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63年4月，李宗仁才按周恩来的嘱咐，动身去欧洲，以便同程思远会面。夏天，李宗仁接受了意大利《欧洲周报》女记者古斯托·玛赛丽的采访，强烈地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向往：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怎么能够抹杀事实呢？……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李宗仁从欧洲向程思远发出了信息，当年12月在苏黎世会晤。行前，程思远于11月中旬再次来到北京，向周总理请示。那时正值全国人大和政协开会，周恩来忙得很。一天晚上，程思远在西总布胡同一个特设的招待所被叩门声吵醒。开门一看，是国务院秘书长罗青长，他说，快穿衣服，总理在西花厅等你。
一到西花厅，程思远谈了李宗仁的近况，特别说到他最近回国的心情很急迫，他怀念祖国，不愿老死他乡；他想叶落归根，向历史作个最后交代。
周恩来仔细听着，偶尔插话问一下他想知道的某些细节。当程思远表示“情况大致如此，请总理指示”时，周恩来嘱咐程思远：到欧洲会面后，要客观地向李宗仁介绍国内的情况，多征求他的意见。他要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三点意见：
“应该告诉他：我们欣赏李德邻怀念故国、叶落归根的想法，并把他看作是有影响的爱国人士，但是不把他看成代表哪个方面，李德邻不要怀念过去代总统的头衔，那是反动年代的头衔，已成过去。第二点，德邻总想在中美之间做点事情，愿望是好的，但这不符合我们的国策，今天也不需要。不管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还是洛克菲勒，他不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我们就是若即若离。1961年我就向你谈过，德邻以不介入中美关系为好。今天更应该断绝这种念头。这种事对他个人也不会有好结果，甚至可能给他的晚年增添些麻烦。归纳一句话，就是：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还有一点，就是他到欧洲后的去处，这由李宗仁自己决定，一切不要强加于人。”
“你记住了没有？”周恩来说完一段话，停下询问程思远，“你再复述一遍，看是否有遗漏。”
程思远认真复述一遍，周恩来点点头，再次叮嘱：“最重要的是回来的四种可能性，一条条跟他讲清楚。还有四个不要：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不要介入美台关系；不要介入国共关系；不要介入第三势力。如果德邻先生决心回来，我们就要从各方面替他设想周到。对祖国解放十四年来的巨大变化，他要有些准备。青年一代要过五关（思想关、政治关、家族关、社会关、生活关），老年人、封建时代的朋友，也要过五关。为了你记忆方便，你可记住‘四可’、‘四不可’和‘五关’，把这些内容背熟。”
程思远问：“如果他要回来，让他找谁呢？”
周恩来说：“如果他决心已定，你可以通过瑞士大使馆和我们联络，商定具体安排。”
程思远走出西花厅时，东方已经吐白。他俯身坐进汽车时，看见周恩来还站在台阶上向他招手。
圣诞节前一星期，程思远飞抵苏黎世。李宗仁在欧洲南部休养了一个时期，也到这里来了。他们在约定的天堂广场SAVOY饭店见面。两人久别重逢，紧紧握手，相视良久，感慨万千。程思远望着李宗仁，觉得他头发秃了一些，两鬓皆白，但精神尚好。午饭后，他们到圣彼德饭店前面的咖啡馆，在靠街走廊尽头找了一个僻静的座位，彼此谈起阔别后的情形。
李宗仁呷了一口咖啡，满嘴苦涩里透着浓香：“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是思念祖国。帝国主义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成了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祖国，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想想在我们政权下的糜烂和孱弱，我是服输了。”
程思远急于将周恩来的话转述：“周恩来总理嘱咐我向你问候。关于德公回国一事，他有‘四可’之意见，嘱我仔细转达：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周总理还希望你这次务必按时回美国。”
李宗仁刚一听完，就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程思远问：“李夫人如何？”
李宗仁皱了一下眉头：“还没有同她谈过这个问题。要是她不愿同行，我就一个人先回去。”
12月22日，程思远和李宗仁同一天离开了苏黎世。李宗仁回美国，程思远回香港。一到香港，程思远就将这次会面情况写信报告了周恩来。
然而因种种原因，李宗仁并未立即成行。直到1964年10月，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声巨响震撼了整个地球，也震撼了世界政治。从此没有人再敢小看红色中国了。同样，这声巨响，也震撼了闲居海外15年之久的老年李宗仁。他那颗回归之心再次跳跃了。特别是第二年他在美国《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不要再沿着错误的政策走下去，应该仿效戴高乐的法国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政策，他遭到了台湾方面的强烈攻击，甚至他的老友白崇禧也指责他。虽然他认为白是为他人挑拨，不必怪罪他，但年复一年，流落异乡的孤苦已不堪忍受。另一件事也促使他痛下决心，那就是郭德洁女士已发现患了乳腺癌，活期只有六个月。3月，李宗仁给程思远写信，表示急于回国，不愿再在美国虚度残年。
程思远的信息很快到达北京，到达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果断决定：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夙愿，可以如愿以偿了。
李宗仁接到回音，立即着手按预定方案行动起来。6月13日，李宗仁离美飞欧。此行将是回国的第一程。程思远接到电报，即电夫人石泓到广州向北京报告。16日，石泓返回香港，说周总理要程立即到北京一趟。18日，程思远到达北京，被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统战部部长徐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告诉他，周总理已于今日上午离京出访非洲十四国，临行对李宗仁先生回国一事作了具体指示，并托他们代为传达：
政府发给李宗仁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程思远带往瑞士面交；同时发给程思远一笔旅费，请他把李先生接回来；程思远到苏黎世时，将有负责同志同他联系，帮助他解决有关问题。
次日，程思远离京南飞，作赴欧迎李归来的准备。28日，程思远飞到了苏黎世，见到了李宗仁夫妇。
7月7日，周恩来出访归来，又询问有关李宗仁回国一事。12日，周恩来得到消息，说台湾国民党方面可能已经知道了李宗仁的行动。他立即通知在苏黎世的有关人员，李宗仁一行务必在13日下午2时离开苏黎世，前往卡拉奇。李宗仁按时飞离了苏黎世，果然两小时后，台湾有人就带着白崇禧的亲笔信找到李的住所。李一行飞抵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后，中国驻巴大使立即按周恩来的指示，把李宗仁等人接到大使馆内。
这一年的北京夏天来得特别早。7月10日左右学校就开始陆续放假，有条件或是有相当职务的人们也开始涌向北戴河，以避开来势汹汹的盛暑。13日晚，周恩来得知李宗仁一行已经到达卡拉奇时，虽是晚间，他还是将张治中、傅作义、章士钊、邵力子、刘斐、屈武、黄绍、李蒸等人招至中南海，说是吃顿便餐，其实是借此给他们打打招呼。他们听到周恩来宣布李宗仁即将回国的消息时，都露出惊奇的神色。周恩来告诉大家，此事酝酿已久，颇费周折，最后他能下决心，克服困难回到祖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周恩来还说：“这件事还不到公开的时候，因为在座的诸位是李先生的熟人或者与李有历史上的关系，所以先给大家通气。政府准备举行欢迎仪式，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到飞机场参加欢迎仪式。”周恩来这一说，本来一些要去北戴河的人有些为难。
周恩来说：“这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他说服大家，“还是要去迎接，他回来以后可同他多谈谈嘛。”
对李的归来，也有一些不同看法，周恩来提醒大家：“凡是有思想的人，总是高瞻远瞩，不要看眼皮底下的小事；希望大家能看大的，不要尽看鸡毛蒜皮，心情就舒畅了。”
周恩来自己则先飞往上海，准备在那里与李宗仁交谈后，再公开在北京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
让周恩来放心不下的是，李宗仁尚在卡拉奇，香港的《快报》已经报道了李宗仁即将返国的消息；美国的《纽约时报》也已证实李宗仁夫妇飞离了纽约，以3.6万美元的过低价格卖掉了房产。蒋介石惯于暗杀的习性很可能再次爆发。在友好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协助下，李宗仁一行安全住进中国大使馆，并在丁国钰大使的陪同下，登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
等候的间隙，周恩来还在做一些人的工作：“李宗仁要求回来，他能回来，我们欢迎。人重晚节，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并不能影响自己的觉悟，一个出身反动阶级的人，如果能觉悟的话，还是可以为新的阶级服务的。有些人觉得对一个老国民党的官，何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地欢迎他。有人说，老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要看到李宗仁归国的积极作用和影响。看问题要从大局出发。”
7月18日上午11时，飞机经广州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李宗仁夫妇在程思远等人的陪同下，走下舷梯，他没有想到，周恩来总理已经站在跑道旁。
李宗仁过于激动，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快步上前，一把抱住周恩来，眼里闪着泪光。
周恩来亲切地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
李宗仁连声说：“总理你好，总理你好！”
站在周恩来身边的陈毅、叶剑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都同李宗仁一一握手，而后将李宗仁一行送至锦江饭店住下。
下午，周恩来来到锦江饭店看望李宗仁。当晚，周恩来在文化俱乐部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陈毅副总理也出席了。豪爽健谈的陈毅一入席，便幽默地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当时北伐军一共有八个军长。现在李德邻先生回来，我们就有四个军长在祖国大陆了。”在座的掐指一算，可不：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军长程潜、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再加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正好是一半。有几位解放军的将领过来向李宗仁敬酒。大部分李宗仁不认识。周恩来在一旁一一介绍，并风趣地说：“你们以前是打过仗的啊！现在你回来了，大家欢迎你。”李宗仁添酒回敬，一饮而尽。
第二天上午，继续在文化俱乐部会谈。周恩来讲话时说：“李先生万里归来，我们很为你的安全担心。台湾方面现在到处打听李先生的消息，但所得的消息都是不准确的，证明他们情报落后了。”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注意到了李先生1955年在美国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我们赞赏李先生的态度，中国的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李宗仁说：“那是我在美国看到了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受到影响而表明的态度。”
周恩来继续说：“1955年时，艾登来了一个电报，要和我会面，他想斡旋台湾问题。我们答复他说：欢迎你来看看，但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插手。后来，我在亚非会议上发表声明，表明中国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以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后来我们就通过英国疏通，与美国开始了大使级谈判。但我们从来不拿原则做交易。1961年陈诚访问美国，美国让陈看了中美会谈记录，陈诚反而很受感动，知道我们不拿原则做交易。”
这年6月，陈诚在台湾刚刚去世，所以就陈诚这个人，周恩来多说了几句，他对李宗仁说：“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可惜他身体不好……他临终时留有遗嘱。台湾当局要修改发表，他夫人反对，说要么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发表。”旋即说了一遍陈诚的遗嘱。
李宗仁说：“总理，这次回来，就再也不走了。宗仁愿将有生之年，报效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
周恩来含笑说道：“李先生说回来不再回去了，但是，‘四大自由’还是要讲的。1963年11月间，我曾请程思远先生转达了‘四可’的内容。现在，我们还要重申来去自由。来去自由，不单是你的问题，还有你太太。你太太还可以去香港。去年我曾向罗隆基、章伯钧宣布，你们现在想出去，我们欢送，在外边住不惯，还可以回来。”
7月20日上午，周恩来同李宗仁夫妇一起乘车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乘一架专机先行。临上飞机时，他对李宗仁说：“我先飞20分钟，我在北京欢迎你们。”
以后，为了帮助李宗仁准备记者招待会，周恩来按照李宗仁的请求，专门推荐了几个人做顾问或参谋。这几个人是《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和中宣部副部长姚溱。这都是周恩来信得过的“笔杆子”和“外事通”。但他仍把他们招至办公室，交代此事应如何做好：“李德邻先生去国十六载，这次毅然归事，很不容易。这次，李先生要举办中外记者招待会，请我推荐几个人去帮忙，做参谋或顾问吧。我决定推荐你们四人前去。你们的任务只是从旁帮助，提供参考性的意见，一切均要尊重李先生，由李先生自己决定。只提供情况，如外国记者关心什么问题，可能提出什么问题。他有疑难也可以坦诚相告，但他怎么讲，完全由他做主。讲话稿不用我们起草，他身边的程思远先生曾长期当过他的秘书。如果李先生一定要听听我们对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意见，可以请他考虑六条：一、历史旧账可以不提；二、重点讲讲回国后，尤其参观东北后的观感；三、中美关系可以谈，但以少谈为好；四、中苏关系可以不谈；五、对台湾方面以态度平和、留有余地为好；六、对记者当场提出的问题，可以据实回答。”
过了两三天，李宗仁就将吴冷西等四人请到他的住处，商量准备开招待会的问题。吴冷西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他提供了中外记者的情况和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李宗仁也大致谈了他的打算，随后就要程思远同他们一起交换意见。程思远再三要求顾问们提些建议，吴冷西等起先还是说请他按照李先生的打算办就行了，最后才根据周恩来交代的六点意见，委婉地向他提了一些建议，并一再说明只供参考，最后意见由李先生定夺。又过了几天，程思远约顾问们相聚，拿出李宗仁准备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稿，征求意见。吴冷西等看到其中有些问题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如中美关系、中苏关系还是谈了许多。但对台湾蒋介石方面的态度倒是平和、留有余地的。顾问们按照周恩来事先的要求，没说什么，只就讲话稿中个别文字提了一些意见。
为了开好招待会，周恩来让自己的随身翻译冀朝铸为李宗仁做招待会的现场英语翻译。冀朝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英语流畅，反应灵敏，是国内最好的翻译，李宗仁十分满意。这次记者招待会开得十分成功。
蒋介石询问部下：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黄埔学生、“陆军总司令”罗列说了真话：“我看没有把握。”蒋介石被泼了冷水，立刻将罗列撤职，改由刘安祺担任。刘为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