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1956年，毛泽东宣布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对他们进行加速改造。于是公安部门到全国各地监狱、劳改单位挑选被俘战犯中武官军长一级、文官省长一级、特务将官级共二百多名，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即通常所说的功德林。
功德林在北京城西德胜门外，原是一座庙宇，清朝末年被改造成监狱，北京军阀时代，这里是著名的全国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接管了这座监狱，改名为北京战犯管理处。
特赦的几百名高级战犯中，不少人是黄埔生。而黄埔生是靠蒋介石栽培的，这些人“效忠校长”的信念即使在战败之后，也没有泯灭过。
一期生杜聿明可以算得上是蒋介石的宠将。国共双方三大战略决战，他参加了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实际指挥了一个半，可见蒋介石对其的倚重。在淮海战役中，他指挥的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他想化装逃跑，可跑不出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绝望之时，他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企图自杀。幸亏跟随他的副官眼疾手快，把手枪夺了下来。他当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军没有认出他时，他谎报是第十三兵团的军需，叫高文明。可他连十三兵团六大处处长的名字一个也写不出来。他深知罪大恶极，系中共权威人士宣布的43名罪犯之一，被查出后，必死无疑。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为蒋介石尽忠。他乘警卫人员离开之机，捡起一块石头往脑袋上乱打，顿时血流满面，不省人事。幸好看守人员发现及时，送到卫生处抢救，才免一死。
为了防止他自杀，一段时间里不得不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手铐。
国民党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宋希濂兵败大渡河畔，最后被解放军四面包围，走投无路。他觉得被解放军俘虏可耻，拔出手枪准备自杀。警卫排长一把夺下手枪，才没自杀成。
就像是事先统一口径，宋希濂也说自己是一个军需官，叫周伯瑞。
当他被指认出是宋希濂后，他认为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时刻准备着死。及至被带到乐山县城时，解放军的随军记者要给他照相，他极为反感，决心捣乱。当记者对好镜头，准备按动快门时，他突然转身扭过头去，不让对方照。如此反复四五次，气得记者没办法。宋希濂当时想：反正你们把我抓来也难以活命，还照什么相？如果报上一登，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的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荡然无存？要死也要死个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
廖耀湘，这个指挥着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中两支主力的第九兵团司令官，兵败后化装成商人，想逃出去。眼看跑不出去时，想到了自杀。可自杀连手枪也没有了，准备天黑后在一棵树下吊死。幸亏第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苦苦相劝，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洛阳城里，邱行湘举起过手枪……
襄阳城中，康泽也曾将手枪对准了脑袋……
但他们一个也没有死成。不是因为自己犹豫，就是被忠实的部下们阻拦。
把这样一批“死硬派”改造好，可能吗？
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
毛泽东、周恩来似胸有成竹。
按周恩来的具体部署，管理人员向集中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二百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来访亲友。管理所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一步步地清理思想；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身感受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一些身体好的还被安排到北京远郊五云山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施加影响，加快他们改造的步子。
张治中、邵力子这两位周恩来黄埔时的同事，更是惦念他们昔日的学生。几位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刘嘉树、韩浚、周振强等人，知道两位老师要来，早早地就盼开了。虽然他们身为囚犯，思想也时时飞出高墙，他们也惦念昔日师长。当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准备出席万隆会议时，他们听说因台湾特务机关事前的阴谋破坏，飞往万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功德林里的黄埔生以为他们敬爱的周老师也在机上，全都哭了，就连陈长捷、梁培璜这两位非黄埔生，也流下了眼泪。后来，真相大白。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专机，台湾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这些年近半百（有的已过半百）的人又像孩子一样破涕为笑；尤其是宋希濂，天真得不好意思起来。
来到功德林的张治中见了这些学生和部属，一时颇为动情：“诸位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和我风雨同舟，相处多年。公谊私情，都很深厚，我是很怀念诸位的。”
他这一说，几位久居囹圄的学生也流下泪。
张治中今天是要转达中共对国民党战犯的宽大改造政策：“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交代处理你们诸位的政策，对你们一律宽大，进行教育改造，而且是认真耐心的教育改造。给你们明辨是非，认识真理，重新做人的机会，能够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你们所犯的过错和罪恶，绝大部分是受旧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造成的，对历史影响造成的罪恶只要认识到了，而且彻底悔改，便既往不咎，一律宽大处理。”
张治中环视一下周围：大家的目光都看着他，听得很认真，他继续说道：“听说诸位在学习上，很多都能实事求是，认真检查批判过去的罪恶，向党和人民认罪，决心和过去划清界限，这种态度是很可贵的。可以断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包括你们在内，有着光明的前途。”
张治中自然说到以往黄埔的历史：“我们过去是拥护和响应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号召，而投身黄埔军校的。曾在正确的革命道路上作过奋斗，但不幸后来走上了歧途。今天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首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显著提高。全国上下出现政治清明，团结一致，各业各界发达兴旺的气象。孙中山先生所未能达到的宏誓大愿，在共产党领导下俱已实现，有的甚且过之。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全局和长远观点着想，我们获得的是光荣伟大的新中国，试问还有别的什么可以比这更宝贵呢？”
战犯们不由啧啧交谈起来。原先最顽固的杜聿明此时的感触也最深。他发言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确实站立起来了。我被俘后，原来潜伏在身上的多种疾病复发，危在旦夕，是共产党费大力抢救，真不啻活死人而肉白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深铭肺腑。”说着，他掏出小手绢，擦拭着无法控制的泪水。
“这事我听说了。你得的结核病，需要特效链霉素，我国还不能生产，美英对我国封锁、禁运，它们的药质量好，可运不进来；只能用苏联生产的，可性能又不好，政府派人用黄金到香港和澳门去购买的。”张治中说的这些情况，可能杜聿明还是头一次听说。
杜聿明感激万分：“共产党真正乃我再生父母！我一定好好改造思想，争取新生，争取立功赎罪，报答党和人民恩惠！”
杜聿明带头一说，会场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战犯们争着说自己最深的感受。张治中很高兴他的学生们能有这样大的进步。他请一旁的邵力子先生讲话。邵力子虽然已经76岁高龄，身板却很硬朗，记忆力也特别好。在场的许多人他还能喊出姓名，说起黄埔的旧事，他也是一清二楚。他向学生们简要介绍了国共最后一次和谈的情况：“当年文白先生和我们几个人来北京参加两党和谈，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作了很多让步，国民党完全可以接受。无奈当局无和平诚意，坚持顽固立场，致使战火又燃，给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国家元气更伤。傅作义将军、程颂云（程潜）毅然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或接受和平改编，或领导起义，是十分明智和顺乎民心的行动。我们黄埔一期同学中，郑洞国同学在长春和平投降，陈明仁同学在长沙和平起义，是识时务的俊杰，应该成为我们的黄埔同学的榜样。”
几位同学唉声感叹，悔不该当初与人民为敌，落得如此下场。
邵力子说：“文白先生刚才向你们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只要你们真心诚意地悔改，一定会得到人民的谅解。”
张治中也补充说：“周总理要我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
两位老师走了，却给功德林留下了希望。
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从1959年6月至10月，他们先后三次给中共中央写“感恩信”，除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9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几天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刘少奇据此发布了特赦令。
消息传来，在秦城农场劳动的战争罪犯们个个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争着看报纸，有的把毛泽东的建议和特赦令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夜深人静时，他们有不少人失眠了，不知喜鹊能否登上自己的枝头。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第一批释放。
杜聿明、宋希濂想到自己当初的顽固立场，真有些后悔……
激动人心的一刻到来了！所有的战犯们都屏住了呼吸，甚至不敢抬起眼睛。杨伯涛的儿子就坐在下面，他竟然没有看见……大厅里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
12月4日10时整，特赦大会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致词，宣布特赫十名战犯名单，按序列唱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法官一一授予特赦通知书。第一个叫杜聿明时，他毫无准备，机械地应了一声“有”，立即站了起来。管理员叫他出列，到前面一列长凳前，面向主席台肃立。法官念完特赦通知书全文，杜聿明低头深深向法官鞠躬，双手接过通知书，又深深地鞠躬，转身退到长凳上就座。这时，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起来。摄影记者纷纷将这感人的场面摄入镜头。当十名特赦战犯都宣布完，轮到杜聿明讲话时，他走上讲台，顿时声泪俱下地说：“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激。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决不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