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白皮书”发表后，白宫人士在密切注意中国方面的反应。因为成文仓促且内容冗长，一发表便发现许多不妥。美国国务院六名打字员一齐动作，将“白皮书”按照修改意见重新打字，所改之处，对蒋谴责的语气大见缓和，并将一些攻击蒋介石某些内亲的词句也给匆忙删除。美国专栏作家皮尔逊对这种突然更动的内幕作了报道，称其改变来自艾奇逊和国防部部长约翰逊之间的龃龌。约翰逊与孔祥熙一向要好，主张继续积极援助蒋介石。当艾奇逊自巴黎回美，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讨论对华政策时，约翰逊的主张获得了压倒优势。他主张在新中国周围建立一个“防卫地带”，包括日本、台湾、菲律宾，加上暹罗、缅甸、印度及华南的一部分，而在东京做“白色太上天皇”的麦克阿瑟也有电报回国支持这与新中国为敌到底的做法。
皮尔逊的“内幕”无疑夸大了美国国务院与军方间在援蒋问题上的差异，但国务院把“白皮书”中骂蒋的句子冲淡了一些则是事实，这不能不引起红色中国领袖们的警惕。
而美国也特别关注着毛泽东的反应。
8月13日以后，他们陆续收到了北平的广播，美国总统立即召集白宫要员，商量对策。杜鲁门小口地抿着咖啡，一小节一小节地啃着毛泽东的文章。国务卿艾奇逊说：“毛泽东果然不同，借用新华社的社论方式还击，分明是瞧我们不起！他还把我们美国当做纸老虎？”
杜鲁门骄横地说：“用不着动用联合国会员兵力，我们便可以把他逼回延安！”
但是很快有人作了反驳，举出毛泽东的老家湖南长沙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省主席程潜投奔中共，还有南方许多省份纷纷起义，不能再拿旧眼光看待毛泽东。要让毛泽东重回延安，简直是说梦。
陆军司令也说：“我上个月去福摩萨（台湾），陈诚还说长沙没有关系，国民党已有重兵守卫。说长沙虽然四面受敌，但依然不失其屏障衡阳的价值，万一长沙失守，衡阳就失去屏障，中共就可以直扑广西。”陆军司令还说道：“我当时就告诉他们，1944年日军的行动值得参考，当时日军南下衡阳，便经柳州而下桂林，更由桂林直扑河池、独山，如果不是国际局势微妙，日军可以直下四川！所以国民党如要保持广西、贵州，必先巩固衡阳，因此长沙非守不可。”
艾奇逊颇有同感：“前几日我同他们的大使也谈到这个问题。据蒋介石的意思，长沙、衡阳是东南和西南的枢纽，长衡如失，东南西北的陆上交通将随之中断，影响之大，非言可喻。我说我们当然也支持你们来一次猛烈反击。据蒋介石在台北对高级将领说话称，长沙之战如果国民党获胜，那就是过去一年来的第一次胜利，意义重大，可以藉此挽回颓势。还有，长衡之战，是东南各省与西南各省能不能联成一气的关键所在，影响深远。此外，蒋介石认为长衡之战是国民党有无实力抵抗共军的试金石；如果获胜，美国便会刮目相看。蒋介石还这样说：现在已有两亿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之下，这两亿人之所以不能起来反抗中共，完全是因为国民党节节败退的缘故，如果他们能在长沙之战中取得胜利，那么那两亿中国人必能揭竿而起，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使蒋介石收回所有土地。”连艾奇逊也不相信蒋介石的话：“言犹在耳，但长沙的坏消息又一次证实了蒋介石不是我们理想的朋友。”
陆军司令继续他的话题：“我在台北目击蒋介石的军队有两大危机，恐怕不但长沙之战他要吃亏，西北西南之战他将继续吃亏，连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湾海峡之战他都会吃亏。”
杜鲁门不同意陆军司令的“吃亏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等待中共攻台湾，我们必须对台湾先入为主，最好在蒋立足未定，在中共尚难预料到台湾的情形下守住台湾，待机反击。在目前要挽回中国局势是不可能的，否则我们不会发表白皮书。”
艾奇逊说：“听北平对白皮书的抨击，显然他们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想我们今天的要务是怎样取得主动，这是一大课题。”
杜鲁门又想起刚才陆军司令说的话，追问道：“你说蒋介石的部队有两大危机，是什么？”
陆军司令回答：“很简单，已经退到台北的部队害还乡病，如果养而不用，眼看会超过兵役年龄，变成胡子兵，这是一；兵源大缺，台湾人对国民党没有向心力，这是二。有此两大危机，我担心我们对福摩萨如果观望不前，难免有变！一旦台湾宣布同北平合为一体，我们就非常困难。”
杜鲁门直摇头：“你们的观察有参考价值，但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台湾对日和约还没签订，现在还不能是中国的，这一点我们倒有办法。”
艾奇逊又提到新华社社论中的一些观点：“北平似乎对我们如果要踢开蒋介石也有准备，且不在意。他们认为我们的目的就是继续干涉和侵略，岂有此理！我们是在帮助一个国家，怎么能叫侵略呢？”
杜鲁门烦躁，不愿在字面上浪费时间：“共产党的目的是用抨击引起中国人民对我们的仇视。我们可以找一千条理由、一万条理由出兵中国，而且深信必能胜利。我们的原子弹无人能阻挡！但是我们不能不顾忌舆论，不能将华人的仇恨拉到我们身上。我们目前缺少的就是这个。至于蒋介石，那不出兵也能让他滚蛋！但很明显的事实是，我们当前的敌人是共产党，是领导红色中国的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接下来，他们又研究起援华专款，这一大笔钱、一针强心剂当然是要注进蒋介石的肌肤的。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如果说在这之前，美国当权者尚可观望、等待，那么面对人民共和国这个现实，他们不得不决策了。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认为正在不断取胜的中共十分“傲慢”，应当利用承认问题挫一挫中共的锐气，提出了承认新中国的种种先决条件，处心积虑拼凑不承认新中国的“统一战线”。10月12日，艾奇逊在给各驻外使馆的批示中表示，美国目前不想承认中国，说中共政府的成立是长期以来预料中的事，不必理会它的紧迫性。杜鲁门政府一方面坚持敌视新中国，另一方面，却又要作出某种姿态不表明它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这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传统特色，也是当时美国敌视政策中的另一个侧面：分裂中苏的战略所需要的。1949年10月26日和27日，艾奇逊召集他的主要远东政策官员和顾问开会，就实施这一战略达成了一致意见。美国统治集团预料中苏关系将产生“严重的紧张”，但是在中苏分裂变成现实之前，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仍应把中共是苏联工具作为“基本出发点”。他们认为中苏分裂将主要由苏联的行为和中国内部发展导致，承认与否并不是促进中苏分裂的王牌。但是美国不能转移中国人对苏联“帝国主义”意图的视线，要尽量使自己的政策有别于苏联。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敌视不能“超过”对苏联的敌视，必须把主要的攻击矛头对准苏联。总之，为了达到分化中苏的目的，美国需要耍一点政治手腕，在“大棒”和“橄榄枝”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意图在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和台湾问题上多次明显地表现出来。
美国也曾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此，美国曾一度回避与以蒋介石亲信陈诚为首的台湾当局打交道，等候李宗仁用亲美派孙立人取而代之。可是，台湾很快处于蒋介石的铁腕统治之下，台湾成了蒋介石残兵败将的“安全岛”。美国想撇开蒋介石在台湾建立亲美政权的打算只是一厢情愿。
美国方面在多次研究后，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报告认为，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考虑，对台湾采取公开的武力干涉都是不可取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在现有的基础上，维护对台湾国民党当局“规模适中”的援助，同时“明白无误”地告诉蒋介石：美国将来的对台政策取决于国民党“今后的表现”。这份报告表明在兜了一个圈子后，美国又回到了支持蒋介石的老路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