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成功地在延安会见西方记者的同时，中共的外交活动也先后在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外事小组的武汉和重庆开展起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等中共领导人，利用其合法地位，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及时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了解英美的对华政策，收集有关国际形势的情报，使武汉和重庆先后成为战时中共国际活动的中心，吸引了各国驻华使节、武官和大批外国记者、作家、援华代表团及友好人士。
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是随国民党政府沿长江西迁武汉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珞珈山山坡上的一所不大的农户房子里。山坡上长满了桃树，上山路修得很好。他们的住宅成了许多来访者光顾的地方。他们中有中国学者和西方人士，如史迪威将军，作家约翰·根室、鲍勃·哈特、尤金·伯克哈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S。T。斯蒂尔，纽约时报的蒂尔曼·德尔丁夫妇……不知为什么，他们总爱重复同一个话题：“你是否真正信仰共产主义？”
而周恩来总是边笑边答：“是的，我们确实信仰革命，但战争结束后，我们需要西方国家的援助。”周恩来明白，也许是他举止文雅，言辞从不激烈的缘故。
周恩来的话使人感到共产党人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对外方针政策：“我们将鼓励外国在华投资。任何突出问题，例如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等都可以通过谈判及和平协议得到解决。”
1938年1月20日，由加拿大白求恩大夫率领的一支医疗队到达武汉，要求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工作。周恩来和博古很快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他，向他们表示欢迎。周恩来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交代“八办”钱之光处长，派人护送白求恩一行坐火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
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是应宋庆龄邀请来华拍摄新闻纪录片的。他在津浦前线拍摄战地纪录片后到汉口。在一次招待会上，他见到了周恩来。当周恩来步入招待会大厅时，外国人十分吃惊他的风采，整个大厅变得异常活跃。伊文思告诉周恩来，他曾拍了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电影。周恩来告诫他：“你在这里谈那件事的时候可得小心点。”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特地到旅馆去看他。这时的周恩来愈加显得精干，细心地问及了西班牙战争的事，军事方面的情况。伊文思要求去延安拍片，但国民党不让他去。周恩来同伊文思商量，在汉口拍一组中共代表团研究抗战形势的纪录片。伊文思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因为他没带照明设备，只好把一间采光较好的房间布置成会议室，墙上挂上列宁、斯大林画像和八路军敌后作战地图。又把许多张锡纸贴在几块木板上做反光板。伊文思兴致勃勃地当导演，在办事处找了几个人当助手，爬到窗户外面把太阳光反射到房间里。然后，要颇具儒将气度的叶剑英穿上军装，缀上中将领章，站在地图前面。再要周恩来、王明、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凯丰、李克农等人入席当“演员”。伊文思一声开始，叶剑英就拿着棍子在地图上指指画画，“演员”们一齐看地图，一个个认真得如同小学生。
伊文思以后把这组“精彩”镜头编入了他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四万万人民》中。他还把这架摄影机和三盒胶卷送给办事处转给延安，希望延安建立自己的电影队伍。周恩来动员了摄影家吴印咸到延安，把摄影机和胶卷也带到了延安。不久，周恩来又批准了电影演员袁牧之、陈波儿到延安，并从香港买来一架摄影机和一些胶卷，又吸收了徐肖冰等青年，建立了摄影队，拍摄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电影片。
5月25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王明、博古、吴玉章等在汉口一江春餐厅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以及日、美、英、法、苏、荷等国际友人400多人出席。周恩来、王明、学联代表和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先后讲了话。会后，周恩来安排部分学联代表去延安参观，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
12月中旬，周恩来到达重庆。
重庆是一处岩石岬角，突出在长江和它美丽的支流嘉陵江之间，夏天是火炉，冬天是雾都。难民们沿江两岸架起了无数的茅屋，使得这座山城破烂不堪。周恩来的办事处和住所设在曾家岩50号，“八办”设在红岩嘴52号，《新华日报》社设在虎头岩。
曾家岩50号是一幢三层楼房，楼房第二层和楼房外的左右两侧都为军统特务所占用。楼房的所有窗户都面朝庭院。顶楼没有窗，叶剑英就住在那里。有一年闷热的盛夏，为了透气，他挪开了几片瓦，在屋顶开了个洞。后来一场倾盆大雨使水从洞口直灌室内，透过满是缝隙的地板，流进周恩来的卧室和办公室。那一天周恩来只好打着伞在屋里会客。
人们习惯叫这里周公馆。
在这风雨如磐的小屋，周恩来为将来的共和国外交部奠定了基础。他与城内的外交保持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些外交官包括博学的美国大使高斯，美国使馆武官包瑞德，英国大使卡尔和英国使馆的其他官员。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众多未来的有才华的外交人才：王炳南、黄华、章汉夫、章文晋、陈家康、龚普生、乔冠华、龚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