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11月12日，云南省主席龙云正式签署通令，限令滇缅公路12月开始征工赶修，1938年3月之前完成土路工程。
按照云南省政府给滇缅公路西段各县（局）下达的每天应出工人数是：
大理县：5000人
风仪县：4000人
顺宁县：5000人
蒙化县：8000人
漾濞县：6000人
昌宁县：7000人
永平县：8000人
云龙县：10000人
保山县：28000人
龙陵县：7000人
腾冲县：8000人
镇康县：5000人
路西设治局：1000人
瑞丽设治局：1000人
还不包括另雇的石工、铁工、木工和重要桥梁承包工。
每天大约有10多万人的各族民工，沿线的汉、彝、白、傣、回、景颇、阿昌、德昂、苗、傈僳等十多个民族，汇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工程队伍。
二
滇缅公路要跨越两条大河，一条是被称为东方多瑙河的澜沧江，另外一条便是怒江。怒江流经高黎贡山一段，因水流急、落差大，而成为世界闻名的第二大峡谷。要想在怒江上架设公路桥在当时的条件下谈何容易，工程人员几经勘测后，确定把龙陵县境内怒江上唯一的一座人马吊桥改为公路桥，这就是惠通桥。
龙陵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是古西南丝绸之路的一个很重要的通道，在清代乾隆时期，民瑞征缅就驻军在龙陵，到了后来，因为有怒江隔着，把内地隔开了，交通非常不便。直到清朝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龙陵县与施甸县相邻的怒江上，建成了一座只能通行人和马匹的铁链桥。但因桥身过低，第二年就被大风毁坏了。直到1935年，爱国华侨梁金山出资修建了一座钢索吊桥。这就是怒江上的第一座铁索桥。当时它主要还是一座供人背马驮行走的桥，还不考虑公路、汽车运输，但当时能够修这样的一座桥，对两岸的人民已经是极其重要了。当时人们建议把这个桥叫做金山桥，梁金山自己不同意，他说我做这个事是应该的，我要报效家乡，要服务桑梓。我架这座桥为了实惠于两岸人民，能够把它沟通起来，所以就叫它惠通桥吧。
1937年，修建滇缅公路的时候，决定把它改为公路桥。省里面给一点资金，县里面也筹了一些资金，但是工程浩大，资金不足，技术也有问题，技术力量也跟不上。
此时，新任县长王锡光找到华侨梁金山，梁金山再次慷慨解囊，承担了惠通桥工程的不足费用，同时聘请了国外的工程师来设计。时间紧迫，方案确定后，在派人前往缅甸订购材料的同时，江边就开始施工了。两边修桥墩要把水抽干以后放上石头和水泥。
墩子砌起来以后要慢慢等它干，就要休息一个星期，水泥那时候叫拂沓土，把它凉干以后才开始撑楞子，撑上去。
修建惠通桥所需的钢材、水泥、钢梁和每一个零件都要到缅甸仰光去购买，因为没有公路，漫长的运输全靠人背马驮。
在这段世界上最崎岖的山谷里，穿越500余公里的深山密林已十分艰难。14根长达两百余米的主钢索就更难了，既不能截断也不能弯卷，800多个民工分成50人一组，历经两个多月，像耍龙一样翻越高山峡谷，沿羊肠小道从缅甸一直驮到怒江边。
由于惠通桥在龙陵县境内的峡谷中，连接惠通桥的公路盘绕在怒江两岸的山间，以至滇缅公路在龙陵县境内竟有100多公里，占滇缅公路西段的四分之一，沿途大多又是悬崖峭壁，工程异常艰难。龙陵县仅有的4万多人口就有1万多人拼搏在工地上，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
74岁的龙陵县居民田九谷回忆说：“当时修这条公路，你们(琢)磨都(琢)磨不通，不要讲你们没有见过，想都不敢想象，一点机械没有，完全是用手、锄头、肩膀。当时一家人，就按你家有多少人口，分给你这一小段，你家自己去挖也可以，你雇工去挖也可以，那么我们家就是自己去挖的，因为家庭比较贫寒，也出不起钱请工去挖。那时候我们还是小孩子，就去挖公路了，那个时候连我母亲小脚都参加去挖。”
滇缅公路的修建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挖出毛路，然后再铺砂石碾压。劳工们用最古老的工具搬来能采集的石料，附近河里能搬动的石头几乎被捞光。其中每一块公分石都是用双手一块一块敲出来的。
当时年仅十岁的王启鹏老人回忆说，我们每天早上包着饭到公路上去敲石头，敲了以后，数量足了，监工员来验收以后，任务就完成了。不说挖路的难度，就说这个碾压用的石碾子，在这大山深处，到哪里去寻找，又怎么运来呢？ 这些石碾子，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有石碾子，要到一些有石头的地方去采集，采集加工之后把这个石碾子拉到公路上，就非常困难。比如说上山，几百个人推那个石碾子，推到坡上去，但是下来的时候，由于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制动它，石碾子就滚着下来；滚着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滚到沟里头就丢了，丢了又得重新去搞。
由于怒江沿岸的路段坡大弯急、地质复杂，大多是坚硬的石灰岩，劳工们仅凭双手来开凿，难度太大，加之气候炎热，瘴气时有发作。劳工们流血流汗，吃尽了苦头。
当地官员也不轻松。龙陵县长王锡光接到省府的鸡毛信后，带着全县的那些人，在怒江两岸跑上跑下，到最后他自己的眼睛急瞎了一只，他的两个随从都是在工地上累死的。
龙云的催促令让许多地方官胆战心惊。王锡光的女儿王文锦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王锡光为了要赶工期，把当地的一个土司头子找来。这个傣族土司名叫线光天，他所管的路段就在怒江沿岸，工程难、进展慢。这天，王锡光找到线光天之后，就拉着线光天，也不讲一句话，来到怒江边一个悬崖峭壁的边上站着，然后把一封省政府的急件——鸡毛信和装有手铐的木盒子递给线光天。王锡光跟他讲：“你是土官，我是流官，现在滇缅公路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大事，如果不按期完工，你我都担待不起，根据省里面这个信的意思，到时候我是没有脸面，戴着手铐还要到省城去接受处置，我是不会去的，怎么办，到时候只有拉着你，我们两个就从这个地方一起跳下去。就是说至死也要完成这条路，都要完成这个路！”
线光天一听这个问题，感觉比较严重，于是回去以后就组织各个村寨发动、动员傣族人民群众，赶快行动起来。线光天是一个爱国土司，在抗日战争当中也是非常有名的。从那以后加班加点，很快就把这个工程赶上来了。
1938年8月，惠通桥建成。它由14根长二百多米的主钢索，82根吊索和41根横梁及工字钢组成。桥的跨度达90余米，宽5米，载重量10吨。这便是怒江天堑上的第一座汽车吊桥，也是滇缅公路的咽喉。
20多万民工，十几个民族，群众参与，自带干粮，不顾工具简陋，炸岩石的危险，还有瘴气，饥饿，一天晚上要死五六个、七八个人，有的在路边死了以后惨到什么呢？连席子都不包了，拿块竹笆抬着，挖个坑就埋。最后共有几千人命丧滇缅路，所以有人说滇缅公路是一条血肉筑成的路，当时有人就把它称为“血路”。
王锡光为此还写了一首歌。
修公路，
大建树，
凿山坡，
就坦途。
造桥梁，
利济渡。
裹粮携锄潞江边，
龙陵出工日一万，
有如蚂蚁搬泰山。
褴褛冻饿苦群黎，
死病相寻受颠连。
飞沙走石轰石切，
力已竭尽汗已干，
伟大工程三百里，
数月完成凭苦干。
民众力量真魁伟，
前方流血后方汗。
不是公路是血路，
坚定信念兴民族。
王锡光的女儿王文锦回忆说，“我的父亲后来把这首歌作为我们家里面教育子女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挂在家里面的墙上，然后叫我们四姊妹反复地背这个歌。”
直到今天，她还一直保留着这张歌词的拓片原稿，以纪念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
而对于那几千条如同草芥一样默默无闻地死于滇缅路工地上的生命，人们也有自己的纪念方式。至今，在保山附近的蒲缥，还流传着一首《死歌》：
这湿漉漉的坡坡头
装着一个冰冷冷的死呢！
你瞧这条路上哪个石头是你铺的？
就按个指头印给我瞧嘛！
山沟沟里死了个伙子人，
这颗心就永远走不回家门里了，
伙子人你这口气就咽下了么？
咋不变成个枝头唱着的雀子呢？
当地人说，以前滇缅公路两旁的森林里飞翔着不少不知名的雀子。它们叽叽喳喳地唱着歌。
这些雀子，就是那些葬身于滇缅路上的劳工的灵魂。
三
对于滇缅公路的修筑，英国和美国最初都抱着怀疑态度，摇头观望，因为世界上许多工程专家都曾预言，要穿过横断山脉修筑滇缅路，需要六年，至少也得三年。而中国人仅用9个月就使这条公路通车，不能不说是世界公路史的一个奇迹。尽管初生的滇缅公路在横断山脉的大山大谷里显得有些柔弱，但它一落地就显现了顽强的生命力，被英国报纸誉为“象中国万里长城一样的奇迹”。美国报纸则把滇缅公路与巴拿马运河工程相媲美。
对这样一条堪称伟大的公路，从他开挖之初到完工的整个过程，就自始至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新闻记者，而且当时不少作家和诗人也纷纷走进了采访的行列，用手中之笔写下了一篇篇感人的作品，其中如诗人杜运燮的长诗《血肉筑成的滇缅公路》。 在这里，请允许我全文引用这首早已被今天的读者和文学史遗忘了的作品吧：
不要说这只是简单的普通现实，
试想没有血脉的躯体，没有油管的
机器。这是不平凡的路，更不平凡的人：
就是他们，冒着饥寒与疟蚊的袭击，
（营养不足，半裸体，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每天不让太阳占先，从仓促搭盖的
土穴草窠里出来，挥动起原始的
锹镐，不惜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
为民族争取平坦，争取自由的呼唤。
放声歌唱吧，接近胜利的人民，
新的路给我们新的希望，而就是他们，
（还带着沉重的枷锁任人播弄）
给我们明朗的信念，光明闪烁在前。
我们都记得无知而勇敢的牺牲，
永在阴谋剥削而支持享受的一群，
与一种新声音在响，一个新世界在到来，
如同不会忘记时代是怎样无情，
一个浪头，一个齿轮都是清楚的教训。
看，那就是，那就是他们不朽的化身：
穿过高寿的森林，经过万千年风霜
与期待的山岭，蛮横如野兽的激流，
神迷入地狱的疟蚊大本营，……
就用勇敢而善良的血汗与忍耐
踩过一切阻碍，走出来，走出来，
给战斗疲倦的中国送鲜美的海风，
送热烈的鼓励，送血，送一切，于是
这坚韧的民族更英勇，开始拍手：
“我起来了，我起来了，我就要自由！”
路永远使我们兴奋，想纵情歌唱。
这是重要的时刻，胜利就在前方。
看它，风一样有力，掠过绿色的原野，
蛇一样轻灵，从茂密的草木间
攀上高山的背脊，飘行在云流中，
俨然在飞机座舱里，发现新的世界，
而又鹰一样敏捷，画几个优美的圆弧，
降落到箕形的溪谷，倾听村落里
安息前欢愉的匆促，轻烟的朦胧中
洋溢着亲密的呼唤，家庭的温暖，
然后蓝山地，沿着水流缓缓走向城市。
就在粗糙的寒夜里，荒冷
而空洞，也一样负着全民族的
食粮：载重卡车的亮眼满地搜索，
搜索着跑向人民的渴望
沉重的胶皮轮不绝滚动着
人民兴奋的脉搏，每一块石子
一样觉得为胜利尽忠而骄傲：
微笑了，在满意地默默注视的星月下面，
微笑了，在热闹的凯旋日子的好梦里。
征服了黑暗就是光明，它晓得：
大家都看见，黎明的红色消息已写在
每一片云彩上，攒涌着多少兴奋的面庞，
七色的光在忙碌调整布景的效果，
星子的奔走，鸟儿在转身睁眼，
远处沿着山顶闪着新弹的棉花，
滇缅公路得到万物朝气的鼓励，
狂欢地运载着远方来的物质，
上峰顶着雾，看山坡上的日出，
修路工人在草露上打着欠伸：“好早啊！”
早啊，好早啊！路上的尘土还没有
大群地起来追逐，辛勤的农民
因为太疲倦，肌肉还需要松弛，
牧羊的小孩正在春节的忘却中
城里人还在重复他们枯燥的旧梦，
而它，就引着成群各种形状的影子，
在荒废多年的森林草丛间飞奔：
一切在飞奔，不准许任何人停留，
远方的星球被转下地平线，
拥挤着房屋的城市已到面前，
可是它，不许停，这是光荣的时代，
整个民族在等待，需要它的负载。
即使在今天，这首诗也称得上是一部艺术和思想上趋近完美的杰作。
而著名战地记者和作家萧乾经过实地采访后写下的特写《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更是为我们记录下了一段掺杂着“历史的原料”的真切感受——
有谁还记得幼时涉足“罗汉堂”的经验吗？高耸的石级，崇丽的堂宇，乳鸽雏燕在阴森黑暗的殿顶展翅盘旋，而四壁泥塑的“云层”上排列着一百零八尊；盘膝而坐的，庭然而立的，瞪眼嗔怒的，庄严、肃穆，却又诙谐，一种无名的沉郁压在呼吸器官上。
旅行在崭新的滇缅路上，我重温了这种感觉。不同的是，我屏息，我颤抖，然而那不是由于沉甸，而是为那伟大工程所感动。正如蜿蜒山脊的万里长城使现代人惊愕得倒吸一口凉气，总有一天我们的子孙也将抱肘高黎贡山麓，感慨万千地问：是可能的吗？973公里的汽车路，370座桥梁，140万立方尺的石砌工程，近2，000万立方尺的土方，未曾沾过一架机器的光，未曾动员巨款，只凭2，500万民工的抢筑：铺土，铺石，也铺血肉，下关至畹町那一段1937年1月动工，三月分段施工，5月便全路通车。
你不信，然而车沿怒（潞）江岸，沿海子箐驶过，筑路的罗汉们却还在曲着腰，在炽热的太阳下操作。车驶到脚前他们才闪开，立在那陡岩绝壁的新缺口。三是巉峭森凛得怕人，亚热带古怪的藤蔓植物盘缠在硕大的木棉蜂桐上宛如梁柱。汽车爬坡时，喘嘘也正如幼时登罗汉点石级那样吃力。千千万万筑路罗汉们：秃疮脑袋上梳着小辫的，赤背戴草笠的，头上包巾、颈下拖着葫芦性瘿瘤的，捧着水烟筒的，盘坐捉虱的，扶着锹镐的，以一个个站在路边，或蹲在山脚，定睛地望着。（嘿，悬崖上竟跑起汽车来了，他们比坐车的还高兴！）罗汉们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岁，没牙的老媪，花裤脚的闺女。当洋人的娃娃正在拍沙土玩耍时，这些小罗汉们却赤了小脚板，滴着汗粒，吃力地抱了只簸箕在这些国防大道的公路上“添土”哪。那些羞怯的小眼睛仰头望到我时，真像是在说：”你别嫌我岁数小，在这段历史上，我也撮了一把土呢！”
纵情讴歌和记录这条世人瞩目的国际公路的除了当时中国文坛上的这些名作家，还有一位滇西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他的名字叫白平阶。
1935年，白平阶还是一位不到20岁的青年小学教师，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早已在这位青年心里播下了敏感正直的种子，而对鲁迅、郁达夫和沈从文作品的喜爱，更催生了他立志当一名作家的理想。 因此，当滇缅公路于1937开始动工时，不仅吸引了一切富有爱国热忱的人的关注，也将年轻的白平阶的目光深深地吸引过去了。
不久，白平阶创作完成了一篇正面反映滇缅公路的小说《跨过横断山脉》。小说既写了云南各族人民响应抗战救国号召、义务出工、修筑滇缅公路，也揭露了有人竟“在民工的锄头下发国难财”，最终被工程领导人惩治的阴暗事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通过一位参加施工的学生之口，鼓吹“要向苏联学习，开展斯达哈诺夫式的劳动竞赛”。
小说在1938年“七七”抗战纪念特刊《我们抗战这一年》发出后，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不仅南洋的各埠华人报刊争相转载，国内的新文艺出版社还先后有三个版本选入了《跨过横断山脉》。与此同时，著名作家和翻译家也军舰将这篇小说翻译成英文，在伦敦《新作品》杂志上发表，译文的题目改为《在滇缅路上》，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中国战时短篇小说集》也破例收入了这篇由无名作者创作的作品。这表明，白平阶一下子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文坛新星。
而此时，二十多岁的白平阶还在家乡腾冲小城的街道上踽踽独行，面对失业后的饥饿，继续构思反映修筑滇缅公路的新作。
那时候，白平阶显然还不知道，发表他这篇小说的编辑就是当时已经在文坛上颇有声望的作家萧乾。据说，萧乾编发完《跨越横断山脉》，马上给刚随西南联大迁至昆明的沈从文去信，向他打听作者白平阶的情况。不久，沈从文在昆明见到了白平阶，在此之前，沈从文还以为作者是一位年过不惑的老者，因此，当一个面容清癯、年近23岁的回族青年出现在面前时，他惊讶之余，感叹道：“没想到，你还这么年轻！”
1939年1月，萧乾到了云南，对刚竣工不久的滇缅公路进行实地采访，很快写出了后人熟知的报告文学《血肉筑成的滇缅公路》。
而被沈从文、萧乾两位文坛前辈寄予厚望的白平阶也没有就此放下笔，而是继续写“这条抗战路的修筑、写修筑这条路的人们，和这条路上所发生的一切……”先后又发表了《风箱》、《金坛子》《神女》、《驿运》和《腾冲骊驹行》等一系列滇缅公路题材的小说。不久，这些小说被沈从文推荐给另一位文坛名宿巴金先生，收入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集第二册，1942年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还几次给白平阶来信，对这位云南边地作家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鞭策。
2007年夏天，笔者在腾冲县著名的侨乡和顺古镇，见到一本描写滇缅公路的书《血线》。就是在这部厚厚的纪实文学作品中，我第一次知道到了白平阶的名字和经历。而这部书的作者白山，就是白平阶的女儿，也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女作家。
父女俩在相隔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为同一条公路而挥洒才华，纵情讴歌，在这文学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
而白山女士在后记中的一段话尤其令我为之动容：
童年，在滇西小县城一只温暖的小火炉边，母亲用纯净的乡音，给我们读父亲的小说。
那一夜，我第一次走进故土的历史，走进父辈的往昔，走进滇缅公路那一段由白骨与热血谱写的历史之中。
这条路和它那一段不寻常的历史曾经在世界上显足了风头，后来，它冷落了一个时候。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滇西知识分子家庭里，这条路，那段历史，从来未曾被冷落。
父亲白平阶是最早向世界介绍滇缅公路的作家。这条路上的所有白骨和热血，是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被我所理解的。
对这些往事的回忆，使我们这个清贫的家庭变得很富足——精神上、心理上的富足。云南，云南人，这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称呼。
十年动乱期间，一个清冷的早晨，造反派们闯进我家，将父亲的小说集和英译本当作“罪证”没收，将多年致力于边地教育事业的父亲五花大绑地带走了。
母亲也被带走。哥哥姐姐已当知青下了乡，家中只剩下正在读小学的我和两个更小的妹妹。
然而，就是在造反派们举着父亲那几本书说：“这是白平阶的罪证！”时我突然体会到一种全新的庄严，全新的燃烧。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终有一天，我也要写这条路，写这样的书！
父亲的信念，就是这样奇异地在我的血液中得到了响应的。
后来，我得知，两个年幼的妹妹，竟也在那一瞬间体会到这样的召唤。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在父亲的儿女中，终会有一个人，来接这样一根接力棒。
四
一条路、一个家庭、两代人，被当作一种事业继承下来，奇妙地贯穿在时间的长河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时间流逝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再也无法回到血迹斑斑的历史现场，但我们仍然能够通过一行行由血性和心性构成的文字，取触摸那个业已消融在岁月背后的民族的体温，这种体温不是抽象的，而是与那个时代，那块土地上所有人牺牲和梦想息息相关。
这也是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介绍那些用作品记录过滇缅公路的作家和作品的原因。
对此，《血线》的作者白山女士显然比我有更真切的感受。她在那本书中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
一位老人对我说：“你猜猜，作为一个当年的筑路人，，当我半个世纪之后再往那条路上去，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这位一直在省外交通部门供职的老人，他带着一种怀旧的心情，重游滇缅公路。
后来，他告诉我，在此次旧地重游之前，他总也忘不了那条路上沿途都是路工坟墓的情景。当年，路工这么大量的死去，路边都挤满了红土堆，那些坟头前，有的用块木板，有的用根竹片，写上“筑路民工×××”等字样。后来人死得多了，木板、逐篇都难得找到了，就草草挖个坑，把死者埋了……他记得，当年他路过水平附近时，曾在几位道工的工棚里借宿，这个很大的工棚里一共住有七位道工，没记下是何方人氏。但记得那些老少不等的民工很热情，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路工，用一张宣纸裱了个“国”字风筝，他说，只要再有一根棉线，就可以把这只风筝放到天上去。然而，就在那一年，那个可怕的雨季之后，当这位工程技术人员重新路过这段正在修筑的路，在想到这个屹立在山丫口的窝棚借宿时，只见人去物留，一个破败空寂的窝棚里，靠里的撑木柱上，挂了那只还没有线，还没能飞到天上去的“国”字风筝……
窝棚外，有七座坟堆。最靠前的一座上，已长了几寸长的草了。
半个世纪的光阴，有着怎样奇妙的魔力！如今，在这条路上，你简直找不到那样一处散乱的路工坟茔了。
青山依依，芳草莹莹，那郁郁葱葱的老古树和郁郁葱葱的新生树并肩而立，哪一个比一个更繁荣的滇西城镇，那一些在这条路上奔跑着的各类汽车、行走着的高原人，那一条被拉直了、被改造着的国道，这条路上的一切，在半个世纪以后，以一种崭新的面目迎接着故人。
这位老人说：也许，人世间真有转世、轮回。那些死了的、消失了的人，其实又投生到这条路上来，就在我们身边。
“这条路上，像是有一个不灭的灵魂。”他说。
他走了，高兴地，走了。
他的笑容，启迪了我；在这条用白骨铺筑的路上，死亡也绝不是主旋律，不，决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