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是改正朔。西汉时纪年，仍然沿袭秦朝时的老做法，以十月作为一年的第一个月，贾谊认为，这是不对的，应当以正月为一年之始。
第二件是易服色。根据“五行”学说，秦帝国是“水德”，其象征服色是黑色，现在汉帝国干掉了秦帝国，按照水来土掩的“五行”生克原则，汉帝国自然是“土德”，象征服色应当是黄色，然而刘邦却迷信红色，以红色为服色的主流颜色，贾谊认为，此为不伦不类，应当纠正。
第三件是修法度。帝国所用各项法律制度大部分克隆自秦帝国，不行，必须修订创新。
第四件是定官名。道理和第三件相同，必须和前朝有所区别。
第五件是兴礼乐。国家盛大仪式奏乐，要体现本朝特点，不能沿袭秦帝国固有乐章。
建议报告打上去，皇帝刘恒着实吓了一大跳。
按说，新政权建立后，设计个国旗国徽，创作首国歌，制订新宪法，修整官制，也是应有之义。但刘邦开国时，大家都是外行，初学乍练，没有经验，在这些方面确实没下大工夫，有着得过且过的将就思想。
但是，将就也将就了这么多年了，现在要全盘推翻，实在工程太大，难以实行。而刘恒，不是一个手笔很大的人。
好比你买了个新房，装修的最好时机是在搬入之前，现在家具都配齐了，全家人乐呵呵地住了几十年，突然城管跑进来告诉你，你这房子风格不对，有损市容市貌，必须重新装修——这算什么事儿？
贾谊的提议固然有些不切实际，但刘恒还是很给面子：小贾同志，你提的建议是对的，但我刚上台，能力有限，胆量也很有限，俺爹定下的政策，实在是不敢纠正（孝文帝初即位，谦让示遑也）。
这等于给贾谊碰了个软钉子，但是贾谊小伙子人年轻，冲劲足，越挫越勇。
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贾谊换个角度再次向皇帝提出建议报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论积贮疏》。
在这份建议中，贾谊指出，天下太平的基础是粮仓充足，粮仓充足的条件是以农为纲。至于手工业、商业，统统是旁枝末节，政府必须打压其发展，强制工、商从业人员改行务农，于是，国家自然富裕，社会必定和谐。
史书说，刘恒看完报告后，大受启发，深以为然，就在当年春天，刘恒亲自下田耕作，作为重农榜样。
这是个历史性的事件，自此，皇帝亲耕成为历任皇帝每年的重要仪式，这项保留节目一直上演了二千多年。其所体现的，是贾谊率先提出的“重农抑商”的基本治国理念。
顺便说一下，皇帝的“自留地”，面积为一亩三分，这是俗语“一亩三分地”的由来。
建议既被采纳，贾谊深受鼓舞，于次年（公元前177年）再次发表高见。
贾谊认为，帝国的侯爵各有封地，可是这些侯爵大爷们留念首都的繁华，不肯离去，既影响首都风气，也不便于管理。
当时，绛侯周勃还在世，并且还在首都长安担任帝国宰相，于是贾谊进一步建议周勃先作表率，辞去职务，回到封地。
这项建议立刻被刘恒采纳，一道诏书，把周勃请下了岗，赶回了家。
这下，捅了马蜂窝。
不问苍生问鬼神（三）
平心而论，贾谊提出此项建议，完全出于公心，对事不对人。
然而，这事的后果——贾谊得罪了一大批人。这些滞留在首都的侯爵，功劳大、资格老、人脉资源丰富，总之，他们是身为年轻干部的贾谊得罪不起的。
于是，倒贾阵营形成，有史可查的领军人物是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和最高检察长（御史大夫）冯敬。
对张相如和冯敬似乎并不熟悉？不好意思，我也不太熟悉。好在周勃和灌婴打从汉高祖刘邦造反夺天下那会儿，就是我们的老熟人了。
在倒贾谊之前，他们曾经联手倒吕，彻底清理了吕家班，把刘恒拉上了台。
在他们看来，贾谊小子，没事乱提意见，不知天高地厚，纯属显摆逞能，没事找抽。
于是大家共同向贾谊砸砖，向刘恒上疏，内容大致是：贾谊，不过雒阳（洛阳）一个小子，不过仗着读了几年书，就想玩弄权术，搞乱政府秩序（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似乎刘恒被周勃、灌婴等人说服。具体表现是，自此皇帝开始疏远贾谊，不再听取采纳他的建议，稍后，将贾谊调出中央政府，任命他为长沙王太傅。
真是这样吗？
我一直认为，刘恒是欣赏并信任、理解贾谊的，因为他在处置贾谊时保留了他的高级干部身份，只是，将他调离了权力旋涡中心。
毕竟，贾谊现在招惹出的对手过于强大，强大到皇帝也需要暂时妥协。
贾谊还很年轻，他有学识、有理想，所欠缺的是经验，是实现理想所必须的圆滑和手段技巧。这恰恰是书上学不来的，只有在人生的阅历中慢慢领悟。
刘恒以为，对贾谊来说，挫折，是一种教育；疏远，是一种保护。
可惜贾谊没能理解刘恒的良苦用心。
他在长沙太傅的岗位上待了三年，好像在这一千多天里，每一天都十分不爽。
从北方搬到了南方，身体上很不适应；从中央到地方，心理上很不适应；从啥事都管到无心可操，个性上很不适应。
诗云，赋到沧桑句便工。
在这三年里，时刻不爽的小贾同学的文学修养突飞猛进，他在当年三闾大夫屈原投江的地方，完成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吊屈原赋》。
这篇赋文辞华丽、用典贴切、感情充沛、韵律铿锵，可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归纳中心思想的话，就是两个字：牢骚。
腾驾罢牛，骖蹇驴兮；
骥垂两耳，服盐车兮。
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
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吊屈原赋》
大意是：老牛拉着跑车，还有瘸驴伴随；
千里马却耷拉着耳朵，为拉盐车受累；
头巾被改成了鞋垫，长久伤悲；
屈原先生啊，我理解你，孤独啊，倒了大霉！
不问苍生问鬼神（四）
贾谊处江湖之远，在长沙感叹命运不济、一身才华难以施展的时候，有一个人在长安一直默默关注着他。
这个人，是皇帝刘恒。
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3年），刘恒突然召见长沙王太傅贾谊。
这次刘恒和贾谊见面的时间、地点以及双方谈话的内容非常怪异。
当时，刘恒刚举行完祭祀先祖及天地的封建迷信活动，本着不浪费的原则，晚饭时，刘恒把祭祀各路神仙、而神仙们没能打包带走的肉食品亲自享用（孝文帝方受釐）。
饭后，就在皇宫未央殿北边的一个房间（坐宣室），刘恒接见了贾谊。
两人谈论的时间非常长，从黄昏直到第二天凌晨（至夜半）；两人谈论的气氛非常投机，以至于刘恒向贾谊同学越凑越近（虚前席）；两人谈论话题非常扯淡，双方围绕“鬼神这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这个学术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鬼神之本）。
一千年后，另一位感叹自己时运不济，一身才华难以施展的诗人李商隐读史至此，拍着桌子大为愤懑，于是，作诗《贾生》一首：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的意思是说，领导们天天挂在嘴上的所谓爱才，所谓求贤，都是狗屁，刘恒放着贾谊这位足有能力造福苍生、治理天下的大才不用，却让他半夜三更讲鬼故事听，真是不知所云。
这首诗，纯属发牢骚，拿刘恒、贾谊说事儿，来抒发对领导的不满。
李商隐的不受重用，其实怪不得领导，是他自己政治素质低下，却又投机政治。在牛李党争闹得不共戴天、你死我活之际，李商隐先给牛党成员做幕僚，后给李党成员做女婿，妄想左右逢源、渔翁得利，结果他没做成渔翁，成了蝙蝠——人见人厌，谁都不待见。
而刘恒对贾谊的此次接见，其中另有玄机。
首先，会谈的时间是黄昏直到夜半，这不是正式工作时间；其次，会谈的地点不是正殿，而是侧面的宣室，这不是正式办公地点；最后，谈话的话题是刘恒事先定好的形而上的“鬼神”问题，和现实不搭界。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刘恒想向外界展示，此次对贾谊的接见，纯属私人性质，学术交流，和政治无关。
刘恒对贾谊的接见，不想触动贾谊的政敌——功臣系大佬们的神经。同时，也向怨天尤人的小贾同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少安毋躁，我还记得你。
在对手强大、而自己不够强大的时候，不可颓丧，且请低调。
不问苍生问鬼神（五）
对于刘恒传递的信息，贾谊懂了，懂了一部分。
此次接见后不久，贾谊收到调令，免去他长沙王太傅职务，改任梁怀王太傅。
虽说都是王师，看来似乎是平调，其实差别极大。打个比方，长沙王和梁怀王的区别，是县级市和直辖市的区别。
现任长沙王名叫吴著，是开国元勋吴芮的后代，吴芮做人极有一套，当年刘邦玩命清理异姓王，宣称只有姓刘的才能封王之际，居然还破格给他一个外姓保留了长沙王的名额指标。
老刘家和老吴家的感情，到了吴著这一辈，也就磨损得差不多了，长沙王只算是个边缘王，和现任皇帝关系远，地盘小，分量轻。
而梁怀王刘揖，是刘恒最小的儿子，聪明好学，深得刘恒喜爱。
刘恒此举，进一步向贾谊表示欣赏、信任，还有委托。
然而，深感皇恩的贾谊没有像刘恒希望的那样低调，他热血沸腾，再次发动。
一篇被誉为“西汉以来最好的策论”的《治安策》热辣出炉。
可惜的是，这篇“最好策论”现在能查到的，统统都是班固抄在《汉书》里的节略本。
这篇策论气场强大，体现了贾谊居安思危的强烈忧患意识，然而，窃以为贾谊多少有点儿标题党，比较危言耸听。
文章开宗明义，告诫皇帝，现在的天下大势，有一件事值得痛哭，二件事值得流泪，六件事值得深深叹息，其它违背道理而有伤天时的事情，难以统计（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贾谊继而打比方说，当前情势，好比人睡在已经点燃的柴火堆上，火已经快烧到屁股了（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
照贾谊的说法，世界末日不必等到2012，现在皇帝刘恒就可以找绳子上吊去了！
开篇固然很吓人，罗列的问题库很庞大，通过在下的归纳总结，其实《治安策》着重阐述了三个问题：一、诸侯国问题；二、匈奴问题；三、礼教法制问题。
这其中，贾谊认为重之又重，对和平造成最大威胁的，是诸侯国问题。
贾谊提出，诸侯国必定会造反，至于反叛的顺序，是由诸侯国的强大程度决定的。换言之，越是强大，越会先反。
贾谊建议，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大刀阔斧分割诸侯国土地（割地），把大国分割变成小国，逐步削弱诸侯国势力，最终达到消灭封国的目的。
于是，这个世界清净了。
对于匈奴问题，贾谊向刘恒表态请命：只要授权给我，让我处理匈奴事务，我一定能勒住匈奴单于的脖子干掉他，惩治汉奸，让这些野蛮人臣服于我国（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
至于贾谊到底有啥神奇魔法，对不起，贾谊没有透露，我猜不出来。
关于礼教和法制的关系，贾谊的意见是，法制固然重要，礼教更是根本，要在社会培育正确的荣辱观、道德观，国家方能长治久安（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贾谊的《治安策》送呈刘恒之后呢？
很抱歉，没了下文。
班固先生在《汉书·贾谊传》中并没有记载皇帝刘恒的批示意见，这份由贾谊呕心沥血写成的、凝聚着他的最高政治智慧的《治安策》，似乎就此泥牛入海，波澜不惊。
我断定，刘恒看过贾谊的这份上疏，不仅看过，而且深为欣赏并接受了部分观点。
然而从皇帝刘恒的角度，对这份高调的上疏，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低调。
刘恒同意封国是安全隐患的观点。问题是，如果按照贾谊说的大刀阔斧对封国下手，隐患就会直接升级为危机冲突。而现在的政府，远没有做好打大仗，打全面战争的准备，因此，削减诸侯国势力、整备军务、筹备战争只能在暗中进行，不可声张。
至于匈奴问题，当代王时就和匈奴打过交道的刘恒很清醒，贾谊是书生空谈，纸上谈兵。
匈奴问题归根结底是军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战场厮杀不是坐而论道，学者型干部贾谊莫非比打了一辈子仗、张口骂娘的刘邦老爹还要威猛？
至于加强礼教的问题，贾谊的意见更是影响深远，这建议将为刘恒的孙子刘彻将来的“独尊儒术”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刘恒算是彻底读懂了贾谊，可惜的是，贾谊没能理解刘恒的用心。
一腔热血的贾谊，一片忠心的贾谊，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大作没了下文，心中的郁闷之情，我可以感受。
更让他郁闷的事情还在后面。
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贾谊的学生，刘恒的儿子，梁怀王刘揖出了交通事故。他骑马时，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
按说这事和贾谊关系不大，如果说有关系，顶多是平时没有加强对刘揖的安全教育。事实上，刘恒也并没有因此事责难贾谊。
然而，贾谊深感对不起刘恒的托付，同时感伤一身抱负无从施展，他自此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常常独自哭泣（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
过了一年，贾谊在痛苦中死去，终年三十三岁。
贾谊，是早逝的天才；他少年成名，青年得志。
他有报国之心，有治世之才，深受皇帝赏识。
刘恒认为，他欠缺的是挫折和锻炼，经过磨砺，他将变得更加强大。
遗憾的是，贾谊没能经受住这场考验，他的人生本应更加精彩，却最终早逝，倒在了起跑线上。
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苏轼《贾谊论》）
有成大事之才而无成大事之量。悲夫，贾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