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外靠朋友。
记者出差采访，免不了找“地头蛇”指路引径，这些人，大都素未谋面，却因为我们的一张记者名片掏心出力，为人生地不熟的陌生人铺桥搭路。然而，因为忙或忘，我们给这些好心人的回报又是什么？
那是一趟极地之旅，从没想过自己竟会身处阿拉斯加：买机票、联络受访者、收拾行囊……都只是在24小时前才被知会的事。
上机前后、转机途中，不断启动所有的人脉网络，电话打烂、备电耗尽，人却异常亢奋；当记者多年，早已习惯了这种肾上腺素忽升忽降的惊吓场面。
飞机降落在安克雷奇（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机场，我和摄影师第一时间赶往医院找受访者—一个于珠穆朗玛峰之巅遇上雪崩、全部队员罹难却独自一人在雪山上呆了一天一夜的奇迹生还者高铭和。这位来自台湾的攀山家，刚从尼泊尔被送达有着全球治疗冻伤最先进设备的阿拉斯加，准备做切除鼻子、手指、脚趾和脚跟的手术。
6月和7月是阿拉斯加气候最好的日子，阳光和煦，日照时间很长，太阳每晚12点才会下山，我们有足足20小时的日照时间来争分夺秒地完成工作。
医院的采访是重点。
一夜之间，珠穆朗玛峰南北两侧的峰顶上躺了11具尸体，幸存的高铭和自然是故事的主角。还有全球医治冻伤最权威的医生、日夜照料的护士、赶来看望的亲友……
因为高铭和说了句：“还要多谢这里一班素未谋面的华人……”我们决定上唐人街找寻这群北极圈上的中国移民。
每回到外地采访我都会感叹：别人的仗义帮助和热情款待，若转换角色发生在香港，我们又能做到多少？这次在阿拉斯加认识的华人，让我再次感叹了一回。
极地虽冷人心却热，一听到我们是从香港来的记者，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于是，照顾、保护、请吃饭、管接送、找个案、帮忙联络……成了这两天他们的首要重任。
“今天晚饭来我家吃，我叫太太煲了汤。John明天请了假，可以开车带你们到治疗中心……”
“有没有时间留下来观光？我可以开车带你们去看冰川……”
一班素未谋面的中国人，因为我们的“记者”身份，无私无偿无条件地给我们送温暖，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临行前，一如既往地顺口邀约：“来香港，记得要找我啊！我带你们去吃东西……”
一年后，果真千里迢迢地来了一个阿拉斯加访客，可惜碰上我又赶稿又出差地忙个不休，连饭都没吃一顿，就匆匆地通了两回电话，人家便飞回九霄云外去了。
事后，总懊恼，总自责，但总是在重蹈覆辙。
那一回，又是临危受命，上午拿起行李，下午便飞抵长春，任务是要找一家公安局经营的地下赌场。
登机前拼命找人介绍长春的“地头蛇”，有位朋友刚从那里拍戏回来，给了我一个长春电影制片的电话，附加一句：他门路子多，人老实，信得过。于是，我一到地方就径自找他当引路人去。
来的人竟是两个孪生兄弟，爱说话，知道我们是记者以后，雀跃得如同遇到冒险王，竟毫不避讳，天南地北地跟我们说着长春许多见得光与见不得光的故事。
一样是开车来并管接管送、帮忙联络、找新题材……我和摄影师甚至怀疑他们的热心是否另有图谋，抑或他们是媒体的卧底。
临走前，无以为报，塞给他们一点钱作包车费，孪生兄弟死活不收，还送给我们几根吉林人参，举杯痛饮作誓：“下回我去香港你们可要招呼我们啊！”
“一定一定！”我总如是说。
在孪生兄弟的帮助下，我们在顺利完成了地下赌场专题之余，还多做了六个人情故事，一星期的外访交回了七份功课，创了出差的最高收获纪录，回来后被老板点名称许，升职加薪。
是他俩让上司对我另眼相看，是他俩推我从此平步青云。我常想，这个恩，一定要报。
多年后的一个晚上，凌晨二时许，我还在公司处理排版事宜，忽然收到一个电话，对方声线呜咽，是孪生兄弟中的大哥打电话求救：“你是香港记者，能帮帮我吗？”
原来，兄弟俩来深圳办事，某夜，一队穿公安制服的人闯进旅馆房间，翻箱倒柜，抢去了他们带来的两万块现金，小弟死命护钱，竟被来人活活打死了。
大哥跑去报案，对方爱搭不理；去了几家报馆找人申冤，人家说无凭无据只能算是劫杀案一宗。穷途末路之下，他想起了我这个香港记者：“你们什么都敢报，就替我把这桩冤案揭发出来……”
我心里凉了半截，心知肚明，老板只会如此问：
“一个东北人，在深圳遇到强盗，客死异乡，太阳底下天天都有都这种惨事，与香港人又有何干？”
“让我问问老板……”安慰完大哥，我只能如此敷衍。
“你是副总编，能拍板啊！这关乎人命啊！死了人呀，都没有新闻价值吗？”
“还是问问……”我明知老板不过是一个挡箭牌，让整件事情看起来觉得冷血的人不是我。
如我所料，采访被老板否决，还外加一句闲话：“你不是第一天在这里上班吧？竟要我批一个这样的差事？”
能说什么呢？我的下属如果给我这种题材，我还不是一样毫无表情地否决了它。
大哥隔天继续来电恳求：“你们是我唯一的希望，这里的人都不敢写，你要替我把冤情报道出去，一条人命呀，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没了，我给弟弟被打得稀巴烂的遗容拍了照，你要跟我注销户口来啊，几十年同根的弟弟变成了这个样……”
我们一直铁石心肠。
大哥仍断断续续地来电，半年后，彼此才失去了联系。直到我打电话到长春，发现号码成了空号那一刻，我竟然卑鄙地觉得如释重负。
外出工作，受了人家太多的恩惠，总以为一顿饭、一壶酒就可以回报对方。这次过后，我再也不敢轻言许诺；因为出于商业的考虑，记者的力量可以很大，也可能非常渺小，尤其当人家拿一条命想换你一个仗义执言的回报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