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特别是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总是以一定的历史观念为指导的，同时总是体现出一定的历史观念的。因此，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念，对促进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健康发展，提升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的思想文化品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超前的和滞后的历史观念和文艺创作
世界经济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当代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当代中国的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从全局和整体上应当界定为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与生成。当代中国的历史状态和已经跨向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的历史状态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反差和历史错位。从总体上说，超前的后现代主义和滞后的前现代主义并不适合于发展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的现实。后现代主义作为极度发展的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思潮，多半关注物质力量、权力关系、科技理性，甚至启蒙理性对人的压抑和束缚，从而对历史往往采取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或诅咒历史，或消解历史，或肆意把历史碎片化、无序化、边缘化，再按照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原则，通过语言手段重塑历史。令人惊异和困惑的是，一些西方学者好像看不到欧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给社会所带来的进步和对人们所酿造的福祉。他们无视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两面性，只盯着其压抑人和异化人的负面现象，一味地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加以反思、消解和批判，使凭借审美现代性抨击社会现代性几乎成为一种公理和时尚。这种超前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尚处于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和生成的发展中国家的当代中国来说，只具有前期的镜鉴作用，而缺乏整体的合理性。当代中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最需要的是遵从和驾驭历史规律，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倡导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创造物质财富，以增强综合国力，改变贫穷、落后和愚昧的面貌。因此，我们不应当完全照搬现当代西方学者的历史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识，要保持清醒的自主意识，牢牢把握当代中国的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使各种形态的文艺创作能够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时期以来，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地适应新时代的历史发展的需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和作品，为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提升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情操，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中国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推动世界进步和造福人类做出了伟大贡献。古老的中国近百年却落后了。长深思之，这主要是由于长期宗法制小生产农经社会的生产体制和长期封建集权的官本位的政治体制所使然。前者表现为以“自然本体”为中心的自然文化主义，后者表现为以“官本位”为中心的宗法文化主义。自然文化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古人发现和恪守的“天人合一”的智慧源远流长。“天人合一”与“天人对立”被视为中西文化的重要差异。实际上天与人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脱离“合一”片面地强调“对立”，不适度地追求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索取，虽然会取得迅猛的发展，但往往以破坏自然生态为代价。相反，不强调改造自然，一味地维系人与自然的静态的亲合关系，也会延缓乃至阻滞历史的发展。这可能是造成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特别漫长的重要原因。我们要珍惜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同时应当看到自然文化主义和宗法文化主义所带来的消极作用。一些学者和作家倾心于前工业社会的宁静与和谐，把自然经济时代的生态加以美化，冲淡和遮蔽了封建宗法制社会的封闭、贫困、落后、愚昧和专制的痼疾。有的作品往往通过歌颂大自然的美妙和田园牧歌式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清纯、宁静和安适，来抨击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因素，诅咒、抵制和反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自觉不自觉地宣扬原始自然主义和封建宗法主义。这种带有历史保守主义和历史复古主义特性的社会文化思潮，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学术界和文艺界，与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是不相协调的。被长期封建宗法制社会的历史文化积淀所强化、深化和泛化的“官本位”的政治思想体制，有碍于现代化社会的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的作品，都一定程度地表现出对正统的或经过当代包装的皇权主义的痴迷和崇拜，实际上创造着和宣扬着被神化了的个别人物主宰历史发展的神话。特别是一些“戏说”的古装历史剧中所塑造的圣君、贤相、清官大老爷，唯我独尊，视人民群众为草芥，决定历史和人民的命运；平民百姓奴性十足，卑躬屈膝，唯命是听，只能三呼万岁，作揖磕头，以保身家性命，以求人身依附。这种艺术描写烙有明显的“英雄史观”的印记。这是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人公的身份的消解和亵渎，不利于调动和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无助于推动和促进当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中的民主进程。
二、关于虚假的和虚构的历史观念和文艺创作
历史作为一种本真存在不可能是虚假的，也是不可以随意虚构的。诚然，文艺创作是具有假定性的，它通过想象和虚构，营造艺术真实，尽可能地反映历史真实。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样适用于文艺创作。完全拘泥于历史真实，或用随意编造的艺术真实取代历史真实，均不可取。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理应尽可能地忠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总体面貌，不要随意把事物的基本性质搞颠倒了。新时期以来，受思想解放运动的激发，当代中国文坛劲吹“翻案风”。有些作品改写了应当重塑的历史人物，如肯定和发掘了秦始皇、曹操、曾国藩、陈独秀、胡适等人被遮蔽的正面性质和积极意义，取得了可喜的实绩，但也有的历史剧制造了一些新的奇案，如把唐代的诡谲变幻的历史风云演绎成女皇武则天的性爱纠葛，把具有卖国行为的李鸿章描绘成心怀爱国情结的忠臣贤相，把行刺“暴君”的勇士荆轲写成畏缩不堪的懦夫。由于受到“祛魅化”运动的影响，有的作者随意颠覆“红色经典”，让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阿庆嫂扮演既表现战场上的智慧又施展情场上的魅力的双重角色，把侦察英雄杨子荣涂抹成为营救恋人之子而赴死的情种，把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改编成阿Q狂热追求吴妈的“三级片”，如此等等。
消费主义的历史观念和虚假的历史观念是紧密相关的。正是消费主义的历史观念诱发和刺激了文艺领域中的造假运动。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历史进步所使然。大众文化真正使大众享有文化权利，满足了多方面、多层次、多向度的审美文化需求。同时，大众的影视文化、图像文化加速了文学商品化的过程。一些以“戏说”为旨趣的历史影视作品，崇奉“快乐原则”和“利益原则”，调动大众受众的消费欲望，游戏化地对待历史，制造出种种历史的幻景和假象，把历史精神、民族精神、崇高精神、悲剧精神和最为宝贵的艰苦奋斗和奋发有为的创业精神都“玩”掉了！游戏化和消费主义的历史观念，促使市场运作、快乐原则和利益驱动同谋，随意篡改和重塑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性质。诸如：有的小品脱离时代环境和历史视野，亵渎打虎英雄武松，把他的为民除害的打虎行为，冠以杀戮濒临灭绝的国家珍贵动物的罪名，把他的醉打蒋门神的义举，贬斥为破坏通过商业竞争进行合理兼并和资源整合的不轨的愚蠢行为；把潘金莲打扮成反叛夫权的女权主义的典型；把贪图富贵，攀龙附凤，抛弃糟糠之妻，割舍骨肉亲情的负心汉陈世美，改写成一个为了忠于爱情，为秦香莲报仇雪恨，伸张正义的好男人。此类确乎离谱的艺术描写多半都是通过猎奇和以搅拌“性调料”为手段，争夺市场份额，攫取文化资本，不仅亵渎了人们的正常的道德情感，而且颠覆了世间的正义和尊严。
三、关于狭隘的和封闭的历史观念和文艺创作
正如彻底的辩证法应当是唯物主义的一样，彻底的唯物主义也必然是辩证的。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所表现的对象只有放开宏阔的历史视野，置放到相关的历史的大背景和大语境中，才能处理好整体真实和局部真实的关系，避免产生以点代面和以偏概全的狭隘和偏执。有的小说作品把人民解放战争描写成坏人作恶，好人受害，给劳苦大众造成痛苦和灾难，这种情况作为个别事实和局部现象是可能存在的，但从总体而言，人民解放战争却是为大多数人民带来自由、幸福和解放的盛大节日。即便是像《白鹿原》这样的优秀作品，虽然注重展示一个村落的家族史、文化史和变革史，却不能使人感受到当时白鹿原的阶级纷争和历史演变与以革命圣地延安为中心的大西北地区的人民解放运动的磅礴气势的密切联系。不应当把作品所描写的对象从相关的历史背景的联系中抽取出来，孤立地加以表现。这种狭隘的和封闭的历史观念的误导，会造成对重大的历史状态和历史事实的误识。一些展示18世纪中国清王朝的康乾盛世的小说，特别是影视作品，因为没有把这个时期的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放到全世界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去考察和比较，以致造成夜郎自大和孤芳自赏。实际上，这个时期的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开始滑坡，所谓“中兴”的幻象之下遮蔽着、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和衰败的祸根。这个时期的中国封建王朝依然封闭锁国，实施政治专制，大搞文字冤狱，抑制工商，蔑视技艺，打压知识分子，禁锢先进思想，阻抗变革潮流，已经酿成腐朽和没落的颓势。对康乾盛世的美化和诗化，麻醉了国人的神经，遮蔽了具有改革意向的志士仁人的世界视野。正是在这个时期，英国资产阶级勃然崛起，更新了立宪政体，发动了工业革命，带动了经济腾飞，一跃而成为新时代的开路先锋。而古老的中国则被排斥在世界现代文明的大门之外，旋即坠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的深渊。
四、关于人性化和道德化的历史观念和文艺创作
应当完整地理解和表现历史观念和道德观点的辩证关系。用道德观点取代历史观点，完全从人性和道德观点看待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不可取的；相反，忽视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人性和道德因素也是不妥当的。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主要看他的历史行为对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对清王朝的雍正皇帝同样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既要看到他的道德缺欠，又要肯定他的历史功绩。不应当完全撇开他的历史作为，只限于从道德观点认定和谴责他是一个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弑兄屠弟，凶险狠毒，诡谲机诈的阴谋家，也不能像有的电视剧所描写的那样，逆转他的人格品质和伦理本性，把他打扮成励精图治，奋发进取，锐意革新的改革家。而对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人物不宜进行人性和道德上的美化，如把慈禧太后这个被世人唾弃的顽固、专横、残忍的老太婆，描绘成开明、仁厚、温婉、儒雅、高贵的皇太后，给李鸿章的卖国行为平添上几分从容、镇定和悲壮的英雄气概。艺术描写至少应当恪守一条底线，起码不要违背所表现的历史对象的基本性质。美化好的历史人物的“坏的方面”，或者丑化坏的历史人物的所谓“好的方面”，通过艺术渲染会制造出一种视觉幻象，诱发读者和观众萌生逆反的接受心理，以致对历史上的好人爱不起来，对历史上的坏人恨不起来，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正常的情感评价和爱憎态度，始而从模糊好坏、是非、真假的界限，进而造成忠奸、善恶、美丑的大颠倒和大裂变。这种畸形的历史描写，消解了人们纯洁的思想情感和正直的道德情操，至少不利于培养青年一代的优秀的人格素质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当代中国的历史状态、历史结构和作为发达国家的已经跨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国家的历史状态、历史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必然产生很不相同的历史观念，同时制约着不同历史语境下面的人们对历史的不同的思维方式、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从总体倾向上说，一些西方学者由于与他们所处的后工业时代的历史状态不相协调，诱发出相应的带有否定、消解和重塑历史意向的历史观念，展示出把历史人性化和道德化的倾向。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强大力量对人的压抑，使极端主体化、个体化、内向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人面对历史时，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或消解历史、颠覆历史的意图，或表现出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怀疑主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还有的学者宣扬“历史终结论”和“历史贫困论”，反对“历史决定论”。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历史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历史是不会终结的，永远不会停下自己行走的脚步。历史不是贫困的，而是丰富多彩的。只有伤害人的历史才是冷酷的，而有益于人的历史却是温暖的。
只有对历史的僵化教条的解析，没有僵化教条的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解读历史的最具有思想的先进性和蓬勃的生命力的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存在着深层的内部联系。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物的解释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同时注重具体的时间、空间、态势、关系对历史事物的性质和功能的制衡和影响，决定着当代中国的国情定位以及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身份认同。为了加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逐步建构“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切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当代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应当自觉地从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中吸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以人民创造历史的智慧和力量为源泉，承接先进的文化思想资源，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要正确地选择历史，让历史帮助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