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1958年～），河南延津人。主要作品有 ：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我叫刘跃进》；小说集《塔铺》、《一地鸡毛》、《官场》、《官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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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朋友而作的一次旅行日记
当我离开北京前往山西李堡村时，理查德·克莱德曼正从法国的伯尼斯村飞往北京举行他的“东方情调”钢琴独奏音乐会。一个星期以后，中国音乐界的专家说，从演奏技巧来说，克莱德曼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但对于仍处在山西李堡村的我来说，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我从土塬半坡窑洞里黑白电视屏幕上所看到的克莱德曼，模样长得十分顺眼，于是我便一下子判定：不管中国音乐界专家怎么说，克莱德曼肯定是一个优秀的艺人无疑。因为按照我的体会，大凡优秀的球员、演员、钢琴手、提琴手、作家，及世上一切以技艺为生的人，当然也包括部分政治家（如甘地），部分宗教界人士（如图图），只要心胸开阔，技艺优秀，模样长得都很顺眼：皮肤黑黑，憨厚而天真，执著而不做作，架子大又架子小，爱理人又不爱理人，爱发火又很宽厚，爱笑又不爱笑等等。球员如贝利、里杰卡尔德、古里特等。当然，顺眼不一定漂亮，漂亮不一定顺眼。顺眼也不一定优秀，也有许多模样顺眼心中恶毒的人。
我住在李堡村一个全家都长得十分顺眼（我的目光并不苛刻呀）的房东家里。
虽然房东全家都十分顺眼，但我在他家还是患了感冒。这次感冒盘桓了两个礼拜，各种病症全部迸裂而出。事后明白，感冒的起因，是因为房东家大炕上，铺垫得实在太单薄了。犹如一篇小说，架子摆得很大，铺垫却很单薄，就容易产生麻烦；我又像毛主席一样，睡觉脱得太光，哪里还有不着凉感冒的道理？夜里我用卫生纸擤鼻涕，把一团鼻涕纸扔到了同行同炕的朋友脸上。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先是大怒，后来又看到炕下一地的这种纸，又十分惊奇：这什么东西？你搞什么名堂？我只好告诉他，是鼻涕纸而不是别的什么，还当场又给他擤了一团看一看，但他还是转着眼珠疑惑了半天。这位朋友，模样也长得十分顺眼，但他心中就很阴暗。
据材料介绍，位于法国南部的尼斯村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阳光充足，村子旁边还有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机场。
问：
理查，你为何逃离巴黎？
理查：
为了避开狂热者的瓶子、叫声。此外，我特别喜欢尼斯的阳光，而巴黎却时常阴天。尼斯有国际机场，不影响我的国际性演出。
位于中国山西南部的李堡村，风光秀丽，阳光充足。丘陵、土塬，加上几天走不出头的厚厚叠叠的吕梁山，气势恢宏。漫山遍野的桃花，正开得灿烂。一条浅浅的清澈的可以看到水中石头的河流，围着村子在转。我在李堡村的十天里，有喧闹也有寂静，有阳光也有阴天。
问：
这里时常阴天吗？
房东大哥：
阴天好哇，阴天可以不下田，在家睡觉。
问：
村里热闹吗？
房东大哥：
热闹好哇，热闹红火。
在阴天和喧闹的看法上，房东大哥与理查是多么截然不同。我也发现，在这寂静的山村里，如果不阴天，不喧闹，连狗都木呆呆地夹着尾巴躺在凉荫下吐出舌头喘气。大哥及顺眼的一家，每天在泥塘里从事繁重的种藕和挖藕工作。工作之余，就是全家拼命抽低劣的烟草和喝低劣的大叶茶。这样，不再盼个阴天和热闹，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企盼。企盼是什么？就是理想、猜想、梦想，永远得不到的水中的肉骨头。当然，事情不能绝对，生活中的企盼不仅一种，结婚，出生，盖上青砖到顶的楼房，拴上一挂漆黑的骡子，每年池塘都有一个好收成，这也是企盼。但这一切都不能代替阴天和喧闹。它们意义不同，层次不同，企盼的内容和方向不同。我同意理查德·克莱德曼对阳光和安静的看法，我也赞赏房东大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山西南部的一个普通农民。这种农民在中国有九亿，多一个少一个，出生与死亡，悄然离去或暴病而死，都不如理查患一个感冒更有意义。这个世界只是上流社会的世界呀。从这种意义上，房东大哥的企盼也不能过多，喧闹与阴天，不能过密，最好中国山西南部每天跟法国南部的尼斯一样，都充满阳光。尼斯充满阳光是为了给理查晒鼻子，李堡充满阳光是为了让房东大哥更好地在池塘挖藕。大哥是普通农民，从李堡到北京，他头上有多少人需要他在池塘的劳作中养活呢？所以，当我在阳光灿烂的李堡村患了感冒时，我的感冒没有引起房东大哥与房东一家的丝毫同情，全家没有流露出半点为大炕单薄要承担什么责任的神气。
这也是我与理查的区别。
房东大嫂一手夹着烟，一边对我的同伴说：
他跟我一样，白天黑夜都爱睡觉。
我的同伴这时确信炕下的纸团里是鼻涕而不是别的什么，这时总算为我开脱说：
他患了重感冒。
这时，土塬上响起了激烈的鼓点。一开始是一点，后是两点、三点，后来成了密集的鼓点。混乱之后，成了整齐雄壮的威风锣鼓的鼓点。突然一声重槌，一切都又沉寂下来，传来人们不多的欢快的说笑声。接着，一支唢呐高拔嘹亮地响起来，似一支利箭，直插云霄和人的心灵。唢呐高亢，又有些凄凉，似在叙说什么；叙说到一半，戛然而止，村庄又沉寂下来。房东大哥及他的一家都回来了，脸上都带着红晕和兴奋，兴奋之中有企盼的满足，并且里边有全村人的兴奋的感染。我突然明白，今天虽然不是阴天，是太阳高照，但村里出现了热闹的事由。我从炕上爬起来，问是怎么回事，房东家瘦小俊俏的二女儿说：
奎生来了。
我惊奇：
奎生是谁？奎生一来大家就这么兴奋？
二
女儿不高兴地说：
你连奎生都不知道哇？
这时房东大哥告诉我，奎生是当地有名的金鼓乐鼓手。我问为什么敲鼓，房东大哥答：
村里死了人了。
我这时心里“咯噔”一下。
肯定是在理查德·克莱德曼于尼斯村他的豪华舒适的琴房里练习《梁祝》、《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时，中国山西李堡村一位普通的今年七十三岁的农村老太太悄然去世。现在已是六天之后，等待明天的出殡。我怀着感冒查询到，她的名字叫王枝花。王枝花老太太生前肯定像泥塘中的房东大哥一样，一生操劳，从无吃到过理查三十九年的任何一天随意扔掉的饭菜。她的身体已经变形，皮肤焦黑起皱，手缩得像鸡爪。她与理查似乎从来没有在这个地球的时空上交叉过；虽然她的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引起曾与她朝夕相处的李堡村村民的同情。对于她的死，大家并没有感到悲痛，大家习以为常，大家所感兴趣的是：因为她的死，引来了鼓队、唢呐和奎生。她的死，只不过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娱乐和热闹的机会和场所。这是我当天晚上在她老人家棺材前的鼓声和唢呐声中所感到的。因为鼓声和唢呐，大家神情兴奋，笑语欢声。因为我与王枝花老太太素不相识，素昧平生，大家既然这样，我也没有必要替大家去承担不悲痛的道义责任。于是，她的死对于感冒的我来说，也变得无足轻重。这就使我有机会结识和交往到这位土塬上的民间艺人、方圆百里的名人、十几万人心目中的热闹、欢乐的制造者、十几万人心目中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理查德·克莱德曼对于这里的十几万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无足轻重的、如同悄然去世的王枝花老太太一样，他们心目中的正准备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演奏“东方情调”音乐会的世界驰名的英俊潇洒的“浪漫王子”，正是这位身高一米六七、瘦瘦的、黑黑的、模样顺眼、一九五九年出生现年三十三岁的奎生。
理查德·克莱德曼出生于一九五三年，长奎生六岁。在奎生出生的时候，理查已在巴黎随担任钢琴教师的父亲习琴一年，这时指法纯熟流畅。随即进入巴黎音乐戏剧学校学习，十六岁毕业，可亲自作曲。据理查回忆，这个学校教学条件优良，环境清洁，伙食诱人。毕业以后，理查擅长演奏肖邦、拉贝尔、德彪西等人的作品。但接着（多么重要的“但接着”），他对通俗音乐发生兴趣，不顾周围的反对，毅然转变方向，起初为米谢尔·沙德担任伴奏，经常出入录音室内，因此结识了法国通俗音乐界最受欢迎的作曲家奥利弗·图森，这时已是一九七七年初。理查的钢琴技巧与深厚的音乐感深得图森赏识（虽然未得中国音乐界的认可）。一九七七年，理查以独奏者初次登台，演奏图森谱曲的钢琴曲《水边的阿蒂丽娜》，于是一举成名，开始周游世界的演出。
理查的成名与认识图森大有关系，奎生的艺术成长道路与理查不同。奎生五岁丧父，六岁随母嫁于河东。在乡村小学上了三年学，因母亲与继父吵架，辍学；从此割草，放牛，吃剩饭；九岁离家出走，拜当地著名艺人王之发为师，从此抄起大鼓和唢呐，开始流浪艺人的生涯。饥一顿，饱一顿，有村子娶亲或死人，便去从艺；没有娶亲或死人，便回家跳到池塘里挖藕。在他艺术成长的道路上，注定没有巴黎音乐学校等他；等待他的，只是一座又一座土塬，一道又一道盘不出去的吕梁山；他需要背着褡裢，蹬过一道又一道小河，看遍一山又一山漫山遍野的灿烂的火红的桃花。奎生告诉我，他十岁那年，便会扛一杆唢呐来吹，十二岁能跳鼓点，十里八里的村庄，都知道有个敲鼓吹唢呐的孩子奎生后不敢再打他。威风锣鼓有九十多套打法，奎生十五岁时学会七十多套。为学艺，他身上被师傅用柳条抽得遍体鳞伤。一九七七年，二十四岁的理查德·克莱德曼成名；一九七八年，奎生的师傅王之发在一次招待吹鼓手的丧宴上因酒精中毒身亡，十九岁的奎生，从此成了这个松散艺班的班主。第二年，奎生因率班在一次喜宴上敲喧天的威风锣鼓连续七个小时将几千名村民震呆，从此名声大噪。
奎生的成名更得力于他的体力。
奎生成名时二十周岁，比理查早四岁。
于是，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晚，在理查德·克莱德曼于中国北京首都体育馆正式举行他的“东方情调”钢琴独奏音乐会时，这天晚上，奎生正在中国山西南部的李堡村为老太太王枝花的丧殡敲起了他的震动土塬和乡亲的路行鼓。我身在李堡，没有可能去首都体育馆观看理查的演出，没有可能看到、听到理查是怎样抒发他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只好来听、来看、来体味、来欣赏奎生敲起的激烈的路行丧乐鼓点。顺便说一句，这一天晚上，我只是几千个黄牙齿焦皮肤的山西农民中的一员，我脑袋的露出或隐没，微不足道；人们前遮后掩，使我对奎生风采的欣赏断断续续，很不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