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读沈从文先生的散文。
近三十年来，他却很少写散文。我记得只在报刊上读过他写的《天安门前》和《新湘行散记》等几篇文章。
最近施蛰存先生说，在他的印象中， 《边城》和《湘行散记》
两本书，是沈从文先生写得最好的散文。这是读过沈从文作品的人公认的。
听说，不久以前沈先生又到过凤凰县，他始终爱着他的故乡。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风情至今也吸引着我。
《边城》是写乡土的，也是写风俗民情的，当然更是写人物心灵的。不管是那个尽了五十年管渡船责任的祖父，还是刚刚尝到了一点爱情滋味的翠翠，都是那么善良、可爱，那么令人同情。
我早就读过《边城》，其中不少奇句一直难忘。但是，我不敢停下来过细地琢磨，因为人物的命运和魅人的河上风物更使我神魂迷离，我想，有一天我总要把《边城》里那些醉人的句子摘出来，做点笔记，好让自己写散文时有所长进。
我在一篇谈作家签名本的文章中曾经说过，大约在六十年代初，我在北京西单商场的旧书铺里，见到过一本抗战前商务版的《湘行散记》，那上面有作者修订过的墨迹。但我失之交臂了，多年来后悔莫及。
十几年前，我在琉璃厂的旧书铺看书，忽然发现了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边城》再版本，我赶快拿在手中。
最后又发现这本《边城》的书边上有很多地方是题了字的。那时我已见过不少沈从文先生的字了，立刻想到这很可能是作者修订过的自存本。不论是与不是，这一回我决不再放过这个机会，连忙买了下来。根据我的经验。买旧书是万不能犹疑的，稍不留心，一本难得的好书便会从你手边永远地溜走。
回家细看，我找到了充足的根据，这的确是沈先生亲笔修订过的，我还找到了作者的签名和自注。就像过去的藏书家们买到了难得的善本一样，我真的一连欢喜了好几天。我把它列入我个人收藏的珍本书一类。
直到近两年，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不断重印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我收藏的那本《边城》。特别是在见到了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出版的《边城》单行本以后，知道作者在一九八一年八月又一次校过《边城》的时候，我更想把沈先生写在《边城》
书边上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转告给更多的人。
修订过的错字，今本似乎都已改正过了，所加的注则各本都不见。至于这本书何以流落到旧书肆来，一想到十年内乱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时人都不保，何谈藏书。何况，也许在这以前早已散失。那本《湘行散记》不是六十年代初便已流到市面上了吗？这也说明三十年代文艺早已经面临厄运了。不知那本有作者亲笔校订的《湘行散记》如今流落何处，但愿得到那本旧书的人不致漫不经心地随意弃置了它。
在新出版的《边城》文尾，沈从文先生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九日完成。
一九四○年十月四日在昆明重校改。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校正于北京历史博物馆，距最初动笔已二十三年。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三日重校于北京。
这最后一次，距最初动笔已经相隔四十七年。
《边城》的故事发生在湘西的边境上，一个撑渡船的老人同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不幸的是当地掌管水码头的船总的两个儿子同时爱上了翠翠，终于发生了悲剧。这种爱情带有一些牧歌式，有点缠绵，却并不曲折，更不卑俗。为了把爱情留给弟弟，哥哥在远走时丧生河中。弟弟为了翠翠，也为了抗拒包办婚姻，终于无声无息地下辰州去了。那时溪边的白色小塔已经在一次暴雨中倒塌了，渡船被冲走，祖父死去了，只留下了姑娘翠翠。
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凄婉的故事。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边城》结束了，边城发生的故事并没有真正结束，也许后来翠翠忧郁地死去；也许她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勇敢地搭船下辰州，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在我藏的作者自注本的最后一页，作者用钢笔写了这么几行字：
一个人记得事情太多真不幸。知道事情太多也不幸。体会到太多事情也不幸。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校注此书完事。从文。
这可以当作《边城》的一篇小小的“题记”来看。说明《边城》里的故事和人物多么深沉地扰乱了作者的心。
《边城》写毕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初版本编入生活书店的“创作文库”，一九三四年十月出版。
作者自注本的最后一页还写道：
一九三六年三月七号看过这书后半部，无聊。我应当写得还好一些。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早上看过一遍，心中很凄凉。
三月十六改正六处。
三月二十一看此书一遍。觉得很难受，真像自己在那里守灵。人事就是这样子，自己造囚笼，关着自己，自己也做上帝，自己来崇拜。生存真是一种可怜的事情。
这是作家校注自己作品后的真情实感，也许那时作者的苦闷和矛盾，一时是不能排解的，所以才有这样的感触。这是沈从文先生创作《边城》的内心独白。作者也为自己笔下的人物而深深感动了。这种“无聊”、“凄凉”、“难受”以及想写得更好一点的感受，证明了沈从文先生很爱这本《边城》，非常喜欢翠翠。当然，说生存是可怜的，未免消极了一点，这在《边城》这部小说里亦时有流露，可以说整部《边城》的确罩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
这种色调正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从艺术上来说也是真实而和谐的。
至于今天作者的态度也许已经改变，但是《边城》问世已近五十年，如今亦不宜随便改动了。
《边城》既是一部写风土的书，有些民俗恐怕在当时也是湘西以外的人很少知道的。现在距本书初版已近半个世纪，其中很多描写更为时人隔膜。从这个角度来看，作家的自注本，当然更有意义了。
比如在《边城》的扉页上，关于这书名的来历，沈从文先生写道：“这书用《边城》或《山城》、《小城》才能同军人有关系，同屯戍军相关照，正因为翠翠父亲是戍军，顺顺是军人，照料翠翠的是马兵。兵士同城池是不可分离的。” “顺顺”是指掌管水码头的船总，“马兵”是指祖父死后来照顾翠翠的年近六十岁的杨马兵，他原本同翠翠的父亲同营当差。“边城”也者，并非单指地理环境而言，这是我以前不曾理解的。
让我再摘引一些注文，看看湘西的风俗吧。
祖父所在的“渡头为公家所有”，作者自注： “为公众所有性质，为义渡，不是官渡。”
“这地方城中只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作者自注：“屯垦兵兼耕田，戍兵只守地防匪。”
“官青布”，作者自注：“官青布应作标准青布意。省大铺子出的货也。青是墨，不是绿蓝。”
“好酱油”，作者自注：“酱油出湘潭、长沙，故湘西人多托下行人带酱油送礼，如别地方送酒一样。”
“坐镇不动的理发馆”，作者自注： “小乡城常常只有剃头担子，无固定理发店。”
“掌水码头的”，作者自注：“统制水上的在官家为水上公安局长一类人物。在半官半私为水保。在帮口上作头目就叫船总，必具有排难解纷能力，重义轻利性情。这种人通称‘掌码头的’。作船总的不一定掌水码头，因为船总还得作事，掌码头有的一事不作是个资格，不是真正的事务。不过这里的船总却掌水码头。”
“买了一条六桨白木船”，作者自注： “说船大小有的用舱计算，所以有三舱子五舱子名目。有的用桨，六桨自是六个水手的船。”
“在粮子里混过日子”，作者注：“军营”。
“龙船水刚刚涨过”，作者注：“五月初二三涨的水叫龙船水。”
“卖皮纸的”，作者注：“与白色棉纸稍稍不同，似出洪江，用作包东西的。”
“副爷”，作者注：“军官称老爷。大兵称副爷。客气的称呼。”
“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作者注：“这句话本是一个典故，湘西人山歌有那么首歌：
你歌莫有我歌多，
我歌共有三只牛马多；
唱了三年六个月，
刚刚唱完一只牛耳朵。
这里却只是指唱得久而言。三年六个月等于平常言‘千军万马’，是虚数，不是实数。”
“请保山来提亲”，作者注：“媒人。”
“牵了一匹骡马预备出城”，作者注：“湘西人把骡子看得比马宝重。”
“十来把大招子”，作者注：“即大桡子，与桨不同。用大木作成。如大刀，船上的多直出船头，用作转弯。木筏上四面都有。”
“念经起水”，作者注： “丧事人家必到井边河边通告，名为起水。”
所有这些，都是凤凰县小城的民习风俗，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一个作家要不要向民俗学习；应不应该想到写好风俗同样可以为主题服务；在小说创作里写了民俗，是不是会加深作品的表现力和深刻性……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已经给我们作出了回答。
而作者写在《边城》书边上的这些校注，更使湘西的风习具备了民俗学的价值，也是研究湘西民俗学的史料，同时证明作者多么热爱湘西的风物，熟悉人民的生活。沈从文先生是一位小说家，可又不仅是一位小说家。他写进小说中的民俗还只是一小部分。
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在他开始动笔以前不知要获取多少生活知识。
现在某些专靠卖弄情节而不知道去描写人民风习民俗的作家，在《边城》面前应该感到惭愧。
一九八三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