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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罗家伦，他在民国史上也算得上是一位颇为有趣的人物。
罗家伦在现代流传最广泛的一个段子，是说他在北大就读期间，曾经情难自禁地爱上了一位北大的校花。因此，罗家伦便写了１００封情书去追求她，下笔自然是风情万千、布局明媚。可是，校花跑去看了罗家伦一眼，觉得这个男人长得太丑陋了，便故意在校刊上公布了自己的三个择偶条件：留洋博士、大学校长、日后即便成为夫妻外出同行也必须保持一定距离。此公告一出，罗家伦立即在北大校园中成为轰动性人物。罗家伦此番春情萌动，自然成为早春风寒时节的一棵幼苗，无言地萎顿了。
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女士，对于罗家伦的鲜明印象是：“一双好大的手，手上面毛茸茸的像只熊。”
此后，罗家伦的政敌想要攻击他，一时难于在个人品德上找出他的隙缝，便在他的长相上做文章：“罗家伦长得太丑了！”据说，是罗家伦在重庆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有顽劣的学生专门作了一首打油诗攻击他的大鼻子：“人言鼻子大，惟君大得凶。砂坪打喷嚏，柏溪雨蒙蒙。”这么丑的人做大学校长怎么行呢，严重影响了中央大学女孩子们的青春期性心理发育嘛。于是，罗家伦的大鼻子，一度便成为陪都重庆，苦度艰难时期的一个解闷话题。
当然，以上不过是一点坊间的，与罗家伦有关的闲闻趣事。
近年来，大陆官方的主流媒体，已经开始关注罗家伦了。有人说，罗家伦在动荡与希望、启蒙与救亡并存的“五四”大时代中，是走在最前面呐喊的一个排头兵。“五四运动”一词的发明权，即属于罗家伦本人。后来，罗家伦游学于西方欧洲诸国，成为有计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人。又先参加国民党的北伐战事，归国后又于３１岁的壮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执掌中央大学的校印达１０年之久。这是罗家伦事业上的一个巅峰时期，他致力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抗战时他积极参与西北地区的经济考察工作；抗战胜利后，则代表当时的民国政府出使印度；到台湾后退出政坛，晚年的兴趣集中于中国近代史料的收集梳理方面，且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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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罗家伦而言，幼年的严父慈母，对于他后来的事业发展影响莫大。
罗家伦的父亲罗传珍，字沛卿，祖籍浙江绍兴，晚清时期来到江西做官，相继在江西的万年、都昌、奉新等地出任七品的县令官职，至罗家伦出生的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罗传珍调任为进贤县知县，因此，罗家伦的出生地便为江西的进贤县。
罗传珍国学的底子很好，诗文书画样样都拿得起，这是罗家伦成长的一个有利因素。他对于当时正在输入的西方文化也有兴趣，常托友人到上海、武汉那样的开放城市，购置一些翻译的西方书籍回来，供全家阅读，这对于罗家伦后来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形成，也是有相当影响的一个因素。当年，罗传珍与上峰江西巡抚冯汝骙私交甚好。罗传珍与江西境内的新军、革命党人多有接触，因此常劝巡抚冯汝骙在乱世中“多栽花，少插刺”，多个朋友多条路。江西的革命党人经罗家伦斡旋得以脱案活命者甚多，李烈钧即为其中的有名人物。
母亲周霞裳虽然在罗家伦９岁那年即病逝了。但是留在罗家伦记忆中的印象却是不可磨灭的。罗家伦晚年，在回忆起温热的慈母时，曾经感情充沛地讲过这样一段话：
“三岁时吾母置我于膝上，教以识字并背诵短诗；入家塾后，晚间辄于素油灯前为我温课。？ ？吾父钝庵公有时督责稍严，母则济之以宽；余因顽劣而受侮时，母常戒之以格言，感之以温泪。晨起犹未早餐，必盘旋父榻之前，或跪榻几，或坐小凳上，以听父讲授历史中先民之故事。凡此典故，均由吾父加以选择，认为有兴趣而且富于教育意义者，先于夜间录入小册；讲授完毕，即以此小册付余复习；日恒二三则，如是者数年。当时风气初开，凡沪上有关新知之课本或画报，父常尽先托友人购寄，供余参阅。？ ？母逝后，父怜我失恃，待我如严师，亦如慈母。”
进入民国时期，父亲罗传珍不再出来做官，而是寓居于江西的省城南昌。民国建立伊始，李烈钧主持江西的军政，曾经亲自赴罗府答谢当年的救命之恩，由是，罗传珍在民国时颇受人尊敬。１９１４年，１８岁的罗家伦至上海的复旦公学求学。该校的创办人是民国闻人于右任、马相伯、叶仲裕等人，孙中山出任该校的董事会主席。复旦公学办学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言论自由。这对于罗家伦的成长是一个极大的便利。此时的罗家伦已经对于政治时事兴趣盎然了。黄克强、戴季陶等著名的民国政治活动家到上海时，罗家伦均会兴致勃勃地跑去向他们请教新知识、新主义。
晚年的罗家伦流寓于孤岛台湾。这时期，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给儿孙辈回忆自己在大陆年幼时光的情事。他仍然喜欢吃从前大陆期间的一种炒花生的小吃。讲到高兴的时候，花生皮剥了满满的一桌面。罗家伦就会慢慢地把桌子上的花生皮拨开，给儿孙辈画出从前江西进贤、南昌诸地的图形，给大家看。那样的远山苍翠、城郭人家，以及时光悠悠中的一片闲散。老去的罗家伦跟后辈们说：其实，自己仍然是历历在目的。有时，说着说着，罗家伦一时怔忡，一副无所事事的迷惘样子，眼泪却难以抑制地慢慢地流出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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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７年夏天，罗家伦萌生了北上到北京大学念书的想法。
不过当时，罗家伦的入学成绩却令北大的招生教授们犯难了。人们后来用了八个字来概括当时的罗家伦：“文学天才，数学白痴！”他的作文试卷，因为阅卷老师胡适的激赏得了满分。可是对于数学一无所知的罗家伦，却在这科得了一个大鸭蛋。胡适坚持要这个偏科偏得离谱的人才，其他教授寸步不让。事情闹到要校长蔡元培出面来处理。蔡元培看过罗家伦的作文后，立即喜欢上了这个新生的锐意进取。因此，蔡元培开玩笑地跟大家说：罗家伦是有才的，且长了那么大的一只招风鼻，鼻子大可招财进宝。日后罗家伦有大出息了，还得感谢在座诸位的慧眼识英雄呢。校长既然这样说，招生的教授们哄然一笑，罗家伦便算是通过了。
因此，罗家伦回忆自己在北大极其重要的三年求学生涯时，曾经用颇为愉悦的语调说道：“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
我们现在知道，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期间，在光绪皇帝支持下，由光绪帝的师傅、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主持创立。进入民国后，于１９１２年５月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为首任校长。不过，做教育显然非严复的专长，严复的校长仅干了半年不到即掩面下台。此后，北大流星雨似的来过三任校长：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俱是风韵气度颇负时望的人物，却始终打不开局面。至１９１６年１２月，蔡元培接手北大校务，北大校园中仍养着不少的“学生老爷”。这班“学生老爷”几乎是人手一个听差伺候的。到了上课的时候，听差在窗外恭恭敬敬地通报一声：“老爷上课了！”于是，“学生老爷”们方慢吞吞地从鸦片床上起来洗漱，然后，睡眼惺忪地带了自己的听差去听课。这样的状况，从老师到学生自然是毫无一点学术兴趣。却是在北京的八大胡同逛窑子时，师生中颇出过一些“运动健将”。因此，有娱乐小报干脆给了八大胡同的妓院一个“两院一堂”的别称。所谓的两院，是指当年北洋政府的参议院、众议院酒色财气的议员们；一堂者，即京师大学堂也，其时，京师大学堂虽然进入了国立北京大学时期，但京师大学堂的一切陋习仍因因袭陈，所以，一般的北京市民仍然调侃地称之为“京师大学堂的老爷师生”。
蔡元培进入北大掌旗，至罗家伦的入学，仅仅经历了大半年的革新期，蔡公即以其人格的伟大影响，使学校的风气崭然一变。当时，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崇尚自由与科学的。他花重金请来的四个学科带头人———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可谓当年办教育的一时之杰士。其中，尤其是陈独秀主持的文科，显得生机勃勃。文科方面，胡适是喝过洋墨水刚从美国归国的。国学的教授，则有黄侃、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等章太炎的高足撑门面。另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都是有大学问的。刘半农原本是上海的一个小说家，刚开始到北大做教授的时候，总有点不自在，后来却慢慢地走上了正轨。另外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则是英文诗教授辜鸿铭。
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阳春局面。经过整顿的北大校园，春暖鸟声浏亮，夏季翠色灿然如泻。整个北大的校园气氛是和暖、生动且鲜洁润湿的。蔡元培先生便鼓励新旧各派的学者精英们，在校园内布道阐述包括哲学、文学、科学等广泛课题在内的一切学问。当时，北大师生间的那一种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颐和之民主学风，使罗家伦一生均受益无穷。
当年，北大有两个场所，是学生们极喜欢的聚首之地。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另一个是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这两个场所不讲究师道的尊严，只要上了三个人以上，即可以畅所欲言地开始学术的漫谈，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沙龙聚会。其中，二楼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南方人去得比较多，一楼的办公室因主人李大钊是北方人，到那个圈子中晃悠的北方人相对就多一点。明末清初的一代儒宗顾亭林先生，在批评当时的北方人时用过一句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批评南方人，则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于是，学子们便嘻嘻哈哈地命名二楼的教员休息室为“群言堂”，一楼的李大钊办公室为“饱无堂”。有一次，这两个名称被文科学长陈独秀听去了，并也不生气，反而觉得这一帮学生很有朝气。
文科中，最初是六位师长编纂了一份叫枟新青年枠的刊物，率先树起了“新文学革命”的一面旗纛。以后，功已立名已遂的罗家伦，回过头来怀想六位师长的姹紫嫣红，便幽静地笑了，做了一个浅净点评：
“当时新青年社是由六个人轮流编辑的，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还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钱玄同的哥哥钱洵，做过意大利公使，钱玄同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烈，然而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沈尹默是一个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枟红楼梦枠与枟道德经枠）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陶孟和、刘半农二位的资质跟前面四位相比较，则稍微有点生硬。此外，文章写得好、人亦朴素的李大钊，以及周树人、周作人兄弟，都是力挺枟新青年枠杂志的大将！
当时，以上数位人物，风头一时无人可及。因此，他们很快便成了当年青年学子崇拜的偶像。
如此，罗家伦每当回忆起这一段静美的时光，便忍不住快活地跟人家说：“我尤其身受这种好处。即教授之中，如胡适之先生就屡次在公开演讲中，盛称他初到北大教书时受到傅斯年、毛子水诸位同学相互讨论之益。”其时，傅斯年、毛子水、顾颉刚、段锡朋等人都是罗家伦声气相投的同窗，以傅、罗二人的关系相知最深。但是，傅、罗二人的相处，最初却像一对好斗的小公鸡。这就是罗家伦说的：“当年傅孟真不免有一点恃才傲物，我也常常夜郎自大，有时彼此间不免因争辩而吵架。有一次吵得三天见面不讲话，可是气稍微下去一点立刻就好了，因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知识，以后成为彼此人格间的信任。”傅斯年后来想起罗家伦也是充满着珍重的友谊的：“志希和我，因为彼此都有好吵闹的脾气，几乎每天打嘴仗，甚而至于气忿忿的不谈话了。然而过五六分钟，仍然一切如常。任凭吵上多少次，我们总是最好不过的朋友。”
罗家伦在北大求学期间，讲到一位铭心刻骨不忘记的恩师，自然是蔡元培老先生；一个亦师亦友的知己，则是胡适之先生；一个铁杆的兄弟，则非傅斯年那个大胖子莫属。胡、傅、罗三人的深交应该是在胡适之发表枟文学改良刍议枠一文，在学生中声名大振时。傅斯年声作钟声，罗家伦言多慷慨，胡适之最喜欢微笑着作启发式的点评。傅、罗起先不过是胡家客厅的不速之客，聊得过瘾就升级为登门拜访的熟客，到最后，胡家客厅干脆就成了三人肆言无忌长谈的好地方。三人一会儿作萧然自得之状，一会儿有意气干云的豪迈，一会儿又拊掌而笑、称美良久。当年的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大抵便是在这样的切磋细谈中，慢慢地成形了。这期间，胡适与罗家伦合作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枟玩偶之家枠，这个作品经枟新青年枠发表之后，在当年的青年知识阶层激起了很大的反响。１９１９年，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美国著名教育思想家、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携带他的夫人爱丽丝·奇普，在中国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学术访问。胡适为杜威的最忠实信徒，胡适后来讲过一句话，“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经典解答。当年，杜威在北大做过一系列精彩的演讲，胡适亲自担任杜威的现场翻译，罗家伦则被胡适邀请做演说的笔录。这样的时候，当年少年气盛的罗家伦，在夜阑人静的时分，也会抬头仰望夜空中银河的清晰身影，感叹机遇的可贵。
１９１８年秋季，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数位情真意切的好友萌生了组织一个学生学社，筹办一个学生刊物的想法。这年的１０月１３日的碰头会上，确定月刊的名称为枟新潮枠，办刊的原则为“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三要素。后来，开会再议，选出的两个主将是，素有“傅大炮”之称的傅斯年以及罗家伦。另有毛子水、顾颉刚、冯友兰、俞平伯、朱自清、康白情、江绍原、李小峰、张申府、高君宇、谭平山、何思源、汪敬熙、吴康、李小峰、郭绍虞、孙伏园、孙春台、杨振声、刘秉麟、孟寿椿、高承元、潘家洵诸君子为新潮社社员。这些人绝非泛泛庸碌之徒，后来，这些人在民国的学术政治界，大抵蔚然成为一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的壮丽景观。只不过，此时，他们都还只能在一株幼苗似的枟新潮枠刊物中，做一个小小的吹鼓手。
枟新潮枠的人马虽然招纳整齐，可是，其时这一班的学生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不够，经济上也大抵不过是两手空空的穷光蛋。傅斯年、罗家伦这两位主事的哥们儿，就涎着脸皮去游说像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这样的学界大佬，从精神与财力方面伸出手来拉小弟们一把。当时，傅斯年学的是文科，罗家伦则学的是英文科。
其时，北大文科的学长是陈独秀，周作人则是傅斯年的国语教师。陈独秀、周作人等人的枟新青年枠气势正如火如荼。枟新潮枠能办成一份充满朝气的青年刊物，陈独秀也是乐观其成的。可是，当时傅斯年正投拜于黄侃的门下潜心钻研国学。
我们现在知道，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当时最大的一个学术对立面是以吴宓、胡先骕、梅光迪、刘伯明、汤用彤、陈寅恪、张荫麟为代表的“学衡派”。章炳麟、黄侃所提倡的“国粹主义”与“学衡派”声气相投，因此，当时陈独秀怀疑傅斯年、罗家伦可能是“学衡派”派来探营的间谍。为此，晚年的周作人在枟知堂回想录枠中写道：“枟新潮枠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担任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在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１９１８）十二月便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枟新青年枠，却不自信有这样大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
如此，陈独秀、李大钊对于傅斯年，罗家伦二人的疑窦方消。校长蔡元培是主张兼容并蓄之自由学风的，他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拨３０００元给枟新潮枠作为开办的经费，并且校方代为发行。李大钊则很干脆地腾出了自己的图书馆办公室，作为枟新潮枠编辑部以及聚会的一个地点。
１９１９年元旦，枟新潮枠杂志发行了自己的创刊号。当时，傅斯年为创刊号撰写了十篇文章。罗家伦亦有“今日之世界新潮”、“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今日中国之新闻界”三篇文章贡献。
这里，必须指出一个有趣的事实，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绝对是一位风雷激荡的思想重镇人物。当年，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等一帮激情澎湃的年轻人，在读过周作人写下的枟人的文学枠、枟平民的文学枠等作品之后，周作人便继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后，成为这些年轻人一个颇为重要的精神领袖。
后来，傅、罗等人相继出国留学，周作人竟成为新潮社最后的留守人员。这就是枟新潮枠第二卷第五号卷末枟本社纪事枠中所记载的：“适值社员徐子俊、张申甫（即徐彦之、张崧年）两君将有欧洲之行，周作人君新加入本社，于是在京全体会员假中央公园开会，欢送张徐两君，欢迎周君，并开选举票。结果周作人君当选为主任编辑，孟寿椿君当选为主任干事。嗣由周君推定编辑四人，孟君推定干事六人。”张菊香、张铁荣所作的枟周作人年谱枠中，对这段历史做过扎实的考证。周作人担任主任编辑大约为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８日，他所接下的担子正是傅斯年出国留学后所遗留下来的。
总之，当年北大的学生刊物枟新潮枠，它的精神面貌是清新活泼的。枟新潮枠在枟新青年枠之后，迅速成长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很有影响的刊物。对此，罗家伦自己有一个回顾性的总结：
“枟新潮枠的政治色彩不浓，可是我们坚决主张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们主张我们民族的独立与自决。总而言之，我们深信时至今日，我们应当复位价值标准，在人的本位上，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态度，来把我们固有的文化，分别的重新估价。？ ？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
所以，提到自己在北大意气风发的那一段岁月，罗家伦自己用了一段俏皮话一言以概括之：“如果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那么，我与傅斯年都是北大的功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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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爆发，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１９１９年４月的巴黎和会上，国际列强悍然把德国在青岛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而无视享有主权的中国。这里面固然包藏了北洋军阀与日本军政府的私下交易，也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介入战争的程度，以及巴黎和会上中国盟友的态度、种种国际力量间的纠葛平稳，这才扭曲出来那样古怪的一个结果。这中国现代大历史走过时所留下的颇为暗淡的一页，却催生了中国新型革命力量的萌芽。五四运动即成为中国新型革命力量兴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点。
当时，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回北京后，北京高校中一些有影响的学生团体，诸如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社、同言社、共学社等社团，纷纷召开会议，讨论应变事宜。北京社会上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团体与社会团体，对于这一事态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１９１９年５月３日晚上，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康白情、高君宇、许德珩等人，召集北大和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大政法礼堂开会。新潮社与国民杂志社是本次学潮中的活跃学生社团，段锡朋是国民杂志社的负责人。邵飘萍在当晚的高校联合会议上，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经过，会议推选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等人为各高校的总代表。当时，与会的学生代表均倾向于举行和平的游行示威，最后议定于５月４日至天安门广场集合游行。
次日上午１０时左右，同学狄君武到北京大学新潮社找到罗家伦。狄君武告诉罗家伦：“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其时，距离预定的游行时间已近，罗家伦是八校公选的总代表之一，义不容辞。于是，罗家伦便站定在一个长桌旁边，略微思忖了一下，当即濡笔挥毫写下了１８０字的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请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末了数句，家国之感尤为流溢于笔端，极富感染力。
５月４日这天是星期天，各高校的学生均无课。大约下午１点左右，各高校学生３０００余人，即汇聚在了天安门城楼下。这天，段祺瑞政府的教育部代表、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二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了风声，二人便眼巴巴跑到了广场，试图劝阻学生的集会游行。李长泰当日的行头是一身旧式天鹅绒织花马褂，俨然一副微服私访的装扮。吴炳湘这人更有意思，他看了一眼天安门广场上群情振奋的人潮，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一会儿天气就要见热了，大家不如早点回去睡午觉吧。罗家伦瞟了吴炳湘一眼，回答更俏皮：大人您一把年纪了，也要注意身体哦。吴炳湘立即颔首应答：客气客气。李长泰、吴湘均二人也不敢贸然以武力阻止学生们的集会，游行活动便如期进行了。
这样，当天的游行示威便出现了颇为幽默的一面。八高校学生在道路的中间，一边走，一边高喊口号，吴炳湘统辖的警察部队则规规矩矩地跟随在队伍的两侧。据著名红色作家王统照的回忆：“在大队左右，纵长约计隔开十来个人的距离，就有穿了黑灰军服的军警持枪随行。”预定的游行路线很快便走完了，罗家伦等人就领着大家，到东交民巷的美、英、法、意诸国公使馆递交请愿书。可是，这天是星期天，各公使馆的主事并不在馆中，这令罗家伦等人有点意犹未尽。
于是，有同学再提议：不如大家在使馆区游行一圈吧，长长咱中国人的志气！但是，学生们的要求，却令现场警戒的巡捕房警察们大为踌躇。因为，当年的东交民巷享有法外治权，普通的中国人除非经大总统徐世昌特批，一般是不得随意穿行使馆区的。学生们站在东交民巷西口焦灼地等待了近两个小时，巡捕房仍然得不到大总统徐世昌的具体指示，参与游行学生们心底里的一把无名之火便熊熊燃烧了。
于是，学生们议论的焦点便七嘴八舌地集中到了参与向日本大借款、亦是“二十一条”谈判的交涉者，时任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三人身上。这三人的亲日在当时的北洋政府中是比较出名的。学生中不知谁大声地喊了一句：“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于是，游行队伍的注意力便转移到了曹汝霖居住的赵家楼。
赵家楼名字听上去似乎像巍峨峭壁的城堡建筑，实际上不过是分为东、西二组的平房结构。西院的格局为中式的，东院则为仿西式平房建筑。当年的曹汝霖在北京城有三个安乐窝，锡拉胡同与西观音寺的寓所住着后娶的两房小姨太，赵家楼公馆住着的是正房大太太以及曹汝霖的父亲曹老太爷。
实际上，５月４日这天，徐世昌在总统府有一个工作午宴，内阁总理钱能训以及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角儿均在场饮宴。警察总监吴炳湘见学生示威的矛头转向了曹汝霖的赵家楼住宅，内心有点不安，便打电话给总统府，说天安门外有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巴黎和会失败，攻击曹、章、陆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回家。只是，曹、章二人当时对于学生的示威活动并未介意。下午３时许，曹、章二人同车回到赵家楼曹宅，吴炳湘闻讯后立即加派了三四十名警察守卫。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与一个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也到了赵家楼。
回到家中的曹汝霖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失策。曹汝霖后来在台湾回忆说：“（警察）队长向我请示，怎样保护法？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队长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怎么好呢？我苦笑道，你们看怎么好，即怎么办得咧！警察即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堵大门。我家向无警卫，墙不高，门又不坚。正在这时，丁问槎（士源）大踏步而进？ ？他见警察在堵门，他说堵门有何用处？我说，他们奉的命令，是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带。问槎听了大笑道，好个文明对待！”
现场警察没有警察总监吴炳湘的亲自指令，无人敢动手镇压学生。这样，到了下午４点半左右，情绪激动的学生们便冲进了曹宅，人人口中高喊着“卖国贼！卖国贼！”曹汝霖仓促间躲进了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间之中。章宗祥、丁士源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三人则在仆人的引导下走避到地下的锅炉房。
混乱中，学生们没有找到曹、章二人。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便取出了随身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段锡朋被匡互生的举动吓了一跳，便阻止匡说：“我负不了责任！”这个时候，罗家伦、段锡朋等人显然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匡互生坚决地回答：“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匡互生仍然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
章宗祥等三人在下面锅炉房，听到上面有人纵火，就再也存不住身了。三人跑上来，朝向后门乱跑。章宗祥身穿一身礼服，在人群中十分显眼，有学生认定他便是曹汝霖，就一拥而上，将章宗祥群殴了一顿。打到一半，人群中有人讲了一句：“这不是曹汝霖，打错了。”大家哄然散去。中江丑吉与曹家佣人，趁机把章宗祥抬到外面的一间杂货店去躲避。但是，后面有学生汹汹然追上来说，“这也是一个卖国贼，刚才并没有打错！”结果，章宗祥又重新被学生们拖回到曹宅挨打。
事情闹大了。有关这件事情的结局，枟北洋军阀史话枠一书介绍说：“由于曹宅起火，曹宅外面的军警便一面向天空发枪，一面扑救火焰。这时步军统领李长泰率领大批军队赶到，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召来大批警察，驱散了学生，同时逮捕了易克嶷、曹允、许德珩等３２位学生。”
赵家楼被点燃后，曹汝霖宅邸相邻的１１间房被烧毁，东院也基本上被焚毁。
章宗祥被送往同仁医院急救，此后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学生们开始担心章宗祥会因此死去，倘使北洋政府一意要学生们以命抵命，这事该如何了局呢？
这时，恰巧有一位叫郭钦光的北大学生死去了，这人原本患有严重的肺病，游行那天，又喊口号，又乱蹦乱跳，回到宿舍的当晚即旧病发作，很快即吐血身亡了。因此，罗家伦说：“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牺牲的烈士，受到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它丝毫不能动摇五四运动在历史上的定位。
“五四”天安门学生游行结束之后，这一群原本在历史中名气不大的学生，便有了在历史上崛起的机会。本文的主角罗家伦因此荣膺了一个“五四干将”的光荣称号，这是名垂青史的一种荣誉。另一个大龄青年２９岁的许德珩，后来则成了有名的民主人士，为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１７岁的刘仁静年纪最小，最容易冲动，集会时此君一度激动得欲挥刀自尽，后来他一度列席于“中共一大”的代表。担任过代理北大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在“五四”中的表现有点可惜。我们知道，５月３日夜晚，傅斯年还是一个热心的策划者。可是，到了“五四”这天的上午，八校学生的代表已经推选傅斯年为游行的副主席了，但是，当时傅胖子莫名其妙地挨了一个同学一拳，一怒之下便不干了。这一年傅斯年２３岁，比罗家伦大１岁，后来，每次在朋友间提起五四运动，傅斯年便没有罗家伦的风头。
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６日，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在枟每周评论枠第２３期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枟五四运动的精神枠，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罗家伦当时热情洋溢地说：“学生是运动的先驱，是最先觉悟，最早奋起的力量。他们无所倚傍，赤手空拳，为国家、为民族的命运奋斗。这显然是极可贵的牺牲精神。”由是，“五四事件”被现代的史家正式确定为“五四运动”。
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先生是１９１９年４月３０日踏上中国国土的。他有幸见证了五四运动从发生到发展的整个过程。当时，杜威在写给美国友人的信中，谈到了自己对于这场“科学”与“民主”启蒙运动的感想：“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地是个虚幌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又说：“顺便说一下，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学生们的第一次示威活动比作大学生们的起哄闹事，这是有欠公允的；整个事情看来是计划得很周密的，并且比预计的还要提早结束，因为有一个政党不久也要举行游行示威，学生们怕他们的运动（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会被误认为被政党利用，他们希望作为学生团体独立行动。要使我们国家１４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可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为此，杜威仍在１９１９年１２月的枟亚洲枠杂志上，撰文盛赞五四运动为“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一年之后，杜威在枟中国的新文化枠一文中，再次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5
这个时期，“主义与学潮”对于年轻的罗家伦来说，仍然是一件绝妙时物。可是，这却不妨碍罗家伦那一颗年轻而强壮的心，为一份猝不及防的爱情所奇异地击中。
扣响罗家伦爱情长跑发令枪者，是一位秀气到令人生怜的南方女孩，叫张维桢。她的父亲张钧丞先生，在当年的上海滩也算得上是一位海上闻人。她自己也是高学历的知性女人，后来修业于沪江大学政治系，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以张维桢当年的身世背景，即便是把她跟民国时风靡于一时的林徽因等才女放在一处，相信也是毫不逊色的。只是张维桢这女子的本事，太令人惊奇了。她居然令五四运动的风头健将罗家伦先生，一见之下，大为倾心。此后，罗家伦竟沿着张维桢所划定的爱情轨迹，无怨无悔地长跑了整整八年的黄金岁月。这就令后人在惊异于他们的一份晓风白莲的爱情之时，反而忽略了张维桢的“庭深春草绿，高门晓露寒”的才能。
后来，罗家伦在回忆起与张维桢的初次相见时，就说：
五四运动原本是告了一个段落的。可是，到了１９１９年年底之时，因为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要逼迫当年的北洋政府取消一个屈辱的军事协议，学生与政府间便又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政府有命令通缉我和方豪等几个人，我当时住在嵩祝寺八号。到吃饭的时候，忽而来了八个马队，把我前门围住了。我从后门走到黄振玉的家里，由他家里带了一副黑眼镜和一顶风帽，逃到北大一院。因为他们正派我做代表，叫我和张国焘一同去（上海）。”于是，罗家伦与张国焘两个人便直接沿着火车轨道往前走，一直走到了天津的丰台。然后，他们便在那里登车，南下去了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罗家伦在上海盘桓了月余，一直到北京的风声过去，这才又重新返回北京。
正是在这一段时间，罗家伦意外结识了从浙江湖州女校，来到上海声援学生运动的张维桢。
罗家伦人很丑，可是，这时他的名气很大。罗家伦自北京来到上海之后，便被上海的男女学生们簇拥着，作为一个英雄看待。罗家伦每天都要参加好几场情绪激昂的报告会。来自湖州的女教员张维桢，便是众多罗家伦钦佩者中的一员。
当时，张维桢手拿着一本黑皮软抄的笔记本，总是坐在第一排，她低头把罗家伦报告的要点，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张维桢写得一手娟秀的楷体蝇头小字，这引起了罗家伦的注意。他格外地多看了张维桢几眼。当时的张维桢，穿着一件锈红的灯芯绒长袖夹袍；一头瀑布般的乌黑头发，仅用了一根乌绒发带松松地挽住；脸色白净，施了一层淡淡的脂粉；额前飘逸的几绺刘海，流动了当年民国女子的一种特别韵味。
罗家伦一时发怔，侃侃而谈的语气，竟因此噎住了。
紧接着，罗家伦所做出的反应，却跟自己信誓旦旦的“罗氏爱情定律”撞了车。不久前，罗家伦曾经在自己主办的枟新潮枠杂志上，发表了枟妇女解放枠一文，当时，他潇洒写道：“婚姻是一种男女共同的生活，所以必先有双方人格上的了解。中国旧式的婚姻牵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结合，不必说了，就是现在根据‘一面爱’或者‘照片爱’的所谓的‘自由结婚’，难道有人格上的了解吗？”
这一次，罗家伦跟张维桢相见恨晚。他们之间只有一个短暂的接触，１９２０年初，罗家伦返回北京后，即忙不迭地给张维桢寄了两张风景明信片。接着是两张小型风景照片。意犹未尽的罗家伦，后来干脆又给张维桢寄出了一封长长的个人简历。
罗家伦的意思，张维桢懂得。张维桢莞尔一笑，就回赠了罗家伦一张小小的玉女单人照。这样的浪漫相当古典。后来，张维桢取笑罗家伦的表白，其实已经类似于旧时的才子佳人们，互赠扇子手绢式的鱼素传情了。
五四运动过后，著名实业家穆藕初捐出了五万银元，给北京大学奖励优秀的学子，资助北大把最好的学生选送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学习。周炳林、段锡朋、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五人，有幸成为享受这奖学金的第一批人。这件事情，在当年的北京教育界一度引起过很大的轰动。学界戏称罗家伦等人的留洋，为北京大学的“五大臣出使西洋”。
于是，到了１９２０年８月，罗家伦等一行人便来到了上海，准备从这里搭乘海轮，远渡美国留学。
起先，有关这一趟的沪上停留，罗家伦原本有一个跟张维桢再见的设想。可是，一场突发的疾病，却打破了罗家伦的如意算盘。后来，罗家伦向张维桢写信抱怨，“来沪七日，大烧凡四十二小时”。张维桢最初并不知晓罗家伦的苦痛。这个时期，正是国内各中小学的暑假期。张维桢按照信中的约定，特意从附近的城市赶到上海。她见罗家伦爽约，便离开上海做自己的事情去了。这令事后的罗家伦大呼郁闷。
不久，罗家伦的病好了，罗家伦自己远涉重洋的时间也到了。汽笛鸣响，罗家伦眼望着邮轮在无限的苍茫中，驶离了波浪起伏的上海码头。罗家伦心底的思绪，怎一个愁字了得！如此，大病初逾的罗家伦仍哆嗦着握笔的手，给张维桢写道：“来沪未能一见，心中很难过。玉影已收到，谢谢。不及多书，将离国，此心何堪，余容途中续书。”罗家伦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不慎将一滴淡墨掉在了洁净的纸上。他望着在信纸上静静洇散的墨痕，尽量克制心中的落寞。
这时，张维桢仍在浙江湖州的湖郡女校教学。八月的湖州，秋风送爽，黛山在云层间隐约。张维桢最要好的两个闺中女伴是毛彦文与余雅琴。前者沾惹上中国比较文学鼻祖吴宓的毫光，后来名噪于整个民国时代。但是，毛彦文最终下嫁的，却是民国的老人熊希龄。余雅琴则与现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结成了连理。当时的毛彦文与余雅琴，对于发生于张维桢与罗家伦之间的书信传情，了然于胸。毛彦文、余雅琴对罗家伦这个“五四健将”的声名也是如雷贯耳。毛彦文、余雅琴听到罗家伦即将到来上海，出于一种好奇的心理，仍竭力撺唆张维桢上海一见，两人表示愿意陪同张维桢上海一行，只可惜与罗家伦失之交臂。
邮轮驶入公海之后，心情恶劣的罗家伦，翻出了傅斯年不久前写给自己的信件来消遣。当时，傅斯年也是从上海吴淞码头，乘邮轮到英美留学的。当年，素有“民国第一牛人”称号的傅斯年，仅仅不过从上海的四马路一带匆匆一过，可他却在写给罗家伦的信件中，对于上海的市容市貌大加讨伐：
“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我觉得上海有一股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摹仿’。请看上海话里，一切名词多是摹仿的。不直陈其事，而曲为形容，拿甲来替代乙，拿丙来比喻丁，其结果无非令人肉麻罢了。至于行动的摹仿，更不要说。从摹仿‘仓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虽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妇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最初，罗家伦读罢傅胖子的妙论，曾经对于傅斯年的幼稚嗤之以鼻。可是，此时心境不佳的罗家伦，却对傅斯年的妙论心有灵犀。于是，邮轮刚刚抵达彼岸，罗家伦即急不可耐地拉起了傅斯年的手，跟傅胖子声讨起了上海的世俗！
傅斯年大笑。
6
罗家伦在美国住下之后，起先选择的是一所叫“普林斯顿大学院”的美国大学。该大学虽然戴了一顶“大学院”的高帽子，求读的学生却不算多，只有１３０名学生。可是人家实行的是真正的精英式教育。全校有１００名大学教授，师生的比例几近于一比一，一律要求大学教授们零距离地贴近学生，实施的是一种新型的快乐教育法。罗家伦最初的感觉，简直是爽透了。师生“一同寄宿，一同吃饭，一同谈天，一同讨论，一同游戏？ ？”，只布置很少的作业，这仍近似于当年北大师生间的一种对坐论证的学习风气。
于是，罗家伦倏忽又想起了留在国内的，江南三月寒林如画之间的张维桢。他的心，伊始流动着一种温润的心绪。
罗家伦给普林斯顿大学院下的第一个评语是，“美如春花，静如古寺”。这虽然有点日本古典美文中，枟草枕子枠、枟徒然草枠的唯美、寂静的况味，可是对于人在远方、思念佳人的罗家伦想来，已经颇有一种“无数檐花落定中”的伤情。于是，心绪如水的罗家伦，强忍住从心湖中漾起的涟漪，立即着手给上海近郊的“薇桢吾友”写信：“此地的风景好极了！秋天的景象，衬出满林的霜叶。明媚的湖光，傍着低回的曲径，更映出自然的化工。晚间霜气新来，树影在地；独行徘徊，觉得淡淡的月色常对着我笑。唉！我爱此地极了！今寄上大学院照片一张，聊供清览。”开始，罗家伦在组织着这样的文字时，心境是忐忑的。不久前自己曾爽约于佳人。虽然是事出于病，无计可施，可罗家伦仍然害怕美丽的张维桢会因此生恨。如此，这罗家伦的第一封信便摆出了一份谈天说地的谦和姿态。罗家伦字外未写的意思是：你看现在的我，虽然身处于一种绿叶飘香、苔藓流芳的绝美环境中，可是，独在天涯成了一个孤零零相思客的我，面对这样一份清寂的美景，何尝不是平添了心底的惆怅呢？
张维桢是一位出身于名门的有教养的女孩子，对于罗家伦那样世家子弟的矜持心态，罗家伦不情愿解释，张维桢却也轻轻一笑，就此放过。
罗家伦语调轻捷地说道：此时霞光遍洒，此时众花含苞待放，此时谁个少女不善怀春，此时又有谁个少男不善钟情呢？于是，罗家伦与张维桢之间的迢迢万里传书，便在清真、灵素、水影、阳春的一种时节中，徐徐地展开了。
过去的年轻人谈情，即使是双方都认为把恋爱关系确定下来的一种情形，相互间的交往仍然讲究一份矜持，这就是民国男女交往时的有气派、有架子。后来，事情过去数十年之后，老妪张维桢把自己贮藏到纸张泛黄的情书，如数家珍地指给女儿罗久芳看。罗久芳十分惊奇。原来传说中热情洋溢的父亲罗家伦，在与母亲十分频繁的情书来往中，竟十分不习惯于使用“我爱你”这样的字眼，他跟少女张维桢讨论得如鱼得水的话题，却是双方的学问心得。
例如１９２１年３月８日，罗家伦给张维桢写信说：“我听说你求学的情形，更使我高兴；希望你照着这个方针进行，先以能自由读外国书为第一要义。”接下来，罗家伦便为这句话下了一个眉批：“惟有‘学问’乃是我们终身的事业。”当年，“五四”一代的年轻人，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朝气蓬勃的新青年，因此，罗家伦希望自己爱着的女子，能在风雨如磐的时局中，学一点中国的近代史，了解到中国近代积贫成弱的原因，以后才能与罗家伦一起去拯救国家。知国家之耻辱者近于勇。这是罗家伦的恋爱座右铭。这样，想到未来的九万里鲲鹏正举，罗家伦就常常忍不住要把张维桢作为自己将来趣味相投的伴侣，他颇为期盼那种“彼此间在做学问和做人上相勉励的”幸福生活能早点到来。
罗家伦与张维桢的幸福爱情生活中，罗家伦经常赠送张维桢的爱情礼物，便是各类的书籍。因此，１９２１年下半年，罗家伦从古木苍苍、杂草怒生的普林斯顿大学院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之时，为了让张维桢的思维，能跟上自己正在钻研的教育哲学和思想史，罗家伦特意给张维桢寄去了易卜生戏剧三种和王尔德戏剧三种的英文本，要知道这些书在当时的国内，是难得的精品。红袖添香、举案齐眉固然是每一个中国士子所向往的，可是像罗家伦这一类五四新青年，却不能满足于初雪浅浅时分的红袖添香了。他需要“诚恳的心思，愿随太平洋的水流到彼岸”。当两个爱着的男女目光在同一本书上相遇之时，虽然远隔重洋，也有一种悸然心动的感觉，那才是一种完美的精神享受。这是罗家伦最喜欢的一种含蓄的爱情境界。
后来，罗家伦成了故人，女儿罗久芳陪老妈张维桢到台北附近的乡村散心。晚晴的初秋溪山，溪中有静静游弋的鱼，有时劈开水面跃起，斜阳映照下望之，颇似一把银刀。女儿罗久芳问母亲：我发现父亲年轻时从来不吃醋的，父亲有点大男人主义哟。张维桢立即笑了。她认真地跟罗久芳讲：其实不是的，你父亲是一个外冷内热的诚实男子，年轻时爱着母亲的父亲，跟其他敏感、任性，甚至有几分孩子气的恋爱男子并无不同。
原来，虽然是心有灵犀的爱人，可是双方分离的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一种坐卧难宁的焦虑感。有一段时间，张维桢在准备上海沪江大学的入学考试，写给罗家伦的书信登时就变少了，罗家伦大为大满，那一段时间寄给张维桢的书信，便酸溜溜地有了一种陈年老醋的味儿：“你近来少写信。想是你朋友很多，忘记在远方的人了。”言外之意是，是不是身边追求你的绅士多了，有点不在乎远方的为爱受煎熬的罗家伦了？张维桢颇理解罗家伦心底的那一份焦灼，便寄了一张个人的三寸放大玉照给他。照片后面还特意写上了一行娟秀的字迹：“爱人罗家伦玉存”。罗家伦收到张维桢的照片之后，兴奋得在静谧的寝室中大叫了一声，把当时正在看书的傅斯年胖子，吓得当时即“咔”的一声站了起来。傅胖子探过脑袋去看罗家伦手中的东西，发现罗家伦正一笔一画地在张维桢的照片后面，再添上“感激欢喜的心，不必我说”的字样，傅胖子不屑地“嗤”了一声，骂罗家伦是在“发花癫”！罗家伦也不生气，他知道傅胖子正处于感情的空窗期，傅胖子对于自己的爱情生活应该有一种淡淡的酸酸的味道。这样，罗家伦在给张维桢提笔回信时，便故意一边写，一边大声地念了出来：“就是你的照片，使我看了生无限的愉快。”
可是，即使是如此心心相印的一对爱人，有时也难免产生严重的误会。有一回，罗家伦听人讲，远在上海的张维桢把自己写的信，一一给其他的女孩子看过，罗家伦忽然勃然大怒。后来，他在给张维桢的去信中，就讲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事后，罗家伦虽然后悔，又给张维桢写信解释，张维桢却一律予以冷处理。如此，罗张两人竟像一对小孩子在认真赌气，他们在一段较长的时间中，不再互问信息。
7
当年，从国内去欧美留学镀金的学生，大致分为两种情形。
一种是为学得一项专业的技术，弄得一个硕士、博士学位的文凭派。这一派的志向类似于洋科举，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国外发愤数年，将来回到国内便预备娶娇妻、住洋房的。另一种则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学习兴趣的学问派。罗家伦所谓的“为学术而学术者”，也就是近似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学问与精神为救国经世之最高追求和理想，至于硕士、博士帽子能否戴到头上则不太在意。这后一派的大将是陈寅恪。声气相投的朋友则有毛子水、傅斯年诸人。
罗家伦也红着脸想了一下。此后，他离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又先后浪迹于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前后历时六年余，听过无数侃侃而谈的各类课程。可是，真正靠谱的，可以摆得上桌面的文凭，罗家伦认真地屈指数了一下，对不起，一个也没有。学问倒是装了一肚子。因此，罗家伦便有三分羞涩地把自己归结于“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学问派。
１９２３年，罗家伦的学业资助人穆藕初遭遇破产，罗家伦不再收到自国内寄出的奖学金。于是，罗家伦只得匆匆结束了自己在美国三年的读书生涯，携带自己刚刚完成了初稿的枟思想自由史枠、枟科学与玄学枠两部书稿，与其他学生一起聚集到了德国。
１９２３年９月，罗家伦、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毛子水、何思源、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徐志摩等一大批民国学术史上赫然大名的人物，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德国的首都柏林。至于这时中国留学生为什么会对柏林情有独钟，恐怕当年他们所看中的，主要还是“魏玛民主德国时期”柏林各大学中洋溢的自由而民主的学术空气。
但是，那个时候，德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的最高峰期，一美元可兑换四万亿德国马克。留学生口袋中的有限外币，上午兑换的德国马克倘使没有及时用去，至下午即成为了一堆废纸。至于柏林城中的本地居民，无数中产阶级家庭一生的积蓄，都为通胀这一只老虎吞为乌有。许多本地家庭不得不用旧报纸生火做饭，主妇们在上面浇上水，以便“更耐烧”一点。当时，从欧美各地蜂拥而至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们在度过了最初的一点快活日子之后，很快便也为柏林城中的这一场空前的大萧条与大饥荒，逼到了十分狼狈的地步。
不过，尽管如此，中国的留学生们，却没有为困厄的生活所吓倒。像罗家伦、傅斯年那样乐观的一些青年人，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号称是纯粹的学问派，却也阻挡不住身体内部蓬蓬勃勃的男性荷尔蒙的分泌，于是，他们便有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雷人雷事。
最近，坊间流传着一本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写的枟杂忆赵家枠，不讲多少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直奔鸡零狗碎的原色生活，读来却令人觉得有趣。当年，赵、杨这一对夫妻也滞留于柏林。杨步伟女士因此为后人留下了一幅罗家伦、傅斯年柏林留学写真图。
杨步伟说：“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朱骝先夫妇已离开德国，以后在巴黎见到的。这些做鼓励人的说法，我一到就有所闻，并且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批评，说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有一天罗志希来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的母亲在街上走，我就回他你不要来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志希！你还记得吗？我想你回想到那时真是你们的黄金时代。）”
罗志希便是本文的主人公罗家伦。杨步伟仿佛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们的窥私欲，又语调闲闲地讲到：当时，罗家伦正与一位中国在欧洲的女人（名字不详）狗扯羊皮地来回折腾，并陪其自柏林到巴黎游览。据说在陪其看戏时，曾“看得她头昏目迷舌伸心跳———跳得隔两座尚可听得”。罗家伦回来将自己的这一段艳遇讲给傅斯年听，傅斯年凝视了罗家伦那只丑而大的鼻子，心中大悲，出来即愤愤不平地跟杨步伟女士说：“心跳而能使隔座者闻之，绝无此理。想是使君之心与她之心心心相印，近在咫尺故可得而闻焉。”又一板一眼地跟杨步伟女士分析道，“她自巴黎归，听说甚不喜巴黎，大维谓是你领他（她）看博物院之过。我当时想起枟聊斋枠上一段故事。一位教官行时送其七品补服于其所识之妓，此一思想，甚若对不起朋友，然当时此想油然而来，非由我召也。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择路则不可。”
女人是记仇的。虽然王元化先生在枟九十年代日记枠中，回忆见过的杨步伟女士也说：“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矮矮的，胖胖的，但动作却十分敏捷。至今我还记得她圆圆的脸上，一对大大的眼睛总是不时地眨动着，这是她的习惯。”杨步伟女士绝对没有西施貂蝉式的美貌，但罗家伦不能当着赵元任夫妇的面，说赵元任与杨步伟走在街上，就像一个长大的儿子跟他依然年轻的母亲走在一起。男人想拍一个已婚年轻女子的马屁也没有这种说法。所以，杨步伟便幽默地把罗家伦的这段风流轶闻记了下来。
许多年以后，罗家伦在枟忆志摩枠一文中，讲起了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他的表情却仍是伤感的：“有一天，他（徐志摩）在一个中国饭馆里同几位朋友闲谈。这几位朋友都跟他说，你单是吵离婚，而不想法把你太太有所安顿，是离不成的。于是，天真的志摩居然认真地问计。他们说：‘最好你为你太太找一个替人。’大家谈得随便的时候，志摩又提出找谁做替人好的问题。于是大家想到志摩的好朋友哲学家金岳霖还没有结婚，最好让志摩移交给他。哪知道隔开一堂屏风，金岳霖正在那边吃饭，于是金岳霖轻轻地把屏风推开，站在他们饭桌前面叫声：‘嘿！’满座为之大惊，但是这班有风趣的人，彼此都不在意。”
金岳霖当然不愿意从徐志摩的手中接过婚姻的接力棒。因为徐志摩爱的，也是金岳霖的挚爱，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恋人林徽因。何况，当时，金岳霖正跟一个新潮的美国女子秦丽琳，过着同居生活。金岳霖脸上的表情写着几个字：我现在不需要别的女人，我很满足。因此，后来，徐志摩与张幼仪在柏林离婚时，金岳霖不仅没有成为徐志摩的“接班人”，反而与吴经熊一起成为了徐、张离婚的“见证人”。
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即将离开柏林打道回国的前夜，罗家伦在赵杨夫妇的旅馆中滞留到很晚。起先，赵元任为罗家伦的兄弟友情所感动，跟杨步伟说，柏林桃花千万朵，不及罗兄送我情。赵元任复宽慰罗家伦说：罗兄不必做小女儿情态的伤感，等罗兄学成归国，我们很快就会在国内再见的。最后，罗家伦才话题一转，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自己的来意：“可不可以借几十元出来，我们大家欠张幼仪的家用，应到期的钱还没到，暂挪我们一点还账。”当时，赵元任夫妇在穷困的留学生之中，绝对属于宽绰的小地主阶层。赵元任为人豪爽，不像当时某些吝啬的留学生，手头有了几个闲钱，便像老母鸡护住自己刚下的鸡蛋，千方百计地藏着掖着，生怕给旁人抠去。罗家伦说，赵元任梁山好汉宋公明“及时雨”的好声名，是显赫于外的。他这次就是慕名而来的。赵元任耳根软，最听不得人家的好话，当即翻箱倒柜地拍出了４０美元的大钞票给罗家伦。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并肩于窗口望着罗家伦的离去。夜色中的罗家伦，竟然润滑如一条畅达的鱼。
罗家伦把借来的钱，立即交到离婚后寡居的张幼仪手中。当时，张幼仪既感激又伤感。是时为秋天的中夜，月光瓢泼如水。熟睡的柏林城中树木如墨，屋影幢幢。风欲静而夜啼，有秋季开的花香，若无还有地传送过来。想到徐志摩的绝情，张幼仪把睫毛长长的眼帘垂了下来，叹了一口气，跟罗家伦说：“我是秋天的一把扇子，只用来驱赶吸血的蚊子。当蚊子咬伤月亮的时候，主人将扇子撕碎了。”罗家伦一时觉得心中大动。
回到寝室，一时没有睡意的罗家伦，看到室友桌子上，有一本正摊开阅读中的松尾芭蕉枟嵯峨日记枠。罗家伦坐下默默地读了起来：我深怜你的声音缥缈而又多情，我深怜你的声音可悲而又无能，我深怜你的无能而又沉静，我因你绰约的身姿而泪湿衣袖。试问，这世上有谁没有为情所迷，而无限地忧伤呢？
哎呀，原来竟是这样子的。罗家伦从心底轻轻地叹喟了一声。罗家伦承认：那被徐志摩抛弃的楚楚怜人的张幼仪，没有把金岳霖套住，却深深地吸引了自己。
后来，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在为她执笔回忆录枟小脚与西服枠时，便有了这样幽静的一段文字：
柏林所有的中国人当中，有个人待我特别好，他叫卢家仁（译音），有一双好大的手，手上面毛茸茸的像只熊。他每个星期都来看我好几回，不是和我一起坐坐，就是陪彼得玩玩。以前我从没有和男人坐得这么近过，可是我猜想他是来看彼得的。当时多拉和我租了一个住宅的三个房间，卢家仁来的时候，彼得就和我们一起待在起居室，其他客人来的时候，我就叫彼得到别的房间和多拉玩。有一天我们坐着喝茶，彼得在铺在地板上的一块毯子上玩耍的时候，卢家仁问我：“你打不打算再结婚？”虽然我当时还很年轻，大概才二十三岁，可是四哥写信告诉我，为了留住张家的颜面，我在未来五年内，都不能叫别人看到我和某一个男人同进同出，要不然别人会以为徐志摩和我离婚是因为我不守妇道。而且我明白我在家乡还有个儿子，我一直没教过他，在我善尽做母亲的责任以前，我不可以嫁进另外一个家庭。所以，我没敢把卢家仁那句语气温柔的话听进耳朵里，于是我看着我的茶杯轻声说：“不，我没这个打算。”卢家仁听完，过了一会儿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按时来看过我。我没办法相信有人会爱上我，而且对卢家仁问起我结婚打算这件事感到别扭，我从没说过任何鼓励他问我这种事情的话。也许我当初根本不应该让他来看我的，难道他一直在追求我吗？那就是“自由恋爱”进行的方式吗？他爱不爱我呢？也许他只是想出出风头，才企图娶我？
张邦梅为姑奶奶写的这段个人史以英文写就，谭家瑜在译成中文之时，对于当时柏林的情境与人物均不熟悉，便随手把“罗家伦”译成了“卢家仁”。一些当年柏林的当事人证明，罗家伦对于当时的张幼仪曾经颇为呵护，所有与罗家伦有过交情的朋友，都会笑呵呵地证实：那家伙确实“有一双好大的手，手上面毛茸茸的像只熊”（梁实秋在枟记罗家伦枠文中，就说他“两手肥硕臃肿，如熊掌然”）。
这样，罗家伦的追求张幼仪，便发生于与张维桢失去了联络的那一段空窗时期。
不过，罗家伦虽然被张幼仪拒绝，可是，他的心中却并不懊恼。因为，他收到了徐志摩后来引用为枟新月枠发刊词的两句话：一句是枟圣经·创世记枠中开门见义地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第二句是雪莱枟西风颂枠中被广泛传颂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罗家伦甚为喜欢，便工整地抄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上。
果然，没过多久，罗家伦便恢复了与张维桢之间的联系，继续他少年壮志的马拉松爱情长跑。
8
但是，虽然罗家伦、傅斯年的柏林留学生活，在杨步伟女士的枟杂忆赵家枠中成为了一种红尘旧事，可是，当年，他们真实的留学生活却是贫寒到令人心酸的。
罗家伦在柏林时曾经遇上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那是１９２３年冬，窃贼光顾了罗家伦的寝室，把罗家伦的随身衣物一扫而空。罗家伦当时沦落到了“裸体归天”的悲惨境地。可是，那促狭的傅胖子却仍然用三分调侃的语气劝慰罗家伦：“昨晤姬公，闻真人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裸体而归，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夺之干净也。”“此事如在小生当死矣。失色犹可，尽失色则不提色。失书则从此不念书。若失去衣冠，将何以为中国之人，而度此严冬耶？是非投河不可矣。想当年精卫投海，亦但为失窃耳。今写此信，是告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时如无解决之术，则请拿去。虽大，容或可对付一时。帽子，我也有一个，但恐太小耳。”好在傅斯年为急难中的弟兄奉献了一件半旧的上衣外套、一个小号的帽子，不管傅斯年如何取笑，罗家伦我自从容。
当时，所有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都穷到了出世涅槃的境地。罗家伦本来是学业资助人穆藕初破产，失去了国内经济来源，方跑到美元大幅升值的柏林来规避风险的。他哪里晓得在最初的阳光灿烂之后，接下来，竟然会是那样久长的风刀霜剑。
好在罗家伦的运气，从来都是“吉人自有天相”的。
其时，恰值罗家伦的恩师、老校长蔡元培再次辞去了北大校长的位子，携继娶的妻子周峻，以及长女威廉、三子柏龄等一干人，第五次游学到了欧洲。罗家伦向蔡元培大吐苦经。蔡元培绝对不能坐视不理，于是便向自己的挚友、此番自己欧洲游历的实际赞助人———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监理张元济先生去信询问：能否伸出手来，再拉自己的得意弟子罗家伦君一把？蔡元培老先生的面子无人肯驳。如此，张元济便很大方地给罗家伦寄去了１５００国币。这件事被穷极潦倒的傅斯年等留学生侦知，大家便像吸血的蚂蟥般朝着罗家伦一拥而上。所以，这一大笔款子，确实帮助罗家伦、傅斯年等后来国家的栋梁之才，渡过了留学柏林时那一段最困苦的岁月。
其实，张元济对于罗家伦的经济帮助，并不是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１９２６年底，罗家伦已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执教，南昌老家中因事急需一笔现款。罗家伦再次向张元济求援。张元济二话不说，即按罗家伦之要求，将５００元现金分寄南京、南昌二地。
罗家伦于初次借款的十年后，经济上方大有起色。于是，罗家伦便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给张元济寄还了１０００元，张元济很生气：“朋友通财，万不能认为债项。”罗家伦则十分固执：老先生不收下，即陷晚辈于不义。张元济的收款属于义不容辞。１９３６年６月，借为张元济预祝７０大寿，罗家伦寄去祝寿金１０００元。１９３７年２月，罗家伦再次寄去还款１０００元。张元济的两次借款，与罗家伦的三次借款，实际上反映出了民国年间的、一种清真的书生本色。
张元济先生早期参加过前清光绪帝的维新运动，因此，自称为“戊戌党锢孑遗”，他的思想倾向于温和的改良派。罗家伦为五四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精英，后来加入了国民党，缠身于一些无聊的政治活动，可是他的本质始终是书生意气的。罗家伦小张元济３０岁，他们的政治倾向不尽相同，因此这两人的忘年之交着实令人羡慕。
１９４８年８月，国家处于一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即将到来的前夜。张元济写信给罗家伦，对于窳败的国民党政府信心俱失：“国内事无可言。财政败坏，一至于此。翁先生束手无策，王云翁亦踵决肘见。昨晤一友，去年九月赴美，近甫归国，云去时美币一枚值我国币四万，今逾千万矣。试闭目凝思，再过十月，不知是何景象。吾辈岂真将见亡国之惨乎？”而罗家伦身为国民党党员，人仍在江湖中，必须强迫自己对于国民党的未来抱有希望。后来，罗家伦选择了去台湾。留在大陆的张元济则兴奋地咏哦“及身已见太平来”。罗家伦永远不可能成为张元济老先生所期望的，“纯粹”的文人。
当年，罗家伦第一次向张元济寻求经济援助时，在一时冲动之下，与爱人张维桢断去了联系，跑去跟张幼仪表白又感情受挫，其时，罗家伦的人生色彩可谓一片灰白。
说起来，蔡元培新婚的妻子周峻，以及当时陪蔡元培来到法国的长女蔡威廉，俱是民国名扬于一时的才情女子。据说，蔡威廉曾经惹动罗家伦的英雄柔肠，罗家伦便跑去向恩师蔡元培请示：可否将自己升级为东床娇婿？蔡元培答应替罗家伦去试探蔡威廉的口风。蔡威廉则表示，罗家伦固然有相当敏捷的头脑，可是他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她理想中的爱侣应该是倾向于浪漫的艺术气质的。对于儿女婚姻大事，蔡元培先生的作风相当民主，女儿蔡威廉和罗家伦擦不起爱情的火花，做父亲的蔡元培也不能勉强。可是后来，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北大校园中传开了，便有人编撰了一份蔡先生给罗家伦的婉拒信：“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无权包办。况小女未至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蔡威廉久已有闺中女子的一份嫣红，且在本次游学欧洲时，终于与留法学生林文铮萌动了爱情的幼苗。不过，这件事情，却颇令蔡元培为罗家伦的“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之情境而觉得憾然。
当时，罗家伦处于窘迫之中，蔡元培先生之所以一开口就想到了向老友张元济求援，是因为张元济在蔡元培临行之际，曾经托蔡先生代为物色一个人品清嘉的乘龙快婿。张元济说，只要人好，家庭条件差一点也没有关系，他可以资助未来女婿的所有留学费用。蔡先生便想到罗家伦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选。
张元济爽快地答应了罗家伦所需的款项之后，蔡元培老先生便旁敲侧击地，向罗家伦谈起了张元济择婿的事情。这个时候，罗家伦的鸾星先动。他于１９２４年８月３０日跟失散许久的爱人张维桢，重新修好了联系的通道。这时期，罗家伦心底重新盛满的，俱是少女张维桢那份淡淡的锦熟容颜。如此，罗家伦写信婉拒了蔡元培的好意：“无论与何人订婚，皆愿于订婚前有半年以上之友谊。？ ？最好于友谊发生时不必定有婚姻观念当先，以免反而拘束。”蔡元培之前曾经给老友张元济预支过一份秾华的信息，孰料竟然是好事难成，蔡元培便把罗家伦的回函悄悄地转给了张元济。张元济虽有怅惘，却也不能强求。张元济与罗家伦也始终保持了那份娴美粹然的友情。
这一次回复到正常爱情轨道的罗家伦、张维桢两人，感情不再有一点点的波折。他们之间的感情，升温得很快。从前的罗家伦，因为从没有从容认真地得到过一份爱的滋润，他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比较粗放的。现在，罗家伦的一颗心找到了一个可停靠的蓝色港湾，他自在从容地沐浴于张维桢的爱情中，张维桢这才发现在罗家伦那一颗大丈夫的心中，其实也是缠绕着柔情似水的。张维桢曾经做过体育教员，体质于健康中自有一份端庄流丽的优美。于是，罗家伦便引用枟诗经枠中爱情诗“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悁悁”，“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来称赞张维桢。他以为张维桢的美，正体现出一种中国传统的伟大庄严的姿态美。
１９２５年５月，罗家伦首次寄赠了张维桢一副颈珠。这礼物从侧面反映出了罗家伦对于亲密爱人的密如针脚的心思：“我选的一种颜色，自以为还清新，配夏天的白衣服或粉红衣服，都很好看。望你不嫌弃，作为我游览展览会的纪念，并作我想起你的纪念。”罗家伦想象戴上颈珠后的张维桢，“好妇出门迎，颜色正敷愉”，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丰润和悦的女性魅力。
其实，每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对于来自情人的甜蜜话语，即使重复地说上一千次，也没有哪个会觉得厌倦的。何况罗家伦是那样的富有才华，每次都能想到新颖词语赞美张维桢。罗家伦称赞张维桢是“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容曜秋菊，华茂春松”，说惊鸿游龙的活泼是张维桢的，秋菊春松的饱满也是张维桢的！张维桢的举手投足中、所展现出来的美，无一不体现着中华千年文化中，女子的健康、硕大、庄重的美感。张维桢在恢复联系之前，已有近五年的时间没有见过罗家伦的真人了。可是，现在又再接到罗家伦的密集来信。张维桢对于罗家伦分明有一种邻家大哥哥的初恋感，仿佛罗家伦昨天刚刚离开，依然还清楚地记得他的音容笑貌。张维桢为自己感动：原来真切地爱着一个男子，竟然可以是这样子的！于是，１９２６年新年来临之际，张维桢便给罗家伦寄去了蜜枣和松子糖。这对于罗家伦也有一份暗示作用，预示着像蜜枣与松子糖般甜蜜的生活，很快便要来临了。
于是，罗家伦急不可耐地想回到国内，与阔别已久的亲密爱人重逢。１９２６年４月，结束了所有学业任务的罗家伦准备起航归国。只有到了这时候，归心似箭的罗家伦才狼狈地发现，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却忘记留下回国的盘缠和运书的费用。他写信给张维桢嘲笑自己。张维桢毫不犹豫地给罗家伦寄出了５００法郎，解决了他回国的川资。
不过，命运仿佛故意折磨这对有情人。之前，张维桢为了完成自己的学业，曾经申请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奖学金，后来，很久杳无音讯。张维桢便把这件事情淡化了。１９２６年７月２３日，盼望了许久的罗家伦终于回到了上海。可是在此时，张维桢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入学通知却到了。这样，这一对久别的情人，只有月余的相聚时光，接下来面临的又是一段长长寂然的分离时光！
因为相聚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所以罗家伦、张维桢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便特别感觉到了时光流动的生动与鲜活。他们每天临入睡前，望着外面的窗户人家，一盏盏的浅色的灯光，像天上的星星似的悄悄地熄了，他们便会愉快地想：今天我的爱人也在同一座城市中，在这样自然的灯光下入睡。第二天一大早，天空才只来得及现出一线的薄明，上海街道的一切均还包裹在一层薄暗微茫的光线中，但是这一对幸福的恋人却已早早地醒来了。他们是最早在上海的法国公园见面的一对年轻人，那里有高大的乔木，也有如缎子般的绿茵，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曾经被视为上海知识青年恋爱的天堂。
罗家伦因为确定自己是真心爱着的，所以什么事情都喜欢抢在张维桢的前面说。罗家伦这数年周游欧美诸国，心中本来就挤满了各种奇闻异事，便要急如星火地向张维桢诉说。有人说，每一个恋爱中的男子，实际上都是一次新生的过程，他们会在下意识中，把恋爱中的女子看成自己的精神母亲。哪有小男孩不喜欢跟自己的精神母亲，吱吱喳喳地讲外面的闲静小事的？这一层心思，张维桢照例能够懂得，因此张维桢便微笑着倾听着罗家伦的讲话。有时，两个人在夏末秋初的明艳日光中，并排在公园中静静走着。那样的时候，便觉得连语言也是多余的。张维桢用眼角捎了一眼身旁的这个年轻健壮的男子，罗家伦穿着笔挺的西装，双脚的移动，令人联想到了山间刚刚下来的一只轻捷有力的兽。这清真可爱的印象，便令她真切地觉得了罗家伦的好。
这样甜蜜的约会，两人一天也不肯中断地，持续了两三周。有一次，罗家伦便轻轻地捏起了张维桢的手。张维桢感到自己被罗家伦轻轻触碰着的手心，血管的微微搏动。之前，张维桢的手，还从来没有被一个年轻的男子，这样小心地触碰过，因此，她也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微妙的心悸感觉。那一刻，从张维桢心底涌上来的感觉只有一个：眼前这个男子是真心的。这人世间，以前从来没有过、今后也只可能有，眼前的这个男子这样情真意切地爱着她。于是，当时，在那样浓艳、壮阔的一种人生背景下，罗家伦与张维桢便把终身的幸福悄悄地订了下来。
张维桢赴美留学，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方学成归国。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３日，罗家伦与张维桢这一对有情人，终于举行婚礼。至此，这一对历经周折的爱人，终于成为眷属。
新婚之夜，携娇妻喜入洞房的罗家伦，曾经喜极流泪地手赠爱妻张维桢情诗译作一首：
要是我能同你，
爱呵，秘密的，
和造化小儿定计；
抓住这苦恼的宇宙安排，
一把搦得粉碎！
可能依咱俩的铺排，
重造得更称我们的心意！
诗的原作者叫莪默（Omar Khayyám），为中世纪时一位相当出色的波斯诗人。五四一代的成名人物，像胡适之、周作人、徐志摩等人，在裘车肥马的得意之时，都曾翻译此诗以宣泄心中的快意。当时，三十娶妻的罗家伦也不愿意免俗。罗家伦将情诗递交到爱人的纤纤玉手，深情地吻了一下张维桢光洁的前额。他款款情深地轻咬了一下张维桢的耳垂，悄语：何以表白，唯有赋诗！
这样，罗家伦与张维桢的这段爱情传奇，在民国的学术界，便流传了一个风雅的段子。据说，新婚后不久的罗家伦，便接到了清华大学校长的任命书。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去拜访柏林留学时期的老朋友陈寅恪，顺便赠送陈寅恪一本自己新近主编的书，叫枟科学与玄学枠，上面记载了张君劢、丁文江辩论的一些旧事。
陈寅恪对于罗家伦枟科学与玄学枠一书似乎兴致不大，他随手一翻便放在桌上。随即，陈寅恪笑眯眯地望着罗家伦说：“志希，你又娶老婆又升官，尚未请老友喝一杯喜酒，这笔账我先替你挂起。今天，我就暂且先送你一副喜联，你觉得如何？”罗家伦赶紧说：“正求之不得呢，我即刻让人买上好的宣纸回来请仁兄濡墨。”陈寅恪复笑，用一口糯软的南方口音作答：“这个倒不必了，你只需认真听讲便是。‘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这对联中镶嵌了‘家伦’两字。”罗家伦听到这里，立即仰头哈哈而笑。陈寅恪继续一本正经地说：“我还没有说完呢，听完了你再笑。我的横批是：儒将风流。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此为儒将；你新近娶得个漂亮老婆回家，岂不是风流？”
罗家伦击掌称妙。回去便跟冯友兰、陈岱孙几个朋友说了。这个段子，后来从朋友圈子中传了出来，一时，竟成为了民国学界一段风雅轶闻。
9
刚回到国内的罗家伦，一度担任过东南大学的史学教授。后来，却卷入了民国政治，曾担任过蒋介石的政治秘书、北伐军战地动员委员会文化教育方面的负责人，算得上是一个北伐功臣。
１９２８年，蒋介石北伐成功。于是，新组建的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了标榜自己推崇大学教育的诚意，一度推行大学院制度，所请的第一任院长便是罗家伦的恩师蔡元培先生。蔡先生根据自己对弟子罗家伦的了解———当时，罗家伦虽已投身政治，但是他的本性，却仍属于宁愿为知识、理想、自由而殉道的一类文人，政治于罗家伦的气质未必合适———推荐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的人选。１９２８年８月２９日，由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正式签署了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的任命书。后来，有人羡慕地说：像罗家伦那样３１岁即出任一所名牌大学校长的际遇，在中外的现代教育史上，都是难得的。
实际上，罗家伦在清华园执掌校长大印的时间并不长，从１９２８年８月至１９３０年５月间，大约不过２０个月的时间。可是罗家伦对于清华大学的发展却是开拓型的。罗家伦在１９２８年９月１８日的清华大礼堂宣誓就职大会上，即以“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为办学宗旨，提出了清华大学的“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四项办学指标。如此，清华能把握自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７年的十年民国黄金建设时期的机遇，从最初的一个半旧半新的学堂，一跃而为一个巍巍然屹立于世界各大学校的现代化名牌大学，除了周诒春、曹云祥诸位前校长的奠基性工作，罗家伦具有一个承前启后的相当重要的作用。
罗家伦走马上任伊始，仅带了在东南大学任教时自己所欣赏的郭廷以、戈定邦、唐培经三个学生，以及中央党务学校的马星野、唐心一两位学生。这五人只能在未来的校长室做秘书，承担一些具体的事务工作。罗家伦真正得力的哼哈二将，却是请来当年北大时的同窗好友杨振声与冯友兰，分别出任教务长与秘书长的重要职务。罗家伦在就职时，虽然曾口口声声向清华的师大们说明自己的自由主义倾向，但之前的罗家伦在做蒋介石的秘书之时，也曾经一再表白自己的“国民党忠实党员”的身份；加上清华的两个重要位子———教务长与秘书长，罗家伦一上手便礼请了两位北大派的干将来掌握，因此罗家伦治校伊始，便有清华的教授与学生，在暗中失声惊呼了一声：呀，这国民党与北大的势力，要联手来侵占清华园了。
不过，不管当时的人们，对于罗家伦的治理清华存在过怎样的议论，现代研究民国教育史的专家们，则基本上肯定了罗家伦在清华期间的四大作为。
第一大作为，便是他一力促成了“国立清华大学”的新生。
我们知道，清华的起源，来自于“辛丑条约”之后的庚子赔款。１９１１年，美国人在促成“清华学堂”的成立之时，并没有多大的雄心，他们只是想办起一所留美的预备学校，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以便在中国的知识界培养一点亲美的种子。因此，它起步时“殖民”与“买办”的气息是颇为浓郁的。为了改变这种过分依赖美国的状况，清华第二任的校长周诒春，即已提出了将清华提升为正规大学的规划。但是，一直到曹云祥校长治校之时，清华才于１９２５年成立大学部。当时，曹校长将清华灵活地划分为游美预备部、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三个学制。但是清华想要进入国立正规大学的行列，仍然困难重重。
１９２８年，罗家伦走马上任时，蒋介石顾忌美国的感受，在发给罗家伦的“清华大学校长”委任书时，仍然不敢冠上“国立”二字。罗家伦大为不满。他请民国的大书法家谭延闿先生，为自己写了“国立清华大学”六个颜体大字，然后，请来当年北平的所有新闻媒体，集体观摩“国立清华大学”的学校招牌之揭幕仪式。罗家伦给蒋介石通电话：清华原有的学校招牌太旧了，卑职换了一块新的，请总司令指示！蒋介石忖度罗家伦是敢说敢做敢承揽的一类书生，便不再多讲，便责成有关方面理顺关系，从速将清华园纳入国立大学的体系。终于，在罗家伦手上，实现了数代清华校长的梦想。为此，冯友兰颇有感慨地说：国立清华大学的问世，实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第二大作为，罗家伦强硬地从贪官污吏手中夺回了“清华基金”。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清华学堂的经济开支是靠“庚子赔款”支撑起来的。当年，美国为确保这项资金专款专用，曾经成立了一个由美国公使和中国外交部共同负责的“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后来，这笔资金的实际使用权，却落在了少数的外交部实权人士手中，学校董事会也对该项基金负有一定的监督责任。
不久前，罗家伦在履行战地政务委员责任时，曾经于偶然中看到过清华基金账目报告，他发现有一笔外交部的股票，正栏填的却是当时外交次长陈篆的名字，仅此一项，陈篆即堂而皇之地将２０万“清华基金”转入了私人的账户？ ？如此，罗家伦上任伊始，即在给学校董事会的报告中，猛烈抨击外交部的少数官员投机倒把、大肆以“清华基金”中饱私囊。例如，罗家伦冷颜疾言地说：“清华基金向来是一个哑谜，很少人能够明白其实情。”“大家知道清华有８００万基金，但追问实际，就不免使人气短，必须彻底清查，严究以前的损失。”罗家伦忘了，学校董事会对于“清华基金”也是负有监督之权的。罗家伦指责“清华基金”管理混乱，实际上也是在指责学校董事会的监督缺失。学校董事会决定给这位年轻的校长一点颜色看看。于是，１９２９年４月，学校董事会全盘否决了罗家伦提出的学校发展规划和相关预算。
罗家伦立即以辞职为反击手段。罗家伦的态度很坚决：这劳什子破校长，一个媳妇，有教育部、外交部、清华董事会三个婆婆管着；同一件事情，大婆婆喊你往东，二婆婆喊你向西，小婆婆则让你立正。这样的校长，不让人家整出神经病来才怪呢。咱罗爷不伺候了，谁愿意伺候，民国政府请谁去干！
罗家伦摆出辞职的姿态，并不是真心想走，而是想把“清华基金”的控制权拿回教育线，以及教育部对之的专辖权。清华师生莫不认为罗校长在做一件大好事，便发动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来声援罗家伦。罗家伦自己的反击手段也是澎湃有声。他回到上海的家中，即向各大报刊披露了权威会计师事务所对于“清华基金”的查账结果，其舞弊、贪污和流失的严重情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惊。美国驻华公使从罗家伦处知悉了“清华基金”的猫腻，也向南京政府表示不满。于是，罗家伦说服民国大佬戴季陶、陈果夫二人联名提案，又事先取得了蒋介石、谭组庵、孙科三位政府大员的支持，终于将清华基金的主权拿回了清华，而清华今后的管理权也专辖于教育部。如此，因教育、外交两部共管而衍生出来的清华董事会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此役罗家伦赢得痛快淋漓！
此后，“清华基金”为了避免由校长支配所带来的误解，实际上是交由教育部辖下一个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组织代为管理的。该董事会的第一任正、副董事长为蔡元培、蒋梦麟，操作具体事务的则为胡适、任鸿隽等专家学者。以后历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成员组成，均大抵遵循罗家伦时期由专家学者视事的组织原则，这是清华后来能贯彻“教授治校”之理念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经济基础。
第三大作为，罗家伦及时为清华更新了一大批教育设施。
“清华基金”拿回清华之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代管团队，俱是罗家伦心意相通的同道中人。花钱已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应该怎样花。于是，罗家伦起草了一份枟整理校务经过及计划枠的报告，提出了兴建图书馆、生物馆、学生宿舍和气象台等六大基础工程。罗家伦说：“大学里知识的发源地，就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为此，罗家伦做出硬性规定，以后学校的年度开支预算中，必须将图书仪器的添置费增加到２０%以上。清华图书馆的图书结构起先是偏重于西文书册的，不久即跨进到中西图书并藏，后来更发展成为跟北大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鼎足而立的三大图书馆之一。国立清华大学能从罗家伦的改制至抗战全面爆发的短短十年间，培养出钱钟书、费孝通、王力、季羡林、曹禺、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赵九章等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应该与罗家伦当初重视人文环境配套建设有很大的关联。
第四大作为，是罗家伦对学术独立理念的深化。
学术化与学术独立化，清华受欧美学风影响，在周诒春、曹云祥二任校长手中即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罗家伦到来后，使学术独立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这方面的内容说起来不过是一两句话，做起事情来就繁密而复杂了。
罗家伦刚到清华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后勤不教书的职员之经济待遇，普遍好过一线教书育人的专家教授。罗家伦感到十分震惊。这应该是过去清华的辖治长期归口于外交部所带来的弊端。外交部的一批老官僚，一时失意，无其他地方可去，便纷纷看中了清华这个避风港可以养老。这些人的来头大，在外交部的关系也还有，所以在工资与生活福利方面也就好过在一线做实事的专家教授。人家一般的高校，校长致辞最通常的称谓是“教职员”，可是，北平的学界嘲笑清华的结构是“职教员”。当初的清华，为贯彻教授治校的理念，曾经在校长的权力之外，设立“评议会”、“教授会”两个教职员组织，以制衡校长的滥权。另外，还有一个“学生联合会”的组织，恼起来的时候，同样是校长与教授们都惹不起。民国时期的大学，学生是“皇帝”，教授是“神仙”，校长是“走狗”，校长是为教授与学生们服务的。但是，在罗家伦莅临清华的时期，“清华最高机关的评议会及各委员会，其中主要成员，大多为各部职员，而非各系教授”，这就极大地挫伤了广大教授治校的积极性。
罗家伦的措施，便是想把颠倒了的本末重新扶回来。首先他精减后勤闲杂人员，将职员数由９５人减至７２人，一下子便砍去了２３个名额。当时，清华教授的待遇，比北平的北大、燕京等各大高校都要低，罗家伦承诺经济待遇上要向北大看齐，将正教授的薪俸上浮到了３６０元至５００元，其他各级别教师的待遇均有一定的提高。教授们高兴地说：来了罗校长，我们也可以将原先的“职教员”更正回“教职员”了。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教授们都可以开心地笑出声来。罗家伦说：“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又表示今后在选聘教授时，坚决“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我自己的好恶来定去取”。所以在罗家伦手下想要拿高薪的教授们，手中没有一点教书育人的真本事，还真的混不过去呢！因此，在罗家伦续聘的专家教授中，原有５５名教授，因暮气与惰性，被辞去３７人。罗家伦从国内各大高校广泛招揽了一批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充实教授队伍，像当年的萨本栋、周培源、杨武之、朱自清、俞平伯、叶公超等人，都是３０岁上下的青壮年。当然，对于原先清华的文化重镇，罗家伦始终是执礼甚恭的，诸如陈寅恪、赵元任、金岳霖、陈达这样超一流的专家学者，罗家伦则亲自登门恳请留任。
罗家伦用人一个最大的特点便是唯才是举，没有什么个人的偏执心，也不理会民国学界的小团体小派别。当时，在清华执教外文系的吴宓，“五四”新文化大辩论时，吴宓曾经将罗家伦骂了一个佛祖升天！这次罗家伦来到清华做校长，吴宓心里哪里还能淡定，便请赵元任代为探一探罗家伦的口风。罗家伦哈哈而笑：“吴宓有什么可慌的？当初我们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根本不是同一码事情。”后来，吴宓果然是有惊无险，每月的薪水还提升了４０元。当日的吴宓日记中暗喜：“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三百四十元。宓向不持与人比较或虚空立论之态度，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
但是，一些滥竽充数的洋教头就没有吴宓那样的好运气了。清华园中有一个著名的饭桶教授，是来自美国的史密斯。这人名誉上是英文、拉丁文教授，但是上课时从来没有什么理义阐述，他的拿手绝活便是一堂课叫这个学生读一段课文，等到一段课文快念完了，又让另一个学生接下去再念，如此反反复复，生命不止，念课本不止。全体学生对他厌烦死了。但是，这个人在美国公使馆有人事关系，前面的数任校长均无奈何于他。罗家伦做过革命军中的少将，他可不能容忍这种事情，一拍桌子，立即请史密斯走人，同时被出局的外教有６人。果然，罗家伦这边刚动了史密斯，那边便惊动了美国公使出面为他说情。罗家伦很客气，说什么“公使先生也不想让外界误以为，史密斯先生即代表了当前美国的学术水平”之类的话语，这令美国公使赧然，不能再说出求情的话。
罗家伦的求才若渴还表现在对历史系主任的聘用一事。当时，罗家伦已经礼请来了自己的老师朱希祖先生。朱先生资格老，中国史又做得精，大家都认为由朱希祖来坐系主任这把交椅名至实归。可是，罗家伦却另有盘算，觉得让自己的老师朱希祖来领导历史系，朱先生的世界史是一块短板，这就令清华的历史系很难做成国际知名的品牌。于是，罗家伦想到了学贯中西的蒋廷黻先生。当时，蒋廷黻博士已经接下了天津南开大学的聘书，罗家伦便跑到蒋廷黻在天津的家中去恳请。罗家伦认真地跟蒋廷黻说：“如果你不答应到清华来帮我的忙，我就坐在你家不走。”罗家伦说到做到，他果然在蒋家“磨叽”了蒋廷黻一个晚上。蒋廷黻挺不住，后来果然答应了罗家伦的要求。
其实，在制度的建设上，罗家伦还做过一些鲜为人知的尝试。例如，他整理原有学系，关闭一些不实用的学系，强化理学院；大幅度地扩大招生，以培养更多的国家人才；改良学术刊物，促进学术交流。当年，清华园是不招收女生的。罗家伦讲，要破了这个陋俗。可是，如果要把这个问题提交“评议会”、“教授会”磋商，则不知要费用多少个春夏秋冬。罗家伦的处理很明快，自己提笔在招生简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问题就解决了。他后来特招同样数学吃了鹅蛋的钱锺书，则明显地存了一分惺惺相惜的英雄意气了。
当然，罗家伦在清华园也走过麦城。谈到罗家伦的四项治校原则，冯友兰肯定地讲：“学术化的成功最为显著，军事化的失败最为彻底。”其中，冯友兰所谓的军事化，便是罗家伦在德国柏林留学时，从那里的大中学学来的，德国人试图用它来训练一种一体化的国民素质。罗家伦将它搬到清华园之后，将全校学生分成了四个方队，各设方队长一名；要求学生一律穿制服，早晚点名，按点作息；无故缺席要记过，三次小过算一次大过，累计三次大过即开除。起先学生的感觉还好，大家相互调侃，可以改掉睡懒觉的坏习惯。后来到了冬天，能够早晨六点起来上操的学生就寥寥无几了。冬季微雨的一天，只有罗家伦与教务长杨振声两人穿了制服马靴，精神抖擞地站在训练场上。同学们都躲在寝室中，往窗玻璃上呵着白气，取笑操场上的罗家伦、杨振声像两只猴儿。这早操一项，在学生们的“集体抵制”下，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件事情，令罗家伦跟学生会的关系一度相当吃紧，这后来也成了罗家伦黯然离开清华的一个诱因。
想当初，罗家伦挟“国民革命”之余威，羽扇纶巾，雄姿焕发，以少将军衔入主清华园，他在清华园中开局的几步棋走得都不算坏。他曾经有在清华园中，好好地做一番事情的大梦想。
只是，后来，时局有了很大的变动。１９３０年１月，阎锡山公开与蒋介石决裂。５月１日，中原大战正式拉开帷幕。阎锡山出重兵阵列于华北。以当时的情形而言，罗家伦属于蒋介石江浙一派国民党成员，他是非走不可的。当时，像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一些国民党的政治强人，都有附会风雅的怪脾气。仗要打，血要流，人要杀，政治上的肮脏照旧，却每个军政大佬都喜欢摆出重视教育的姿态，或许当时的政治强人们都认为这是名垂青史的好机会。阎锡山仗打得稀松平常，却也对入主清华园兴趣盎然。他推荐山西籍的乔万选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新人选，这才在暗中发起了驱逐罗家伦的学生运动。
后来，罗家伦在总结自己入主清华园的２０个月校长生涯时，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罗家伦不论在什么环境下，做什么事情，总是充满信心的。于是，后人在总结罗家伦的失败时，便又有人讲：罗家伦毕竟不是一个完人，他那时才３０多岁，年轻好胜，好展现自己的才华，思想激进，对于现实中萎靡的状况毫不容情，所以他在无形之中，就得罪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再加上他的国民党政治背景，而且他在办几件大事之时，也切实利用了自己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这就令标榜自由与独立的清华人，颇有点看不上罗家伦。此后，罗家伦试图破除清华人的“小群意识”，他引进了一批有北大背景的教授，这也触犯了当年某些清华教授中，“清华人管清华”的心理底线。所以，当时在清华学生会的压力之下，罗家伦摆出了走的姿势，教授会却没有站出来挽留。如此，罗家伦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学术环境与利害冲突的情景下，除了选择娜拉式的出走明志，已经没有其他的空间了。
关于罗家伦在清华园经营２０个月所取得的成绩，有两个人的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一个是罗家伦的老朋友、国学大师陈寅恪，说到罗家伦的出色之处，他也不为亲者讳：“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台湾的苏云峰教授研究清华校史，所取得的成就至今无人能及。他认为在清华的百年发展史上，周诒春、曹云祥、罗家伦、梅贻琦四位校长，是值得让后人景仰的仁者。周诒春、曹云祥拓荒，罗家伦拔刺，无为而治的梅贻琦校长则开创了清华园的“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的一个风流时代。因此，苏云峰击掌赞许道：“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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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清华校长之后，罗家伦受命为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兼代教育长。虽然仍然做的是教育行政工作，但是这个学校的来头很大，校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罗家伦大树底下可乘凉，日子过得一度颇为悠闲。
但是，像罗家伦这样的教育干将，到得吃力的紧要关头，总有人惦记起他。其时，组建仅仅数年的中央大学，因学潮澎湃，前后数任校长一直未得上手，将教育秩序引上正轨。罗家伦北大时的老师、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便亲自登门来礼请罗家伦再度出山了。罗家伦起先颇为犹豫，怕再弄出一个骑虎难下的清华局面，这糗就出大了。朱家骅劝他：志希，我们这些做实事的人，善做者，愈是挫折愈长精神；不善做者，稍遇小挫，才喉头生痰瘤呢。何况，教育是什么？那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前程兴衰的一件大事，岂容你半途袖手不管的！罗家伦这才为之敛容正听。
国立中央大学正式挂牌于１９２８年５ 月。它的早期雏形，为清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所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民国４年（１９１５），扩建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是该校步入现代教育的一个开始。１９２１ 年，再在“南京高师”的基础上筹建东南大学，成为中国最早期的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以后，相继经过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江苏大学”的时期。
国立中央大学在罗家伦入主前的一段时间，可以用“乱象环生”四个字来形容。
１９２８年５月至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的“国立中大”校长为张乃燕。任期内张乃燕曾经三次请辞。第一次请辞，因民国元老吴稚晖不肯蹚浑水而未果。后面两次请辞则主要为办学经费困扰，校长没本事提高广大师生的生活学习质量，只好拍屁股走人。１９３０年底，原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执委朱家骅接手国立中大事务，他任校长的一年余，日子也不好过。于是，只好学了张乃燕的样，三上辞呈。那个年代的学生，本来就牛气冲天。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８日，中大学生为声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三省抗日，至中央政府机关游行示威，外交部部长王正廷言语间颇为傲慢，学生们便拳脚相加，殴打了王正廷。这种事情发生，校长必须第一时间站出来承担责任，这是朱家骅一上辞呈的缘由。随后的两次请辞，仍跟“国立中大”的经费有关。江苏省政府停拨“国立中大”经费，“国立中大”教职员有三个月未领到薪水，师生看朱家骅的眼神早已充满了怨怼，朱家骅直觉学潮一触即发，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底坚决辞职。（蒋介石体谅他，数日后即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接下来，“国立中大”之局面果然一发不可收拾了。１９３２年１月８日，国民政府发布桂崇基为校长，遭到学生的反对与殴辱。１月３１日，改任命著名科学家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坚辞不就，只好请“国立中大”的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校务。６月２７日，行政院好说歹说，终于劝动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至“国立中大”代理校长。这段锡朋是一个倒霉蛋，上任仅数小时，即跟学生比起了全武行。这段锡朋的手脚显然没有学生的灵活，长衫被撕破，头面部也被弄了一个鼻青脸肿，径赴鼓楼医院治伤。朱家骅大怒。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便于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９日，下令解散了国立中央大学，教师解聘，学生一律离校“听候甄别”。７月初，国民政府组成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聘请蔡元培为委员长，李四光为副委员长代行校长职务，负责处理相关的善后事宜。
因此，在上面一种情形之下，任何一个人再担任中大校长一职，都应该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罗家伦之上位，真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１９３２年９月５日，是罗家伦到“国立中大”上班的第一天。朱家骅打电话问他要不要派几个军警护送。罗家伦笑着回答：如果是这样，我便不是去做校长，而是去做一个囚犯了。罗家伦只叫了一辆黄包车把自己拉到“国立中大”的校门口。当时，有学生会与教授会的代表们到校门口迎接他。罗家伦的亮相方式，令好斗的“国立中大”学生大为意外。罗家伦谦虚说：我这次来中大主持校务，事先与大家约定以三个月为考试期。如果大家认为我这个校长是好的，可行的，希望三个月的考试期满，大家继续配合我的工作，完成好各自的教与学任务。如果大家仍然觉得我这个校长是坏的，也不一定要等到三个月期满，大家头一天弹劾，第二天我立马走人！当时，“国立中大”的多数师生动极思静，而且，罗家伦走马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跑到江苏省政府去把积欠教职工们的薪水弄了回来。
罗家伦跟大家约定的“三个月”考试期到，“国立中大”师生们望着罗家伦的神色，仍然是笑容可掬、春风拂面的。走在“国立中大”的校园中，树木青翠入骨，书声楚楚动人。如此，罗家伦的校长一职也就无风无浪地继续做了下来。
由此，罗家伦带领国立中央大学，走进了十年黄金的发展时期。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１日，罗家伦对国立中央大学的全体师生，发表了题为枟中央大学之使命枠的治校演说。该演说既传承了他在清华任职时的教育理念，也有根据当时严重之时局，对广大师生更加殷切的期盼。今天读来，于现今大学教育仍不无可借鉴之处。
罗家伦说：“现在，中国的国难严重到如此，中华民族已临到生死关头，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就是负担起特殊的使命，然后办这个大学才有意义。这种使命，我觉得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我认为个人的去留的期间虽有长短，但是这种使命应当是中央大学永久的负担。”
为达到这样的目的，罗家伦提出了树立“诚、朴、雄、伟”之优良学风的要求。
所谓诚，即谓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它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以它为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对于我们的使命更要有诚意，不作无目的的散漫动作，坚定地守着认定的目标走去。要知道从来成大功业、成大学问的人莫不是备尝艰苦、锲而不舍地做出来的。我们对学问如无诚意，结果必至学问自学问，个人自个人。
所谓朴，就是质朴、朴实的意思。从前讲朴学的人，每著对一书，往往费数十年；每学一理，往往参证数十次。今日做学问的和著书的，便不同了。偶有所得，便惟恐他人不知；即无所得，亦欲强饰为知，很少肯从笃实笨重上用功的，这正是庄子所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的弊病。我们以后要体念“几何学中无王者之路”这句话。须知一切学问之中皆无“王者之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
所谓雄，就是“大雄无畏”的雄。今日中国民族的柔弱萎靡，非以雄字不能挽救。现在中国一般青年，每每流于单薄脆弱，这种趋势在体质上更是明白地表现出来。今后吾人总要以“大雄无畏”相尚，挽转一切纤细娇弱的颓风。男子要有丈夫气，女子要无病态。不作雄健的民族，便是衰亡的民族。
所谓伟，就是伟大崇高的意思。今日中国人做事，往往缺乏一种伟大的意境，喜欢习于小巧。我们今后总要集中精力，放开眼光，努力做出几件伟大的事业，或是完成几件伟大的作品。至于一般所谓门户之见，尤不应当。到现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大家岂可不放开眼光，看到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而还是故步自封，怡然自满？我们只要看到整个民族存亡的前途，一切狭小的偏见都可消灭。我们切不可褊狭纤巧，凡事总须从伟大的方向做去，民族方有成功。
罗家伦从当上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那一天起，即抱了一个绝大的梦想。他千方百计想要把“国立中大”开办成为像牛津、剑桥或是哈佛那样的名校。
有人说，一所名牌大学的真正魅力在于它的校长。而罗家伦则认为真正体现一个校长的事情，则在于他的聘人。罗家伦做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在请老师时有两项原则，这是有目共知的。其一：“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其二，当年大学教师的聘用有专任、兼任的区别，罗家伦的观点是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专心，一分心做事的成色便不足了。因此，罗家伦在聘用教授时也务求其专任，“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这是罗家伦稳步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的一个窍门。罗家伦数年的“国立中大”校长做下来，中大兼任的师资已经从１１０人降到了３４人。而在罗家伦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加入“国立中大”共襄教育盛事的学者名流，却一时如过江之鲫。例如，当年堪称国内一流的理学人才：数学博士孙光远、曾远荣二人，化学博士庄长恭，生物博士孙宗彭，物理博士罗宗洛、施士元二人，地理博士胡焕庸、王益崖二人以及前清华大学教授胡坤院、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朱庭祜、名师张其昀等人。其他广为今天读者熟悉的名家还有：经济学大师马寅初，艺术大师徐悲鸿，诗人、美学大师宗白华以及国宝级的农学家梁希、金善宝，天文学家张钰哲，医学家蔡翘，建筑学家刘敦桢和杨廷宝等。在此期间，先后被罗家伦礼聘为各院系带头人的著名专家还有：孙本文、张广舆、陈剑修、查谦、汪东、李善堂、李学清、庄长恭、孙光远、戴修骏、马洗繁、郑晓沧、艾伟、蔡无忌、邹树文、周仁、卢恩绪、戚寿南等人。时人评价这一阶段的“国立中大”，是花烂映发，无处不善；天才卓出，标榜佳致，居然有江山万里的气势！
１９３７年，是罗家伦主持中央大学的第五个年头。
早在一年前，罗家伦根据中央大学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即向教育部提出：中央大学定位于首都一流大学，可是在国家用人之际，却仅仅只能维持上千人的办学规模，这未免让国际社会轻视了我堂堂中华的发展志向。因此，他建议在南京郊外择址新建一座能容纳５０００名至１万名学生的，国际一流的中央大学。这个时期，“国立中大”在社会间的声誉日盛。学校的名气出去了，校长讲的话在政府的上层便有分量。根据罗家伦的设想，国民党四中全会很快通过了建设新中央大学初期２４０万元的建筑费。选定的新校址在南京城南门外７公里处的石子冈。先期的土木工程也已经开始动工。但是，七七事变发生，中日间爆发了全面的战事，罗家伦的宏伟大学梦，在这“霜天月落夜将半，谁共澄潭照影寒”的冱寒时局中，终究化为了一帘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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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的十年中央大学校长生涯，大致而言，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第一时期，从１９３２年９月到１９３７年新校址的规划，这是中央大学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第二时期，则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中央大学在重庆的率先复课开学，一直到他的黯然辞职。这期间，罗家伦的校长生涯，已经存在了环境与人事的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是，罗家伦却曲体人情，为办学而孜孜不倦。当年，内迁至大后方的各高校中，以国立中央大学的办学成就最高。
中日战事全面爆发后，先是七七事变，后来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罗家伦看出这是一个大而积弱的国家，对于一个小而凶悍国家的长期战争，开始的战争形势未必对中国有利。这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先后四次被日本飞机轰炸。其中的一次，罗家伦和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三校合组的考试委员会，正在中央大学图书馆里用餐，敌机轰鸣着从天空掠过，大家认为交战方的敌机应该以军事目标为主，他们不会有事的。可是当值的警卫人员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小伙子，坚持要求他们到地下室暂避。罗家伦等刚走进地下室，敌机丢下的炸弹，便地动山摇地在图书馆的周围炸响了，图书馆顿时被夷为平地。日本人的轰炸，造成了中央大学五名建筑工人和两名校工的死亡。罗家伦这才意识到这场战争之“全面”的深刻意义，敌人想打击的不仅仅是军事目标，敌人还想全面打击我们的教育艺术以及精神的其他层次，以动摇中国持久抗战的决心。罗家伦因此决定迁校。
当时，对于中日间的这场战事，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的严酷性，有些人甚至以为很快便会讲和。而负责南京保卫工作的卫戍司令部，则担心因为中央大学这样一个大单位的迁徙，而动摇南京城中的军心民心。这个时候，罗家伦再一次显出了他性格中敢担当的果断一面。他要求晋见蒋介石，娓娓而谈大学先行内迁的必要性，最后，由蒋介石亲自把西迁重庆的计划确定下来。关于这件事，后来担任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当时的中央大学学生王运来愉快地回忆说：“那时候德国驻华大使叫托德曼，一直在尽力调和中日问题，于是，有些人就取笑罗家伦，叫他‘托德快’（逃得快）。”
当时，罗家伦得到了航运业的巨头民生公司卢作孚之大力帮助。卢作孚接下的主打运输是把要川军运送到华北前线去跟日本人打仗。回程时民生公司许多客轮的舱位都是空的，卢作孚即免费把“国立中大”的图书、仪器全部运往重庆。有时，舱位小，器材大，到现场指挥装载的卢作孚便下令：这些东西，未来不知道能造就多少国家的栋梁之才，割舱装货！正因为有许多像卢作孚这样热心于教育的社会人士的鼎力帮助，至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下旬，“国立中大”已将所有的图书仪器全部安然运抵重庆。
这次搬迁，事隔多年后，当时的法学院院长马洗繁先生仍然印象生动。大约在搬迁的半年前，马洗繁就发现校长罗家伦在监督总务部门预订９００多只大木箱，而且特别叮嘱箱子里面一定要钉上防止颠簸的铅皮。当时，马洗繁心里纳闷，罗家伦一个堂堂的大校长放着那么多正经事不去干，穷折腾那玩意儿干什么？到了真正大搬迁的时候，所有的图书仪器都放进罗家伦事先准备好的大木箱之中，一点都不会损毁，马洗繁这才大声称妙。搬迁工作接近尾声时，罗家伦在南京的校园中进行最后一次的巡察。他发现医学院院长戚寿南愁眉苦脸地守着医学院供解剖之用的２４具尸体，还舍不得离开。戚寿南向罗家伦校长诉说：搞现代西医，没有这些尸体解剖打基础，那都是浮松的！罗家伦立即出面请担任运输的单位大力通融，戚寿南的那２４具解剖学尸体，最后也有条不紊地转移到了重庆。
关于中央大学的这次集体西迁，有一个故事，曾经感动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国立中大”，甚至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改制为南京大学的师生们。
那是１９３７年的１２月初，在南京市郊，中日军队已经大规模地驳上枪火了。罗家伦从市区的学校本部出来，最后来到位于市郊丁家桥的农学院畜牧场。
罗家伦原先的估计中，这个畜牧场也早应该是人走场空的。可是，当罗家伦去到那时，却发现畜牧场工作人员一个都没少。原来，当时学校花钱从外国进口了许多良种的鸡、鸭、猪、牛、羊等，老场长一时从感情上割舍不下，便跟全体工作人员留在原地，等着校长来夺定了。但是，这个时候，南京郊外的河道上，除了一艘等待校长罗家伦的运输船，已经没有任何航船了。罗家伦只得决定放弃禽畜，全体员工跟着自己一起撤退。场长与畜牧场员工，一下子全部流出了难过的眼泪。
这时，一个叫王酉亭的教工自动地站了出来，他仍然愿意负责将这批宝贝般的禽畜，从陆路赶到重庆！罗家伦当时就为王酉亭的决心惊呆了。但是，与王酉亭一同怀有此毅然决心者还有另外三个年轻人。于是，罗家伦任命王酉亭为这批禽畜的护送负责人。王酉亭等四人由此便驱赶着这一批禽畜，开始了抗战历史上颇令人称奇的一次长途跋涉。
中科院院士刘敬坤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这次传奇的迁徙：“这支大军过安徽，经河南，入湖北，走宜昌，接着坐船抵达重庆。”走了一段路，时令进入真正的寒冬。母牛中有两只竟然生下了很漂亮的小牛犊。兔子却是不耐寒的，在白霜铺地的季节大抵冻死。半途中，遭遇过数次从火线溃退下来的国军，鸡与猪被捉杀了不少。这支动物大军在极端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历时一年，最后凭着一股纯洁纯忠的意志，终于抵达了宜昌，整个行程约３０００余里地。在宜昌，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听了王酉亭等人的事情，大为感动，立即为王酉亭四人打电话通知重庆的中央大学，并且免费将这一批备受颠沛的牛、羊等活口，直接运送到了重庆。
罗家伦原本对这批禽畜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可是，从宜昌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却预告了王酉亭等几个传奇英雄的胜利归来。到了王酉亭抵达的那一天，校长罗家伦再也坐不住了，他驱车去嘉陵江边迎接王酉亭。后来，罗家伦走到重庆化龙桥附近，便与王酉亭四人的禽畜大军相逢了。对此，后来的罗家伦回忆说：“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了它们，这些牲口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校工，更是鬓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就是看见牛羊亦几乎和看见亲人一样，要向前去和它拥抱？ ？”
罗家伦当时给予了王酉亭等四人英雄的待遇。中央大学近万名师生那天停了课，全部站在和暖、宁静、闲适的草地上。王酉亭等四人步入校园时，罗家伦安排女生往他们的身上挂花环，当时，中央大学校园中掌声响起，响彻云霄。
在这里，让我们特别地记一下这四位普通中国人的名字：王酉亭、吴谦、曹占庭、袁为民。见过王酉亭的国立中大校友，都说王酉亭是一个个头不高，头发花白，说一口江苏涟水方言的倔强中年汉子。也许在王酉亭等人的自觉中，只不过是做了一件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却在无意之中，诠释了中华民族每逢危难的紧要关头，一种百折不挠的民族魂！
后来，曾经有人向罗家伦问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什么是国立中大的精神？罗家伦略作思索，告诉人家这个问题无需多做解释，你只需记住在中日交战的严峻时刻，“国立中大”曾经有一群风餐露宿蓬头垢面的人，以及他们无声的动物大军，为了心中坚定的信念，行走于马蹄帆影、黄沙黑浪的恶劣环境中，就行了。
事后证明，罗家伦排除众议所做出的西迁重庆之决定，是相当及时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仍然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了一个建制相当完整的大学。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西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率先在大后方招生复课。在此后的八年艰苦抗战中，罗家伦所领导的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呈现出青峭数峰的绿色。从那个风雨如磐时代走过来的一代人，后来再回想起重庆的青葱岁月，便说：只要看着国立中大中的堂堂国学、弦歌不辍，这人的心底呀，就平添了一份涟漪恬恬的春意。
“国立中大”迁到重庆之后，分成了四大方块：重庆沙坪坝本部、柏溪分校、成都医学院和贵阳实验学校。其中沙坪坝本部地盘不大，仅是一个小山丘，只是重庆大学后面的一个松林坡，但在整个迁移到大后方的所有高校中，办学成就却非常惹人注目，入川后第二年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原有的学位远远不能满足要求。这样，罗家伦才从沙坪坝溯嘉陵江而上，再建了一个柏溪分校。
现在的人们，只要提到抗战时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成就，脑海中首先闪现的便是“西南联大”那一块永不褪色的金字大招牌。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提醒大家必须正视一个事实。
罗家伦自“国立中大”搬迁到重庆后的第一天，即开始谋求扩大中央大学的办学规模，当时，聚集于重庆成都一带的专家学者还真不少，罗家伦便利用这难得的人才大际遇，广延名师，增设新兴系科。例如，将过去在南京时期的教育学院升格为师范学院，同时增添了七系一科，１９３８年，再创办“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开设９个研究部。１９３８年，民国的高等教育为了适应战时经济，暂时在大后方试行统一招生，当时，从全国各地来到重阳、成都的考生，约有６０%以上的人，是把罗家伦的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报考的。截至１９４１年罗家伦离开中央大学时，全校合计设立７个学院（文、理、法、工、农、医、师范），１个研究院，５６个系科，９个研究部，１个专科学校，１个附属中学，以及医院、农场、工厂等一系列下属单位。专职的教学人员有正、副教授１８３人，讲师３９人，助教１７９人；在校大学生３１５３人，全校开设课程约８２９种。１９４１年，国民政府为了彰显其弘扬学问的美意，曾予以当时超一流的教学人才“部聘教授”的光荣称号。入选的前两批４５个名额中，中央大学竟有１２人，由此也可见其师资力量的雄厚。
国立中央大学在当年大后方的中国高校中，人才济济，学业隆盛，地位尊荣。作为这样一所出色大学的校长，罗家伦曾经意气风发地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果然，到了１９４８年，当时有一个国际教育对全球的高校来了一个梁山好汉式的排座次，国立中央大学以它无可置疑的实力进入了前５０名。那时的东京帝国大学被它甩开在身后！
可是，就在罗家伦的教育事业做到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的兴浓时分，罗家伦却被人中伤了。罗家伦于１９４１年暑假之后，提交辞呈正式离开中央大学，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罗家伦做中央大学校长已经十年，此际倍感身心憔悴，因此提出离职。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罗家伦于事业的兴旺之时，做出此无奈之选择，是与政府高层的人事变动紧密相关的。
我们回顾一下罗家伦的走马上任，自然是得益于他的老师朱家骅的知遇之恩的。当时，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犹如一团乱麻，朱家骅认定罗家伦是兼具人情和美的一类峭拔干才，力挺罗家伦，罗家伦果然不负厚望，很快便在中央大学中打开了一片气序清和的天地。下一任教育部长王世杰也是罗家伦的一个知己。重庆时期，蒋介石手中攥着厚厚一叠告罗家伦黑状的信件。蒋介石问王世杰是怎么回事，王世杰语气轻淡地回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志希这个人做事太讲原则了，这方面便难免遭人诋毁。至罗家伦辞职之时，教育部长已经换成陈立夫了。有人说，罗的去职，大致与CC系势力大力向中央大学渗透有关，这也不是没有依据的。据当年的教育部次长顾毓秀披露，由于政学系的大佬顾孟余，在关键时刻站稳了脚跟，没有追随汪精卫出走叛国，这令蒋介石大感欣慰。因此，一开始，蒋介石曾答应顾孟余安排一个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崇高位置。可是，中央研究院内部人士坚决抵制顾孟余的进入，这才考虑把顾孟余转岗为中央大学的校长。这样讲起来，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应该是大老板蒋介石先起了“礼遇”顾孟余之心，听到风声的罗家伦这才赌气向上面打辞职报告。最后，蒋介石竟顺水推舟地，成就了罗家伦欣然将中央校长让贤于顾孟余的一段“官场佳话”。
１９４１年秋，黯然离职的罗家伦一度在家赋闲，夫人在外忙于国民参政会的事情，这却使得罗家伦有了更多的时间来陪两个未成年的女儿。日暮途远，生涯蹉跎，放下烦扰，正在此时。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比陪同自己未成长的女儿一起游戏那样的小事，更能慰藉一颗徘徊的心灵呢？可是，罗家伦仍未能完全地解脱，他想起过世快一年了的恩师蔡元培，那样的优雅，那样的高深，于是，罗家伦提笔慢慢地写来：“不才的门生像我，每逢艰难挫折的时候，一闭眼睛，就有一幅先生的音容笑貌的影子，悬在脑际。想到先生临危受困时的雍容肃穆，七十几年的努力不懈，什么暴躁不平之气，都该平下去了。”这样的时候，罗家伦人生的底色，又流动了一种温润的情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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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年，无事可做的罗家伦终于被蒋介石想起，委任了一个新疆监察使与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的职务。罗家伦此行的使命有点复杂。作为一个新疆监察使，他必须担任起监视当时的新疆诸侯盛世才的责任。可是，像盛世才那样狡黠傲慢的一代枭雄，又岂是书生本色的罗家伦所能羁绊的？如此，罗家伦便将任务的重点放在对大西北的全面考察，为将来抗战胜利后的大西北建议提供决策依据。
罗家伦于１９４３年６月由重庆动身，一路上出剑门，越秦岭，过灞桥，登华山，再向西经邠县进入甘肃，抵达平凉。开始的风景还是不错的，于是罗家伦诗兴大发。
高歌：
燕子矶边五月榴，那如红叶带霜稠。
若聚名城品秋色，八分浓艳在兰州。
又写：
河湟重镇建名城，鼓角重开霍（去病）赵（充国）营。
新种白杨千万树，绿荫深处认西宁。
可是，罗家伦考察团翻过六盘山之后，景色却为之一变。这里曾经是冯玉祥西北军的大本营，但是，罗家伦看到“沿途左公柳被冯玉祥驻兵西北时砍伐殆尽”。由此，也可见当年冯玉祥驻军西北时的环境恶劣。罗家伦在诗中写道：“我欲高歌陇上行，陇头流水咽无声。满山黍麦炊烟少，何处远人来此耕？”
当时，冯玉祥为了破除迷信，扩大自己部队的影响，还曾经命令兵士把汉唐碑碣上的文字磨光，古代雕像的头部砍掉，再刻上西北军雄性十足的口号。罗家伦不是太习惯冯玉祥的作风，于是仍在日记中写下：“西北古迹文物所遭之浩劫，莫此为甚。”由此可见，许多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具体到布衣将军冯玉祥而言，他的一生虽然朴实真诚，向往进步，但是他的文物保护意识确实是差了一点。
１９４７年，罗家伦任蒋介石政府的印度大使（印度脱离英国独立）。
１９５０年，罗家伦５４岁，返回台湾，定居台北。
１９５７年，６１ 岁的罗家伦，整编自己的诗作枟心影游踪录枠、枟玉门出塞集枠、枟海色河声集枠等著作。１９５８年，担任国史馆馆长。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２５日，罗家伦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７２岁。
罗家伦和夫人张维桢育有二女，长女罗久芳，次女罗久华。长女罗久芳继承了罗家伦的诗人气质以及历史学方面的渊薮，曾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罗久芳根据父母一生的经历，曾经写成枟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枠一书。
罗家伦与他的师友胡适、傅斯年相比，气质显然是较类似于胡适。他虽然曾加入国民党，一度以一位国民党理论家自诩，可是，他的血质中，却始终流淌着老“北大人”自由主义的气质，因而在国民党常常表现出其格格不入、仗义执言的一面，颇令国民党内一些强调意识形态情结的党政大佬们心情不爽，这也是像胡适、罗家伦这一类民国知识分子心境纠结难平的地方。罗家伦过世后，他的朋友与学生，都曾经提到过他的志虑忠诚，慎思明辨。他做学问的底子也很好，中外古今，融会贯通；对于文学、历史、哲学、玄学的各类别，都有颇为独到的见解。也许，罗家伦能够安静下来做学问的话，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应该是可以与他的同窗好友傅斯年并驾齐驱的。
可是，无论如何，罗家伦的人格风范、智慧才华，以及他在高等教育方面所做过的有益尝试，都给我们后来者留下了一个鲜明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