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为什么唯物主义是正确的而唯心主义是错误的，你们就想想地形与地图的关系。究竟是地图应该符合地形，还是地形应该符合地图呢？除了傻瓜，谁都懂。地图是按照地形绘制的。颠倒地形与地图的关系，就不懂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重要性。
一个错误标识的地图只能误导人，错误的理论同样如此。我们只能修改地图以反映地形，不可能修改地形迁就地图。理论何尝不是如此！只有根据实际发展理论，不可能强求实际迎合理论。削足适履，只能失败。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如此。
地形与地图的关系只是比喻。马克思主义只是普遍原则，它并没有标明各国的路应该如何走的路标。马克思主义不是地图，也不是GPS，不能当地图用，而只能是指南针，是大方向。具体的路如何走，仍然要依靠走路人自己去探索。因此，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君临实际之上，而是要立足实际、符合实际。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根据。岂止中国化，在任何国家，马克思主义都必须本国化。正如恩格斯对美国工人党说的，你必须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你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你是少数，又移自外域，因此，应该向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所谓马克思主义纲领向本国人靠拢，就是向实际靠拢，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必须美国化。我可以肯定，凡处于边缘状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问题。西方国家最害怕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而不是论坛化、讲坛化。前者是对统治的威胁，而后者则是坐而论道。
用地形与地图来说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说明从物质到意识还是从意识到物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不能简单化，因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分远比地形与地图的关系复杂。按地图来规定地形，显然是错误的。可理论终究不是地图，而是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它具有能动性和反作用。而地图对地形只能如实绘制，一山一水，毫无差错。必须克服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形而上的缺点，必须认识到唯心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和意识能动中的合理性中包含的辩证法思想仍然是对人类哲学思想的一种贡献。列宁提出聪明的唯心主义和愚蠢的唯物主义之分，并称赞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
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我们应该坚持唯物主义，坚持按地形绘制地图，而不能相反。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观点上，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批评说：“辩证法的拥护者黑格尔不能理解从物质到运动、从物质到意识的辩证的过渡——尤其不能理解后一种过渡。”可是在涉及辩证法问题、涉及意识的反作用以及人的能动性时，我们应该关注唯心主义取得的成就。这样，关于地形与地图的比喻才不会绝对化、片面化。
12.谈格言
12.谈格言
年轻人喜欢格言，因为它以最凝练的方式启迪人的智慧，但我们必须明白，任何单独一句格言都不能构成永恒真理。当格言表现为一个论断时，必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例如，马克思说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此说出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当1844年。此时德国正要结束宗教革命转向政治革命，请问在此时此刻宗教对政治革命，对动员无产阶级而言，是清醒剂还是麻醉剂？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它起着精神鸦片烟的作用，因为它使被压迫者沉迷于对天堂的幻想，而忘掉现实的不幸和斗争。如果不加分析地把这个论断作为关于宗教本质的普遍判断，就会失去它的真理性。既不理解人类历史，也会在现实中导致错误的宗教政策和社会分裂。
宗教的功能是多种的。它的功能的性质和作用往往离不开它的历史背景。宗教，可以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如英国封建社会中王权与教权的斗争；可以是极端恐怖组织进行恐怖活动的思想工具；也可以在行为上自我约束，成为引导人们道德向善、以诚待人的宗教教导，因而真正虔诚的信徒往往是具有道德心和爱心的信徒。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流行的是“把肉体交给市场，把灵魂交给教堂”。在生活上是追求高消费，满足欲望，可空虚的灵魂仍然需要上帝指引。我有一个女学生，很善良的女孩子，出国留学五年，回来后精神不佳，经常处于一种内心痛苦状态。我开导过多次，后来她每星期都上教堂，皈依基督教，慢慢有些好转。她感到有种精神寄托，在教友中寻找到一些慰藉。我相信对虔诚教徒来说，宗教信仰可以起到某种道德教化和灵魂安慰的作用。但我要说，宗教信仰可以救人，即陷于精神困境的个人，但不能救世。它可以使特定的个人得到精神解脱，但不可能改变世界、改变社会。世界因科学技术而发展，因生产力的发展而进步，但人的道德和精神世界并没有因宗教而改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创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世界并没有因为宗教而成为一个没有战争、人人相爱的世界。宗教可以劝世，但不能救世。
一些人认为西方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良好完全依赖宗教，这是言过其实。他们忘记了西方还有一句格言，“把罪犯交给法庭”。在西方，宗教确实发挥了教化的功能，这对西方一些虔诚信徒的道德水平起到了提升作用。这些人怀有对上帝的爱，对人类的爱，对末日审判的恐惧和对天堂的向往。甚至在社会主义中国，宗教也不是鸦片烟，它仍然具有道德和伦理教化功能。宗教最大的危害在于它的政治化。宗教与某种政治势力相结合，往往会激化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我们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但反对宗教沦为某种政治势力的工具。
有的论者说，中国当代社会出现道德问题是因为人们没有宗教信仰。他们提议把中国儒学变为儒教，似乎只要儒学变为儒教就可以发挥西方宗教类似的作用。我对此说持保留态度。这个问题我们上次在“谈儒教”中说过，在此不重复。在这里我要强调，儒学中可能包含某些信仰因素，因为对“天人合一”中之“天”给予超自然的解释，就会引向对有意志的“天”的崇拜。可儒学本质是一种人文文化，而不是宗教。儒学创始人孔子从来没有被神化，没有被抬进神庙，而是被抬进孔庙。孔庙是读书人朝拜之地，而非乞求长生、解脱或有求必应的庙宇。在中国人眼中，孔子是人而非神，是圣人而非凡俗。孔子之能是学而能，多闻、多识，而非天纵之圣。中国所谓儒佛道三教合一说，只是从思想中的某些相通之处说的，而非从宗教角度说的。孔庙中并无释迦牟尼和元始天尊，佛殿中也从无孔子。把儒学变儒教之说有之，但从无此种事实。对读书人来说，得意时拜孔，失意时读庄甚至遁入空门，朝钟暮鼓，青灯黄卷。这是儒佛道三种思想有某些交汇之处，而非三教合一。至于中国百姓，他们没有强烈的宗教教派思想，可以拜和尚，也可以敬道士。和尚、道士共集一堂的事，是常有的。可和尚、道士、儒生共聚一堂做法事的事，从来没有过。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状况，与文明进步、文化普及有关，而非单一的宗教因素。事实上，西方的暴力事件、流行的黄色文化所引发的社会事件，并不少见。至于神职人员中的丑闻，也时有所闻。有人说，西方的科学家也信教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大科学家。这种现象必须分析。一个大科学家成为科学家并不是因为他信教，反之，他信教并非因为他是大科学家。这是并存关系，而非因果关系。科学家可以信教，正如教徒可以成为科学家一样，因为他们用不同的思维方式解决不同的问题。科学家在实验室中，身份绝不是教徒而科学家，他在科学中必须依靠数据、依靠实验、依靠事实，而不能依靠上帝、依靠祈祷；可在教堂中，他是信徒，他不能以科学精神研究上帝是否真能创造世界，真能在七天中创造万物。宗教对他就是一种信仰，而非科学研究对象。对他来说，上帝是否存在并不是他的研究课题，而是从宗教中获得爱心、净化心灵或救赎自我。因而，科学与宗教、科学家与信徒可以并行而不悖。当它们错位时，矛盾就会激化。当牛顿把第一推动力交给上帝，他在这个问题上就不是科学家，让上帝来解决科学还未解决的问题，是科学的败笔；当哥白尼以科学态度研究天体运动，他就不仅不可能成为教徒而且会遭受教会的迫害。
中国并无宗教传统，借神道设教的事古代有过，但也逐渐被文化发展淘汰。中国改善道德风尚，不应从宣传宗教入手，而应推进改革，缩小贫富差距，惩治腐败，改良社会风气，改善人际关系，使人能从社会、从人际关系中得到温暖和关爱，而不是把头朝向天空，希望从上帝处得到爱。爱应在人间，不应在天上。
