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物价飞涨，不仅房价早就一路走高，就是猪肉、大米、白面、方便面、拉面……也涨个不停，要求政府干预、控制物价的呼声顿起。各级政府似乎也真相信自己有控制物价的能力，纷纷对从房价到拉面的价格做出硬性限制甚至具体规定。政府，俨然是市场经济中能将物价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物价之王。
民众如此高看政府、政府也如此自视甚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政府“迷思”的长久传统。其实，这种对政府的“迷思”，正是许多错误、甚至悲剧的根源。有鉴于此，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1944年出版的《官僚体制》和1956年出版的《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对政府进行了“除魅”。薄薄两册，合为一书，字数无多，却是言约旨远。
他的主旨是捍卫市场经济，因此官僚体制是必须解决的真正病因。但他又并非简单地“反官僚”、完全否定官僚体制的合理性，而是冷静、客观地分析了“市场机制”与“官僚体制”各自的边界。他指出，在人类社会框架内处理各种事务，即人们之间的和平合作，存在“官僚管理”与“利润管理”这两种方式。他承认，在某些领域官僚管理是人类行为唯一可能的方法，例如警察局，就不能实行“利润管理”而只能是不考虑利润的“官僚管理”。因此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控诉或谴责官僚体制，而只是客观分析说明官僚体制意味着什么、与利润管理有何不同。对这两种体制，他明确说道：“我们既不想赞扬，也不想谴责。我们想搞清楚这两种体制的真相，它们如何运行，它们如何服务于人民的需要。”
在他的理论中，市场经济实行的是“利润管理”，在这种模式下，每个企业家，无论是工商业人士还是农场主，其目的都是创造利润。资本家、企业家和农场主在经济活动中是辅助性的，他们是船舶的舵手，但是他们并不能随意规定船舶的航线。他们不是最高统帅，他们仅仅是舵手，必须无条件服从船长的命令，而消费者才是船长。在这种体制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费者，通过购买和拒绝购买来“投票”，每一张钞票实际就是一张“选票”。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厂家就赢得了消费者的“选票”，结果就能使穷人变富；如果生产的产品不对路，纵然曾经富甲一方，依然会失去消费者的“选票”，使富人变穷。因此，这是一种经济民主体制，消费者是拥有主权的人民，而“资本家、企业家和农场主是人民的仆从。如果他们不服从，如果他们不能用消费者所要求的尽可能低的成本从事生产，他们便会失去自己的地位”。所以，盈亏是消费者给一切工商业活动的紧箍咒。而如何判断、确定“盈亏”，则要依靠价格。在市场经济中，一切设想和计划，都建立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没有价格，一切都无法落实。他论证了消费品价格可靠且严格地反映着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在经济生活中，价格是最重要的信号，指导着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如果通过价格管制扭曲了价格，发出的是错误、扭曲的信号，对经济生活的引导是灾难性的。价格管制可能一时有利于消费者，但长远来说最终要由消费者“埋单”。因为“价格”背后反映的是供需关系，市场化的解决方案是让市场发挥作用，某种商品的“高价”说明其稀缺，因此带来的高额利润自然会吸引更多厂商进入，增加供给，促使价格回落。而实行价格管制后，厂家、商家因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会产生亏损，就有可能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直至减少投资、裁员缩产，结果就是商品短缺。而行政管制，恰恰屏蔽了价格的这个最重要的信号功能；没有准确的信号，各种管理其实只能是“盲动”。
从其经济理论，人们很容易认定他是一位彻底的“反官僚”者。但是，他在坚定地反官僚的同时又客观地承认，经济活动毕竟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所以在人类活动的一些领域便不存在“利润管理”的问题，只能由政府进行“官僚管理”，甚至某些领域的官僚管理是人类行为唯一可能的方法。在他看来，官僚体制本身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只是一种管理手段。他再三强调，无论是民主体制还是专制统治，都不能没有“官僚化管理”，他甚至将许多人相信的“官僚化管理同民主的政府管理和制度不相容”这种观点斥为“谬论”。他对官僚管理的定义是：“官僚管理是一种运用于行政事务的手段，这种行政的结果，不具有市场上的现金价值。”由于生怕被误解，所以他特别提醒人们记住：“我们没有说成功的公共事务管理没有价值，而是说它没有市场价格，它的价值无法落实于市场交易之中，所以也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官僚与非官僚的区别，就在其工作领域中不可能用货币评估一个人的工作成果。企业家获得利润的多寡，是其为消费者亦即全体人民提供的服务是好是坏的体现；但政府的表现，却无法通过这种核算分出胜负。国家为了维持各种机构、支付工资和薪水、购买所有必要的设备和物资而花钱。可是它从开支中得到的成果、它所提供的服务，却不能从货币的角度进行评估，无论这种“产出”多么重要，多么有价值。对它的评估，取决于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他无奈地承认，我们必须忍受在追求利润的企业中行之有效的办法无法适用于警察局或税务局这一事实。“官僚管理”必然比“利润管理”效率低下，而且，由于公共行政的目标不能用金钱衡量，也不能用会计方法进行核查，政府的“成本”很难精确核定，盲目扩张便是政府的天性。当习惯于“不计成本”、效率低下的“官僚管理”要突破自己的领域来直接经营企业，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时，必然对本应“斤斤计较”、追求效率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在这种官僚管理扩张的体制中，“国企”领导人本质上不是企业家而是政府官员；私人企业的经营者更加关心的也不是如何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降低成本，而是如何与政府官员拉关系甚至行贿。总之，“今天许多人视为罪恶的东西，并不是官僚体制，而是官僚管理领域的扩张。这种扩张，是日益限制公民个人自由以及今天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用政府管制取代私人主动精神这一内在趋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他提醒说，许多人在要求价格管制、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往往又严厉谴责官僚主义，而他们没有认识到，政府管制物价也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为增设相应的机构与人员必然要增加政府的支出，政府的“成本”加大，即政府更加“昂贵”，只是由于无法对其进行“利润管理”的核算，人们不易觉察罢了。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这种强烈要求的实质就是在要求更多、更强有力的官僚体制，甚至会一步步导致人类全部活动领域的彻底官僚化。人们对“物价”的敏感和“官价”的麻木，是“官僚管理”极易扩张到经济领域的社会心理基础。
无疑，米塞斯对官僚化抱有高度警惕并且坚决反对。但是，他对另一种“反官僚”却更加警觉。官僚体制的特点是循规蹈矩、谨小慎微、机械僵化、论资排辈、死气沉沉，因此朝气蓬勃、热血沸腾、敢于冒险、渴望建功立业、要求打破论资排辈的青年人与之格格不入，时时都有“反官僚”的强烈冲动。但米塞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青年运动是年轻人对抗官僚化威胁的一种软弱的、毫无成效的反叛。它注定如此，因为它没有击中这种罪恶的根源，即社会化趋势。事实上，它不过是一种内心不安的混乱表现，没有任何清晰的观念和明确的纲领。”他看到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正是煽动、号召、利用了“反官僚”和对官僚造反的“青年运动”夺取了政权，进而在经济、社会甚至私人生活领域内都最全面、最彻底地实行了“官僚化”管理。诚如其言：“青年运动反映着面对管制的青年人前途渺茫的内心焦虑。但它也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虚假反叛，因为它不敢严肃地反抗政府全面控制和极权主义这种有增无减的威胁。这些吵吵嚷嚷、看似暴徒的人，其实是些无能之辈，因为他们受着极权主义迷信的控制。他们纵情于喧嚣的煽动，唱着激动人心的歌曲，然而他们最想得到的是政府的职业。”“今天，在那些走在极权主义道路最前列的国家，青年运动早已寿终正寝。在俄国、德国和意大利，青少年已经被牢牢地绑在了无所不在的国家机器上。从十分弱小的年纪开始，儿童就是政治组织的成员。从摇篮到墓地，所有的公民都是那架一党制机器上的零部件，他们要毫无异议地服从。不允许任何‘私人’组织或集会。官方机构不容忍任何持不同意见者。这就是官僚体制乌托邦的现实。”恕我啰唆重复，米氏这段警世之言写于1944年。
因此，他认为只有理性、正确的常识和民主制度才能真正限制（并非完全否定）“官僚管理”。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08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