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与文化有不解之缘。文学属于文化范畴，文化往往通过文学比较集中和生动地表现出来。从文化视野研究文学和从文学视野研究文化都是值得倡导的。注重文学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努力从文化视野透视和发掘文学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灵魂，对增强和提高文学的文化含量和文化品位是完全必要的。应当防止和克服文学的无文化与泛文化的两种极端。无文化的文学会导致文学的文化的根的失落。泛文化的文学又可能造成文学的自身特性和审美属性的隐遁和消解。应当坚持和发展文学的文化属性和审美属性的一致性。文化有广泛性和先进性之别。文学活动，包括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体现和代表文化的广泛性的同时，更要注重展示和代表文化的先进性。文学的文化品位必然有高低、文野、雅俗、益害、新生与腐朽、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之分。应当确立文学体现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价值取向。
先进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求实和创新。先进文化的性质和功能应当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因此，只有坚持发展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一致性、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一致性、历史的发展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寻美和求真崇善的一致性，才能确保文学体现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价值取向。
只有新人形象才能体现和代表先进文化。文学的创作主体、创作对象和服务对象实际上都是从事创造性的历史活动的社会实践的主体。只有作为创作主体的人——作家艺术家具备先进的文化思想素质，才能从作为描写和表现对象的人——从事创造性历史活动的社会实践主体的新人身上，发现和展示他们所体现和代表的先进的文化思想素质，作为影响和培养服务对象的人——以读者身份出现的从事创造性历史活动的社会实践主体的先进的文化思想素质。人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人的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又反转来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先进文化的支撑。只有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才能正面地集中地体现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和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体现和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倡塑造具有先进文化素质和社会实践能力的新人形象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条主线。恩格斯曾经对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来的那些体现和代表先进文化和实践理性的巨人给予了热情的赞美和讴歌。他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他们以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几乎全部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从而有别于那些“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当代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必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一定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文化复兴。当代中国的历史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代中国同样是需要和产生巨人和新人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理解的“新人”实际上是指具有新的文化素质和新的实践能力的新人，即能够凭借先进的文化思想自觉地从事变革现实的伟大的社会实践的新人。这种“新人”，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被称为“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被称为“改革者”、“创业者”或“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马克思把这种新人形象誉为“有实践力量的人”，即能够比较自觉地掌握和实施新的实践理性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曾把能否通过掌握和实施实践理性去“改变旧环境”和推动社会进步，视为区分“新人”和“旧人”的重要标志。不愿改变和安于旧环境，不管声称自己多么不愿再做“旧人”以及他们是多么不愿人们再做“旧人”，这种人依然是旧人；只有改变了环境，并在改变环境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人“才会不再是旧人”，才配称能够通过“使用实践力量”“改变旧环境”的“新人”。新时代的文艺应当为培养和造就具有先进的文化素质，能够掌握实践理性和显示出实践力量的新人做出更大的努力。增强与新时代的现代化的伟大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意识，不仅关系到文学家的艺术生命，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艺术道路。新时代呼唤、感召和期待着塑造千千万万具有先进的文化素质，能够掌握新的实践理性和显示出实践力量的新人形象，并内化为与肩负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相适应的现代化的人格。只有在这种新人形象的身上，才能体现出先进的文化思想、远大理想、英雄主义和崇高精神。他们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力军，既以解放全人类作为宏伟目标，又能逐步地实现自身的全面的自由发展。
文艺理论的变革与创新，必须拒斥劣文化和反文化，自觉地抑制反理性、反科学、反规律、反真理的文化观念。为了使文艺思想具有先进文化的性质，应当从具有时代感的新人形象的思想和行为中进行理论提升，同时要对先进的社会实践、文化实践和文艺实践所提出的新课题加以理论概括。
二
为了坚持和发展文学体现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价值取向，必须解析几种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
（一）超前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当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想因素多元并存。社会结构中既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因素，同时又存在着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文化思潮结构中既有现实主义因素，同时又存在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因素。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后现代主义现象。利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武器，抨击现实生活中的消极的、丑恶的、腐败的异化现象，消解和颠覆那些应当消解和颠覆的不合理和非正义的东西，在舆论层面上具有一定的揭露作用和批判功能。但从社会结构看，当代中国实际上尚处于前工业社会、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样的社会和历史发展水平中把后工业社会形成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原封不动地拿来，用以解析和阐释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存在着明显的时代错位和历史反差。这样的学术行为近乎一种奢侈和超前消费。时间和空间是事物的存在方式。从地域的视角看，把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移植到当代中国未必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人情和文情，尚需经过一个长期本土化的复杂过程，否则缺乏滋生和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从历时的角度看，中国进入到后工业社会还要走十分漫长的路，把产生和隶属于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思潮从总体上生硬地运用于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超前性的错位。如当代中国，为了创业、崛起和振兴，最需要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后现代主义却宣扬离心力、涣散力和消解力。后现代主义本身学理上的局限性，诸如无深度、碎片化、拼贴式以及反科学、反规律、反真理、反中心、反权威的思想特性对中华民族把握时代精神，以科学态度，按历史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办事，万众一心，实现现代化的宏伟事业是相悖离、相谬反的。这种带有批判性和破坏性的社会文化思潮企图通过解构文本结构来颠覆社会历史结构，理论上可能会导致极端的相对主义、无是非论、无公理论和无客观标准论。况且，解构不等于建构。对一切后现代现象所做的文本结构层面的语言的形式符号的批判只能停留在精神领域，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生活中的后现代现象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此，中国学界对至今在西方还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的后现代主义，理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二）滞后的文化自然主义思潮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宗法制的思想传统对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伟业存在着隔膜和抵牾。中国古代的智者和圣者发明、崇尚并历史地积淀下来的“天人合一”的哲理和智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蕴涵着精深的玄机。人与天、人与史的关系作为审美主客体的关系是生活和文艺中的审美关系的轴心。马克思曾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主体与对象提出了一个“这种关系的规定性”的重要概念。马克思阐释了作为审美主客体的人与天、人与史的对应关系、交互作用、双向互动、合力生成的性质和功能。审美主客体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实际上只看到对立，无视统一，或只看到统一，无视对立，都是不完整的。从总的倾向上说，西方学人比较强调对立，多半主张天人分二，中国学人比较提倡统一，倚重弘扬“天人合一”，似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又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一味地分而不合，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破坏了优美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土壤；总是合而不分，又可能导致社会的停滞和腐败，甚至形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惰性。从总体上说，对中国长期的小生产宗法制农经社会来说，其主导方面还是过于自然，人与天分得很不够。虽然当代中国的大都会已呈现出现代化的生活氛围，但近10亿之众的农民尚未摆脱对自然的依附，这种像“美人鱼”一样的社会阶层结构，看去尽管有一个美丽的面容，但却拖着一条修长的尾巴，这是不能不让人们感到忧虑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味笼统地推崇、赞美和迷恋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天人合一”的理念，是值得重新审视和加以反思的。主客体关系和天人关系最好是合而又分，分而又合，该分则分，该合则合，或分或合应以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为标准。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强调“一分为二”和“斗争哲学”，酿成了严重的后果。和平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往往倾心于“合二而一”和“合和哲学”，但也要防止走向否定客观上存在着的多样、差异、矛盾和必要的冲突和斗争的极端。事物既有对立性，又有一致性，都是共同性和差别性的这样那样的统一。谈“合”时，不要否认必要的“分”，谈“统一性”和“同一性”时，也不应忽视其中所包括的差别性和多样性。所谓“和而不同”。主张变革和改造社会的思想家和美学家都比较强调差异、矛盾、对立、冲突和斗争。已经步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高度发达国家，由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紧张关系的诱发，一些学者为了缓解外部世界对人的精神的压抑，安顿焦灼的疲惫的受伤的心灵，宣扬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和谐的愿望。这可能正是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趋时得势的原因。即便如此，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痛感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体制和机制的不合理性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矛盾和冲突，强烈地反对把不同阶层“合”在一起的“虚假的共同体”，力图通过审美形式和艺术手段展示现实生活中的分化、异化现象，充当反统一、反中心、反稳定、反权威的先锋和高喊解构与颠覆旧秩序的能手。马尔库塞明确地拒斥“天人合一”的理念。他认为“处于虚假统一”中的人们往往成为产生“虚假的快感”和“幸福感”的“单面人”即“工业文明的奴隶”，造成对人的本能欲望、自由天性和反叛意识的禁锢和封杀。他说：“人们‘追求审美’，渴望统一，恢复‘天人合一’”，“这种号召的虚假性”变成了统治者“向群众心灵延伸的执政之臂”。因此，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和文艺研究既应当表现“主客统一”和“天人合一”，也需要展示“主客对立”和“天人分二”，或使上述两种形态兼而顾之。
由于不理解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一些怀有古道热肠的作者和学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借口和夸大工业和科技产业的负面作用，通过对封建宗法制小生产农经社会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的迷恋和崇拜，来诅咒和排拒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传统的道家思想尽管对理解审美的自由性、假定性、超越性和提升人格操守和精神境界以及当人们向自然进行索取时要注意生态的和谐都具有深刻的启悟，但道家思想所持的历史观念存在着明显的负面作用，如崇尚自然、返璞归真、清虚无为、恬淡自守、心斋坐忘，乃至“小国寡民”、“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等，有碍于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这种倚重人合自然，操守处于混沌状态的冥冥的“自然之道”，实际上把人还原成自然人，通过体悟“自然之道”，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求得超越社会和政治的自然状态的自由。因此，道家思想竭力拒斥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老庄哲学所宣扬的这种“天人合一”和“同于大道”，最后走向虚无的“自然人”的消极的历史态度和人伦文化，与形成和强化中国封建宗法制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延缓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是攸息相关的。如今已经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电子信息时代和数字视像时代，中华民族要创业、要崛起、要振兴，要实现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必然和理应摆脱这种自然的或原始的文化主义思想的束缚。
（三）虚无的历史主义思潮
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一定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作为对文艺创作的阐释和概括的文艺评论和文艺理论同样必然和历史发生深刻的联系。过去我们曾经不恰当地夸大文艺的社会历史因素，陷入庸俗社会学和狭隘阶级论的迷误，但这决不意味着文艺和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已经不重要或不存在。学者们不可能穷尽对文艺与社会历史关系的开放式的动态研究。文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问题，永远是一个“真问题”和“新问题”。历史像一条河，文学活动应当表现不断演变的历史进程并必然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历史像一株根，文学活动应当揭示一切客观事物包括精神现象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历史结构和历史进程，从总体上来说，都是确定的客观存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把历史相对主义推向极端。诚然，实在的历史事实和书写的历史文本既具有全局上的确定性因素，同时存在着某些不确定性因素。一味地挖掘和夸大不确定性因素，用来取代确定性因素，这种绝对的相对主义完全把历史视为无规律、无是非、无正义的如同迷雾和乱麻一般的虚无的时空。用这样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来改塑历史，特别是重写20世纪的社会史和文学史，带有不同程度的假定性和主观随意性。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事实理应得到尊重，作为历史实践主体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志士仁人为之浴血奋斗的民族解放事业理应得到尊重。受到新历史主义影响的文艺创作、评论和理论，逃逸和放逐历史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新历史主义实质上作为一种文本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想，从文化视野对历史文本的叙述、解读和阐释可能补充、修改和重塑被官方的正史疏漏、模糊、偏失、误读和谬写了的东西，但也有的与公认的史实相去甚远。况且这种只限于文本的重写并不意味着对确定的史实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此，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带有一定的或然性、假定性和浓厚的主观随意性，势必使这种历史观念的科学性受到局限，从性质上很难被确认为是一种先进的社会文化思潮。
（四）极端的个人本位主义思潮
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都需正确解决社会的个体和群体的相互关系。革命战争年代比较强调群体的利益、智慧和力量，和平建设时期比较突出个体的地位、权力和欲望，都是正常的，都是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的。极端的压抑个体的集体主义和极端的排拒集体主义的个体本位主义都会造成两者关系的偏执和失衡。当代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同样需要进行新的长征，同样需要坚持和发展集体主义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文艺创作作为个体化的创造性的自由劳动，创作主体和他的产品都应当对他者和社会负有责任感。个体的才能和合理的欲望，应尽可能地与社会群体的意志和愿望融为一体。而那种排他性的损害社会群体的粗劣的鄙俗的私欲，包括贪婪的权欲、钱欲、色欲和一切触犯刑律和有违道德的行为理应得到抑制和谴责。
三
应当坚持和发展人类的理性精神的一致性。认知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实践理性都是人类的理性精神的宝贵财富。通过反映论取得的认知理性是价值理性的必要前提。两者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以认知理性为基础，以价值理性为主导。而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体现着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同时标示着实践理性的成果。实践是产生真理的源泉，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获得认知理性，并将认知理性、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转换为价值理性。因此，实践是第一位重要的东西。只有实践，才能把认知理性、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价值理性处于上述人类理性体系的网络联系之中。人们只能从上述一系列理性的综合作用中，使价值理性得以实现。消解认知理性、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实践理性，单纯孤立地强调价值理性反而会导致价值理性的失落。
经过实践取得的认知理性、工具理性、科技理性以及它们所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都是人实现自己的价值选择和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途径和手段。正常情况下，这些人的理性和精神都是应当以统一的合力结构来肯定人的，都是有益于弘扬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从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来说，无价值理性的认知理性是盲目的，没有认知理性的价值理性是空洞的。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来说，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所要达到的目标，工具理性是实现价值理性的手段。从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来说，作为工具理性的高级形态的科技理性对实现人的价值理性越来越显得具有异乎寻常的伟力和魅力。事实证明，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杠杆。只有拥有世界范围内领先的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挺起脊梁，维护主权独立，免于被动挨打。但有时也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人所创造出来的认知理性所转换形成的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居然与价值理性相对立，与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相冲突，甚至造成异化，给人带来压抑、痛苦和灾难。应当正确解释产生这种境况的根源。情绪化地和非理性地一概反对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是不明智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本身是无罪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的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关键在于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转化和运用得是否有效、合理和适度，是否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表面化地对待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的负面影响，更不能因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对人和社会酿成了某种不幸，便去笼统地反对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本身。须知，以工具和科技形态出现的这些高级的人造物的背后隐藏着并表现着人与人的关系。从卢梭到海德格尔，到马尔库塞，面对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所造成的人和社会的病变和畸形表现出纯洁高尚的人格操守和道德义愤，但这些赫赫名流未能破悉产生这一问题的隐秘，甚至没有完全摆脱“工人砸机器”的思维方式。
从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来说，没有价值理性导引，迷失价值取向的实践理性和实践活动是毫无意义的。从认知理性、工具理性、科技理性转化而来的价值理性是通过实践理性和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并依靠实践理性和实践活动而发展。正是变革现实的实践，才是推动历史和人的现代化进程，实现历史诉求和人文关怀、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历史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一致的重要契机。
这里，我们应当特别强调、倡导和呼唤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都属于精神话动，或属于社会的精神实践活动，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会实践，也不能直接地作用于社会实践。文论的思想和观念是从文艺实践中抽取、提升和概括出来的。社会实践是历史和人生的舞台。文艺只有表现社会实践，才能集中地反映社会、历史和人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改变社会环境，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历史转折，才能相应地获得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求得自身的全面的自由发展。因此，文艺家和文论家必须强化和优化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通过审美手段和对文本语言的解释途径，启示和诱导人们感悟和体认只有依靠社会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态和命运的真理。现当代的西学文论中颇有影响的诗学、语言学、解释学、文化学等等学科都在自身所属的学科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实绩和可喜的成果，但似乎也存在着一个带有根本属性的缺欠，即躲避和疏离社会实践的倾向。文艺虽然是一种精神活动，但不能把文艺所反映出来的关涉社会和人生的重大问题转移到并停留在精神领域，企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符号和文本的阐释和解构来介入和批判历史，这可能从舆论层面上对改变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有所助益，但文化批判、语言批判、诗学批判都不能代替对现实的实践批判。企图通过解构和颠覆文本的语言结构和叙述程序来达到解构和颠覆社会历史结构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崇拜语言的解构和批判的学说和观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势必都带有假定、空幻的乌托邦性质。因此，应当高举实践的旗帜，树立实践的权威。社会实践，包括精神实践和文艺实践，不仅有助于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而且能够切实有效地揭示文论的真道理、实道理和新道理，鉴别文论的真道理和假道理、实道理和虚道理、新道理和旧道理，有助于协调和解决“诗学”与“思学”的关系、信仰与真理的关系、文化与规律的关系，尽可能地涵盖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认知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理性，才能整合和包容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才能完整地体现文艺的人文精神、历史精神和美学精神。所有这些理性价值和价值理性都是依靠实践来发现和实现的。
人们所面对的客观对象可以划分为自然物和人造物两个世界。对自然物而言，实践本体论的观点未必妥当，但对人造物来说，实践无疑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人的劳动改变了世界，创造了美，同时不断相应地完善自身。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概念和意志主义、存在主义所理解的实践理性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脱离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来单纯孤立地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在尊重对象世界的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更加有效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来说，实践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人所改变和创造的一切实际上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其中包括审美方式呈现出来的新的实践理性的物化形态。这种被物化了的新的实践理性既蕴涵着新的认知理性、社会历史理性和人文理性，同时又往往是人文价值、社会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感性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实践理性是一个带有母元意义的观念范畴。诚然，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和人与现实的认知关系是不同的，“诗学”与“思学”或科学是有别的。诗学和审美多半倾心于人文关怀，偏重于情感逻辑。但人文关怀只有与社会理性和历史进步相融合，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完全脱离事理逻辑的情感逻辑是无法想象的。因此，不能把“诗学”、“审美”与“科学”和社会理性完全割裂和对立起来。应当使“诗学”、“审美”以独特的方式有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有益于培养人的认知理性、工具理性、科技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素质和能力。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实现是具体的历史的。单纯地凭借舆论倡导和精神呼吁，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依靠把人的认知理性、工具理性、科技理性转换和物化为价值理性的实践理性才能真正实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必须坚持和发展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一致性、社会理性与人文理性的一致性、历史祈盼与人文关怀的一致性。人文精神的基本的首要的内涵是表现为人的性格的优化、坚强与完整，表现为能创造和适应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的现代人的先进的思想文化素质和变革社会、完善自身的实践能力。提升和深化现代人的先进的思想文化素质和变革社会、完善自身的实践能力是发扬人文精神和实现人文关怀的核心。
应当以能体现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性、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一致性的先进文化作为新世纪新文学的总体性的价值取向。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实践主体。人是历史的人，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成果和记录。人和历史的和谐和一体化是经过深刻漫长的过程所达到的理想状态。人和历史经常处于矛盾之中。人与历史的对立往往表现为或往往可以还原为占有权力和财富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异和对立。与其去抽象地诅咒历史，不如去调整和改变社会关系。历史的背后，隐藏着并表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历史和人的合理性问题的根本解决不能迷信精神呼吁和道德说教，而只能依赖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伟大实践。只有现代化的人才能建构现代化的社会。而只有现代化的社会才能塑造现代化的人。实现现代化的先进的文化思想和变革社会环境的实践能力是现代化的人所必须具备的现代的历史意识。当人的历史意识滞后于历史进程的社会转型时期，人要跟着历史前进的脚步走。当历史的滞后状态阻碍和压抑人的先进思想和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往往诅咒和反叛历史。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伟大的历史转折和社会变革时期，更应当强调防止滞后的历史惰性和人文惰性对历史发展进程的阻碍和干扰。这里存在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怎样理解审美的现代性诉求。实际上有两种审美现代性：一种是与现代化的建设和进程相适应的审美现代性，一种是与现代化的建设和进程相疏离的审美现代性。为了适应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的要求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人的先进文化素质和变革现实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塑造和提升，理应弘扬前者，抑制后者。
四
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大体上存在着三种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论体系和文论形态，即“西学文论”、“国学文论”和“马学文论”。以逻辑分析思维见长的“西学文论”仍然爆热走红，这种文论发现了许多“片面的深刻的真理”，尽管具有现代性，但缺乏学理的完整性，带有观念上的极端性、排他性、批判性和破坏性；以直观整体思维取胜的“国学文论”尽管蕴藏着富于灵性的丰盈的理论资源，但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20世纪初末两次“西学东渐”的激荡，走势不健，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举步维艰；以宏观的辩证思维为特点的“马学文论”仍然具有蓬勃的生气和活力。应当建构一体、多样、主导的文论格局。这种一体、多样、主导的文论结构应当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理论系统。衡量这种一体、多样、主导的文论体系的权威性尺度应当以是否具有学理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先进性为标准。要坚持和发展主导与多样的统一。文论结构和学术格局中的无主导的多元和无多元的主导都是不合理的。无主元的多元可能导致“多中心”，甚至造成失衡、无序和迷乱；无多元的主元，又可能导致“独元”，定于一尊，复活“大一统”的禁锢局面，甚而诱发出强横的文化霸权主义、文化集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这两种极端都会破坏文化和文论生态的和谐与平衡。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自觉地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导地位，通过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大力弘扬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要注重发展健康的、清新的、蓬勃向上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以满足人民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文化需要。
只有通过交流和对话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元性和主导性。处于社会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交流和对话成为解决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纷争和学术竞赛的重要手段。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当通过学术对话求得自身的充实、丰富、深化和发展。通过与当代西学文论特别是西方的马学文论的对话，吸取批判精神和关于审美经验和审美形式的理论营养，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人类性和世界性；通过与国学文论的对话，选择有价值的文论范畴和文论思想进行现代阐释，促使中国古代文论的观念活化和当代生成，以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民族性；通过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对话，特别是应当珍惜百年来既屈辱又辉煌的中国的思想实践和文化经验，对有时代感的文艺现象作出理论提升和学术总括，以显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现代性或当代性；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用现代或当代眼光，发掘和阐释蕴藏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那些富有人类性、世界性、民族性和现代性或当代性的理论资源，建构和重铸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面貌和新质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只有通过交流和对话，发挥自己的学理优势，才能取得主元和主导的地位。交流和对话理所当然地应当弘扬“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精神，坚持“为我所需”和“和而不同”的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和“拿来主义”的眼光，从人类的一切精神财富中吸取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用来丰富和充实自己，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集中体现当今世界文论思想的精华，靠自身的学理的先进性和系统而又严谨的科学性，显示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强健和蓬勃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