

“你是日本人吗?”

一个个子不高、面色苍白的男人站在我面前。那是一家百货商店门前,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微弱。眼前这个男人大概是日本人,他有一张战战兢兢的东方人的面孔。看见他就像看见自己站在那里,我急忙行了一个礼。

“从昨天到现在我一口东西都没有吃,您能不能借点儿钱给我?”

我感到很为难,看着男人发亮的皮鞋尖说:“我也是个穷学生,你需要多少……”

男人突然满脸堆笑,像奴隶一样点头哈腰,伸出一只手说:

“多少都行。”

他突变的态度让我心中大为不快,我看着他的眼睛说:

“你不工作吗?”

“旅行签证不允许工作。”

我本来想说那你就打算这么混下去,可又懒得开口,就给了他五法郎。他大概没想到只要到这点儿钱,很不满,一转身走了。我一边继续郁闷地散步,一边仰望着天空。

“你也是没有尾巴的金鱼吗?”我突然想起朱莉房间里的金鱼,边走边想着刚才那个可怜的同族流浪汉。

总的来说,我是一个有很多过失的女人。

我是一个能从牛嘴里看到牛尾巴的女人。想不到会被牛咬,一心只想从牛嘴里把牛尾巴拽出来,我就是这样一个富于滑稽幻想的女人。我的朋友大都了解我的性情,对此不予理睬。但是从牛嘴里拽牛尾巴绝不是一件滑稽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好玩儿的事情。

椅子上落满灰尘,站在我的枕边不肯离去。

有时候他坐在那把椅子上。也有时候朱莉坐在那把椅子上,减轻一下小腹的疼痛。除了这两位愉快的客人,我已经不需要给我带来快乐的好朋友了。

我头痛难忍,躺在床上,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在那把椅子上落座了。

人类的诞生为什么充满苦涩。

我把灵魂驱散到了遥远的故乡,以至于不得不请情人来给我剪指甲。雨点打在天窗上,声音很大,像冰雹一样。

我悄然坐在床上,关掉灯,用香烟袅袅的烟雾温暖着房间。我害怕肉体和灵魂分离,便开始活动赤裸的身体。阴森森的雷声轰鸣而过。

很久没有听到风声了。

打开天窗上的玻璃窗,夜风呼叫着吹进来,神清气爽的“青春”打在我的肩上。啊!我也许就是一片落叶。

在这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朱莉醉醺醺地回来了。

“我很寂寞,今晚可以住在你这儿吗?”

朱莉褐色的头发湿淋淋地贴在脸上,她一口气上了七楼,微微张开双唇,喘息着。她打开镍钢水龙头,咕嘟咕嘟地喝了一通水。

喝完水,她忽闪着长长的眼睫毛,把头伸出天窗,在凉风中惬意地抚摸着自己的头发。

眼睫毛深处的一双眼睛仍旧像孩童一样清澈,因为喝了酒,她身上散发着一股糖醋肉的气味。

朱莉披着的一件男式外套还在啪嗒啪嗒往下滴水。

“我可能要离开这里了。”

朱莉叉着腿坐在椅子上,把一块手帕搭在我赤裸的肩上说。

我连睁开眼的勇气都没有。

朱莉关上天窗,熄灭灯。狭窄的房间顷刻间变得像大海一样宽阔。睡觉前我的确啊啊地叫着活动了身体,可是在梦中为何又在故乡的土地上奔走?

院子里的朴树伸张着枝叶,我正在井台边洗菜,好像是菠菜。洗过后的蔬菜色泽鲜艳耀眼。我的一双像孩子一样带着小酒窝的手背上沾满了泥土。

“我回来是对的!”

“是吗?”

“是吗? 我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

“嗯,你别老让我担惊受怕的。其实我是想到乡下去,养养鸡养养狗,优哉游哉地过日子。”

“是啊……”

“那样挺好。反正现在这个世道……什么都干不成。”

丈夫站在枫树下的阴凉地,正在筛番茄上肥用的鸡粪。

但这样的情景,这种长期以来夫妻生活的回忆,都只不过是在我梦中经过发酵的产物。当回到现实,我的梦又无意识地点燃了香烟。

“哎,我的肚子疼得受不了,有没有什么药?”

在我背后滚来滚去的朱莉把手放到我的小腹上,告诉我哪儿疼。

我用脚从床底下勾出草药箱,拧亮灯,打开箱盖。

那些草药在雨夜里散发着清香。我点上酒精炉,往在日本的车站随处都能买到的陶壶里倒上水,放到火上。这个陶壶是母亲的一番心意,它被裹在一团破棉絮里,千里迢迢地运到巴黎——自是难得的珍品。

朱莉说躺着难受,裹着一件斗篷,叉着双腿靠在椅子上。酒醒之后的朱莉,在灰色墙壁的映衬下脸色苍白,在灯光的阴影里显得神秘异常,好像一幅画。

我们两人以奇妙的姿势浅浅地睡到了天亮。房间里像佛堂一样弥漫着草药味儿,这是一股安详温和的气味,能让我们安然入睡。

屋外雨过天晴,飒飒作响的风更加凉爽,沁人肌肤。

这是什么声音?简直就像“早起协会”的乐队,一列吹喇叭敲鼓的队伍经过我们房前。我们两个人都被这个声音吵醒了。

朱莉说既然起了个大早,不如顺便去医院看看。她披上那件男式外套,也不回自己房间,径直顺着长长的楼梯下了楼。

我从小就起得很早。可是,现在不管起得早还是起得晚,小窝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就撑着沉重的眼睑看起书来。但都看了些什么?一概进入不了大脑。我的脑海里萦绕着一个问题。

我很明白萦绕在脑海里的是什么,所以我老老实实地把书放在肚子上。我安静地让那萦绕在我脑海里的东西发酵,沉湎于其中。

脑子里翻来覆去考虑的只有一件事。没办法,我只好起身,把脚伸进有破洞的袜子里。把脚尖放到鼻子上闻一闻,皱一皱眉头,是我多年的习惯。穿好袜子后,我戴上文胸,穿好内衣。

我这个慢性孤独症患者就这样一身打扮,开始把意大利产的圆滚滚的大米倒进锅里煮饭。衣橱上有咸菜、酸黄瓜。一双掉了漆的红色漆筷显现出符合角色的面孔,陪伴着我这个阁楼里的孤独者。

这些东西非常紧密、纯熟地贴在我的肌肤上。正因为纯熟反而乏味。

饭好了。我面对镜子,确认自己的年龄。这是一张没有正经样子、柔弱天真的脸庞。因为近视,下眼睑上有两三道细细的皱纹,但这并没有让这张脸带上可怜相。

我刷了牙,穿好衣服。煮咖啡的热气在阳光照耀下袅袅蒸腾。我在这股热气中坐下来,茫然地环视自己的房间。孤独者的房间就像蝉的空壳,通风很好,但是那风刮在心上很痛很痛。虽然天天如此,我仍对能在这个阁楼里安居的自己惊讶、佩服到极点。

我从来没有从窗户上眺望过巴黎这座城市,我总是看着烟囱或天空。

我吃完一个人的早饭,点上醒来后的第十支香烟,又开始虚度新的一天。

“你已经回不来了吧!”

自从收到丈夫这张明信片以后,故乡的音信断绝了。

既然知道我困难到无法回去的地步,为什么不表现出一点儿热情来,帮我筹些款,让我回去?看了丈夫的明信片,我兀自生了两三天气,但最终还是归结到自己不好这个结论上。想象着变得冷漠的丈夫脸上“活该!”的表情,我的感情无依无靠地流动着。

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工作了,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惩罚。一想到无法回去,归心就更加强烈。一分钱都不想伸手向人借的我,变成了一个荒唐的空想家,时常动着走回日本去的念头。

现在,还是一大早,我就去街上走走吧!什么都不要想。丈夫会责怪我这次旅行是一大过失?……

我吟诵着莫雷亚斯的诗句,沿着窗户射进阳光的台阶下了楼。不知道哪层楼上有人在家教音乐,这么早就传来了乐器声。我把钥匙放在门口,和传达室穿浅蓝色衣服的少女说了几句闲话,然后出了旅馆。

蒙帕纳斯墓地就在旅馆附近。虽然是墓地但并不荒凉,有点儿像谷中东京台东区谷中,以寺院多著称。而日本的墓地均在寺院领地里。附近的墓地。不过墓地周围围起了一道白墙。从墓地边上饭店的房间里一定能把墓地一览无余,但是沿着那道围墙一路走去,你可把它想象成是一所小学或是一个富豪的宅邸。

从阁楼上的椅子上解放出来,走在城市的人行道上,有一瞬间,我心中充满了快乐。我特别喜欢蒙帕纳斯墓地里的林荫树,所以一走上大街,就选择了这条路。

林荫树像一个隧道,在绿色树荫下,过往行人的面孔显得异常美丽。我终日只看着天空,现在满目绿叶滋润着我干渴的心,抚慰着我千疮百孔的心。

十一

早晨清醒的头脑到了晚上,就像迎来衰竭至极的临终,开始为城市的灵魂急促地喘息。对此,那个三角形的房间固然有责任,那把永远孤独沉默的、套着蓝色椅套的椅子也有不可逃脱的罪过。

我的情人一定认真思考过充满这个房间的寂寥到底来自何方,他曾对我说:

“你最好让旅馆把装饰在你床头的那张照片拿掉。”

我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张很久以前的士兵的照片,从他身上的军装无从判断是哪个时代。

我的情人曾带来一个搞美学的朋友,指着照片说:

“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很瘆人?”

“嗯,就像爱伦·坡笔下的世界。”

我发现男人只注视空间,却从来不把目光投到地板上。他们似乎一点儿都没注意到,这间屋子里,最能代表这里的气氛的就是那把带蓝穗子的椅子。

三天一换的洁白床单可以让人感觉到床的存在,只有那把椅子,一天天陈旧下去,默默地咀嚼着苦涩。

当时,搞美学的青年坐在那把椅子上,突然对我说:

“你和我说不定在工作上还是敌人呢。”

我那位像孩子一样坐在床脚边的情人露出吃惊的眼神,笑着说:

“你怎么这么说?”

当时我大概心情不太好,强硬地回应道:“敌人?好啊!”

所幸的是,那位美学青年没有看过一篇我的文章,他看到的都是流传在坊间的有关我的流言蜚语。

流言蜚语中的我,简直就是一个擦鞋匠的老婆,整日酩酊大醉,在男人间放浪,行为古怪,还很有可能卖过淫。我被塑造成了一个颇为热闹、极具商业性的人物。

这种流言蜚语的源头,大抵来自我自以为是好友的一个女友之口。因为我有从牛嘴里揪住牛尾巴拽出来的野心,所以,她就这样塑造了一个有趣的、别样的我,并为之拍手喝彩。

这个流言蜚语中的我,从我来看,就像在顶着两个脑袋走路,有时候伴随着痛苦,有时候又很碍眼。

“哎,明天你一定让他们把那张照片拿掉!”

我的这位情人很幸福,他既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也没有听到有关我的流言蜚语,所以只想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我。

很少受人照顾的我总是闲着无事,变得像病人一样脆弱。看到我这脆弱的样子,我的情人又说:“你呀,就像个少女!”

夜深了,我的情人和美学青年开始了无休止的争论。那些争论都属于高级类的,我只有默默听着,脑子里不时产生混乱,有时候血还直往上涌。

美学青年大概是因为坐在一把颇有历史的椅子上,他的话很有文学色彩,采取的是超俗的理想主义。

而我的情人则靠墙站着,一条腿搭在床上,大谈奋进的革命论。

位置能如此影响到人的心情。我躺在床上,顶着一颗混乱的脑袋瓜,试图和远在故乡的丈夫悄然对话。

“我给你按摩按摩吧,你的脖子好像很疼。”

六年的夫妻爱情,像小河的流水一样沉静温暖。我感受着充满整个心房的丈夫的双手,很不应该地,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

一二

我的情人中还有一个搞无产阶级文学的好朋友。据说他是九州人,却是个穿灯笼裤非常好看的小个子男人。在三个男人里,他的灵魂最空洞,但却最正直最纯洁。

纯洁正直,稍不留神往往会被世人误以为“坏”。

我像爱自己的兄弟一样爱他。

他经常贫嘴薄舌地说:“我们这四个人,完全是巴黎的无为党。”说完露出洁白的虎牙大笑。

这四人的无为党疏远了自然、忘却了季节,经常关在屋子里争论不休。

最终,受够了有关无产阶级争论的我,不得不作出十分讨厌这个灯笼裤青年的样子给他看。

“你怎么老把自己关在家里?去塞纳河看看,那儿的树木特别绿,河上还可以跑蒸汽船呢!”

明明知道我在想什么,可他却佯作不知,把话题转移到风景上,好让自己的高谈阔论有个不至于尴尬的收场。这一举动很高明。

我知道塞纳河畔树木繁茂,也知道有去上游的白色蒸汽船。但是,我连洗澡的钱都拿不出来……

“噢?钱还没有到?出去也没有意思,所以你就老在家待着?”

“你真的没钱?女人一分钱也没有,那可太不像话了。首先让人觉得不干净……”

他还能毫不客气地说出这种话来。

正因为他如此,我也就可以毫不客气地对待他。但那种毫不客气也只是表面上的,我无法将心中的痛苦向这三个青年述说。

我的情人也有很长时间没有收到钱了。

如此这般,四人的无为党常常凑在一起,吃着我用意大利大米做的米饭,感受着乡愁。

隔壁的朱莉不知什么时候也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她在那个名叫谷的灯笼裤青年面前撒娇,跟他玩着感情游戏。

“Shinazo先生呢?……”

每当谷这样戏弄朱莉的时候,朱莉就用指头轻轻敲着国际象棋盘,说:

“No,no,no……我也很喜欢Shinazo先生。可是喜欢第二个,就让我讨厌第一个,那不可能。”这个有着美丽的眼睫毛的女人,环视着每一个人,露出高傲的笑容。

从来不喜欢输赢的我离开在床上下国际象棋的几个人,坐在沉默的椅子上,构思一篇短文。回乡心切,请寄旅费。真知子这时,我的情人看着与这把椅子最为般配的我,温柔地对我说:“再过几天钱就寄来了,我们一起去柏林吧。”

“我现在正在写这样的电文呢。我特别想回去……”

“想你丈夫了?”

“想很多事儿。就算用你的钱去了柏林,不还是一切都要破灭吗?”

香烟熏得我头疼。情人打开窗户,夺过我手中的香烟,说:“你不是答应我戒烟的吗?当然还有酒。你这个人真不懂文明,你想用当药消除尼古丁,你真觉得那个办法有效?”

我带着一个很硬的衬领,情人的声音像铁一样敲打在我的耳朵上。

我的财政状况窘迫到了极点,但在故乡我有一个可以求救的大出版社。明天我就把这份电报发过去,这样想着,我觉得日本离我的距离一下子近了,心里感到了一丝快乐。

一三

拍了“回乡心切”的电报以后,一周来我的身体变得像玻璃一样透明,冰凉僵硬。

每天呈弓形的日本都要放大、缩小好几个回合,使我倍感心寒。

隔壁的朱莉经常跟着一个大块头男人外出,一去两三天不回来。回来后就趁着酒劲儿大骂,像孩子一样哇哇大哭:

“我挣不正当的钱?我碍着谁的事儿了?保护人?保护人怎么了?问住宿的人要住宿费,有什么可说的?……”

她醉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并不去安慰她。有一次人们以为住在七楼阁楼上的朋友那里出了人命,排着队来看。

朱莉见什么就往墙上扔什么,令旅馆老板大为光火,有一次还当场倒地。

哭够了,她就端起鱼缸,大口大口地喝里面发绿的水,发疯似的撕墙上的照片。强烈的风暴正经过她心灵的上空。

不管朱莉那边闹成什么样子,我都默不作声地躺在自己床上。

第二天早晨,朱莉一反昨日状态,像少女一样害羞地走进我的房间。

“昨天晚上我闹得很厉害吧?我把鱼缸也打了,还死了一条鱼。”十分悲惨残酷的日子持续着。我的阁楼忘记了天堂,像地狱中的洗衣室一样,一天天急剧地荒凉下去。

也不知道是拍了电报的几天以后,我早把电报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那天下着雨,我靠在椅子上静静地唱歌。

那是一首什么歌来着?我想不起歌的内容,只是放声像风一样唱着。

“您好!女士!”

我被一个男人敲门的声音吓了一跳,回头一看,见邮递员手里拿着一封挂号信站在门口。大概是他把门打开了一条缝。

我的胸膛像卷起一阵季风般凄凉。

我连给邮递员的五生丁生丁,法国货币单位,很少一点小钱之意。都没有!我摘下胸前的一枚胸针递给邮递员。好心的邮递员急忙把手缩回去,说了声:“下次我一起收吧。”就嗵嗵嗵地下了楼梯。

我为自己的幸运苍白了脸。椅子啊!床啊!桌子啊!墙啊!

来吧,阁楼上的演员们,一个都不能少的演员们,排成一列,向着天空吹响庆祝的号角吧!

当回到故乡后,这个阁楼上的房间一定会像伐木歌一样令我感到心酸。这把沉默的椅子,我不会再把手搭在它的背上了。

信封里的钱超出了旅费所需的金额。我把那个信封放到胸口上,手触摸到自己的肌肤,上面起了一层欢喜的小颗粒,我的心脏兴奋得咚咚直跳。

“哎,朱莉,我要回日本了!”

朱莉房间里的天窗上挂着厚厚的窗帘。

朱莉正在和一个声音高、鼻子大的男人吃空心粉,那个男人看样子是交通巡警。

洗脸池上放着一个杯子,那条没有尾巴的金鱼泛着白肚皮,死了。

“真的?太好了!那你也能见到Shinazo先生了。我是最近才听说的,他在神户……”

我做出一定践约的样子,把写着Shinazo的小纸条拿给朱莉看。

声音很高的男人一直抱着朱莉的肩,当着我的面毫不含糊地抱着朱莉吻她。朱莉皱着眉头做出笑脸。

一四

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所有的行李都寄走了,只剩下歪斜的酒精炉、碗筷和盘子之类的物什。

沉浸在思考中我寂寞一人

行进在大路上

把快乐向空中抛弃

如今余热已尽

只要心中充满恋情

走进白杨树荫下

将一片片秋天的落叶

捧在掌心我吟诵着这首诗,心情十分舒畅。但是这种舒畅,对我的情人来说却格外的冷酷。但不强迫自己感受舒畅,我将无法踏上归程。情人靠在椅子上,用手遮住额头。

“我没想到,今天这个快乐的日子会变成和你诀别的日子。今天早晨钱寄来了?我来找你,是想带你去看你早就想看的电影,买了花,买了水果点心,还想让你吃从来没吃过的好吃的东西……怎么会这样?”

我停止了歌唱,从没寄走的一个旅行箱里抽出植物标本册,想楸下他为我买来的玫瑰花瓣,制成充满美好回忆的轧花。

熟透了的花蕊洒下黄色的花粉,像金粉一样沾在我的指头上。玫瑰的水分被吸纸渐渐吸收,储存着美好回忆的花香变成了轧花,我心头发热。

“原来你在收集这些标本?”

我那些像“片假名”的植物标本似乎打动了他的心,他说:

“船上热,路上你要多加小心。我把你送走以后,就用这笔钱去柏林。”

我极不善于掩饰自己的眼泪。

我警告自己不要在这甜蜜面前倒下。可是,丈夫、故乡、父母此刻像火星儿一样地消失了,我大把大把的眼泪,只洒在这个靠在孤独的椅子上、用双手遮住额头的男人身上。

“可以进来吗?”

美学青年和灯笼裤谷。

“唉,巴黎的无为党终于到了分裂一刻!”

可是,我无法像往日一样若无其事。

我把大米倒进红色的锅里,开始煮饭。

三个男人入迷地下着从朱莉那儿借来的国际象棋。

我背对着三个青年,一边哗啦啦地淘米,一边用袖口擦着脸上的泪水。

不知什么时候,象棋的声音消失了。

三个男人像小鸟一样并排坐在床上,茫然地看着孤零零的寂寞的椅子。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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