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这句话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酒的评价。他说的洒有两种。米酒“味甘辛，大热有毒”。而烧酒，即西域传来的蒸馏酒，“辛甘，有大毒。败胃伤胆，衰心损寿。与姜蒜同食，令人生痔”。这段话近于指控犯罪嫌疑人。米酒是武松喝的以及唐朝以“春”为名的发酵酒。唐代，酒都带“春”——瓷头春、万里春、浮玉春。我最喜欢其中一个名字：软脚春。那时卖酒并不叫卖春，日当垆。李药师的《本草》，内容驳杂，也有“蟋蟀要原对的”这种离谱的药性分析，但对酒性解说很准，准就准在“毒”字上面。酒通经络、活血脉，这是越俎代庖式的赞美。血液循环是由于心脏的勤奋，并非酒精的功劳。这在哈维的《血液循环论》中说得很清楚。严格讲，人体对酒精没有任何适应性。即说，人在进化的初始或日上帝造人之时，没有编入这一程序。洒是人类发明史的重大败笔之一，用东北话说，叫“胡整”。为什么人没被全体喝死还在继续喝呢？是有肝脏这个天下最爱管闲事的器官的抵挡。当来自胃肠的物质准备进入血液之前，要接受肝的处理，能制糖的制成肝糖原，把蛋白质合成血浆蛋白，使脂肪变为胆固醇、磷脂和酮体，而遇毒——包括李时珍说的大毒，化而解之，使人无恙。
说一个人酒量大，是说此人肝脏尚好，而非性情豪迈。倘若酒人的肝脏不再解毒，将出现奇异的局面：喝一两二锅头，醉三个月甚至八个月，或许永远醉下去。因为酒精未被分解，它永远在血液里循环着，像垃圾卫星在太空遨游，没人管了。洒后爱笑的不断笑着，一天十遍；爱哭的哭倒所有城墙。
人靠肝的这么一点能耐使性，日夜杯盏。而肝的解毒功能原不为酒，是为了人类在误食毒性较小的食物之后得以复生。在现代生活中，这一功能更多工作于药物毒性的分解上，如破坏吗啡与镇静剂的毒性等等。也可以说，人类的肝是全世界药厂的生存基础之一，包括辉瑞这样的大药厂。若无肝的屏障，大多数药品，特别是抗生素都会致人死命。而肝之解酒，或许是上帝对人的一点怜悯，像歌里唱的“太累了，你歇歇吧”。歇歇吧，变成喝喝吧。喝吧喝吧，反正有肝。而肝有那么多高尚的事情要做，如造血、凝血、储存铜铁原料、维持血糖浓度，不甘终日解毒，实为解酒。这如同让一位院士当电影院座位引领员。院士最终颓废发胖，变为脂肪肝——它用脂肪化来减少自己的工作，甚至用纤维化表示不适于原有的工作岗位。如果吃药至此，尚可；由饮酒使肝异化，如一场逼良为娼的闹剧。
成吉思汗当年饮过西域进贡的蒸馏酒后，悦然而眠，醒后生悔，嘱子民永久不可饮杯中物。对一个全民皆兵的民族来说，昼夜须有挥戈迎战的警觉，而酒使人麻痹，难免齐齐死于敌手的刀斧之下。《古兰经》何等英明，使教众禁酒。此禁无论对健康、对节省粮食和水资源——资源专家对造酒的粮食所消耗的水资源进行评估，认为这是极大的浪费。电视里见到，阿拉伯男人个个英武精锐，包括衣衫不整的阿富汗人，未受酒精糟改是理由之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白酒生产国，不知消耗了多少粮食。对一个解决了温饱的国家来说，如果粮食太多，无处可用，祖国大地不妨多栽花种树，使之经济效益更高，总比造酒强一些。
我当知青时的生产队长指着他家柜上的半瓶白酒说过：酒这玩意儿挺牛×，放在玻璃瓶子半年没事，进入肚子，一会儿就完蛋。少顷，他又说：酒怕见人啊！人一见酒，就二潮八蛋啦。“二潮八蛋”非计量用语，而指人之智商情商的全线崩盘。此道理人皆知晓，饮者胡为！此题孟德答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放翁又说：“闲愁如飞雪，入酒即消融。”酒当然有神奇的一面，吾乡格言称：天下无酒不成席。酒最神奇之处在于迅速转变恶劣情绪：小气人大度，沮丧人振作，懦弱人豪横。同时它也让人产生依赖性，所谓瘾。人上了某种瘾，只在一条道上走，不会拐弯。走着走着就把自己给坑了。古人像“本草”那样爱给万物定性，如：“酒，大热有毒。”还有：琴味辛平；剑卒烈有小毒；诗苦寒而燥。套这个路数，可说：饮者味甘，性无厘头，可入傻瓜排行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