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前，我看了一部美国电影《Walk the line》。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男主人公John Cash还默默无闻时，曾在一位音乐代理人面前演唱。他唱的是一首当时很流行的歌曲。他只唱了一分钟，就被代理人不客气地打断了。代理人问他，假如你被一辆卡车撞翻在地，剩下的时间只够你唱一首歌，Only one song，你会唱什么？这首歌要表达你对整个生命的感受。你是唱电台里每天反复播放人们听腻了的歌，还是唱出你真情实感，唱一首特别的歌？一首人们想听到的，真正拯救生命的歌……后来John Cash就唱了一首他自己写的歌，从此渐渐走上了成功之路……
音乐是这样，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四年前，我就仿佛被命运的卡车撞倒，奄奄一息，感觉自己剩下的时间只能写一本书，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感悟，于是创作了《梦断得克萨斯》。我的生活不是以我去美国或来加拿大的日期，而是以《梦断》来分界的。《梦断》之前是前生，《梦断》之后是今世。所以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是My only one song（我唯一的一首歌）。
《梦断得克萨斯》，一生只能有一部，并不是说我正在写的作品和我将来写的作品在思想上、手法上不能超越自己，而是就我在创作过程中所倾注的情感而言，在《梦断》中达到了极限。
从2002年开始动笔，我和自己笔下的人物一起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这中间经历的情感震荡，真是一言难尽；至少有十次几乎放弃，最终还是一次次回到电脑旁，在键盘上尝试着谱写我生命里的一部心灵的音乐。
现在回味创作体验，感受最深的是三大痛苦。
第一大痛苦，是取材之苦。小说中的的情节时间跨度九年，素材很多。如果把美国监狱、赌场、男主人公阿瑞的经历铺展开来，都能写成一本书。素材的取舍让我很伤脑筋。后来我决定把笔墨花在女主人公舒嘉雯的心路历程上。要表现舒嘉雯的性格，必须把她放在两难的选择之下，通过她在命运压力之下选择的行动来表现她的性格。压力越大，她的选择就越能显示她的性格真相。从本质来讲，主人公创造了其他人物。其他所有的人物之所以在小说中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与舒嘉雯的关系，因为他们对舒嘉雯心灵成长起到警醒或促进的作用。我最初设计的至少还有三个人物，他们的故事也很精彩，可对舒嘉雯的性格塑造没有帮助，就舍弃了。当我千挑万选地把素材整理好了，就进入了第二大痛苦，架构之苦。
我对这个小说的结构做了几次修改。最初的写法是意识流的结构，即把舒嘉雯九年美国生活的时间顺序完全打乱，通过零散的回忆把故事讲述出来，但读起来给人一种情绪时常被间断、被阻隔的感觉。这时有一件事触动了我。那就是我的短篇小说《旋转的硬币》得了联合报文学奖。一位评委说给我评奖是因为我没有玩弄技巧，也就没有犯错，我的小说在题材在表面就有了深度。我想在《梦断》中，我就老老实实地讲了一个小人物的故事，这样我开始对整部小说重新洗牌，把舒嘉雯进监狱之前的经历一次回忆完，使读者很容易捕捉到完整故事的脉搏。我还对开头反复修改，把舒嘉雯入狱的情节一再提前，力求先声夺人。即便如此，百花社的一位编辑至今还认为开头的进入有些慢。对结构的整个调整，工作量非常大，几乎耗尽了我的全部耐心。可是，更大的痛苦还在后头，那就是第三大痛苦，表达之苦。
坦率地讲，这个小说发表、出版后，我至今没有通篇重读过，主要的原因是惭愧。文学实在是永不可能完美的艺术。我一生中最大遗憾就是我的语言不能表达我的思想和情感。每翻到一个章节，就觉得如果重写，可以写得更精炼一点、更传神一点。对几处高潮情节，比如舒嘉雯和阿瑞在太阳城的重逢、阿瑞出狱、机场送别等，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淋漓尽致的效果，可我已经无能为力。写到最后，似乎把情感和体力都耗尽了。写作，像杜鹃歌唱，直至啼血。当时的感觉就是不在表达中疯狂，就是在表达中解脱。当然，此刻能在这里清醒地回顾创作过程，足以证明我是在表达中解脱了。
当我完成了《梦断》，我在后记中写道，“从此，我的一部分生命便离我远去了，我可以轻松一些走未来的路。仿佛一个在舞台上疲惫嘶喊了多时的演员，在曲终落幕之后，洗尽铅华，终于在静夜里有了无梦之眠。”
文学也可能成为一座监狱，You have to do your time，你必须服满你的刑期。如果你正在写一部小说，不要因为我所描述的创作之苦而停滞不前，因为小说发表、出版——那快乐而自由的一刻即将到来。
记得三月的一天，我到邮局去取《梦断》样书。站在邮局的门口，发现夕阳美得有几分特别。翻着这本书，我有一种庆幸的感觉。这个作品能在海内外同步发表，在纯文学出版市场这么低迷的今天，又能被百花出版社赏识，顺利出版，是一大幸运。因此我很感谢我的责编董兆林先生。
创作让原本空虚的生命充实，让原本容易流俗的生活得到了提升。从这个角度讲，不是我写了这本书，而是命运通过这本书拯救了我，所以说，《梦断得克萨斯》对于我，一生只能有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