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不同方面有各自的根本性难题。世界观中的难题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有没有客观世界？客观世界是否就是主观世界中映现的世界，这两者是否具有同一性？康德用物自体把这个问题搁置了，可实际上哲学不可能绕开这个问题。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天天碰到这个问题。
认识论中的难题是人的认识从哪里来？认识具有客观性吗？判断客观性的标准是什么？庄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难题。他说：“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胜若，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怎么办？找个裁判。谁当裁判？“吾使谁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说来说去，是非对错是无法证明的。从庄子这个难题的设置中，你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伟大。因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二条说得很清楚，离开实践讨论认识的是非对错只能是经院哲学。庄子这里绕来绕去的反复论证，就是把认识局限在纯认识的范围内来讨论。
价值论中的难题是价值的本质问题。如果价值就是满足需要，毒品对吸毒者最有价值，赃物对罪犯最有价值，侵略对侵略者最有价值。价值需要说陷于困境。可说价值与主体需要无关，那价值判断就是无主体的判断。无主体的价值判断同样会陷入理论困境。因为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看到对同样对象、同样问题，由于判断主体不同，价值判断大相径庭。认为价值判断与主体无关的论断也站不住。诸如此类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一大堆。价值满足需要说有其不足之处，可如果脱离主体需要讨论价值，其矛盾并不比需要说的矛盾更少。因而，必须进入科学与价值关系的研究，进入人的社会和需要主体的社会关系制约性的研究。把价值判断与科学判断分开，把价值判断当作与科学判断无关的问题，把判断主体当作与社会关系属性无关的人，价值问题永远争论不清。
人生观最难的问题是人为了什么活着，这是涉及人生意义、价值、理想、信仰等的重大问题。人类延续离不开繁殖，性是人成熟后的本能需求。它表现为欲。有欲则有情。情是欲的表现，欲是情的内核。人不仅是生物个体，同时也是社会存在物。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有精神需求，这就是理想、信仰。人的两性关系不是简单交配，而是升华为爱情，演绎出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牡丹亭》、《西厢记》以及《红楼梦》大观园中的那些少男少女们之间的情感，都不能被还原为简单的男女情欲，可其中确实有情欲。有情必有欲，但有欲不一定有情，这是人的恋爱与动物交配的根本区别。物的需求压倒精神需求，人返回动物；精神需求调节生物需求，则是理想人生。
人不可能绝欲灭情，也不能纵欲滥情。平衡情与欲的是理，理性与理想。由理性来衡量欲望的正当性和情的合理性限度。当“理”以理想的形式存在，这种人就是有信仰有道德有人格尊严的人，是自尊、自爱、自信的人。这种人的理想超出了本能的欲望，使欲望转变为一种动力或正能量。相反，纵欲伤身，滥情伤人。《诗序》中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所谓“止乎礼义，先王之泽”，讲的就是社会规范。人的情欲一旦挣脱社会规范，人就动物化了。历来最有影响的爱情诗都是歌颂情而非欲，如秦观《鹊桥仙》之“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幕”；苏轼悼亡妻之《江城子》，“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读之催人泪下。我不喜欢当代所谓的爱情电视剧，床头加拳头的戏是欲压倒情。其中有情，也是滥情，以滥情为美，混淆了人与动物的界线。
人生是一个包含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幸与不幸的过程。喜剧是对欢乐和幸福的表达，而悲剧则是对不幸和悲哀的抒发。人们喜欢喜剧，因为人们希望圆满、大团圆；可人生不可避免地会有冤屈，有不幸，有不公的遭遇。要倾诉，最佳表现方式是悲剧，如《窦娥冤》。自然灾害之所以构不成悲剧，是因为它缺乏社会因素，缺少人与人的关系。可天灾中人的不幸遭遇，灾害中人与人相互关怀的复杂情感和动人故事，则能构成具有社会性的悲剧故事。唐山地震中的家破人亡，相互救援或家庭重组，可以成为一出悲剧。而单纯地震则是自然灾害。人生观不会研究自然灾害，但会研究自然灾害中人的表现，如本能求生欲望和社会互助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