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父子离开舟山后没有直飞台北，而是先在澎湖马公岛驻节，要看看东道主陈诚的态度再定行止。
当时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任警备总司令和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总揽台湾一切大权。当时，蒋介石风闻美国要在台湾废蒋立陈，所以一到舟山就致电台北陈诚，告有赴台之行。但陈诚在24小时内没有复电，蒋介石更是疑惑不安。
美国对蒋介石的态度是有所改变。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一直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的美国政府，现在要抛弃他，最基本的原因是看到了蒋介石不可避免的失败，看到蒋介石就是腐朽和无能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在美国国内，由于在1948年的美国大选中，蒋介石选错了支持对象，使后来蝉联总统的杜鲁门十分恼火，骂蒋介石投机取巧。但是，美国在1948年底至1949年之间还不愿让台湾落到共产党手中，因此，美国人企图“运用影响，阻止大陆的中国人进一步流向台湾”。还谨慎地与有希望的台湾当地的领袖保持联系，以便将来有一天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利用台湾自治运动，实际上是想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美国的基本意图是寻找一个既“不必听蒋介石之指挥，也不必服从李宗仁联合政府之命令，而专为台湾谋福利者”来完成“台湾自治”。美国人选择了陈诚和孙立人。
1949年2月，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参赞莫成德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派遣，前往台湾执行特殊使命。莫成德到达台湾后，便根据美国政府的打算游说陈诚自立。莫成德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是：
一、台湾与国民党政府分离，与中共断绝经济贸易，自办台政，美国每年援助台湾2500万美元。
二、美国可以联络菲律宾、澳洲、印度、巴基斯坦、锡兰（斯里兰卡）各国，进行象征性的联合出兵，共同占领台湾，并在台湾召开政权转移会议。
三、会议决定后，美国即对台湾海峡之海上及空中担任巡逻与联系之活动，以免外来军队之袭击；同时遣送不受欢迎之大陆的在台分子。
四、通知蒋介石，如他愿留台湾，当以政治避难者身份相待。
五、邀请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
但美国人对陈诚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还不十分了解。在国民党里，人称陈诚是“委员长的替身”、“第二号人物”；武汉的外国记者因其身材短小，又唯蒋是从，给他起了个雅号“大元帅的袖珍本”。陈诚与蒋介石有同乡、师生、婿翁（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嫁给了陈诚）多层关系。陈在蒋之手下，不但表现出过人的才干，而且表现出少有的忠诚，因而在仕途是一帆风顺。也正由于此，当蒋介石看到大陆形势危急时，把陈诚派到台湾去，为蒋介石经营孤岛，并收编、整训从大陆逃到台湾的残兵败将，以确保台湾这块最后的栖身之地。陈诚对莫成德说，自己追随委员长多年，不能背蒋而自立，也不能拒绝蒋介石到台湾来。莫成德无功而返。他在给艾奇逊的报告中说：“陈诚主席是蒋先总统之亲信，不能望其背蒋而奉行美国之旨意。”
蒋介石在这风雨飘摇之际，虽说不相信陈诚会背叛他，但又不得不防，所以他盘桓澎湖，其实还想摸一摸另一个台湾要员的态度，这个人就是孙立人。孙立人在东北与黄埔军官不和，蒋介石把他调到台湾编练新军，这本因为他不是黄埔嫡系，被蒋介石穿了小鞋，而如今他却是台湾岛上足以与陈诚相抗衡的力量。他有三个新军，这在其他国民党军仍在大陆与解放军作战的情况下，是一支能左右台湾局势的重要力量。这些既是美国人要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的原因，也是蒋介石要看一看他的态度的原因。美国在华顾问团曾将孙立人说成是“伟大的军事家”、“常胜将军”，并有传闻说：美国五角大楼和麦克阿瑟想全力支持蒋介石，但国务院则想另找一个取蒋而代之，他们嫌蒋不听话，名声不好，而有意于吴国桢和孙立人。
吴国桢是文官，不在话下。孙立人有三军人马，又有美国后台老板撑腰，如有风吹草动，蒋介石哪有活路？
蒋介石也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忍一忍，先派一个特别使者去见一见孙立人，想法将孙请来，看看他的态度。
这个特别使者就是国民党驻菲律宾大使陈质平。
陈质平受命去台湾拜见孙立人，委婉说项：“蒋先生不想亡命国外，但求台湾一席之地，若孙将军以为不便，则他父子就去马尼拉。”
孙立人听后吓了一跳，连夜开会，商量对策。
第二天，他便亲率部下，到高雄去见已在那里的蒋介石。孙立人诚恳地说：“台湾一切，当以领袖之命是从。”
蒋介石看到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也来了，顿时心上一块石头落地。因彭孟缉是蒋介石最可靠的亲信。上世纪20年代的东征、北伐期间，他一直是蒋介石卫队的卫士。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亲自点名送他和另外21人去日本学习军事。
蒋介石劈头便问：“我在此地安全吗？”
孙立人快人快语：“有我们保卫，谁敢把总裁怎么样？”
蒋介石面露微笑，这是他几个月以来，第一次露出凄楚的笑容。他握住孙立人的手说：“蒋某从此息影田园，再不过问政治。孙将军可以出任陆军总司令。”
孙立人自然受宠若惊。
1950年，台湾成立国民政府后，孙立人果然出任陆军司令，1951年，又升为上将。但好景不长，不久，孙立人就被免去陆军司令职务，改任蒋介石的私人参谋长。1955年8月20日，蒋介石突然宣布：“洞悉（孙立人）其部属活动，而没有看清这是由共产党策动的……”加以责难。从这一天起，孙立人的职务全部被解除，软禁在台中。台湾当局派了九位大员组织调查委员会，侦讯孙立人的“兵变事件”。陈诚是主任委员，这已是后话了。
经过考察，蒋介石认定陈诚没有“异动”企图，于6月26日迁往台北的草山。
台北草山，是著名的风景胜地，处于台北之北部。附近岗峦起伏，绿荫密匝，青山翠谷，原野开阔，长满了桃树、杏树、樱花和杜鹃等。筑有中山楼、阳明山庄、前山公园等。蒋介石选中了这个地方住下，想缓解一下流亡之苦，并在这里设立了“总裁办公室”。但不久《自立晚报》刊载了一篇题为《草山衰翁》的文章，情报人员向蒋介石检举，说是影射“老总统”“落草为寇、衰颓不堪”。蒋介石一怒之下，将《自立晚报》停刊，文章作者被投入监狱，草山也改名为阳明山。此后，蒋介石决定下草山另觅福地，在福山环抱下的台湾大学毒蛇血清研究所所在地修建了士林官邸，这也是以后的事了。
蒋介石在草山稍稍静下心来，就开始筹划他的反攻大计。他这次的军事计划堪称宏伟：要以台湾为中心，控制两广，开辟川滇，建立一条北起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蒋介石对着这个计划左看右看，直看到自己也被它深深打动：“此乃必胜之途径！”
他有些坐不住了，急于要把计划付诸实施。6月21日，他登上“美龄号”专机，从台湾高雄机场起飞，开始了他新一轮的军事冒险。
同日上午9时30分，“美龄号”专机徐徐降落在福州市南郊机场。机舱门一打开，蒋介石头戴白色盆帽，映着刺目的阳光，表情严肃地匆匆走下舷梯，连给摄影记者拍特写镜头的必备程序也给省略了。他只与前来迎接的东南要员们握了一下手，就走进机场办公楼，他要在此召开临时军事会议。
从上海逃出的败将汤恩伯，已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他和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等党政军要员及各军、师长八十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开始后，先由当地的军政要员报告战况。蒋介石不但仔细询问，还破例亲自记笔记。可是会议的议题很快变成了各路官员争着要军粮、要被服、要军械、要车辆的“诉苦会”。蒋介石几次脸上露出愠色，都被压了下来，低头记着要点。
各路人马见蒋介石只记不答，估计也得不到多少补给，渐渐都闭了嘴。蒋介石把笔和本子扔到桌子上，站了起来，清清嗓子说：“现在，我是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来和大家见面，来和大家共安危的。”
他看下面寂静无声，又打起官腔来：
“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和共军作战。但想起孙总理生前的托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正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希望大家戳力同心，争取最后的胜利。”
下面仍然很静。
蒋介石提高了声音，痛心疾首一般地说道：
“本人自民国十三年迄今，东征、北伐、剿共、抗日，作统帅已达25年，对官兵生活一向关心。今日士兵衣不蔽体，使我心中难过。我在溪口，以及后来在上海及马公岛时，就曾一再关切各军的服装问题。因产棉区多陷入共党之手，我预知原料困难。曾多次要联勤郭司令尽最大努力进行策划。据郭司令说，在6月以前，搞好250万至280万套夏服不成问题。我在马公岛了解，福建地区已拨足16万套装，每兵一套是够分配的。今天据陈军长报告，该军士兵衣不蔽体，使我愧对部属。福州补给区缪司令！”
蒋介石一声怒吼，目光凶狠地朝下面搜寻着。
缪司令应声站起，打了一个立正。蒋介石直瞪着他：“你是干什么的？16万套服装如何分配的？立刻列表报来！彻底查明下落，否则就应法办。缪司令，你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了，马上遵命办理。”缪司令挺胸答道，声音已经发抖了。
蒋介石再次将目光转向众人，悲哀得几乎要滴下眼泪：“三年来，各战场均告失败，主要原因固然是因我不足以感众，也由于各级将领无德无能。刚才听到报告，除独立五十师外，其余部队兵员、武器差额颇大。这个问题当前靠征兵、靠美援，俱难济于事，特别武器一项不易解决。美械供应愈来愈难，生产国械的各兵工厂俱在四川大后方，每月产量有限。大家应当知道，我们盟邦美国，六七年来已装备我军近100个师，并且配备有重武器、化学武器。特别是盟邦看到我们屡打败仗，反而将他们援助的东西转手送给了敌人，并壮大了敌人，引起了美国朝野的不满，认为援蒋等于援共，真使我惭愧之至。现在，武器来源不易，大家如再不知艰难，随便遗弃武器，像大少爷一样，就只有束手就擒。敌人把我们的武器抢去，把我们的兵俘虏去，后而调转枪口来杀我们，的确是我们的奇耻大辱……”
蒋介石这里讲的既是真情，又是实话。他一口气讲了两个半小时，好像还没有把肺腑之言倒空，而且越讲越细：
“守长江下游及驻浙江的部队退到福建，是在5月上旬。当时陈毅主力正攻上海，只有刘伯承一部跟踪入闽。所幸敌人摸不清福州底细，所以没有长驱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的狼狈状态，一个团就可以占领福州了。你们任兵团、绥区司令的，只顾逃命，丢盔弃甲，沿途扰民，来到福建。我姑念前劳，未令国防部严加追究。现在各部队士气不振，军纪废弛。据报：当师长、团长、营长的仍想南逃，有些未经批准，就擅自去台湾。对福建这兵要之地失去信心，良可浩叹！大家应当知道：台湾是党国复兴基地，它的地位异常重要。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无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
蒋介石要大家回去转达部属：“用自己的热血，死守福建，巩固台湾，失去的国土就一定能够恢复。”
坐在下面的军官们还没吃午饭，早已不耐烦了，蒋介石说得再严重，他们也听不进去。肚子咕咕叫，精力不集中，不停地看表，因为已是下午2时30分了。
终于熬到蒋介石闭了嘴。一散会，军官们就往宴会厅跑。蒋介石在朱绍良、汤恩伯等陪同下，步入宴会厅。坐下后，他见厅里气氛还算热烈，桌上也较丰盛，疲惫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一丝笑意。他举杯向大家致意，随后仍喝他的白开水，并随意地问着周围军官的家庭、年龄等，偶尔动一下筷子。当众人情绪高涨，并有人显出醉意时，蒋介石已经抹净嘴唇，悄声走出宴会厅，边走边对俞济时说：“饭后，我要传见独立师以上的将领，由曹圣芬（机要秘书）记录。”
“哪几位？”俞济时侧耳听着。
蒋介石点出九个人：“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王修身、陈士章、劳冠英、于兆龙、吉星文、李以，就这么几个人吧。”
蒋介石对其中八个人每人只谈几分钟，无非是要他们死守福州，以巩固台湾外围。唯有对李以谈话时间最长。因为他是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也算是心腹。蒋介石有事要问他：“据报：朱一民（绍良）主任每日醉酒吟诗，对备战很松弛，此事是否属实？”
“他饮白兰地是经常的，但不很醉酒。”李以据实回答，但字斟句酌，一边说一边注意观察蒋介石的脸色。“得空时，爱和神州官僚、文人聊天，有时和省府秘书长互相吟诗。他对福建备战，是不很积极，两个月前，李汉魂参军长来榕，朱主任要我作陪，席间，李参军长说：‘历史上守福建没有成功的先例。’劝朱主任要调整部署。朱主任当时曾表示：‘国家成败兴亡定于数，非人力所能挽回。’前月，萨镇冰、陈绍宽、丁超五、何震等人向商人筹款，组成福州市民自卫队300人，目的在国军撤退前后，由自卫队临时维持治安。这件事，事前朱主任是默许的，如今校长要我们死守福州，可上述这些事，还请校长估计一下。”
蒋介石点头沉思，在纸上做着记号。蒋介石又一次发问：“福建省参议会在我引退时，据报曾筹划反对征兵？也曾主张‘闽人治闽’和‘联省抗台’，这是否属实？福建人对中央还有哪些不满？”
李以报告：“去年底我来福州兼任独立五十师师长时，就听说南京、福州就有许多参议政员、参议员骂过，认为在福建成立一个独立师还要保荐一个广东人来当师长，真丢尽福建人的脸。今年春天，参军施觉民兼任福州警察局局长，第三局高参于天宠调任闽北师管区司令，参议会就大肆反对，说‘福建人难道只配当兵不配当官’，他们甚至说：‘福建成为浙江和其他省的殖民地了。’还有人说：‘真奇怪！共产党对福建人倒不轻视，国民党对福建人却薄待如此，这还应什么征？这还打什么仗？’丁议长和在香港的李济深有来往，平时自恃是国民党元老，连朱主任也奈何他不得。请校长注意这些事情，这对守福建不无影响。”
蒋介石深以为是，连连指点曹圣芬记下，说要带回去好好研究。谈话快结束时，蒋介石仰天长叹，说出心里话：
“你是我的学生，难道不知道‘克制之利’、‘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安定人心’的重要性吗？没有军队还有国家吗？保全兵力是重要的，但福州过早落入共军手里，其政治影响很大。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福州失守，他们就会认为国民党已彻底失败。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和支持。所以为了大局，福州必须死守。希望你体会我的苦心，放胆去做，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处绝境可以复生。有我教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失尽，也可复兴。”
李以不住点头，表示他理解总裁的一片苦心。他指望蒋介石能和他一同死守这最后一块陆地。
可蒋介石没有住下的意思，而是说：“我原来想乘车进城巡视，看看福州父老，时间太晚，下次再来吧。”蒋介石坐久了，起身时有些摇摇晃晃。
“美龄号”载着蒋介石于6月21日下午3时半离福州飞往下一站。汤恩伯率领与会将校军官在机场列队送行。汤要大家目送“老头子”飞空。一个师长嘟囔了一句：
“叫我们死守福州，他连宿一夜都不敢！”
蒋介石在福州只逗留了七个小时。他生怕当此剧变之时，再演绎一场“西安事变”。此时不比彼时，一旦遇有不测，他深知不会有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