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对导引文艺思潮，推动历史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文艺学的理论创新，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文艺思潮作为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总会带有一定的群体性、普泛性和倾向性。对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应当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
从历史内部的结构和发展过程来看，时下当代中国社会处于前现代因素、现代因素和后现代因素相互纠结、交叉重叠和多元并存的状态。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正在摆脱几千年来封建宗法制小生产农经社会的生产方式，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至于达到像西方那样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还是十分遥远的事，需要走相当漫长和艰辛的路。当代中国现实的发展道路是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作为全党和全民的宏伟目标。因此，对当代中国来说，超前的后现代主义和滞后的前现代主义，从全局和主导的意义上说，都不适合于其历史状态和社会现实。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有理由把当代中国的国情界定为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与生成。我们应当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是否有利于实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为尺度，作为衡量一切社会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富有权威性的最高标准，对一些带有复杂性和双重性的文化思想和精神现象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
对当代中国来说，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过于超前了。后现代主义从整体上作为西方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潮往往以反思现代性的面目出现，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那些压抑人的，包括思想、制度和体制方面的弊端加以消解和颠覆，是具有正义性和合理性的。其中以德里达为代表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作为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和拥有社会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往往对他们所置身的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采取不合作的反叛的姿态，对非人化的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左翼思想家是我们可以合作的盟友。他们的富有批判精神的见解对我们深入洞察资本主义世界的隐秘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有价值的思想资料。但是他们的这种批判不是具有改变现实的革命作用的实践批判，而多半只是限于舆论呼吁，停留或徘徊在精神领域和语言层面上。他们无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重性，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对人类文明所起到的重大的推动作用。他们高喊着“怀疑一切，怎么都行”的口号，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反对所有的信仰、理性、规律、真理、权威、中心，不适度地强调事物的非理性和存在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往往导致极端的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带有一定的消蚀性和破坏性的历史观念不利于历史的健康发展，从整体和全局上并不适合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通过强调历史的不稳定性和反思现代性抑制发展，当代中国却需要稳定和发展。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强调消解和颠覆，可能有助于打破那些僵化的、过时的东西，启发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有利于消解和颠覆那些应当消解和颠覆的对象，但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一味地宣扬消解信仰是值得研究的，而当代中国最需要坚定信仰，以增强人民的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颠覆真理和规律，当代中国却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追求理论创新，遵从真理，按着“客观规律办事”，推动建设工业化强国的宏伟事业，加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如此等等。由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应当正视一些高度发达的地区和城市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同时也应当注重防止和克服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负面因素，杜绝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非人化现象的重演，吸取这种社会文化思潮所提供的具有超前性和警示性的借鉴作用是完全必要的。然而正如美国的一位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理查德·罗蒂所说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因其建设性的薄弱在美国并未占据主流地位，而中国却将后现代主义奉为圭臬。”后现代主义中以罗蒂和格里芬为首的一翼已经意识到只痴迷于无目标的解构是没有意义的，开始从解构转向建构。作为以建设为主旨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果完全不考虑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的时空差异，大力推崇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无异为一种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奢侈和超前消费。常言说：“南方为橘，北方为枳”。后现代主义落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还显得水土不服，缺少生长的土壤和条件。从全局上说，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与当下的中国现实存在着巨大的时代反差和历史错位，从而失去了总体和主导意义上的合理性。
对当代中国来说，前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又显得有些滞后了。开始具备雏形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前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以“自然中心论”为依托，以前现代的自然经济和田园牧歌式的宗法制的社会模式为范本，以控诉和抨击现代化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弊端，如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和谐和关系的恶化为口实，宣扬一种自然文化主义和原始文化主义。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与主张回归自然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合谋，反思乃至抵制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思现代化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是需要的。反思的目的是为了调整向自然进军的广度、深度和速度，使社会和历史朝着更加善待自然和更加合乎人性的方向健康发展，防止生态的恶化和人性的畸变，求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但反思不能导致“因噎废食”，而是应该从人民的福祉出发更加合理地促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因为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便去反对现代化历史过程本身。这种“弃水泼婴”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这种原始文化主义的信奉者和倡导者们，把人类与自然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为了求得人和自然“和合”，主张人与自然“浑为一体”的原始整体思维，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反对所谓的“二元对立”，乃至质疑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化自然”的理论，消解和否定人的实践活动对改变自然和创造世界的能动作用，甚而有人企图排拒现代，面向古代，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复古主义和历史倒退主义的精神意向。我们应当是一切世界文明，包括中世纪文化的继承者。现代化过程应当是对历史上的一切先进的宜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延续、活化和发扬光大。历史老人前进的脚步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宗法制的封建王朝已经日暮途穷。这个气息奄奄的泱泱大国科技落后，国力孱弱，使中国人民遭遇了“百年忧患”和“世纪伤痛”，屡屡处于被动挨打的困境。惨烈的血的教训使中国人民选择了走上现代化的历史道路，并开始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成就。这种宗法制的农经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专制体制已经趋于腐朽和没落。我们应当愉快地与之相揖别。或许在尚未被大工业生产所污染的地域还保留着一些令人陶醉的净土和绿洲，少数殷实和富裕的人们还能过着宁静、淡泊、悠闲、舒适和祥和的农村公社式的生活，但同样也存在着或掩盖着贫穷、落后、愚昧和专横的另一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如上所述，超前的后现代主义和滞后的前现代主义都不适合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需要，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却是同现代历史的发展同步的。这种文艺思潮的产生和演变以及它的思想内涵、价值诉求和社会功能都是被所属的时代和历史决定和制约着的。这里，文学的现代性和社会的现代化的关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情形：从基本的或主导的精神意向上说，一种是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现代化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还有一种文学的现代性是对社会现代化采取拥护和肯定的态度。现代主义把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和历史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诉求是片面的。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不理解社会的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逐步地实现人的解放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只看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所酿成的种种非人化的罪恶，看不到从农民社会过渡到市民社会是历史的进步，从而无视资本主义的重要的历史作用。当代中国为了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和历史的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应当更加全面地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学的现代性和社会的现代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吸纳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审美现代性对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现象的批判精神，一方面要为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历史的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思想保证，特别是应当把实现历史的现代化和实现人的现代化结合起来，通过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为加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变革现实的伟大实践，培养和输送高素质的接班人和生力军。
二
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特别是新人本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历史消费主义所表达出来的人对历史的态度以及对历史的人的态度，都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
新人本主义，从总体上说，是否定非人化的历史和历史的非人化的。这种以非理性主义为基础、为灵魂、为核心、为指向的人本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广泛流行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这段充满铜臭和血腥的历史是应当被诅咒的。由于受到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的捉弄和战争机器、工业机器的摧残，人们面对财阀和军阀所主宰的世界感到黑暗和冷酷。由于受到疯魔般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的重压，人们变得孱弱了。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意识向内部萎缩，变得极度个体化、主观化和脆弱化了。他们对这段充满苦难的历史的现实感受和文学体验是“上帝死了，世界疯了”，“生活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还多少保留一点社会良知和同情心的人文知识分子站在小人物一边，对践踏他们的非人化的历史进行声讨、谴责和抨击是正义的、合理的。人们可能无能力但却有权利拒斥害人的历史，选择宜人的历史。最能体现新人本主义思想倾向和价值诉求的一些现代主义的优秀的艺术家作为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这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和书写者，表现和控诉了这段历史的灾难和罪恶，将永远贮存在使人们每每感到剧痛的历史记忆中，警示和祈盼这种蹂躏人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然而，新人本主义对非人化的历史的批判是有局限的。这种批判是软弱无力的，既不能展示历史发展的前景，也没有揭示出造成非人化历史的深刻的阶级根源，更没有看到和肯定改变这种非人化历史的正义的强大的社会力量，从而表现出浓郁的历史悲观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色彩。事实上，不管法西斯主义多么猖獗，还是逃不脱全世界人民的惩罚。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对人的异化命运的描写，令人感到酸楚，无疑是深刻的。但如果人们都变成了被任意欺凌的像小甲虫那样的动物，完全失去抗争的意识和能力，失去历史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这种结果正是处于强势的统治者所需要的。
新人本主义进入当代中国的文坛，对文学怎样才能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但中外文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交互作用，特别是横向移植的授受双方的思想价值体系的时空错位，造成了正负交织的社会效果。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关于人的主体性和历史客体性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化的新人本主义特别推崇人的主体性，这对促进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被片面夸大和发展了的人的主体性又抑制和消解了人们对历史客体性的体认，不利于“按客观规律办事”，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其次，关于人的异化问题：随着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异化现象的加剧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经济已经高度发展了的大城市开始呈现出令人忧虑的趋势，劳资关系紧张，实际上存在着超经济剥削的事实，雇佣劳动者的生活境况堪忧，虐待童工的事件时有发生。由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广大农民尚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希望当上城市的农民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境况，即便是受到高等教育的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还找不到工作。所有这些众多的渴望享受工业文明的人们，还无法领受和品尝“异化”的滋味。由于长期封建主义传统的思想影响，相对而言，当代中国的经济领域中的“异化”问题要比政治领域中的“官本位”流弊所弥漫着的异化现象显得轻微些，但如不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随着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加剧，将会越演越烈。再次，关于非理性主义问题：新人本主义的灵魂是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对补充和完善人们的思想结构，反拨僵化的教条主义和过时的理性主义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不应当在否定荒谬的理性的同时，把一切理性，特别是把正确的理性、真理、规律都一股脑地反掉了。由于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的水平与高度发达的西方后工业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化的新人本主义笼统地超前地反对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显得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当代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需要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对文化素质很低的几亿人来说，他们痛感到不是受启蒙理性的压抑，而是因缺乏启蒙理性受压抑。历史的教训是不应当忘记的。百年来中国所惨遭的历史悲剧是由于国力的孱弱和科技的落后所使然。对科技理性还十分落后的当代中国来说，还谈不上受科技理性的压抑，而是因缺乏科技理性受压抑。
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联手，主观随意性地篡改和重塑历史。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可以说新历史主义还是一个没有得到公认的不确定的概念。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首先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象的诗性结构，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西方文论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社会背景。
新历史主义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表现出了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理论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新历史主义打破了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了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性”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被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重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象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象或隐喻关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历史主义。这种历史观念笼统地厌恶和反对主流的正统的官方历史，注重世俗的边缘化的历史；忽视确定的史实，强调对历史的语言叙述；不尊重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夸大历史的不稳定性、偶然性和对历史阐释的主观随意性。在这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文学创作，特别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通过对对象的互文性描写，多半以戏说和虚拟的方式，使消解、篡改和重塑历史成为一种时尚。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阈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思想和体制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
历史消费主义以金钱为本位，消费历史和玩弄历史。这种社会文化思潮遵循商业原则、游戏原则和快乐原则，把历史当作商品加以消费。被商品化了的历史，只考虑历史的商品价值，注重追求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大众的休闲和娱乐的需要的满足。历史材料只是作为背景和演绎故事的手段而出现的。历史的真相、规范和尊严几乎都被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精神上和生理上的欲望的释放宣泄所消解、所遮蔽了，甚至成为引诱受众的噱头。诚然，确实有一些作品因大体上没有完全脱尽历史的影子，还多少表现出历史的面貌，而具有一定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但相当多的创作和作品流露出脱离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片面地追求娱乐功能的倾向。这种为了攫取文化利润、刺激消费心理和追求感官效果的精神产品，不惜对严肃的历史采取把玩的态度。历史题材的作家变成了历史的玩家，同时培育着历史的玩家。历史是不能被随意玩弄的，千万不要在玩历史的同时，把正确的历史感、历史观以及大众的健康的高雅的文化需求和审美趣味都统统玩掉了。历史消费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和泛文化主义、纯审美主义都是通过大众文化相互涌动的。文化主义从文化视阈研究历史，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思路。以英国威廉斯为代表的对历史的文化主义研究取得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成果。同时，文化主义和文化研究刺激了大众文化的发展，使大众享受前所未有的文化权利，对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的文化需要，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广阔的领域和空间。然而，从现状和发展趋势看，文化主义和文化研究被不适度地泛化了。这种泛文化主义把人类所拥有的一切都说成是大文化意义上的泛文化。首先，这种泛文化主义对历史的解读表现为断定不是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决定历史的发展，而是文化决定历史的发展，从而混淆和抹杀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界限，表现出历史的文化决定论倾向。其次，它主观随意性地用创作主体对历史的审美体验消解史实，溶解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把文学对历史的展示完全变成一种文化诗学，存在着值得研究的正面和负面相纠缠的复杂性。再次，与倡导大众文化与新人本主义、新历史主义、历史消费主义和纯审美主义相策应，形成一种重构主观化历史的“合力”和“共同体”。泛文化主义所推崇的大众文化存在着一个疏导和提升的问题，应当防止大众文化通过对历史的趣味化改写，降低大众的文化思想素质，麻痹和消解人们对现实的变革意识和历史首创精神。有一些渗透着精英意识和大众文化精神的新审美主义、俗审美主义和纯审美主义，或拒绝表现自我以外的历史的丰功伟绩，或置表现历史于不顾，只强调释放个体的欲望。这些观点都是有碍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利于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
三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一论述，说明了历史和历史科学的重要性。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历史。历史科学的出发点是真实存在着的历史材料。史实具有第一性和第一位的重要性。对史实的叙述应当是基于和忠于史实的言说，不管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不管是史书、史论，还是史剧，都应当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的真实。“事实胜于雄辩”。史实具有决定性的权威。新的文物一经发现，所有相关的和对应的文字史立刻和必然会被重新改写。
至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科学的历史理论。历史学家对历史理论的认同和解释可能产生误读。本来是好的“经”不能因为被某些和尚念歪了，便不是“经”了，只有对历史的僵化教条的解析，没有僵化教条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好的“经”，仍然是最有先进性和生命力的历史理论。特别是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有新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时间、空间、态势、关系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作用，并决定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以及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认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追寻和洞察解释社会文化和一切精神现象的“根源的根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卡尔·波普尔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所宣扬的“反历史决定论”，实际上按着他们的愿望制造了一个他们想要打倒的假想敌再来加以批判。他们的观念虽然对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某些方面的启示，但从整体上说是不正确的。
我们既要承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又要创新；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只有坚持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坚持。应当摈弃那些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历史观念，诸如历史多元主义、历史相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理论，线型的、窄面的和边缘化的历史观念，道德化的历史观念，向后看的历史观念，游戏化和消费主义的历史观念等等。同时吸取人本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合理内核，更加全面地解决和阐释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人是历史的人，历史是人的历史。应当把对人学的历史研究和对历史的人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对历史进行人学研究时，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史学，在对人学进行史学研究时，更加有意识地把“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融入人学，实现人学与史学的和谐统一。新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念启示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人的历史地位和重视人的历史命运，拒绝那种非人化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特别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地位和作用。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启示我们不要只把历史的内涵与外延局限于正统的官方的主流的历史范围，从广度和深度的结合上对历史内涵进行拓展与开掘，加以充实与创新。这样必须解决一些复杂的带有两面性的理论问题，诸如正史与野史、大历史与小历史、对历史的宏大叙事与微小叙事、历史的决定因素与中介因素、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的中心与边缘、历史的单一性与复杂性、历史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历史的主导性与多样性、历史的正面因素与反面因素的辩证关系。
西方现当代的各式各样的人学理论和历史理论，是不能正确解释人与历史的复杂的辩证关系的。由于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无比强大的外部力量对人的压抑，这些史学理论多半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逃逸历史、放逐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的倾向，或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这些人学理论也多半表现出极端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生理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倾向，表现出非理性主义的不能自立和自助的状态。既不能掌握自己的前途，也不能掌握历史的命运；或者建构一个虚假的精神家园，使自己的被压抑的受伤的灵魂得到安顿、慰藉和憩息。诸如空想社会主义、各种理想国、世外桃源、温柔之乡、审美乌托邦、文化批判、文本解构、语言词句革命、充满浪漫情怀的诗学幻想……所有这些史学理论和人学理论都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深刻揭示出人与历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隐秘。历史与人的关系，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压迫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们对另外一些没有掌握这些东西的弱势群体的支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表现着、还原为或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和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历史不好，压抑人时，人们企图改变历史，即改变上述那些物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历史好，可以给人带来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们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宜人的历史是可亲的和温暖的。
四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对解析一切文艺现象，特别是文艺思潮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关于社会历史结构的理论，认为文学艺术属于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尽管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飘浮在精神领域的上空，但归根到底是被一定的社会历史结构所决定和制约着的。因此，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出发，考察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潮的社会历史的根源、本质、价值和功能。恩格斯把“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作为评价作家作品的“最高的标准”，其中的美学观点表明对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尊重，而史学观点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作家和作品中的人物的思想都是从一定的历史潮流中吸取来的。马克思主张文艺创作应当更加“莎士比亚化”，努力表现“历史的必然要求”。恩格斯要求通过“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展示“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转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阐释文学现象的思想传统。他们富有创造性地解决了文艺表现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主张文艺为人民服务，一方面要求文艺应当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他们倡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文艺，鼓励作家通过典型化的艺术描写，使人们惊醒和感奋起来，改变自己的环境。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号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投身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去建功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关系到作家的艺术生命和社会主义的艺术道路。
任何时代的作家作品，实际上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恩格斯指出：“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巴尔扎克、歌德、欧仁·苏和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的矛盾所进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这些作家和他们反映在作品中的矛盾都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差异和冲突相互激荡的产物，是新兴的市民阶级与贵族阶级和农民阶级不同思想相互较量的结果。特别钟爱现实主义艺术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十分重视现实主义艺术的社会历史作用，非常强调现实主义艺术应当表现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评价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们对这两位历史“书记官”的历史功绩的充分的肯定和由衷的赞美。这两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尽管都出身于贵族，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归属，但都背叛了自己的已经不配有更好命运的腐朽没落的阶级，全面地展示了市民社会取代宗法制农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通过富有时代感的艺术描写，表现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经济关系的变化、阶级关系的更替和文化思想结构的重塑，从而反映了从封建农奴制向市民共和制过渡的社会转型和历史变革。
非历史化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笼统地否定历史是错误的，但批判非人化的历史却是正当的和正义的。必须指明的是，对非人化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很不相同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多半只局限于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主要诉诸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这种批判是需要的，也是有作用的，但并不意味着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为了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促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和实践的权威。马克思主义认为：“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是“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一切批判，都不能取代对世界的具有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因此需要培养和依靠掌握实践理性和“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站在维护和推动历史发展的立场上，对各式各样的有碍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文化思潮所宣扬的历史观念，诸如唯心主义思辨哲学通过宣扬自我意识和绝对理念所表现出来的错误的历史观念、封建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所宣扬的滞后的倒退的历史观念、空想社会主义文化思潮所宣扬的超前的虚幻的历史观念和教条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所宣扬的各种时空错位的历史观念，都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析。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文艺思潮，对推动历史发展，表现历史转折，弘扬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思想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